207/207藝術品市場和財寶何鴻編著目錄藝術品國際流轉的幾個問題文物回流及文物走私的幾種途徑中國藝術市場的“冷”考慮從數字比較看中國與海外藝術品拍賣業的差距從海外藝術市場的走勢看中國藝術市場中國大陸藝術市場法案透析中國書畫鑒定因素構成述略走向開放的日本藝術市場藝術品交易后資金的交易方式藝術信息指南阻礙中國古代書畫藝術價格值的背景因素從海外走勢看上海畫廊業區域化格局的進展前景上海畫廊三點側視藝術市場中的馬格里特拍賣文物藝術品投資市場的行話、術語藝術品中的“贗品”問題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中的誠信問題藝術市場經緯藝術品成交附表附一：中國陶瓷器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二：中國古代書畫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三：中國近現代書畫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四：西方繪畫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五：中國藝術品成交前十位排行（截止2004年7月）附六：世界要緊的藝術品拍賣行20、中國文物法、中國拍賣法藝術品市場和財寶一、藝術品國際流轉的幾個問題藝術品國際流轉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難題，從某個層面上講，藝術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潛在的經濟價值是造成這一難題的關鍵，再加上藝術品區不于其他商品的要緊特性在于其獨一性。藝術品國際流轉是指國家與國家或與地區之間藝術品的交流和互動，其中也包括非正當手段的藝術品流淌，要緊是指正常的國際間藝術品貿易（如藝術品拍賣）、非正常的藝術品流淌（如戰爭掠奪、海盜、走私等）、禮節性的藝術品交流（如朝貢、捐贈等）、藝術品的轉借等等。嚴格意義上的藝術品國際流轉是有積極意義的，一方面能夠增進國際間的文化藝術交流和培養良好的文化情感，也能夠提高人們的藝術鑒賞水平和文化藝術素養；另一方面，還能夠增強民族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意識。不同的民族在相互間的文化關照和比較中能夠獲得精神情感方面的愉悅和內心滿足。藝術品國際流轉中最苦惱的問題是由于歷史、政治等遺留下來的藝術品非法流轉問題，隨著藝術市場的進展和整個藝術品國際流轉體制的不完善，加劇了這一問題的矛盾化。藝術品的國際流轉早已是個歷史問題，在人類初期的戰爭中表現得比較明顯。戰爭對藝術品的興趣，從古希臘算起，距今也近3000年。公元前8世紀之前的古希臘《荷馬史詩》之一的《奧德塞》中便記載有制服者大軍是如何從特洛伊城掠奪藝術珍寶。古希臘以后的羅馬人更是以掠奪藝術品為榮，難怪古羅馬人以大量保存和繼承了古希臘藝術而倍感欣慰。到了近代，最為明顯的是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以后，開始了全面、廣泛和深入的搜刮和掠奪。如1860年的英法聯軍、1900年的八國聯軍、20世紀初的西方文化探險家（如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西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以及30~4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文化政策等，對中國藝術品的掠奪和破壞，造成了巨大的文化藝術災難和民族精神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在許多國家的瘋狂掠奪再次為人類的文化藝術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長期在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陣線上生活著，我想，文化的較量是文化背后隱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致。要不然，當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在面對用炮彈轟炸埃及獅身人面像而顯得無奈時怎能發出“最難制服的是文化”的感嘆。正是基于這一點，藝術品的強大精神要素構成了藝術品國際流轉的堅強壁壘。一方是失去藝術品而表現出來的民族仇恨和無奈；一方是得到藝術品的自傲情結和興奮心情。中國藝術品由于戰爭掠奪等緣故流向海外的數量是特不巨大的。以中國歷代名畫為例，南京藝術學院的林樹中教授就確定有23000件，均有案可查。末代皇帝溥儀一次就從北京故宮竊出法書名畫1200余件，后流失散外。我們依稀還記得：30年代日本人在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野蠻搶掠，共盜去300多個佛頭。這種破壞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損失是無法估量的。據資料統計，從甲午戰爭以后，日本共從中國掠得書籍300萬冊，重要文物15245件。敦煌文物在伯西和、斯坦因等人的盜賣和掠奪下，只能用“無法計算”來衡量他們獲得的文物數量。保守可能，中國非法流失在外的各類藝術品應不下1000萬件。這些藝術品要緊分布在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瑞典、日本等地。戰爭與走私是造成國際藝術品非法流轉的兩顆毒瘤。走私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藝術品走私是繼緊俏商品、毒品、人口之后的另一大宗走私品。中國每年走私出去的藝術品不計其數，而中國香港則成為藝術品走私的中轉站，走私的前因是盜墓。一位俄羅斯記者——普里瓦洛夫是如此報道中國文物走私現象：中國的文化歷史遺產不斷被盜并偷運國外。另有報道講：僅西安市郊一當地農民就將約1000座古墓盜掘一空。這些被盜文物走私到海外，一般是通過香港和澳門。拿香港來講，平均每天進入香港的大型貨車約有2000輛，而受到檢查的不到200輛。香港《南華早報》提到：中國文物走私——香港做媒。文章講，1986年河南農民非法挖掘了公元前1~4世紀的古墓500座。1990年2~11月，一個團伙就盜掘46座古墓。1992年陜西博物館一副館長訪問法國，在一家專營中國文物的商店里看到竟擺放著四、五百件中國的青銅器和石雕。為此，香港大學法律講師戴維·墨菲講：“這些中國法律禁止的文物，差不多上從香港用船運到法國的。”1993年，香港海關人員在羅馬橋截獲107件文物，價值超過1000萬港幣。中國文物走私的數量永久無法確證，正如墨菲所講：“文物走私變得更為頻繁，中國大陸及香港的海關時常截獲文物，無法統計到底從中國大陸走私出境多少文物，但從文物市場上出現的文物看，這一數量無疑是驚人的。”香港成為中國文物走私中轉站的要緊緣故是香港《差不多法》中全然沒有文物的條款。香港實行物資自由流通的政策，是促成這一事實的必要條件。在國外，飽受20年戰亂之苦的阿富汗，流失了大量的文化藝術珍寶，現在北美、西歐和日本等地的藝術市場上經常可見阿富汗的藝術品。美國加州亞太藝術博物館主任大衛·卡曼斯基就曾在倫敦一位古董商家中見到一件有著2000年歷史的阿富汗象牙首飾盒，這件物品曾是喀布爾博物館的藏品。2001年2月，在紐約國際亞洲藝術博覽會上，倫敦約翰·埃斯肯阿齊畫廊展出了一件鍵陀羅時期酒神巴克斯的頭像，后鑒定它來自巴基斯坦。2001年10月，美國對阿富汗進行軍事打擊往常，人們發覺在喀布爾博物館收藏的20000件黃金制品，不知在何處？這也進一步讓人們理解了為何戰爭能讓人發財的道理。戰爭對文化、藝術的破壞和掠奪是空前的，一次次制造人類文化和精神情感的災難。由于國際間的協作關系和法制不健全，也帶來了國際藝術品流轉的許多矛盾和問題。在海外尋訪中國藝術品多年的林樹中教授就深有感觸：流失海外的這些名畫依靠什么手段追回呢？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楊振寧教授在海外尋訪中國藝術品也發出了同樣的感慨，并為這些國寶早日回國不斷努力。盡管中國在1997年3月加入了《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該公約規定：對今后通過非法手段和途經流失到境外的中國文物，有權在75年內依法提出返還和歸還。但這一年限的規定，勢必將中國帶入一個特不尷尬的境地。中國流失出去的文物絕大多數早已超過了75年，如何辦呢？我想：一方面通過外交手段或國際立法，無償或有償將這些文物返還；另一方面，在經濟能力許可而又無法達到的情況下，只有通過道義、國際輿論和文化責任了。由此看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形成統一的國際藝術品流轉體制是特不必要的。一個世紀以來，藝術品的國際流轉，在立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明顯不夠。除上面提到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還有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全球性公約《關于禁止與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方法的公約》，但這一條約未能專門好地解決國際間由于歷史問題造成的文化遺產問題，而更多的是關注世界各國在文化財產問題上的相互利益。在地區間，美國和加拿大簽署了《收回與歸還被盜文物的有關考古、歷史及文化財產合作條約》，這一條約專門好地促進了兩國間聯合考古與文物互換等方面的問題。此外，美洲國家組織實施的《關于愛護美洲國家出土文物、歷史及藝術遺產圣薩爾瓦多公約》；1954年《海牙公約》在《柏林條約》和《凡爾賽條約》的基礎上，規定對所有國家的文化財產實行全面愛護，使其免受戰爭破壞，亦免遭和平常期的掠奪。歷史上由于戰爭等緣故造成的藝術遺產問題，是已既成的事實，而令各國異常頭疼的則是正在進行的瘋狂的藝術品走私和盜竊行為。這一行為的直接結果是嚴峻加劇了藝術品國際非法流轉問題，因為被盜的藝術品總是通過非法手段流出國外，以獵取暴利。藝術品的被盜案幾乎在世界各國均存在。1994年6月，一群盜墓賊在河北曲陽縣盜得五代前蜀節度使王處直墓的“人形大理石浮雕”及陪葬品，后從韓國走私到美國。2000年元旦，英國牛津大學博物館被盜一幅印象派大師塞尚的名畫，當時牛津街上沸騰的人們正在為慶賀2000年的到來而狂歡。這幅畫創作于1879~1882年之間，估價320萬美圓。針對藝術品的被盜問題，世界各國也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法律和條約。1979年，美國頒布了文物愛護法《1979年考古資源愛護法》；1990年又通過了《土著美洲人墓葬愛護和返還法》；1991年頒布了《國家被盜財產法》等。中國1982年11月通過了《文物愛護法》，其中對文物的出境等問題作了詳細的規定。后來又在國家文物局等單位的倡議下，制定了《關于嚴厲打擊盜掘古墓犯罪活動的意見》。由于戰爭等緣故造成藝術品流失的歸還問題，則成了特不現實的問題。目前，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要緊有：依照相關法律強制執行、通過拍賣或贖買方式、無償奉還。1999年7月中國被盜文物——五代人形大理石浮雕，經中國政府的交涉，在紐約佳士德拍賣時被美國法院查扣，并依法歸還中國。與此案情形相似而結果截然相反的是2000年4月，香港佳士德和蘇富比兩家拍賣行在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下，他們以香港法律和國際法為幌子，公然拍賣4件1860年英法聯軍在中國放火焚燒圓明園時搶奪的文物。這些文物，后來被中國北京保利集團斥巨資競拍回國內，搶救了這些失散多年的國寶。1995年，轟動海內外的山西省靈石縣資壽寺十八羅漢頭被盜往臺灣等地，1999年3月，臺灣收藏家陳永泰先生以70多萬美圓的重金購得后捐還給祖國大陸，近5年的流離，十八羅漢重歸故里。這一義舉，作為中國海峽兩岸“文物互動”的合作，被列為1999年中國內地收藏十大新聞之首。隨著國際經濟文化環境的改善和世界各國文化責任意識的加強，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失散藝術品回歸故里。2000年初，西班牙政府借意大利羅馬巴爾里貝尼宮進行西班牙畫家戈雅畫展之機，以240萬歐元的重價購得意大利一家族收藏的戈雅名作《欽瓊女伯爵》，極大豐富了戈雅繪畫在西班牙的收藏。2001年4月，上海圖書館斥資450萬美圓購回在海外漂泊半個多世紀的“翁氏古籍善本收藏”，這是中國清代以來留存在海外的最后一批善本書收藏。針對這一舉措，國人各有議論，褒貶不一，但不管如何樣，有一點是值得確信：買回來的決不僅僅是80種、542冊圖書，更重要的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回歸。上個世紀末，奧地利政府作出了一項重大決定，打算將二戰時期納粹當年收繳的藝術品物歸原主，這些藝術品是1945年從各地收集來的，包括沒收的物品和戰爭時期物主收藏起來的。早在80年代中期，奧地利政府曾因為“毛厄巴赫財產”問題遭到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藝術新況》雜志指責奧地利政府靠昔日猶太人的財寶致富。十多年后，奧地利政府通過了又一項藝術品和文物古董清理法以完成藝術品物歸原主的愿望。從國際意義上講，奧地利政府的這一舉措，為戰爭留下的諸多藝術品國際流轉問題提供了一個專門好的范例和參照。2002年，對埃及人來講，是個幸運之年。上個世紀初在埃及開羅博物館失竊的埃及法老阿赫那吞金棺的下半部分——棺盒，后在瑞士發覺，并被送往德國修復，經德國和埃及兩國政府協商，將金棺盒從慕尼黑博物館中請出歸還埃及，從而使得這失散分離幾十年的金棺又整體的合而為一了。因此，在藝術品國際流轉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令人遺憾和不安的情況。如1979年的埃爾金石雕事件。英國駐君士但丁堡的特命全權大使埃爾金勛爵，在經土耳其政府許可后，先勾勒出巴特農神妙的一些大理石雕像的草圖，后又將原件運回英國。埃爾金原打算用這些石雕裝飾自己的住宅，后因經濟狀況的惡化將其買給了英國政府。1983年希臘政府提出要求歸還石雕，遭到了英國政府的拒絕。1990年5月，紐約克里斯蒂拍賣行以8250萬美圓的天價拍賣了凡高的名作《加歇爾大夫像》（至今保持著世界藝術品單件拍賣的最高記錄），被日本一家企業主齋藤先生競得，據講齋藤先生曾揚言他死后將這幅畫與他同葬，著實震驚了整個世界。這幅畫的下落至今是個謎。這幅畫對世界的意義，正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館負責人范·霍伊藤講：“《加歇爾大夫像》不僅是全世界最昂貴的繪畫，還代表了凡高肖像畫的頂峰。”它的確應該回到公眾領域。還如1978年，印第安祖尼人部落要求美國丹佛藝術博物館歸還1953年獲得的一尊祖尼戰神。因為依照祖尼人的法律，除祖尼人外，任何人不得擁有和拜謁祖尼戰神。丹佛博物館在其后的聲明中認為歸還戰神將會使其遭到破壞和被盜的危險。但后來考慮到民族關系，為了顧全大局，博物館于1979年通過投票方式決定歸還祖尼戰神。針對這種類似的現象，美國國會1990年制定了《土著美洲人墓葬愛護法和返還法》。隨著各個國家立法的加強和民族關系的進一步改善，藝術品歸還的體制也將進一步完善。藝術品的拍賣是藝術品國際流轉的重要內容，這一形式的前提是藝術拍品的合法化。像2000年香港蘇富比和佳士德拍賣中國圓明園被盜搶文物，明顯違背了藝術品國際流轉的正常原則。從現存狀況看，藝術品的拍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拍賣政策和藝術品的進出口規定。我國自開放文物市場以來，對待境外的文物，只要在進入中國境內時在海關進行登記，即可自由出入中國。而對出口文物則有許多限制和規定。1982年11月19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愛護法》中規定：“文物出口和個人攜帶文物出境，都必須事先向海關申報，經國家文化行政治理部門指定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文化行政部門進行鑒定，并發給許可出口憑證。經鑒定不能出境的文物，國家能夠征購。具有重要歷史、科學價值的文物，除經國務院批準往國外展覽的以外，一律禁止出境。”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對藝術品出口沒有任何限制，如美國、新加坡、丹麥、中國香港等地。對多數國家而言，藝術品的進口總是采取限制和選擇的原則。如英國，出口任何一件具有100年以上歷史、價值在8000英鎊的藝術品，不管是在英國制造的，依舊從要求出口之日算起已在英國超過50年的，均要得到許可證，這其中最要緊的選擇因素，便是出口藝術品的學術、歷史價值和與英國本民族的緊密關系程度。再如197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全面禁止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的藝術品出口，但這一措施導致了黑市和走私藝術品的猖獗行為。這其中有一點令人敬佩：一些國家在進口藝術品時，禁止從其他國家非法出口的藝術品。《美國法典》中就有這種立法，并準許藝術品的原產地有權收回帶有爭議的藝術品。2000年3月，美國地點法院判定中國被盜文物“五代人形大理石浮雕”停拍并于2001年5月21日歸還中國的做法便是專門好的一例，這一事件也被列為2001年中國內地收藏十大新聞之一。我想，一些國家對藝術品的進出口規定，應是有深層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民族文化適應，一般而言，對藝術品的進口，差不多上是大受歡迎，沒有什么特不的規定；而對藝術品的出口，則是一個國家文化資源的流失，尤其像文化歷史悠遠、古代文化資源豐厚的國家，對藝術品的出口有嚴格的規定，這也符合民族的情感和社會歷史責任。藝術品的國際間拍賣，也是許多國家回收藝術品的合法手段和較好機會。前面提到西班牙政府購藏戈雅的繪畫。1997年北京翰海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上，北京故宮以682萬元人民幣的高價競得回流文物：五件北宋名人書札。2001年旅英華僑陳俊以重價競得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清宮時掠奪的明代綠色琉璃瓦當麒麟，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藝術品國際流轉中的回流現象，這是一種有積極意義的行為，一是連續和完善了民族歷史的整風光貌，如古埃及法老阿赫那吞金棺的“完璧歸趙”；因此，我們也為土耳其安納利亞坎魯卡寶器的“兩地分居”而深感同情和遺憾。一是增進了民族間的親和與友好。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授權將二戰之后保存在美國的匈牙利國王圣·斯蒂芬王冠歸還匈牙利政府，便得到匈牙利人民的熱烈歡迎。2001年，加拿大國家美術館將其收藏的一尊20世紀30年代流失到該國的中國洛陽龍門石窟唐代摩柯迦葉羅漢雕像無償地歸還給中國，使得龍門石窟看經寺內29尊羅漢重又團聚。在歸還儀式上，加拿大華裔女議員梁陳明任女士深情地講：“加拿大不僅喜愛中國文化傳統，而且尊重中國人民。”她還同時呼吁西方國家也能善待中國流失在海外的文物。2001年日本收藏家荒木計熊向西安碑林無償捐獻了他本人收藏的中國戰國至元代古印199方，深受中國人民的尊敬。中國藝術品拍賣與國際市場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中國藝術品保守的拍賣體制直接阻礙了中國藝術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造成了中國藝術品國際流轉問題的局限。2001年中國嘉德春季拍賣會推出的“宋賢四帖”——朱熹的《春雨帖》、張軾的《新祺帖》、《桑梓帖》和《佳雪帖》等被人看好的拍品流標，這種情形也能令我們想到2000年中國嘉德的秋拍推出的國之重寶——唐懷素的《食魚帖》摹本也被流標的命運。細加分析，這種結果一方面導源于只限于國內定向拍賣，另一方面沒有國際藏家的競爭。中國嘉德公司在拍賣圖錄上是這么寫的：“此件作品僅限于中國境內博物館、圖書館、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等競買。”中國國內投資藝術品意識的不強烈和相關單位資金的困乏是造成流標的要緊緣故。試想，假如這些藝術品在倫敦蘇富比和紐約佳士德拍賣的話，其流標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且價格一定不菲，這也引發了我對中國藝術品為何在中國市場長期低價位的考慮。因此，造成這種保守的藝術市場體制，有民族責任感的人一定會講，這是中國的國情——生產力進展水平和經濟購買力的制約。然而，我們是否也該慎重考慮一下我們自身對祖宗遺物的尊重和愛護情況如何，還有我們的“接代連續教育”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責任意識不是一句口號。因此在藝術品的拍賣方面，我們也作了一些工作，隨著國內拍賣業的迅猛進展，1996年7月，我國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1999年底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國首家拍賣研究機構——北京語橋拍賣研究中心，試圖從學術的高度探討拍賣業的內在規律。但這些還遠遠不能適應日益進展的藝術品拍賣業和藝術市場的需要。此外，要談的兩個問題是藝術品國際流轉中的借展和禮贈問題。借展問題的出現多是出于體現展覽的完整性或是商業和文化交流的因素，這也牽涉到藝術品國際流轉的諸多問題，如商業協作問題、損壞賠償問題、保險問題等。20世紀90年代，瑞士的億萬富豪泰森·博尼米薩（BaronHansHeinyichVonThyssen-Bornemisza）及其家人通過5年協商和預備，將其龐大的藝術品收藏出借給西班牙，期限至2001年。這批收藏中包含有意大利的原始藝術、中古時期的藝術、18~19世紀的美國繪畫、超現實主義藝術和波普藝術等。這些出借的藝術品布滿西班牙比利亞厄摩沙（Villahermosa）皇宮三層樓，48個展廳。泰森的收藏在當時公認是世界上除英國女皇伊利沙白二世之后的第二大私人收藏。在雙方的協議中，泰森依舊希望保留出售和交換作品的權利，以進一步改善自己的收藏；并同意將七成五的作品定為要緊收藏，不得買賣交換，其余若經對方同意可適當變更。據講，當年71歲的泰森差不多表示愿永久將這批藏品留在西班牙。藝術品的借展，還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1992年10月，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向日本出借印象派的作品，這次名為“莫奈與同時代的藝術家”的展覽是由日本柯尼卡電子公司主辦，為慶祝該公司成立120周年而設。這些出借的印象派作品給波士頓博物館帶來了200萬美圓的巨額回報，但藝術品的跨國出借也引來了許多爭議。如波士頓博物館的這次出借讓美國人較長時刻內看不到莫奈等人的作品而受到非議。波士頓博物館則有自己的理由，這一方面能夠解決博物館所面臨的財政危機，同時也是讓我們“作了一些比呆在家中更有益的情況”。我想，這可能是波士頓博物館所認為的文化與商業雙贏的一種最好解釋。的確，這次借展的成功，給波士頓博物館帶來了長遠的經濟效益和探究可持續進展的新路子。后來波士頓博物館在日本成立了附屬機構——名古屋·波士頓博物館，定期從日本獲得大量的資金。藝術品的禮贈問題，要緊包括公共捐贈物和禮節性交往的饋贈禮物（如中國古代的“朝貢”），這種傳統值得提倡，是一種有益的活動。藝術品的禮贈，也是藝術品國際流轉的一項內容。1963年美國敦巴頓橡樹博物館受到一筆捐贈，捐贈人是當時該博物館的一位創建者，博物館同意捐贈的這批6世紀拜占廷帝國的銀器，不到一年，便獲悉這套銀器是土耳其安塔利亞地區被稱作坎魯卡寶器的一套大型禮器的組成部分。引發了土耳其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要求歸還這批寶器的請求，遭到美國政府的拒絕，后來土耳其政府采取一系列報復美國的政策。1979年美國參議院議員羅伯特·多爾訴卡特總統一案，也牽涉到藝術品的禮贈問題。案情是約在公元1000年，由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贈給匈牙利第一位國王圣·斯蒂芬王冠。二戰結束后，這件王冠和其他附帶服飾在蘇聯占據匈牙利前送往美國保存，但這件王冠對匈牙利人有專門的意義。因此，美國總統卡特預備將其歸還給匈牙利。而參議員多爾認為總統卡特未經參議院同意擅自決定觸犯了美國憲法。這件事例告訴我們，對受贈者而言，應事先調查清晰受贈藝術品的可靠來歷或通過各種手段進行調查以確保捐贈物的合法性，從而幸免本來是一件善意之舉而帶來不必要的苦惱。1998年，倫敦大英博物館斥資38萬英鎊（約63萬美圓）的價格購得中國元朝的絕世名畫《奇妙的大自然》，據講。這是一件贈品。英國博物館東方文物部元朝（1279~1368年）文化的研究專家安尼·法勒博士講：“這幅工筆畫具有專門高的價值，且有創作時期和簽名（音謝楚方），是元朝時期留下來的稀世珍品。”這幅畫是18世紀流到英國的，可能是中國政府送給英國第一個外交使團的禮物。藝術品的禮贈，是國家與民族友好的象征，善意的捐贈也是社會文明程度提高的標志。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起步近十年，實踐證明：良好有序的藝術品國際流轉體制是建立世界統一藝術市場的關鍵。中國在20世紀末加入了WTO，這是一個好的進展機遇，但對稚嫩的中國藝術市場來講，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全球經濟一體化之后，必定是全球文化一體化格局的建立。中國藝術市場面臨兩大嚴峻挑戰：一是本國藝術市場體制的完善和確立，一是與國際藝術市場的接軌。這兩頭，從目前來看，差不多上相當的脆弱和不足。在藝術品國際流轉問題上，我們有許多情況要做，如歷史上遺留的藝術品失散問題（敦煌文物等）如何通過國家手段或國際輿論得到解決；或與國際社會一道，加強國際立法和協作；解放觀念，如何將中國拍賣業國際化；針對瘋狂的文物盜竊和走私活動，如何加強立法管制及與國際合作；藝術品展覽的國際合作問題等等。藝術品國際流轉的最終效果是世界統一藝術市場的建立、世界藝術品公共開放性和自由流通體制的建立。這種努力的結果和效果，只有時刻才能證明。二、文物回流及文物走私的幾種途徑一年一度的春秋季拍賣會，在各拍賣公司緊鑼密鼓的籌備中緩緩拉開了帷幕。回流文物成了今年國內文物市場上的最大賣點，因此專家斷言：100多年來中國文物外流的狀況差不多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毋庸置疑，文物的回流，是國家強盛，經濟富強的表現，是利國利民的好事。由于歷史的緣故，專門多寶貴的文物流傳于海外，據有關資料統計，流失在海外各國家博物館一、二級標準的文物，就不下一百萬件。為使這些寶貴文物回到祖國的懷抱，幾代有識之士為之不懈努力，但收效甚微。自從我國有了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后，情況發生了明顯改觀。以嘉德和中貿圣佳為例，都有大量寶貴的海外回流藝術品。尤以嘉德的宋徽宗作品《寫生珍禽圖》，中貿圣佳的乾隆緙絲《御筆十全記》、乾隆玉版《御制十全老人之寶講》稱為珍品。大陸藝術品拍賣市場上逐漸出現大量海外文物的回流，自然可喜可賀。然而海外回流的藝術品不受定向拍賣規定的限制，同意海外回流的藝術品出入自由。也確實是講，誰出的鈔票多誰就能夠拍走。然而目前，有實力問津這些作品的文博機構少之又少，中國嘉德從海外覓得的一件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經聞名鑒定家徐邦達、啟功、傅熹年等鑒定，一致認為是宋徽宗真跡，這件國寶上拍后受到了海內外各路買家的熱烈競投，但最終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買家在2300萬元價位上鎖定，假如加上傭金，合計價位達2530萬元，制造了中國書畫拍賣的新紀錄。然而，這件國寶的買主卻是來自美國。能夠預料，隨著大陸藝術市場的火爆和繁榮，以后不僅會有更多的回流文物藝術品在大陸拍賣場上亮相，而且會有更多流失的文物藝術品回到祖國的懷抱。國內市場的繁榮，又使海外拍賣公司對內地的藝術品投資者更加重視，今年4月，一些在國際上有阻礙的藝術品拍賣公司就選擇了在北京、上海等地舉辦拍品預展。那么，這些拍賣公司什么緣故如此看重內地市場呢？據了解，這些海外拍賣公司之因此把目光投向內地市場，除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之外，還在于內地收藏家對海外回歸文物的那份執著。據專家分析，之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于過去流失海外文物的數量眾多，大陸的藝術品市場價位上升，另一方面是因為海外僑胞的愛國思鄉的情懷，他們情愿損失自己的利益，也要把自己悉心收藏的文物回歸故里。出鈔票買文物從來沒有像今天如此引人關注。回流文物，已成最大賣點。史載，中國文物的大規模流失始于１９世紀中葉。１８６０年，英美聯軍入侵者從中國掠走了難以數計的文物。有數字表明，在全球４７個國家的２１８家博物館中，來自中國的文物精品約１６３萬件，而存于民間則不止于那個數目的１０倍。以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為例，其中藏有的中國歷代珍稀品多達３萬余件，現今國內外收藏的５萬多件敦煌文物中，４萬多件流失海外。那么我國流失海外的大量文物，到底應該如何樣收回？文物回流要緊通過三種渠道：回購、回贈和通過國際司法途徑追討。目前三種渠道中以回購為主。關于建國往常流失出境的，由于當時沒有禁止文物出境的有關規定，許多國寶是在合法買賣中流失到海外的，關于這些國寶，要考慮采納回購的方式，盡可能讓其中最寶貴的和有代表性的回流。近年來，張先《十詠圖》、宋徽宗《寫生珍禽圖》、《研山銘》等一批國寶確實是采取這種方式回國的；關于從我國掠奪走的文物要考慮要求無償歸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委王世襄先生介紹，像云岡、龍門石窟的佛教造像、敦煌壁畫、圓明園國寶等都屬于那個范疇的文物。關于這些國寶，要盡量搜集它們是如何被掠奪的證據，然后交涉無償歸還。流失文物的回購，不能僅限于國家出鈔票，“民間回購應該成為要緊方式”。因為，拍賣公司差不多積存了專門多經驗，運作程序比通過政府簡易，此外，國家的經費有限，通過民間買賣是當下最切實可行的方法，在近10年的文物拍賣市場的進展過程中，差不多有許多國內的買家走出國門，到英國、美國等地買回一些文物，促進文物流通。目前海外收藏家紛紛托付國內拍賣公司代拍藏品，有的海外文物公司索性把拍賣專場安排到國內文物拍賣公司的春、秋拍會里，如香港集雅齋拍品、太乙樓書畫專場等。20世紀90年代往常，中國沒有文物藝術品市場，個人想出賣文物只能賣給國家文物部門，而國家收購價格遠遠低于文物的實際價值。自從中國內地出現文物藝術品市場以后，藝術品的價格迅速飆升。2002年春季，宋徽宗趙佶的《寫生珍禽圖》以2530萬元人民幣成交，創下紀錄；秋季，米芾的《研山銘》以2999萬元成交，又創了新紀錄。中國文藝品交易市場的建立加快了文物回流的進程。只是，各拍賣公司也面臨嚴峻的考驗。贗品、炒作、缺乏誠信成了拍賣行業的最大問題。此外，貨源不足、文物人才緊缺以及相關法規的不完善也給我國流失文物的回流帶來一定消極阻礙。在關注海外文物回歸的同時，現今我國文物流失的狀況也應受到關注。國家文物局原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先生介紹，新中國成立以來，直到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我國文物流失出境的現象差不多不存在，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盜掘古代陵墓走私文物的現象又有所抬頭。近１０年來，西藏、青海地區公元８—１１世紀的吐蕃貴族墓葬大量被盜掘，文物流失特不嚴峻。這一時期的文物有濃郁的吐蕃文化特色，關于研究西藏歷史和藏傳佛教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目前國際上有些商人蓄意抬高中國文物拍賣的價格，關于我國搶救流失文物和阻止國內的盜墓之風專門不利。人為的哄抬物價阻礙了流失文物的回歸。長期以來,中國那個世界上唯一文明沒有斷代的國度,不得不一再體會文物流失帶來的切膚之痛.有專家認為,因治理不善或監守自盜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為中國文物走私市場僅次于古墓盜掘的第二大來源.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盜墓高潮，“第一次是在西漢，當時官方同意民間私人鑄鈔票，而春秋戰國和秦代的墓葬中最多的陪葬品是銅器和兵器，這成為鑄幣者盜墓的直接動力。第二次是在清代，是歷史和文物研究者為了考據歷史的研究性盜墓，這一次盜墓高峰對古墓的破壞性不大，但的確給后來的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時刻持續最長的盜墓高峰出現在現代，一直至今，文物走私的暴利是更純粹的誘因。上世紀90年代以來，非法文物交易價格不斷攀升，僅次于毒品和軍火走私的巨額利潤，導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動日益猖獗。五千余年連綿起伏的文明為中國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物，成就了中國在世界文明中的獨特地位，也使中國日益成為國際文物販子覬覦的市場。資金不足、人手不夠及由之而帶來的文博業治理的松散，則在某種程度上為文物盜竊與走私提供了可乘之機。“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變成萬元戶”伴隨著這句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流傳至今的順口溜，我們的文化遺產經受著嚴峻的掠奪與洗劫。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來發生在全國各地的盜挖古墓案有10萬余起，被毀古墓約20余萬座。其中清代往常的各朝古墓被挖者，占全部具有發掘價值古墓群的40％以上。古代墓葬是歷代先民留給后人的一筆巨大的文化遺產。國家法律明文規定，只有在特不緊急或必要情況下，經國家批準，才能由文物考古部門對一些古墓進行有限的清理和發掘。文物是祖先留給后代、供他們遙想先人當初生活場景的經歷的碎片，是凝固了的歷史，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中國于2000年修訂文物法，明令禁止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向外贈與、出賣文物，并規定國家隨財政的增長而增加文物愛護撥款。該法還為文物進出境設定了嚴格的審核檢查制度和程序。香港地區有兩條聞名的古董街，是中國走私文物進入國外的要緊集散地，也是世界文物走私的重要中轉地。香港不是什么文化古都，也不是什么歷史名城，本身它不產文物，，那么香港荷里活道，全世界有名的文物一條街，連綿一公里長，路兩邊全是文物商店，那么這些文物都從哪兒來的。大部分差不多上國內來的。差不多上青銅器、玉器、木雕，風格都應該是大陸出來的。這些東西差不多上從大陸來的，如何來的，這是國家嚴格操縱出口的，是屬于不同意出境的東西，如何能到香港的文物一條街來呢。無非確實是一個途徑，走私。走私的文物，差不多上從香港、澳門出去的。香港海關指出，中國文物走私抵港，循水路、陸路的都有，但以水路為多。而且專門有替人走私這種人。他們在香港有兩地車牌，有兩地車。因為有兩地車牌，這些車既能夠在澳門通行，也能夠在大陸通行。出關的時候往往差不多上抽查，因為量太大，有的文物甚至直接放在后備箱就帶過去了，因為每天出入的車子特不頻繁。同時他們比較明白內地的法律，常年從事文物交易，從事文物犯罪活動，具有一定的反偵查技能，對公安這一套偵查手段也是比較明白的。在香港、澳門買賣文物是合法的。走私者只要出事以后，待在香港、澳門，躲著不到境內來，大陸法律就拿他沒方法。從內地盜墓分子或者文物販子手中低價大量購進青銅文物，然后高價走私倒賣到香港、澳門地區。除部分文物由國內公司收購回來以外，大部分流失到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盡管我國實施新《刑法》對文物走私販最高懲處是死刑，但由于走私文物利潤極豐，不法分子不惜冒死犯法。另外，外國人能輕易帶文物出境，這也是一大漏洞。由于外交官享有出境免檢特權，許多外交官或外交官夫人也加入了運古董離境的行列。文物收購價格的不合理性是讓文物流失的一個重要緣故。依照《文物愛護法》及有關法規，各地文物由國營文物商店和國家博物館收藏購買，由于國家的低收購價格極不合理，加上國家文物博物館的經費不足，拿不出相應的資金收購這些寶貴的文物，因此造成文物走私的猖獗。安徽省公安廳偵破的“3·25”特大盜掘古墓葬、走私、倒賣文物系列案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要緊有三種。一是自己攜帶出關。文物販子用紙箱包裝好從內地收購的文物，將其放在汽車后備箱中，然后大搖大擺地開車通關前往港澳地區。二是通過“文物帶工”出關。由于文物走私販賣猖獗，一些專門攜帶文物出關的“文物帶工”也應運而生，此案中的大部分文物通過此方式出關。三是通過菜農出關。文物販子將文物交給經常往來內地和港澳地區的菜農，讓其將文物放在菜農的背簍中，每次付給菜農100元－200元酬勞，文物販子跟隨其后。據犯罪分子交代，這種方式走私文物出境的“成功率”也特不高。中國海關針對文物走私的不同渠道，改進技術，加強檢查，全方位堵截走私文物。文化部門也及時向海關提供國家及地點文物治理規定及文物發掘與研究的動態資料、文物走私出境的情報與線索。打擊走私活動的任務要緊是由香港海關負責。香港海關為防止走私物品進出本港，除了執行海上巡邏，以及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對車輛、飛機、船只及貨品進行檢查外，還與內地海關建立專責的聯絡渠道，方便雙方人員交換情報及執行聯合行動，以打擊走私活動。早在2000年3月，國家海關總署和香港海關就簽署了《合作互助安排》，加強內地和香港在情報交換及聯合行動方面的合作。然而依據我們國家現在刑法的規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有一個司法解釋，關于懲治走私犯罪的司法解釋中明確規定，確實是走私文物的最后定罪量刑專門重要的一個物證，確實是那個文物。然而那個文物一旦出境以后，想方法追繳難度是特不大。因此它的實際可操作性不是專門強，有專門多漏洞，其中有一條講，走私文物造成寶貴文物流失的，境外的，無法追回的能夠從重處理，但實際上這只是僅僅針對那個文物在出境之前，留有相關的資料，比如講差不多鑒定過的，或者有照片的，這一類的。比如一個博物館被盜的，還有民間收藏也通過鑒定的，然而實質上我們國家大批走私出去的是盜墓者盜墓出來的。而盜墓出來的，在中間那個過程沒有任何資料的。那么這一條，對那個東西，關于流失文物無法追回的，能夠從重處理，這一條，對大多數的走私文物犯罪活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打擊文物犯罪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和完善，由于我國有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相對滯后，導致大量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當事人，只能按《治安處罰條例》進行罰款，這種處罰上的偏輕現象，在專門大程度上制約了打擊文物犯罪行動。還有的打著合法的招牌倒賣文物，如文物收藏及舉辦文物拍賣活動等，加上文物犯罪的團伙化，專業化，跨地區、跨國界販賣，給警方破案在不同程度上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又由于司法部門的辦案經費的嚴峻不足也極大地阻礙了文物案件的及時偵破，獎勵基金的缺乏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群眾檢舉揭發的積極性。為此，打擊文物犯罪，愛護國家珍寶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三、中國藝術市場的“冷”考慮藝術市場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有形和無形的整和體，藝術品區不于其他商品的最大特點是藝術品背后豐富的精神和人文因素。藝術品本身不能告訴我們它自己的故事，它涉及到文化史上的各種信息，上至宗教、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文學、數學、幾何學，下至經濟學、科技、物理、化學等。從中國藝術市場看，它較大范圍內包括藝術品拍賣、藝術博覽會、畫廊的經營、民間藝術品的流通、藝術品的國際流轉、藝術品的鑒定、藝術品的展覽、藝術立法和批判、藝術品的治理及各項機制等。除中國香港、臺灣外，大陸的現代藝術品拍賣整整十個年頭，假如以十年作為一個周期的話，中國藝術市場是該進行平復考慮的時候。據講2003年北京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要進行一場“十年拍賣紀念”的特不拍賣會，而與此相反的是中國大陸第一家注冊的藝術品專門拍賣公司——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則顯得專門低調，而是一向注重在穩定中求進展。從這幾年的拍賣情況看，形成了北京和上海兩個具有明顯拍賣特色的市場中心：北京以高價位時時矚聚人們的目光，而上海以中低價位也常常引來自信的掌聲和喝彩。據初步可能，中國每年的大中小型拍賣會累計有300次以上，其中較大型的有十分之一左右，的確呈現出相當繁榮的景象。假如以每場拍賣會平均100萬元的成交額計算，那每年的成交總額會是3億元以上，因此會遠遠超過那個數字。藝術博覽會的開展也足足十年（1993年在廣州進行首屆中國藝術博覽會），現一年一度頻繁的活動已形成了北京、上海、廣州三足鼎立的局面，專門是喧鬧。畫廊的出現則要早些，20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出現了現代藝術市場意義上的畫廊。如80年代末上海東海堂畫廊的開業等。藝術品拍賣、藝術博覽會和畫廊是藝術市場的軸心和中樞，它在某個層面上凸現了藝術市場的特征。在繁榮的表象背后，有專門多的陷阱需要我們去甄不。下面從三個方面分析一下這幾年中國藝術市場出現的問題及為此而進行不成熟的考慮。藝術品拍賣藝術品拍賣是目前世界上公認的合理性的藝術品交易方式，也是世界上采納的較為普遍的藝術品交易方式。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從形式上看，已與有悠久歷史的海外拍賣業接軌。一般大型的拍賣公司如北京中國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軒、上海敬華等是進行春秋兩季的要緊常規拍賣會，平常還有以月度或季度為時刻段的小型拍賣會。從常規拍賣會的規模和質量看，藝術品現場拍賣成交率一般在50~75%之間。舉牌人數從各拍賣場反饋的信息看，人數一般在200人上下。而參加拍賣會的人數往往不能決定拍賣會質量的高低，而是取決于拍品的質量、宣傳的力度、競拍人數的數量和勢力、成交額度等。因為，在目前中國藝術市場不成熟的時期，藝術品拍賣場的參與者，大多是初涉藝術市場的人，要緊是學習和嘗試藝術品投資的方式，處于觀望狀態的人較多。這些高低價位交錯的拍賣會，在專門大程度上，劃分了購買者的經濟勢力、收藏力度和投資眼光。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確實是從這10年的拍賣現狀看，春秋兩季的常規拍賣會和月度或季度拍賣會在拍品的價位上出現了專門多的戲劇性現象，那確實是大型拍賣會上的中低價位藝術品的成交價格，特不接近小拍的成交價格，甚至出現超低的現象。我想，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么幾個信息：一是拍賣業從業人員（包括估價和鑒定人員）對藝術品價格和質量的評估方面存在問題。這要緊是對藝術品的估價不準確，或是真偽存在問題。因為藝術品的拍賣在前期有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宣傳和展示，專門多熟喑和有藝術品投資興趣的人士都會通過各種方式對藏品進行辨不和估價。二是拍賣市場上競拍者心態的不穩定性，專門多參與競拍的人員陷入了心理較量的旋渦。這能夠從專門多拍賣場上的現象中表現出來：在競拍者確定舉牌的時候，往往左顧右盼，看看其他競拍者。甚至出現瘋狂不理智舉牌的現象，帶有明顯的惡性競爭，有志在必得的氣概。在行家的視力，這種競爭差不多遠遠超出了藝術品本身的價格值。在旁觀者的眼里，是經濟勢力和宣傳的較量。在專門多小型拍賣會上，一些無底價（一般在200元）的藝術品通過輪番較量，能夠達到幾萬元的限度，這的確是一個有味的現象。或許能夠如此設想：是否是拍賣行的一種人為炒作，原本藝術品的價格就在幾萬元，而有意壓低，以便在拍賣現場制造喧鬧的氣氛。而在大型拍賣會上的一些藝術品，從底價開始就無人問津。這是否告訴我們：藝術品在投資者的心理存在一定的定向性和模糊性。也確實是講，某些藝術品長期行情看漲，而有一些無人問津。這種跟風的現象在中國的藝術市場表現得特不明顯，缺乏投資主見，這也是中國藝術市場不成熟的表現之一。由于目前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缺少統一的規范和約束機制，經常會有本拍賣行的工作人員參與競拍，或托付其他人員參與競拍。如此做的結果，對拍賣行而言，一方面能夠制造拍賣現場的喧鬧氣氛，以提高人氣；另一方面，能夠干擾正常參與競拍者的心理，以制造搶拍的假象，使正常參拍者陷入心理迷霧，從而達到提高藝術品的成交價格，因此也就提高了成交率和拍賣行所獲得的傭金。然而，這種做法極度危害了藝術品市場的秩序，人為地提高了藝術品的價格，也暴露了經濟利益背后拍賣從業者的道德問題，進而最終挫敗藝術品投資者的信心。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就出現過類似專門多的市場問題，進而造成了藝術市場的大面積癱瘓。因此這是一個專門難用法律來操縱和約束的問題，因為，這種做法具有較大的隱秘性和不確定性。而杜絕的方法只能是拍賣從業人員和機構從職業道德和良心上考驗自己。關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定向拍賣：在成熟的國際藝術品拍賣市場上，或許只有中國對某些國寶級的藝術品采取了“定向拍賣”的制度，但有一點能夠確信的是，對海外回流的藝術品則采取了能進能出的策略。2002年北京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春拍的北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確實是一件從海外回流的藝術品，據講以約306萬美元（2530萬人民幣）的高價成交后又流往海外。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文物部門對本國文物藝術品的態度和愛護政策；同時也限制了中國藝術品在本土參與世界競爭的能力，最終導致中國藝術品價格無法與海外藝術品在世界范圍內的較量。“定向拍賣”是指在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上出現的國寶級藝術品或有專門意義（如重大歷史價值等）的藝術品僅限制在國內收藏的規定，因此，對參拍者的資格有了限制，或國家文物部門，或國內企業等，禁止海外人士參與競拍。其最終的結果是，這些藝術品都留在了國家博物館等文物單位。如1995年北京嘉德拍賣的北宋畫家張先的《十詠圖》以約239萬美元（1980萬人民幣）的價格成交，現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2002年北京中貿圣佳拍賣公司秋拍的北宋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也以3298萬人民幣（約402萬美元）的天價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還有帶有重要歷史和藝術價值的《鈔票鏡塘收藏明代名人名賢尺牘》在北京嘉德以990萬人民幣（約120萬美元）價格成交后為上海博物館收藏，從而也制造了迄今為止尺牘藝術品拍賣的世界記錄。藝術品的定向拍賣，往往需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為后盾，同時也需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文化信用作為保障。因此，參與出面競拍的往往是勢力雄厚和有良好信譽的國內企業，或政府為此撥出專項基金。因此，定向拍賣的效果也引起了國內一些企業將目光投向世界藝術品拍賣市場上競購出現的中國有專門價值的藝術品。如北京保利集團在香港競拍的圓明園流失文物等。令人可喜的是，在流失海外的藝術品不斷浮出水面的時候，除了不斷有國內企業、海外華人和國內藏家等在海外市場上積極有效地競購中國藝術品外，我國政府也在藝術品流失的后續工作上作了巨大的努力，以幸免亡羊補牢的缺憾。這確實是投資2.5億元人民幣設立收藏和捐贈獎勵專項基金，以收購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美術作品。我想，這是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同時也是具有接代連續意義的藝術工程。從現代藝術市場的走勢看，由于古代藝術品數量的減少，專門多海外的投資和收藏者將目光投向了中國20世紀的藝術品。為此，《文匯報》、《美術報》以“2.5億元，留住好畫”等為題在頭版予以報道和后續跟蹤，這勢必將引起國人的關注。從專項基金的宗旨看，具有戰略意義。一、搶救收藏一批具有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的藝術家的作品；二、搶救性收藏一批在20世紀瀕于失傳的民間藝術品（如年畫、皮影、刺繡、雕刻等）；三、收藏20世紀革命美術作品；四、對歷屆美術展覽和重大美術活動中產生的獲獎作品和優秀作品以國家的名義予以收藏，由中國美術館收藏。毫無疑問，定向拍賣的實行，有它自身的局限性。盡管，它從一定意義上保存了本國藝術品的流失，但它阻礙了中國藝術品在世界藝術拍賣市場上的競爭力，也阻礙了中國藝術市場的國際化進程。正如塞尚、畢加索等人的作品在世界各國的拍賣和收藏一樣，沒有國界的限制，藝術品應是人類共有的文化媒材，能夠合法地自由流通。因此，世界文化共同體與世界藝術市場的建設和實施需要有某種共同的基礎，如經濟基礎和進展水平、文化認同、文化平等等客觀現實和主觀意識。目前實行的藝術品“定向拍賣”是基于現時期中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現實等特定國情而實施的。我想，要緊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方面，假如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市場完全放開，勢必會造成巨大的藝術品流失。因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勢力和國力沒法與世界抗衡。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約三十五分之一，是英國的約二十五分之一（中國的人均GDP約為800美元，美國約35000美元，英國約25000美元）。即便在經濟勢力最好的上海，人均GDP與美國的人均相比也僅為七分之一左右（上海人均GDP約4500美元）。從世界拍賣市場上的情形看，購買者要緊是美國、歐洲各國和日本等地的收藏者，他們占了世界藝術市場少則75%的分額。另一方面，西方從“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一直對中國文化垂青不已。19世紀末期，隨著世界格局的重組，殖民侵略的加深，文化入侵也變得更加瘋狂。僅斯坦因、伯西和、斯文赫定等人掠取的文物就不計其數。這種醉心的欲望直到今天還沒有結束。從世界各地的文物藝術品市場上每天都有中國的出土文物出現，據專門多出去考察的中國文物部門官員反饋回來的信息表明，在歐洲國家街頭的古董商店里，幾乎能夠隨時見到鮮活的中國出土文物。這一揪心的觸目驚心，不知中國的文化主管官員作何感想？難道連幾個盜墓的毛賊也束手無策嗎？這種損失，不僅僅是經濟的損失，也不僅僅是失去了多少文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連續和重要鏈接，乃至民族的精神和責任情感。埃及“司芬克斯”的鼻子至今還在英國的博物館里，可埃及一直沒有放棄過要求歸還的努力。這種重要性在我們今天的文化和歷史建設工程中也差不多得到了證實。世界上的文明古國，盡管中國文明的連續沒有被中斷，但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國家的歷史源頭問題至今還未解決。近年來花大力氣和巨大投資進行的“夏商周”三代斷代工程盡管取得了一定進展，將三代的歷史提早了1000多年，但還有專門多問題需要這些文化的元素來進行相關的鏈接。有一位美術史家是如此評價美術學科：沒有一種不的學科邀請我們在歷史的時空里更寬敞地巡游，也沒有一種不的學科更能強烈地傳達過去與現在的持續感和人類之間的緊密關聯。藝術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物藝術品是文化和歷史持續感的重要鏈接，就像我們賴以生存的食物鏈，假如某一環出現問題，就會造成生態平衡的失調和混亂。正是基于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和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狂熱興趣，至少在現時期實行“定向拍賣”是有必要性的。但定向拍賣的后續工作需要加速進行。由于藝術市場的不斷升溫，專門多企業為了加強自身的企業文化建設，開始關注藝術品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對國家級文物在定向拍賣中的愛護和定位問題進行立法和規范。如：鼓舞國內企業競購國寶級文物，捐獻給國家博物館，并進行相應的鼓舞。或政府設立專項基金，以購藏這些流失的國寶。因此也能夠鼓舞海外的華人在這方面作出努力，可喜的是，專門多有文化責任感和民族憂患意識的華人差不多在為此作出專門大的貢獻。此外，還要鼓舞收藏有國寶級藝術品的藏家，將他們公之于世，以便國家收藏，得到專門好的愛護、研究和利用。在實施“定向拍賣”的過程中，常常也會碰到如此的問題，看看下面兩則案例：一則是1995年北宋張先《十詠圖》的未拍性交易談判破裂。據講當時北京故宮與收藏該畫的東北一老漢達成協議，有意以800萬元人民幣購買，但老漢拒絕了這一要求。后在嘉德的拍賣中以高出1000萬元的價格成交。還有一件則是2002年北京中貿圣佳拍賣的北宋書法家米芾的《研山銘》，據講，拍賣會上有歐洲和美洲等地的博物館前來參加，也有中國大陸、海外企業、博物館、收藏家，甚至有傳聞講米芾的家鄉——湖北省有意集資以5000萬元的價格將這件“米芾”請回家；可這些都事與愿違，在強制性“定向拍賣”和違背拍賣原則的情況下，則通過行政干預，有國家文物局指定中國文物信息中心一家競買，因此，最后的成交價一定有“內定”的意圖，是在賣主和拍賣公司的友好協商下決定的。據講《鈔票鏡塘藏明代名賢尺牘》也是在這種情形下達成拍賣意圖的。這專門形象地表明藝術市場有人為干預的因素，也許專門難為在西方成熟的藝術市場中成長起來的收藏家所理解。看來這種獨特的“愛護政策”會阻礙中國藝術市場國際化的進程。藝術品正常流向的背后在中國的藝術市場上，有一個專門難確定的因素，那確實是市場上的藝術品究竟去了何處？藝術品的流向也直接阻礙藝術市場的健康進展。對拍賣行而言，保密競拍者的資料檔案是造成難以把握藝術品流向的重要障礙，而這一點，也正是中國藝術品市場不成熟的重要表現之一。藏之有道，獻之有益，這正是藝術品最終歸位的意義。在國內，有一些企業開始公開對藝術品的興趣，如大連萬達集團、北京保利集團等，但這還相當不夠。因為，藝術品流向的不明朗，直接對藝術品的研究、后續跟蹤缺乏線索。藝術品在市場中的價值不僅僅是流通，更重要的還有它背后的文化藝術教育和學術價值。有一個專門好的現象值得關注：那確實是專門多企業或收藏家將自己的藏品展示出來，或建立博物館，或在海內外展出，或將它出版成宣傳物或書籍，毫無疑問，國外在這方面做得較好。國外有專門多的藝術基金會，如英國倫敦大學的大衛德中國藝術基金會，美國的洛克菲勒亞洲藝術基金會等就相當出色，這極大地發揮了藝術品本身的潛在價值。據我了解，在某些地點的藝術畫廊中流出去的藝術品，有相當一部分是作為禮品在流淌。藝術品作為禮品當然是一種好的現象，這能夠提高人們的文化消費意識和情趣。但專門多現象令人擔憂，作為“禮品”的藝術品往往成了一種工具，而非友好的性質。這種工具往往演變為一種交易，或者講是另一種腐敗。因為較之赤裸裸的金鈔票交易，藝術品能夠披上一層文化和高雅的外衣，造成了專門大的隱晦性和不確定性。近年來，在反腐過程中沒收的非法財產中，發覺了大量的書畫和其他藝術品，因為專門難想象，這些昂貴的藝術品是當事人自己掏鈔票購藏的。藝術品流向的另一個黑幕是藝術品的瘋狂走私。在“要想富，先盜墓”的不良思想引導下，專門多人看到了藝術品背后的巨大財寶，因此躍躍欲試，從瘋狂的盜墓，到偷竊文物治理和陳列部門的藏品。有時當我們揉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迎接拂曉到來的時候，發覺昨天還在國內某個寺院或石窟的佛像，不久就出現在歐洲或美國的哪一個古玩店或私人藏家手里。如此的例子數不勝數，中國非法流失在外的文物藝術品無法準確可能，我想應不下50萬件。這但是巨大的文化災難。文物藝術立法是當務之急。藝術品的鑒定——“專家講了算”的問題藝術品的鑒定在藝術市場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藝術品的真偽直接阻礙藝術市場的秩序和質量。就像我們碰到的“正版”和“盜版”光碟一樣，假如以盜版冒充正版，而以相同的價格出售，勢必會挫傷買者的信心和失去市場。但藝術品的真偽問題遠遠沒有光碟的判不如此簡單。近年來出現的藝術法案越來越多，加上沒有相關的法律作為參照，最后的結果總是令人費解。典型的案例是1995年浙江中澳紡織有限公司訴訟浙江國際商品拍賣中心一案，關于張大千《仿石溪山水》的真偽問題，北京的徐邦達和上海的謝稚柳為此展開了爭論，同為鼎級專家的鑒定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果，專門是令人不安。能夠顯見，不管結果如何，法院的判決是無奈的。不像其他商品在出現爭議時，有消費者協會進行決斷。可藝術品方面沒有相關的仲裁委員會來扮演這種角色。那我們的各級文物鑒定委員會起了什么作用呢？原來他們的任務是負責國家博物館和各級文博單位內部的藏品鑒定，對外臨時還沒有這方面的義務和業務。從目前中國的鑒定層面看，藝術品的真偽問題多是“專家講了算”。可專家講了算，就能給藝術品的真偽蓋棺定論嗎？顯然，這是理想的思維。專家的推斷憑的是經驗，在贗品泛濫的今天，作偽者往往掌握了經驗的心理，而給鑒定者帶來了極大的苦惱。20世紀末出現的一些震驚世界文物界的事件的確讓我們感到憂慮。一件是轟動世界的假古董詐騙。1989年，一位馬來西亞的華人稱家中有祖傳的國寶級瓷器——釉里紅玉壺春瓶，因此找到國家文物局，預備將它捐獻給國家。這件瓷器后經國家多位瓷器鑒定專家的鑒定，一致認為是一件元代的瓷器，從定級上看，應為一級文物，后故宮作了收藏。并給這位藏家予以獎勵和榮譽。后來這位華人還講家中有近2000件元明清時期的瓷器，并情愿重金邀請中國大陸方面的專家去馬來西亞家中鑒定。通過認真評估，認為這些瓷器足能夠改寫中國陶瓷史，價值應在數十億美元以上。這位華人也因此成了元明瓷器“收藏之冠”，并成為世界華人收藏家學會會長。然而，天有不測風云，正當被蒙在鼓里的中國專家和學者們興奮不已時，美國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這位華人的女兒和女婿因在美國販賣復制的明清瓷器而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傳訊，同時也要求為他們出具鑒定證書的中國專家出庭作證。后來，這位華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美國法院向全球發出引渡通緝令，因涉嫌販賣假古董論罪，叛處他108年牢獄。到這時，中方專家才恍然大悟，為當初的貿然草率決斷懊惱不已。這種教訓告訴我們：文物藝術品的鑒定是一項相當艱巨和迫切的任務。在國內也出現過一件令人費解和遺憾的文物“事故”災難——震驚全國的假陶俑事件。1993年的一天，北京的古玩舊貨市場如往常一樣，熙熙攘攘。據講一位國家文物鑒定專家在一河南攤主的攤頭看見一些陶俑，認真鑒不后認為是國家一級文物。討價還價后買了下來，并叮囑攤主，將家里的其他陶俑都運到北京。這件事后來驚動了北京的一些博物館，并申報國家有關單位要求收購經費。據講通過國家九位鑒定專家一致審定，認為是正品，因此撥款將這些陶俑全部買下。就在交易的同時，河南的文物販子大軍浩浩蕩蕩北上，將陶俑成批運往北京。并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收藏陶俑的熱潮。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簡單的騙局，竟給國家級的文物鑒定專家開了一個羞辱的玩笑。因為在后來發覺市場上如此的陶俑源源不斷，這才引起了有關部門和相關人士的警覺。后在河南省公安等有關部門的周密調查下，發覺這些所謂的國家一級文物全是河南農民以土制方法仿制的工藝品。這一彌天笑話讓我們的心情極其沉重，也讓我們的責任變得更重。這也讓我想起發生在上海東臺路古玩街的一件事。也是一河南農民將一批仿制玉器置于攤頭，據講一臺灣古董商人見此，以為是珍品，結果以60萬元的價格全部買下，回家后認真會診和鑒不，發覺無一件是正品，當他第二天再來找攤主時，已是人去樓空，一片凄涼。這些問題表明，是否我們的博物館里還有許多不確定的藝術品的真偽因素的存在。我國古陶瓷鑒定老前輩耿寶昌先生曾講：我國今后的文物藝術品鑒定要走傳統目鑒和利用科學測試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光憑目測經驗是遠遠不能適應現代藝術市場的進展。他還呼吁，要增加這方面的投資和提升科技鑒定含量。的確，藝術品的鑒定除了藝術風格的相關因素（如筆法、墨法、造型特征、個性面貌等，因此還有偶然性）外，要緊的還有材料上的相關問題。材料的鑒定也許科技的幫忙是一個專門有前景的課題。藝術品的真偽問題成了世界關注中國藝術市場的重要問題，這一問題也阻礙了中國藝術品在國際上的形象。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在前幾年就宣布停拍中國書畫藝術品。這的確值得我們深思。幾點方法：在目前中國藝術市場混亂無序進展的情況下，有必要進行正確的引導，如進行藝術市場各門類立法，建立相關的政策和治理部門。在走私方面，一方面要加大海關等部門的治理力度，同時要從源頭上堅決杜絕盜墓等違法犯罪行為；加強國際間文物藝術品治理的有效合作，目前差不多取得了好的成效。在拍賣主體的建設方面，要注意汲取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幸免走彎路。如建立大型的聯合拍賣集團和拍賣信用體制，因為如此能夠提高拍品的質量、有效地進行廣度和深度的宣傳、節約專門多的宣傳和拍賣經費、同時也能利于治理，建立有效的統一藝術市場，這一點在日本、法國和英國等地取得了特不行的效果。在文物鑒定方面，要盡快彌補“斷代”現象，注意人才的培養和接代連續教育；對老一輩鑒定家要盡快建立保存口述經驗的資料，加大科技鑒定的投入和研究。同時設立專項研究基金，極大限度的建立中國文物藝術品基因庫，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中國文物藝術品的監測和研究機構，以獵取更多的文化個案，從而連續和整合中華文明的文化經脈。在文物博物館的建設方面，要積極地與國外博物館合作，進行展品的互惠展覽和交流。同時定期免費開放國內的博物館等文博單位，以利于開展廣泛的社會藝術基礎教育和宣傳，提高全社會的藝術意識。在各級學校要積極和加大力度開展以藝術教育為中心的人文教育，同時是長期不懈的。在大學要建立藝術市場的研究和課程設置，以利于培養后續人才，可喜的是，一些高校已開始設置藝術市場學的課程。總之，隨著藝術市場的進展，與此相關的問題也會慢慢凸現出來，這就需要我們未雨綢繆、防微杜漸，積極有效地引導藝術市場健康有序地進展。四、從數字比較看中國與海外藝術品拍賣的差距藝術品拍賣是藝術市場重要的組成部分，藝術家的市場定位，藝術品的價格等因素往往從藝術品拍賣中體現出來。藝術品拍賣也是市場經濟中一種差不多的商品交易或轉讓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資產拍賣，由于它的精神性和獨一性，故其價格有不穩定性，藝術品拍賣最終體現出來的確良是藝術品的價格，并非藝術品本身的標準價值。這種價格是一種相對的數值、它的構成相當復雜，受限于專門多因素；文化觀念、民族適應、經濟指標，拍賣主體、拍賣環境、藝術品本身的綜合因素等。一件相同的藝術品，在亞洲的某個地點與歐洲想比，差距也不是相當大的。在當今世界藝術市場，藝術品拍賣是藝術品交易最受歡迎的方式。據可能，全世界有50%以上的藝術品是通過拍賣的方式進行。而且，藝術品拍賣的阻礙力已明顯波及到其它行業，如汽車、房地產、股標等，并隨著拍賣體制的成熟，越來越走向規范化和規模化。中國大陸藝術品拍賣在整整十年（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軒藝術品拍賣公司敲響大陸藝術品每一槌）的探究中已取得了許多經驗和成績，因此，對下面幾個方面進行比較，我們會發覺，與海外發達國家想比，其差距依舊相不明顯的。。一、拍賣主體拍賣行拍賣行是拍賣業的主體機構，肩負著行政、業務法律等職責；拍賣行也是組織機構，既有開也有無形，因為許多藝術品拍賣活動均不是拍賣行內部進行的。藝術品拍賣的方式也多種多樣，目前流行的要緊有三種：一種是英國式拍賣，即價格遞增式；一種是日本式，即竟拍人同時報價式；一種是荷蘭式。即價格遞減式。黃國式拍賣普遍受到歡迎，也是目前中國藝術品拍賣采納的方法。中國藝術品拍賣與海外藝術品拍賣想比較，從歷史數值上看，是一個10年與250年的差距。因此，這僅僅是一個數值上的差距，拍賣得的實力并不要緊取決于比，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完善，人才的培養，拍賣經驗的積存和對藝術品市場整體把握的能力考核成績。這一點，老牌的英國蘇富比（Stheby's)、克得斯蒂(Christie's)等拍賣行有其優勢。英國是世界藝術品拍賣業的先祖，目前排在世界藝術品拍賣業前三位拍賣行均在英國，分不是蘇富比，克得斯蒂，菲得普德普瑞和魯森寶拍賣公司。那個地點要緊談談蘇富比和克利斯蒂。蘇富比拍賣公司由索米埃魯*博卡創立于1744年，至今有258年的歷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拍賣連鎖企業。公司成立之初，要緊是從事古籍方面的拍賣，只是到20世紀初才開始涉足繪畫等領域。現在蘇富比的拍賣業務已拓展到美術領域之外的諸多方面，如公司設有不動產部門，專門從事區域性土地的掛職。蘇富比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拍賣公司。蘇富經拍賣公司從1964年開始拓展美國和歐洲乖國市場以來。已在世界上建立了100多個分公司的網絡拍賣體系。因此更重要的是，其成熟的經營業員治理制度，如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信用卡支付資源共享金方式的財務制度等腰三角形，為世界拍賣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與典范。克利斯蒂拍賣行是目前世界上第二大拍賣行，1766年由詹姆斯.克利斯蒂創辦，創始之初要緊從事繪畫、寶石、家具、書籍等拍賣。克利斯蒂拍賣行至今在世界各擁有70余家拍賣公司，其業務范圍要緊在歐洲和美國。值得一提的是克利斯蒂拍賣制度的靈活性，如拍賣日期的交錯以集中收藏家的做法便為業界贊揚，中國大陸藝術品拍賣日期差不多上也是錯開的。克利斯蒂至今保持著世界藝術品單件拍賣的最高紀錄荷蘭畫家、后期印象派大師凡.高的油畫作品《加歇爾大夫像》，1900年發8250萬美元的價格成交。中國大陸目前較有阻礙的拍賣行，要緊是上海朵云軒、上海敬華、北就中國嘉德、北京古玩有限公司。香港有香港拍賣行、協聯拍賣行、永成古玩有限公司等，臺灣則有建德國際藝術品拍賣公司總裁等腰三角形。1993年2月份最先成立上海朵云軒拍賣公司，是依托于百年老店江南書畫名苑朵云軒，拍賣標的涉及藝術的各個門類，每年實行春秋兩季大拍的拍賣制度，拍賣業績歷年來穩中長有升，為南方拍賣的龍頭。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公司于2000年底成立，由上海博物館藝術品公司和上海共同開拓上海藝術品拍賣業的市場北京中國嘉德是一家綜合性拍賣公司，成立天1993年5月，不僅拍賣中外藝術品。同時也涉及土地、不動產、企業產權、知識產權、物品等，是我國第一家全性的拍賣公司，并在廣州設有分公司，每年實行春秋兩季大拍。藝術品拍賣業績居國內同行業前列。北京翰海，成立天1994年。是一家藝術品專業拍賣公司，翰海以其“專家集體鑒定，一票否決“的良好誠信體制，吸納了大量買家和賣家，截止2001年，其拍賣年業績有5次是居同行之首，均超過億元人民幣，北京翰海與中嘉德共同頂托中國大陸藝術品拍賣的半壁江山。從中外藝術品主體看，中國與海外的差距依舊相當大。從網絡分布看，只有中國嘉德拍賣公司在國內設立了分公司。還未有一家藝術品拍賣公司跨出國門，因此，與英國的拍賣公司在世界上建立的網絡化體系相比，中國的藝術品拍賣在這10年的艱辛歷程中，也是有相當的成績，以后的進展與成功，關鍵決于信念和意志力。二、藝術品購買力和文化消費意識經濟消費水平的差異直接阻礙到藝術品的市場走勢，藝術品的消費，從某個方面上講不同于其它日常用品的消費，對貧窮的人來主講，藝術品的消費是極大的奢侈，而對富人來講，藝術品的消費則又取決于其文化消費觀念和精神向度。從總體上來看，中國人或極少一部分中國人來對藝術品消費能力還有是相當有限的，這一方面不是取決于經濟寮力，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消費意向。因此，文化消費意向的培養又是建立在適度的經濟基礎之上，這是一個雙向關聯的樞紐，只有當二者達到較高層面的平衡度時，才會出現良性的市場效應，英國、美國等發達的西方國家，其藝術市場的消費基數較高是源于其雄厚的經濟指標和文化消費能力。從人口上講，中國的人口數量是他們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可國民生產總值卻是他們的幾分之一。這種雙身倒金字塔式的對比，的確會讓我們對當今中國藝術品市場有一個平復的認識。這種巨大的差距是有客觀緣故的。。藝術品購買者的層次和購買意向是比較復雜的，從購買意向上看，要緊存在以下幾種：（一）作為收藏（公私收藏）；（二）有用裝飾；（三）饋贈禮品；（四）投資。從國際走勢看，以第（一），（二）種情況者居多。從購買者的層次看，有富有的企業主，或投資商人，或消費營佘的企業員等。２０世紀初，《ＡＲＴＮＥＷＳ》雜志作了一個統計，世界２００位藝術品收藏家中，俳在首位的是美國，約占４０％，其次為日本和英國。中國香港和臺灣位列其中，但大陸無一人排名。在這些藝術品收藏業主中，絕大多數是房地產商，金融業主，企業主或制造商，零售業主等。又據資料統計，在英國蘇富比和克利斯蒂兩家拍賣行拍出的名畫作品，截止到１９９０年，美國人共購得樂約２５％的份額，歐洲人購得了３４％左右，日本人最多，占了近４月來０月來％月來的份量。可見藝術品的收藏在中國是微呼其微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對藝術品的收藏范圍，幾呼涉及藝術的各個門類。時刻跨度從遠古的原始到現當代的前衛藝術。中國人對藝術品的投資，多局限在國內藝術市場，但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好的現像，專門多的中國企業開始關注并投身藝術品市場，如北京保利集團爭購圓明園失竊文物，大連萬達集團購藏清初畫家八大山人的作品等。這表明中國人的藝術品收藏意識有了質的飛躍。相信，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進展，中國人的藝術品投資意識和愛國情感會越年份中國英國美國1989年人口111191萬5730萬24880萬GDP4544.5億＄8460.9億＄52510億＄人均408.9＄14766＄21105＄1998年人口124810萬5920萬27313萬GDP9609億＄14064億＄87902億＄人均770＄23738＄32183＄來越強。下面是一組有關中國、英國與美國在于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人口、國民生產總值（GDP）人均值的數據對比，或許會有所啟迪：這種理性的比較，也許告訴人們一個普遍的道理：經濟的富裕，決定了消費的指向。按照中國大陸日前居民貨幣擁有量為2萬億元左右人民幣計算，人均約為1萬多元人民幣，這種也是極其有限的購買力。就拿中國經濟基礎較好的上海來講吧。2001年上海人均GDP約為4500美元，那個基數也是相當低。從國際走勢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800美元時才會形成社會性的藝術品購藏機制，我們還有一段相當漫長和艱辛的路要走。但最近幾年。國內藝術品市場上國內買家比例的增加，多少讓人充滿信心的。1994年北京中國嘉德拍賣會，國內買家占了望2/3。2001年上海朵云軒春季拍賣會海外買家只有1/5，這從一側面告訴我們，中國藝術品市場解凍了。三、藝術品價格的差距藝術品拍賣最終是以價格來體現的，中外藝術品的價格差距相當大。我們進行的這種比較，只能是在宏觀概念上的比較不要能存在標準當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