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誕生：制圖技術如何塑造國家主權的領土化1885年8月，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外交部部長法來西訥（CharlesdeFreycinet）向原駐日內瓦的總領事浦里燮（BourcierSaint-Chaffray）致函，告知他即將前往亞洲，擔任中越勘界委員會的法方主席，以迅速完成此前《中法新約》所規定的“會同勘定界限”之工作。信中指出，精確的勘界不僅可以消除雙方在屬地問題上的沖突因素，還可以借機促成殖民、商貿與戰略方面的重大利益。為此，政府極為重視這項工程，外交部除了提供各類地圖、文獻和資料圖冊之外，還專門配備了一批民事“合作者”，他們“潛心做過有關研究而且都有專長，思想準備充分，并在技術方面為完成任務提供了方便”。從名單來看，合作者的主要任務是勘測新地圖，提供專業的地理知識。這在當時的全球性格局下并非偶然的、區域性的個別現象，而是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外交做法——威斯特伐利亞和平之后，繪制地圖成為外交活動中的重要環節。1689年中俄在尼布楚、1749年英法在新斯科舍等都是這種新做法的體現。到19世紀，維也納體系更是將制圖納入條約與國際法機制，使其成為全球外交中的一種慣例現象。傳統的外交史盡管不乏對勘界議題的考察，但極少有人注意到政治/軍事之外的技術/知識維度。這不僅導致了條約研究對地圖的一貫忽視，還部分造成了地圖史與政治史的長期脫節：前者聚焦于孤本地圖的專業及史料性價值，鮮有分析制圖的政治過程與互動機制；后者對地圖的涉及僅限于“圖說史話”，缺乏對勘測、劃界、立碑以及界務管理的知識學梳理，進而漠視技術實踐與政治劃界之間的關聯。事實上，17世紀以后近代地圖作為宣示主權、領土談判與殖民擴張的一部分，已然從傳統的藝術、文化及歷史領域轉入國家治理之中。勘界制圖活動不僅形塑了線性勻質的空間意識與領土觀念，還締造出一種意象性、圖示型的“國家感”。相應地，傳統的疆域認知逐漸被地圖上的“線條邊界”理念所取代，這在更大范圍內呼應了一場政治領域的知識學革命——即以專業團體和技術實踐為依托，基于科學原則與理性主義的國家利益所形成的治理安排及其制度規則。哈羅德·尼科爾森（HaroldNicolson）稱此為17—18世紀的“法國體系”，這不僅是由于這種新型外交孕育于法國，還因為波旁王朝統治之下科學與政治高度結合，新興的數理、統計與幾何測繪成為國家權力的“技術”。在制圖領域，中央政府不僅收集匯編現有地圖，還通過皇家科學院這樣專業化的學術機構直接介入知識的生產，組織全國性的地理調查與制圖計劃。對應在外交領域，領土談判、邊界劃分與聯合勘界等活動中，地圖測繪逐漸成為一種“規定動作”，分段談判與專業制圖促成了“邊界”的誕生。這一模式源于歐洲而影響全世界，為解讀現代國家提供了一種知識—社會學的進路。而要探究這種邊界機制的歷史起源，思考技術生產所帶來的政治變遷，我們仍需回到17—18世紀的西歐，把視線聚焦到地圖在歐洲外交中的“高光”時刻。

戰爭的劇場1659年7月，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從楓丹白露宮出發，南下至西南城市波爾多，隨后向東南方向經圖盧茲巡視了整個地中海沿岸。其后，國王向南部邊境城市巴約訥（Bayonne）出發，在圣讓－德－呂茲（Saint-Jean-de-Luz）舉行他與西班牙公主瑪麗·特蕾莎（Marie-Thérèse）的大婚。在婚禮的舉辦地——法西交界處畢達索阿（Bidasso）河道中心的費桑島（?ledesFaisans）上，兩國同步進行了領土談判，簽署了《比利牛斯條約》，第一次劃定了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法理分界。這一事件在地圖史的解讀中極具象征意義。有證據表明，當時的公眾已經通過地圖來觀察這個小島上所發生的一切，一份小冊子記錄說：島構成了法蘭西與西班牙之間的“界限”（borne），而地圖則像“劇場”一樣，忠實地還原了這一現場的景象。借助地圖來查看地形與疆界，在近代早期的歐洲逐漸成為一種風尚，這與軍事上的需要具有密切關聯。三十年戰爭中，軍隊對地圖的需求量激增，公眾也熱衷于通過閱圖來了解最新戰況，這大大刺激了制圖產業的發展。當時，人們談及“地圖”可以用不同的稱呼，比如在法語中，有plan、description、représentation、carte、atlas、théatre等。其中，théatre（劇場）就是早期地圖出版業常常使用的一個術語，原因很簡單，在征戰與行軍途中，使用地圖就像實時“觀看”所處的場景一樣。所以，早在16世紀奧特里烏斯（AbrahamOrtelius）和布格羅（MauriceBouguereau）等人出版的地圖集中，主標題便會使用theatrum/théatre，表示“地圖像一座劇場，從中可以看見整個世界”。17世紀歐洲戰事更加頻繁，反映前線的地圖及地圖集都會署名“戰爭的劇場”（theatrumbelli/théatredelaguerre）。它一般有兩層含義：一是指戰爭發生的地理空間；二是圖像再現的、有關戰爭的時空場景。后者通常是市面上流行的、反映戰場形勢的地圖（如圖1）。它們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可以報道最新的戰事狀況，講述事件的前后進程，制圖者運用線條、圖畫、符號、文字、色彩等各類元素的組合，將戰事呈現為可供觀賞的“戲劇”。所以，在此時的歐洲，地圖就構成了對前線戰事的一種敘述方式。圖一反映1691年形勢的《戰爭劇場——以蒙斯為首都的埃諾公國》三十年戰爭后，法國和西班牙的沖突到1658年仍未結束。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馬扎然（Mazarin）在給王室去信說明邊疆地區的形勢時，往往附上一些地圖，作為對戰場的說明。在某次戰役開始前，通常的準備工作之一也是繪制或征集這一區域的地圖。比如法軍在進攻格拉沃利訥（Gravelines）和貝爾格（Bergues）之前，馬扎然都先后寫信，要求獲得相關的城市及防御地圖，包括各類要塞、村莊的具體數量和地形的說明。可見，制圖最初在軍事活動中融入了人們對“邊境”（frontière）的認知，古語frontaria意為“對抗敵人的前線”或“戰區”，最初指的就是遭到入侵時戰爭最先發生的空間邊緣，即“行軍前線”（limitaneimilites），一般也是范疇偏大、邊界模糊的一段區間，甚至不嚴格局限于本國境內。路易十四的軍事大臣沃班（Vauban）就曾指出：法蘭西和西班牙人最重視也最熟悉關于戰爭的技術，這使他們的邊境（leurFrontières）變成了“戰爭的劇場”，也是從中學習這些危險技藝的學堂。沃班所說的戰爭技術，既包括進攻，也包括防御。尤其是在停火談判期間，地形及工事所構成的“防線”漸漸重塑了“邊境”的內涵，這得益于新型軍事技術的使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促成了地形學、測繪學、幾何學的發展，不僅為軍隊提供了大量的工程師，而且使精準再現兵力部署及工事建設的地圖、畫冊與地形浮雕得到普及。這些可作用于戰爭的空間技術與制作工藝被沃班大力應用，尤其是幾何多邊形（polygon）原理被他用于國土的防御設計，戰爭也就變成了一門在圖紙上規劃進攻與防御的科學。一場戰役確定了邊境形勢后，緊接著就是土地丈量、調查與統一規劃，地圖可以再現和強化空間規劃的同質性，而繪圖上的延誤與錯漏則可能導致領土的喪失。在1685年的《防御總監》（LeDirecteurgeneraldesfortifications）中，沃班就強調：“主權者必須委任忠誠、正直、聰慧之人防御其要塞，不但要提供精良的繪圖，而且能完成所有的工程，構建起一種統一秩序。”對1659年的路易十四而言，防線上的制圖比戰爭地圖要更加具體和精確，它們所描繪的空間同戰爭所形塑的國境是一致的。首先，軍事上的“戰線”問題在1648年和平之后就轉為“防線”問題，地圖也就從一種動態反映前線戰況的“劇場”變為靜態防御建設中的“藍圖”。其次，戰爭后確立的防御鏈條在現實中由大大小小的堅固要塞（fortification）組成，從北部的格拉沃利訥到南部的貝爾格，戰區的串聯呈現為地圖上的“政治分界”，它賦予邊境地區一種“幾何理性”的空間感，反映了政治劃界與主權概念領土化的同步過程，制圖因而也就成為一門很有價值的“領土科學”（scienceduterritoire）。故而，在17世紀的君主肖像畫中，地圖或地球儀常常作為背景裝飾，寓意君主對空間的絕對掌控，而宮廷教育也往往使用地圖或拼圖的游戲，教授關于戰爭、城防與領土空間的系統性知識。正如路易十三的醫生讓·埃羅德（JeanHéroard）所記述的：手持羅盤和規尺，君主通過測量地球儀便可對照著認識他所繼承的那些領地；僅僅通過書房里的踱步，感受大道與小路，他便熟知不同地區、各個國家的歷史語言、風俗道德與法律習慣。終有一天，他也可以用科學在整個地球上建立偉業，規劃理想的藍圖。一方面，主權者的統治在地圖上呈現為統一規則的畫面空間，外部是眾多幾何形要塞與線條所構成的屏障，內部治理則是開放、空白、勻質的土地。另一方面，歷史傳統中的疆域意識同科學主義的制圖技術相互結合，既擺脫了模糊的、錯雜的“疆域”想象，又立足于權力所壟斷和管理的政治單元，形成一種領土性空間的法理“分界”（既包括外部國與國之間，也包括內部區劃之間）。對此，沃班認為，要實現這種“邊境”到“國界”的過渡，就需要停止四面八方的作戰消耗，劃定領土的詳細邊界，用穩定造就同質性（homogénéisation）。對成長中的國家而言，戰爭所帶來的邊界變動并不是持久的，所以需要結束戰爭，將注意力轉移到國內的領土整治上，而路易十三時期黎塞留（Richelieu）所開創的專業外交與談判機制則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提供了一條穩定路徑。換言之，主權國家的邊界構建既依托于軍事上的“防線”確立，也包括談判、條約中的“界線”劃分，后者則在更大程度上依賴科學的新型知識與制圖技術。

談判的“工具”在1659年的法西和談中，馬扎然繼承了黎塞留制定的外交方針，以“國家理由”為導向，使用職業外交人員進行領土談判。當然，他也保留了另一項其前任時期的傳統：命人收集地圖，咨詢地理學家與制圖師，全程服務于內政與外交。這一做法于三十年戰爭期間便已得到貫徹。1645年8月的明斯特談判中，法國代表團希望獲得阿爾薩斯地區。然而，這里廣泛分布著眾多不直屬但統一在哈布斯堡王朝庇護下的“中等邦國”（étatsintermédiaires），它們同帝國的領地犬牙交錯，以至于法國人很難搞清楚具體的歸屬關系，所以代表團請求宮廷提供更為明確的政治地理信息。王室一邊派出生于阿爾薩斯的學者約西亞·格拉澤（JosiasGlaser）前往明斯特，同代表團內的法學家西奧多·戈德弗瓦（ThéodoreGodefroy）一起為談判提供咨詢；另一邊，外交國務秘書布里安（LoméniedeBrienne）給代表團寄去了當時對阿爾薩斯最好的地圖說明，用于領土談判，這是16世紀丹尼爾·斯伯克爾（DanielSpeckel）繪制的一幅《奧地利王室所有阿爾薩斯及周邊省份地圖》（Descriptiondel’Alsaceetprovincesvoisinesdanslesquelleslamaisond’Austricheadesterres,1576）。在這封1646年4月的信及附件中，法國人結合阿爾薩斯地區的疆界、土地、貴族與封建權利，對地圖加以說明，為他們的領土訴求辯護。首先，他們在地圖上用數字按次序標出下阿爾薩斯和桑德戈（Sundtgau）地區的重要地點，還同符騰堡、弗朗什－孔泰以及其他周邊地區的地圖比較，以此確定所有屬于阿爾薩斯地區的領地。與此同時，按條目將散亂和交錯的土地同各個領主一一對應，使得談判人員對整個奧地利王室在阿爾薩斯的領地一覽無余，從而方便就具體地塊逐個談判。其次，在討論奧地利的王室譜系與封建權利時，對地圖使用了色彩處理：奧地利領地都用淡粉色彩圈出；呂塞爾（Lutzell）修道院地區是淡黃色；布倫道夫（Brundruf）治安區是綠色，這也是巴塞爾主教區的顏色；德雷蒙（Delémont）地區則被繪成藍色，它也是所有地圖中代表自由城市的顏色。最后，不同領地之間用不同顏色的線條來表示邊界，各領地所擁有的城市、市鎮與村莊也都在圖中逐個寫明，教會領地及其轄區邊界也都有所標示。這種談判做法很快被沿襲下來，用于南方的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和談中。1647年11月，布里安在傳達宮廷對南部邊界問題的意見時指出：“國王要求占領加泰羅尼亞的總督皮埃爾·德·馬卡（PierredeMarca）設法為代表團提供一份詳細而準確的地理說明。”馬卡很快給出了答復，并在說明中附上了一幅地圖，上面做了標記。為此，他咨詢了所有地理學家和法學家，以便更好地駁斥西班牙人對這一地區的企圖。稍后的1656年，李奧納（HuguesdeLionne）作為國王全權代表趕赴馬德里，同西班牙首相路易·德·阿羅（LuisdeHaro）商討洛林問題時，也借助地圖來查看那里的領地狀況。領土談判問題上的地圖意識，源于近代政治與地理之間的特殊關系。通常，王室會對地圖的制作予以支持和資助。1627年后，負責路易十三教學的制圖師尼古拉斯·桑松（NicolasSanson）受到了黎塞留的賞識，后者下令搜集全國所有地圖交由桑松統一匯編。在此過程中，高盧時代的“自然邊疆”（frontièresnaturelles）理念融入并影響了權力制圖的實踐。作為委托成果，桑松出版的《法蘭西地圖》（LaFrancedécriteenplusieurscartes,1643）包括五幅古代高盧地圖和五幅當時的法國地圖，通過將古代疆域同當下領土相對應，地圖論證了一種有限的、特殊主義的主權意識。因此，歷史地圖也一度構成了政治主張的重要依據，正如此前談判所顯示的，外交人員常常結合歷史地圖與地理學者的建議來考察領土性的權屬關系。不過，對于1645年的阿爾薩斯、1656年的洛林以及1659年的比利牛斯山等地區而言，由于交錯著帝國、教會、王國、領主以及混亂的封建宗主制遺產，要形成一攬子的解決方案，談判者又需要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做出抉擇。這正是1659年費桑島談判中的核心問題。馬扎然主教比路易十四等人早出發了一個月，在同西班牙首相阿羅會面后，談判陸續進行了二十五次之多。在反復的商討、妥協、交換、讓步之后，爭議集中于孔夫朗城（Conflans）的歸屬問題：法方從歷史權利出發，主張對魯西永（Roussillon）和塞爾達尼亞（Cerdagne）的所有權。路易十四說：“這是先祖的遺產，西班牙既然用非法手段侵占，我就沒有理由不用武力來恢復我的權利。”然而對于法國實際控制的孔夫朗城，西班牙人在檔案、法令、地方志和捐稅記錄中找到了該城屬于他們的證據，這就使得這片領土的談判夾雜著歷史權利、實際管轄、自然地理等多重要素。此時，以桑松為代表的傳統制圖師所生產的、作為知識參考的歷史地圖只能呈現一種模糊的差別，圖上粗糙的虛線和著色可以“區分”，但不能“劃定”具體土地的歸屬權（圖2）。圖21691年紀堯姆·桑松的《比利牛斯山地圖》注：紀堯姆（GuillaumeSanson）是尼古拉斯·桑松的兒子，也是王室御用的制圖師。此圖反映了1659年條約后的情況，將魯西永和孔夫朗地區納入繪制范圍，但在領土分界的細節上并不清楚。1675、1691、1719年三個版本的地圖可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館藏編號GEC-9117、GEC-2708、GEC-11365。早前馬扎然在巴黎同西班牙談判代表皮蒙泰爾（AntonioPimenteldePrado）討論時，對孔夫朗和塞爾達尼亞地區的處置更多傾向于依據歷史管轄權，而在后來擬定的預備條約中，塞爾達尼亞山谷的眾多土地也都是允諾給西班牙的。但10月16日第十七次會談之后，馬扎然查看了這一地區的地圖，他指出：早晨會談前我讓特魯巴博士過來，我查看了加泰羅尼亞的地圖中孔夫朗城的位置以及塞爾達尼亞屬于我們的那部分，發現山脈的分布讓人疑惑：一部分從勒卡特發端，另一部分在魯西永和法蘭西、孔夫朗和魯西永之間，這些都不是古代地理學家所說的區分高盧和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毫無疑問唐·路易（阿羅）堅持說我們只能保留這些山的說法是打著讓這些小山丘也作為山脈的如意算盤。這幅《加泰羅尼亞地圖》極可能是1647年布里安要求馬卡準備的地圖之一，后者在1659年談判期間準備了相當多的地圖作為談判材料。顯然，不論基于歷史地圖還是歷史權利，孔夫朗問題都無法按照法國利益方向解決。馬扎然很快轉變立場，提出以自然的“山峰走向”為界。由于孔夫朗城坐落在比利牛斯山的北側——法國一邊，所以應該歸法國所有。此時，法國人不再拘泥于歷史上的封建權屬關系，而是采取以山為界、幾何劃分的方式。11月7日《比利牛斯條約》正式簽署時，第42條就采用了這種領土劃分的新思路：按照1656年馬德里談判的協議，確定由古代時期分隔高盧與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脈來作為兩個王國之間的分界。確定和同意法蘭西國王擁有魯西永、孔夫朗地區以及領地、要塞、城市、市鎮、村莊和具體地方；西班牙國王擁有塞爾達尼亞和加泰羅尼亞公國，同樣包括所屬的領地、要塞、城市、市鎮、村莊和具體地方。如果所屬孔夫朗而非魯西永的某些地區坐落于比利牛斯山的西班牙一側，那么它就屬于西班牙國王；同樣，如果屬于塞爾達尼亞而非加泰羅尼亞的某些地區坐落于比利牛斯山的法蘭西一側，那么它們就歸法蘭西國王。從1659年的條約文本來看，領土劃分的政治方案超越了歷史權利，更加偏向于自然地理的科學依據。這部分來自戰爭與軍事地圖的啟發，由于它們運用科學的方法，采用統一標準、符號與參照系，圖形、地點及方位都比較準確，因而在17世紀后期逐漸成為外交人員的談判必備材料之一。與此同時，在科學主義與制圖方法的影響下，外交語境中的“邊界”變得客觀而理性，從而可以被測度、衡量、計算和人為劃定。此時，新培養的工程技術與制圖人員提供了重要支持。18世紀以后，這種專業外交人員與技術人員的協同合作開始成為一種工作慣例，相應地，邊境地圖的繪制也就更多地反映了科學考察與實地測繪的內容，比如魯塞爾（JosephRoussel）的《比利牛斯山法國與西班牙王國局部圖》（CartegénéraledesMontsPyrénées,etpartiedesRoyaumesdeFranceetd’Espagne,1730）就誕生于1720年代的勘界潮流中（圖3）。圖31730年魯塞爾的《比利牛斯山法國與西班牙王國局部圖》注：作者基于當時最新的三角測量法（triangulation），補充了這一地區的地測線（ge?ode?siques）數據，對于法西兩國邊界區域的繪制比較清晰。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館藏編號GEDD-2987（1582,I-VIII）。科學制圖技術在外交談判中的使用也意味著傳統高盧“自然邊疆”理念的調整。傳言為黎塞留遺作的《政治遺囑》（Testamentpolitique）中就表露出這種意圖：“要恢復自然賜予的高盧邊界（Galli?limites），須將高盧與法蘭西結合，在古代高盧所在之處重建一個新高盧。”這里，limites取代了此前的frontières。在1690年的詞典中，前者的范疇更小，指的是由眾多界碑（bornes）構成的土地、省份和國家的邊界線。bornes則更為有限，具體指高出地面的用于標記的石頭，用以分割遺產、省份和王國。1706年，沃班在《和平計劃》（Projetdepaix）中就用了這個詞，他認為，法蘭西擁有“天然界限”（bornesnaturelles），“兩面海洋、萊茵河、阿爾卑斯與比利牛斯山，它們天然地同西班牙相排斥，因而涉足他們的內政同我們的利益是直接相悖的”。從frontière到limite，再到borne，“邊界”所對應的歷史語義變化反映了17世紀中后期法國外交的重要轉向：領土分割不再局限于軍事維度上塑造“邊境”（frontières），而是要在邊境地區確定其“界限”（limites）。和平談判的目的也不再是基于傳統封建權利的調整或修補，而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劃分問題。此時，基于數理幾何的科學制圖法就出場了，因為它可以在邊界劃分中準確度量每一段邊界。勘界的“技術”1659年《比利牛斯條約》的簽署標志著近代外交的一次重要轉型。此前的邊境談判是為領土歸屬的問題找到一種政治解決方案，接下來的勘界工作則是一套邊界建構的技術流程。前者是軍隊與外交官的職責，后者則交給了知識機構與技術人員。正如諾爾曼（DanielNordman）所指出的：“相較于邊境（frontières），邊界（limites）才是自然地理的，也是象征的、圖像的。”它在現實中通過對土地的測量而獲得，但在政治上仰賴主權原則，在此過程中，排他性的邊界取代了防御性的邊境，繼而締造了平等的國家間關系，使之從多中心（polycentrique）、異質性的司法與權利清單轉向勻質化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é）空間結構，這是1648年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重要特征。逐漸從歷史傳統中解放出來的主權國家觀念，更加依賴自然地理與地形學的客觀描述，了解土地的面積、山脈的輪廓、河流的走向也需要成熟的地形勘測與制圖技術。所以在17世紀后期，傳統外交官員與掌握技術的工程人員共同完成了領土劃分后的勘界任務，這實際包含著兩項并行不悖、密切配合的工作：第一，由外交官員、地方行政人員等擔任的劃界專員（commissaires），負責條約中領土性條款的落實，具體表現為邊界線上“界碑”（bornes）的樹立及管理。如前文所述，相較于不確定的frontières（邊境），limites（邊界）與bornes（界碑）的優勢在于可以準確、固定標示某個具體的地方和地點，也更容易在地理科學的意義上描繪某片土地的范圍和輪廓。由此引申，délimination指的就是“劃分”“劃界”的具體工作，這也是1885年《中法新約》之后眾多勘界條約及補充條款的常用詞匯。在《比利牛斯條約》中，對“劃界”的具體說明出現在第110條：以上所說的專員有權劃定邊界（limites），低地國家地區原屬兩位國王但存在爭議的諸多地方應依據條約劃歸各自，包括特權領地、土地和其他，防止以后產生爭議給臣屬居民造成不安。為防雙方在現有條款的解釋上產生分歧，對劃界專員之間的不確定情況實行仲裁，仲裁的決定應由兩方共同實施，不得推遲或者貽誤。實際上，1656年李奧納在馬德里談判時就提出，為了避免爭議或重新陷入武裝沖突，和談之后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和工作來確立界碑，應派遣兩國的專員們來負責勘定地界。《比利牛斯條約》第42條也指出：為了實現以上的劃分，須由雙方的專員代表共同確定比利牛斯山脈的走向方位，其內容信息作為兩個王國應該的分界以及邊界線（limites）。兩國約定條約簽署后一個月之內派遣相關調查專員，并在另一個月內達成共識。如果無法取得一致同意，將及時同雙方的全權代表溝通匯報，后兩者本著避免武裝沖突的原則進行磋商。1660年3月以后，由新任圖盧茲大主教馬卡、奧朗日主教塞隆尼（HyacintheSerroni）與來自西班牙的瓦倫格尼亞（MiguelSalváiVallgornena）、費雷（JosepRomeuiFerrer）擔任雙方的調查專員。22日，四人在塞雷（Ceret）舉行了第一次調查委員會會議。不過，雙方在條約第42條的解釋上產生分歧。法國人認為，作為古代高盧與西班牙邊界的比利牛斯山，指的是古代的“自然邊界”；西班牙人則堅持比利牛斯山是“雙方共同認可的、已經長期作為高盧和西班牙的邊界”，應更多參考當下狀況。5月31日簽訂的補充協定是一個政治上的妥協方案：西班牙獲得塞爾達尼亞，但保留法國對卡洛爾（Carol）山谷33個村莊的主權。這種派遣劃界專員的做法很快得到沿襲，同一年，法國國王就委派審查官庫爾丁（HonoréCourtin）、阿圖瓦總督塔隆（ClaudeTalon）為專員，根據《比利牛斯條約》的精神，赴阿拉斯（Arras）地區落實北方邊境的界線問題。第二，由工程、測繪人員所形成的技術支持機制，在勘界的同時測繪邊界線數據，并以制圖的形式確定、保存，以備國土及外交部門的使用或公開出版。通常在條約締結以后，新地圖的繪制會作為一種后續確認形式，或是對文字條款的補充說明，或是向公眾讀者傳達有關國土疆域及行政區劃的最新信息，這些在18、19世紀的法國都已是慣例性的做法。如在1701年，紀堯姆·桑松出版了一幅最新的《法蘭西地圖》（圖4），其副標題就是“構成其王國的不同政區以及通過1648年明斯特、1659年費桑島、1679年尼姆格、1697年雷斯威克的和平條約所征服并入的部分”。根據1718年《巴黎條約》第2條，法國獲得了薩爾路易斯（Saarlouis）及周邊五個村鎮，同年的一份手繪地圖就詳細記錄了這次東北邊境線的變動（圖5）。拿破侖戰爭結束以后，官方和民間更是接連推出眾多反映維也納條約體系與領土安排的地圖產品。在這些說明最新條約內容的地圖上，作者們習慣用虛實線以及不同的顏色將新并入或脫離的領土標示出來，與此同時，線條的粗細程度表明了外部國界與內部省界的差別。圖4

1701年《法蘭西地圖》的題銘與比利牛斯山部分注：題銘框中的文字列數了相關的各個條約及其時間。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館藏編號GEC-9963。圖51718年《薩爾路易斯地圖》注：根據1718年《巴黎條約》第2條，法國的邊境線向前推進了約2公里，即圖中雙虛線所包括的薩爾路易斯市和博馬萊（Beaumarais）、恩斯多夫（Ensdorf）、福羅勞頓（Fraulautern）、里斯多夫（Lisdorf）、羅登（Roden）五個村莊。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館藏編號GED-14499。不過，條約地圖中的邊界線條一般還停留在政治設計的層面，而具體、現實的國界線依然需要在實踐中完成。以法國和西班牙為例，1659年后，比利牛斯山至少存在著三種類型的“邊界”：第一種是歷史遺留之界，雜糅了各種過往的條約與地方性、封建性的權利清單和協議安排；第二種是由行政專員劃定、地理工程師測繪制圖的政治分界；第三種則是科學隊伍也探知不到的、已知與未知之間的分野。盡管《比利牛斯條約》做出了政治安排，但當地居民因傳統慣習、資源爭奪、往來貿易和移民、盜賊活動等引發的沖突卻越來越多，僅伊拉蒂（Iraty）森林一處在1717—1785年間就發生過59起沖突。在不斷應對、解決此類問題的過程中，雙邊委員會（commissionbipartite）應運而生，并逐漸成為一種慣例機制。1768年，因為一系列的治安和刑事案件，由格蘭普雷男爵（lebarondeGrandpré）和卡里略元帥（AntonioRicardosCarrillo）組成了特別委員會。除了這兩位專員，該委員會的主要構成人員是一批專業的制圖師。法方領銜的是國王地理工程師蒙特森（Louis-CharlesDupaindeMontesson）和兩名助手，西方是軍隊工程師巴達蘭（LeandroBadarán）、德爾皮諾（JoaquíndelPino）、戴居永（JuanDaiguillon）和阿貝蘭（JuanAbellán）。他們繪制了《圣讓－皮耶德波爾和阿爾迪德周邊地區圖》（CartedesenvironsdeSaint-Jean-PieddePortetdupaysdesAldudes,1770），但由于西班牙前期強硬主張對這一山區的全部主權，談判不歡而散，雙方也并未在這幅勘界圖上簽字。盡管如此，專業制圖師的參與逐漸形成了勘界工作中的另一種慣例，即由科學團隊實地測繪地形地貌圖，待雙方認可后授權簽署。這類測繪不同于早前偏好描繪行軍道路和山口的軍事測繪，而是強調對整體空間的全面精準再現，其典型體現是1784—1792年“奧爾納諾—卡羅”聯合測繪委員會（lacommissiontopographiquefranco-espagnoleOrnano-Caro）的運作。1784年，由巴約訥前總督奧爾納諾伯爵（comted’Ornano）和西班牙元帥卡羅（VenturaCaro）組成了新的雙邊委員會。雙方在次年8月簽署了《埃利松多條約》（TraitédeElizondo），明確了伊斯佩古爾山（Cold’Ispéguy）到阿諾斯特古山（Cold’Arnostéguy）段的分界。與此同時，十六名地理工程師分成四個小隊，同步繪制這一地區的地形圖。王室要求“按1∶14700的比例，繪制法國和西班牙的邊界地形圖，要精確勾勒畢達索阿河口到魯西永東端的分界線”（圖6）。聯合測繪工作于1786年4月正式啟動。由于前期工作的難點是三角測量，建立地圖繪制的基礎網格，在一段段地進行測量和制圖后，委員會發現進度非常緩慢。其后，工程人員嘗試改進方法，提出每段只測實際邊界八公里，中間的八公里采用理論邊界，這樣虛實間隔的方式可以在保證測繪精度的同時，大大減少工作量。雖然西班牙拒絕了這一提議，但這也為此后的勘界工作樹立了方法上的標桿。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測繪委員會的工作在革命期間數度擱置。1792年，法西邊境戰火重燃，剩下的勘測工作大多由法國單方面完成。作為其成果之一，在1788年的1∶14700比例的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畢達索阿河口至奧阿爾松·伊拜亞河口（OiartzunIbaia）之間山區的詳細地形，這不僅是勻質平面上的一段幾何學空間，也是包含著眾多山丘、河道、谷地、草場、森林、城市、村莊、道路等細節的邊境畫卷。圖61788年《比利牛斯山西麓邊界幾何地形圖》的局部

注：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館藏編號GESH18PF56P24。這種“雙邊委員會+聯合測繪制圖”的模式也影響了海外殖民地的談判與劃界工作。1776年，為落實《雷斯威克條約》（TraitédeRyswick）將圣多明各島一分為二的條款，法國和西班牙于2月29日在阿塔萊拉（Atalaya）簽署了新協議，決定從3月開始，由雙方的行政專員和測量人員（arpenteurs-géomètres）共同負責邊界的測量及劃分，并繪制了大量用于勘界的地圖（如圖7）。在五個月的測繪工作后，又由公證人員進一步核實確認。1777年6月3日，雙方在此基礎上簽訂了《阿蘭胡埃斯條約》（Traitéd’Aranjuez），正式將圣多明各島分割為海地和多米尼加兩個部分，其中第2條翔實記述了1776年的勘界成果。圖7

1776年法西兩國在圣多明各島聯合劃界的地圖（第2幅）注：圖中的紅線一側為西班牙地界，黃色一側為法國地界，聯合委員會共繪制了9幅地圖，分別由雙方的負責專員和測繪工程師簽字確認。地圖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編號GESH18PF147P1-9。羅杰·迪翁（RogerDion）認為，比利牛斯山既是軍事史意義上的天然屏障（barrière），也是近代法國民族意識中的第一道邊界（limite）。盡管實際的勘界與制圖工作曲折而漫長，但1659年的法西談判與《比利牛斯條約》毫無疑問在傳統的“邊疆”之上塑造了國家的“邊界”。它既不局限于歷史權利，又不是純粹的地理分隔，而是一種技術、圖形、線性的領土劃分機制，這在傳統歐洲創造了全新的主權分配原則及其工作流程。首先，由國家首腦確定和平的框架。此時，軍事、歷史、本土地圖等都可能被納入決策考量。其次，專業的職能部門負責領土性條款的擬訂及簽署，歷史地圖通常作為前期參考，而談判過程中，外交人員更傾向直觀描繪地形走向的地圖。最后，條約規定的主權邊界需要“會同勘定”，其執行交由政府專員、地方行政與測繪制圖人員共同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負責。作為非常關鍵的一步，最后的勘界與制圖工程讓理念上的“分割”（partage）、邊界（limites）變成了實地的“勘定”（démarcation）、“界碑”（bornes）。專業性的技術團隊本著科學主義的原則，將神秘、未知、模糊的比利牛斯山還原為清晰、明確、視覺化的比利牛斯山，既彌補了傳統地圖“多兩端、少中段”的缺陷，又應用了最新的工藝、知識及方法。在樹立界碑、明確管轄權范圍的同時，制圖技術也產生了系統性的政治效能。作為近代國家基礎能力建設的重要部分，它不僅基于地理科學的原則，忠實、精確、完整地再現邊界地區的地形地貌，而且同已有的國內測繪成果及標準接軌，實現外部勘界與內部區劃的協調一致。這在某種程度上與近代國家的政治統一趨勢是同步的——或如沃班所說，形成一種空間上的“統一秩序”。一方面，政府機構逐漸主導了邊境地圖的繪制；另一方面，傳統地圖的差異與壁壘被打破，工程化與科學化構成了未來的發展方向。在1788年的那幅比利牛斯山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詳細的經緯數據，其標準是由皇家科學院及巴黎天文臺制定，作為政府專門成立的學術知識機構，它在全國推進著科學的土地測量與制圖計劃。領土國家的“表象”在卡爾·施米特（CarlSchmitt）看來，制圖就是新航路開辟以來全球空間革命的例證：“每一次地球圖景的重要改變都是與國際政治的變化、新的領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奪聯系在一起的。”16、17世紀歐洲國家先后出現的土地測量、劃境勘界與地圖繪制等舉措，都呼應著一種空間上自成一體、國家之間有著精確疆界、中央集權與普遍理性化的政治秩序，其外在表象便是一種領土化了的“主權”與“國家”的結合。這最早誕生于法國，但在幾個世紀內迅速成為“唯一正常的政治單元的表現形式”。在此過程中，一系列新型技術的發明與使用促成了國家在領土空間中的暴力壟斷，同時賦予它用以維持日常統治與治理的知識生產機制。在科學理性的名義下，外部的邊界輪廓可以借助數理規則與工程測繪，內部的行政區劃也能夠經由理性統計來規劃與管理，繼而建立起基于土地、人口與財富的產業和經濟體系，以供養王國的稅收系統與公共服務，這就構成了沃班所說的“領土整治”（aménagementduterritoire）的主要內容，也是后世國土規劃與空間治理的制度雛形。在領土整合的過程中，地圖構成了權力與空間關系的一種表象，這種表象的生產與傳播不僅有助于形成空間上的統一意識，營造了“祖國”想象與愛國主義的集體記憶，而且在外交與國際關系領域催生了新型的政治文化。（一）國家之間：對稱平等的“主權”在劃界問題上，地圖呈現了一種理性主義與幾何美學，在由線條、數據、符號與色彩所組合而成的視覺化圖面上，國家間關系呈現出扁平、勻質、對等性的格局。1659年，版畫商雅克·拉格涅出版了一幅《畢達索阿河及支流與周邊法蘭西、西班牙與納瓦爾王國城市圖》（PlandelarivièredeBidassodanslaquelleestl’isle）。此圖將費桑島放大，描繪了島的平面輪廓：法國和西班牙各從河流一邊修造一座橋。河心島上，雙方各自修建了兩側長排房屋。沿著房屋向島的東端前進，各有一門，由此進入一個南北端各有入口的院子，院子中央搭建了用于談判的場地。圖下配有文字：“坐落于河中心的島將法蘭西和西班牙一分為二，兩國的大臣在此進行和平會談。”在另一幅由加斯帕爾·布塔茨所繪制的地圖中，隊列、建筑、橋梁、行宮、會談大堂等，都是按照島的中軸線完全對稱的（圖8）。這條中軸線一直延續到會談大廳中的談判桌上，雙方以此為界，面對面坐下，平等商討主權國家的權利義務。這些圖像呈現出一種對稱、和諧的幾何主義，這是一段時間內以邊境和談為主題的眾多地圖、版畫、草圖、封面、素描等作品的普遍特征。圖81659年《畢達索阿河會談島的地圖》注：拉格涅和布塔茨的地圖可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地圖部，編號GEDD-2987（1664）、GED-1854。對于這種空間與政治上的特殊安排，馬扎然主教曾強調：“連大廳中的裝飾與家具都是各自承擔自己的那一半。”在1659年7月13日談判人員第一次“會晤”（entrevue）時，馬扎然的隊伍前面有300人的步兵衛隊，中間是隨從和仆人，后面是20輛四輪馬車；西班牙人的步兵衛隊有200人，中間是步行的隨從和仆人，然后是16輛四輪馬車。在談判大廳里，雙方各有60位外交人員。在1660年6月的簽約儀式上，兩位國王從南北方向同步進入河心島，然后分別由各自修建的門進入會場，法國王太后負責迎接西班牙的菲利普四世，并向其介紹法國方面的人員，德·阿羅負責迎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并介紹西班牙方面的人員。會場中間仍是一張桌子，底下是有分界線的地毯。儀式開始后，兩位國王一同走向桌子，站在各自領土的一邊，單膝下跪。一邊是馬扎然作為法蘭西大主教呈給路易十四《圣經》和十字架，另一邊是東西印度大主教（PatriarchedesIndes）呈給菲利普四世，兩位國王用各自的語言同時宣誓遵守和平條約的條款。大廳外，畢達索阿河沿岸的法西兩國部隊同時鳴槍三發。儀式過后，兩位國王離場，談判大臣保持面對面的姿勢，一邊致謝道別，一邊同時后退至進來的那扇門。這一場景后來融入繪畫、掛毯和版畫作品中（圖9），在宣傳路易十四外交成就的同時，也進一步傳播了平等主義的國際關系意識。圖9《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會見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注：此圖是1663—1676年勒布朗（CharlesLeBrun）為路易十四創作的《國王演義》（L’Histoireduroi)）系列掛毯畫之一，圖中可以看到路易十四和菲利普四世腳下完全不同風格的地毯，其交接的中軸線正好對應了整個島上建筑的中軸線。此畫現藏于法國國立家具館（MobiliernationaldeFrance），編號GMTT-95-003。（二）疆界之內：理性勻質的“領土”14世紀以后，基督教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是教廷的世俗化與世俗政體的神圣化趨于同步，結果就導致出現了帝國、王國、邦國、領地、城市以及教皇國等不同類型的空間單元。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PeaceofAugsburg）確立以領土型單位為政治社會組織的基礎原則。1576年，讓·布丹（JeanBodin）發展了絕對、最高、永久的“主權”概念。在此基礎上，“主權國家”被賦予了統籌世俗與宗教、財產與權利、領地與空間的特性，開始進入歐洲民族的意識當中。1648年，《明斯特條約》的第62條（也見《奧斯納布呂克條約》第8條第1款）提出了“可自由行使的領土權利”這一理念，在空間上確定了基督教世界中帝國、王國、領地與城市之間的管轄權原則，即“主權在領土上保持”。第85條規定，法國國王獲得所有領土（territoires），包括域內的教區、封地、河流、森林以及所有典儀、權利、管轄權、庇護權、勢力范圍等屬于領土主權權利（souveraindroitduterritoire）之物。按照埃爾登（StuartElden）的分析，“司法管轄權，甚至于主權，都是在領土上保持的”，傳統基于權利與所屬關系的領主型國家開始向基于空間與主權的領土型國家轉變。實際上，早在威斯特伐利亞談判期間，territoire一詞就已經出現在了外交公函和備忘錄中。1647年4月15日，朗格維爾（Longueville）在給路易十四的備忘錄中說：我們需要一份有關低地國家占領區的資料，這樣就方便在起草條款的時候判斷這些地方是否應該屬于國王，以及是否要包括它所有的屬地（dépendances）和附地（annexes）。不過，我們恐怕不能接受那些已經在我們手上或有駐軍的要塞繼續保留它所管轄的領土（territoire），像卡塞爾（Cassel）山地是拉莫特奧布瓦（LaMothe-aux-Bois）的屬地，一旦敵人占有了它，我們就不可能再保住屬于它的領土（territoire）。在1694年《法蘭西學院法語詞典》中，dépendance表示一種隸屬關系，既可以指從屬的土地，也可以指財物、遺產等，而territoire指的是領主權或管轄權所延展的土地空間。前者指向一種非直接管轄的從屬權利，后者則更強調對土地空間的直接控制。從上述語境也可以看出，territoire最初指的是一座城市或要塞所直接管轄的土地，而16世紀以后，大規模的行政國家繼承了這種邊界與領地管轄的傳統，亦即福柯所說的國土空間“城市化”，這在近代早期又通常以武裝占有和權力壟斷的方式來實現，正如路易十四在4月22日關于朗格維爾的備忘錄中所寫的，要搞清楚“領土”（territoire）一詞的要義，控制一個地區就應該占有全部土地，包括所有的市鎮和村莊在內，都應該重新效忠于國王。如果說三十年戰爭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催生了“領土型國家”（territorialstate）的話，1659年法西談判的主要貢獻則是將這種模式付諸國際關系的實踐，而要實現這個目標，確保一種由主權、邊界與領土所構成的新型結構長久穩定，除了自上而下的權力貫徹，還需要自下而上的微觀、基礎與操作層面的技術機制，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行政上的雙邊委員會制度。1851年，擱置許久的“奧爾納諾－卡羅”工程重啟后，法西兩國立刻成立了新的雙邊劃界委員會，并且通過1856年、1862年和1868年的《巴約訥條約》（TraitédeBayonne），重新安排了兩國的邊界及具體立碑的計劃。其中，1868年補充文件的第18條規定：由法西兩國成立一個國際工程師委員會，制定關于界河水域的使用規則，并測繪相關地圖。委員會仍然由兩名法國人、兩名西班牙人組成。其次是行政與技術人員的合作參與機制。外交談判之后，由行政官員負責條款落實，工程人員進行勘測制圖，這在17世紀后的法國已經逐漸流行，1814年的《巴黎條約》則進一步將這種做法推廣到歐洲和世界。其第3條規定：“為防止侵犯私有財產，本著最自由的原則保護邊境居民的權益，法國鄰國須派專員同法國方面的專員一道，負責各自邊界的劃定。一旦專員們履行完其職責，要繪制地圖，由雙方簽署后張貼聲明各自的邊界。”此時，制圖作為一種領土測算與視覺再現的技術，參與并影響了國境線的形塑與國土空間的治理。從軍事地圖、歷史地圖到科學測繪地圖的發展也表明了一種領土空間的勻質化傾向，線性、精確、閉合的邊界，塑造了主權壟斷的絕對空間，其外部是平等的、對稱的主權國家，內部則是同質化、等級制的區劃格局。（三）介入世界：全球秩序的“鏡像”領土主權時代的國家間關系實際上是一種空間關系，約翰·赫爾茲（JohnHerz）認為它包括皇帝與教皇、教皇與國王、國王與皇帝之間的三角關系。1659年的法西談判實際上宣告了在此之外還有另一組重要關系——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動與交往。這不僅體現在國家之間的劃界、國土空間的布局上，還表露于一系列雙邊或多邊性的談判、外交活動以及條約文本當中，這些作為近代國際法構成的有效部分不僅在領土國家興起的同時規范了新興的國際關系，還在空間上促成了“基于主權分割領土”的邊界建設機制，尤其隨著地理大發現、海外事業與殖民活動的興起，這些新型的劃界、立碑與勘測制圖實踐不僅影響了新世界空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