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7蕭紅與《呼蘭河傳》一、蕭紅與《呼蘭河傳》蕭紅，原名張迺瑩，筆名悄吟、玲玲、田娣，1911年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場》時，開始用蕭紅作筆名，魯迅為書作序，序言中稱贊蕭紅所描寫的“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從而奠定了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初的地位。在蕭紅不到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主要作品有小說《生死場》（1935）《馬伯樂》（1941）《呼蘭河傳》（1942），散文集《商市街》（1936）《回憶魯迅先生》（1940）等。蕭紅一生生活動蕩，情感也遭受挫折。寂寞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在戰亂中顛沛流離的歲月強化了她性格中的敏感和堅韌倔強，同時，女性所獨有的纖細、敏銳的藝術感覺和藝術感悟能力，使她成為一位體驗型、情緒型的作家，“她是憑個人的天才和感覺在創作”。在蕭紅生命的最后兩年里，她遠離故土，索居香港，在艱苦的生活環境和孤寂的心境中度過。1942年12月20日，蕭紅在寂寞、懷舊的心情中，完成了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這部小說可以稱得上是其藝術上的顛峰之作。《呼蘭河傳》融進了作者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情緒記憶。作品不著力塑造“典型”的人物，也不刻意豐滿故事的情節，而從敘述的結構章法上突破傳統、另辟蹊徑，用一種率直的真實、凄婉細膩的筆觸，真實、感人地再現了呼蘭河的鄉土人情、風俗習慣。并通過作者年幼時代的生活和感受，反映出呼蘭河畔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狀態。二、概要1．小城故事在《呼蘭河傳》這部作者晚期杰作中，她以散文化的筆調抒寫了以家鄉為原型的“呼蘭河”城的“傳記”，這“傳記”記錄了呼蘭河的四時風俗，“我”的美麗而寂寞的童年，以及小城里各式各樣瑣屑平凡的人世悲歡。小說以東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為起點，展開了關于呼蘭河人日常生活的敘述。那個當街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時常鬧出亂子：車馬倒在污泥中了，救馬的與喝彩的，一時熱鬧非凡，大人們掙扎許久終于過去了，小孩子掉下去又被救起來了，豬淹死了……大泥坑上總是“盛事”不斷，呼蘭河人應付著、忍受著，然而，“說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一個人也沒有”。“大泥坑”也許是一種象征，小城里的人們，也是掙扎在人間，被風霜雨雪吹打著，卻又麻木因循地生活著：賣豆芽菜的王寡婦死了獨子，雖然瘋了，但依然賣豆芽菜；扎彩鋪的伙計們扎出了富麗的陰宅，卻依然在人間辛苦地生老病死；小胡同里一籃麻花，可以惹出一家小孩的追打；一塊豆腐也能為人們的晚餐錦上添花……事實上，呼蘭河人對于死后的想像，要比生前的實際生活豐富得多，一年之中必有跳大神、放河燈、唱野臺子戲、逛娘娘廟大會等各式各樣的“精神盛舉”。對這些以鬼神的名義興起的人間盛事，呼蘭河人樂此不疲。在自家的后花園內，是有祖父陪伴的多彩童年，后花園外卻是荒涼的院落以及窮困租戶的別樣人生。長蘑菇的草房子里住著幾個漏粉的，旁邊的小偏房里住著一家趕車的，他們的日子交織著微末的歡喜和沉默的不幸。小團圓媳婦是趕車的老胡家為他們的二孫子娶的童養媳，是一個黑忽忽、笑呵呵的女孩子，然而照“規矩”經過婆婆的毒打與烙腳心的“調教”之后，日漸病倒，又經過跳大神、吃偏方、抽帖兒、用大缸洗澡種種奇特的“治療”，終于死去。有二伯是“我”家的一位古怪親戚，他無家無業，居無定所，生活窘迫，甚至有些小偷小摸的劣習，但同時卻又敏感而自尊。他對磚頭和云雀講話，忌諱人家喊他乳名，他年過六旬卻被年輕的主人打倒在地，他感到凌辱而想到死，但又缺乏自殺的勇氣，最終他的“跳井”“上吊”成為人們的笑料。臨著“我”家后園的磨房里住著馮歪嘴子，他和鄰家王大姐不聲不響成了家，剛生下的孩子，在零下的溫度里只能蓋著面口袋取暖，但這并不妨礙馮歪嘴子對生活的執著，他依然努力拉磨，賣年糕，最終王大姐在街坊鄰居的閑言碎語中抑郁而亡，馮歪嘴子和他的兒子們卻堅強地活著……茅盾在給《呼蘭河傳》作的序中這樣描寫呼蘭河城的生活狀態：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單調的。一年之中，他們很有規律地過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歌，放河燈，野臺子戲，四月十八日娘娘廟大會……這些熱鬧、隆重的節日，而這些節日也和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樣多么單調而呆板。呼蘭河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沒有音響和色彩的。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內，每一籬笆后邊，充滿了嘮叨，爭吵，哭笑，乃到夢囈，一年四季，依著那些走馬燈似的挨次到來的隆重熱鬧的節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現了粗線條的大紅大綠的帶有原始性的色彩。呼蘭河的人民當然多是良善的。他們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實在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議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有時也許顯得愚昧而蠻橫，但實在他們并沒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方法，“該怎么辦就怎么辦”。2．內涵豐富的回憶的詩學有一類作家幾乎完全生活在回憶里，蕭紅可以說是這類作家的一個卓越代表，《呼蘭河傳》是一篇典型的對于故鄉和童年的追憶之作。近來學界對《呼蘭河傳》的研究已充分地探討了它對于“回憶的詩學”的獨特貢獻。謝茂松即認為“回憶”對《呼蘭河傳》具有總體的統攝作用。它是一種生命的和藝術的雙重形式。作為生命的形式，意味著回憶構成了蕭紅的靈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正如普魯斯特在寫作中回憶，在回憶中寫作進而把回憶當成個體生命的現實形態一樣。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則意味著回憶在小說中承載著基本的結構的和美學的功能。它生成著或者說決定著小說的技巧。人的生理或心理性的回憶往往表現為一種非邏輯性的形態，當這種非邏輯性的形態落實在小說中，則體現為心境與情緒的彌漫，在這種彌漫中小說不斷閃回既往歲月留給作者深刻印象的那些記憶場景。這便是人類本真的回憶在小說中的如實反映。《呼蘭河傳》在這個意義上堪稱是考察文本中的記憶形態的不可多得的標本。在《呼蘭河傳》中想捕捉具有很強的邏輯性和情節性的故事線索是不大可能的。小說是一系列場景和印象的連綴，是童年鏡頭與畫面的組接。貫穿的線索不是情節，而是情緒。而回憶的情緒自有其邏輯，在《呼蘭河傳》中表現為敘事者的心緒總是在悲涼和溫暖兩極之間循環。這種情緒的循環昭示了在回憶性的敘述中，作者總是在過去和當下兩個時空不斷穿行。任何寫作都是一種當下行為，即使是如《呼蘭河傳》這種童年追憶體小說，在寫作時，當下仍然是被作者意識到的一種時空和處境，甚至是有力制約作者正在進行著的創作的現實因素。我們在《呼蘭河傳》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回憶總是進出于童年和現實之間，一旦敘事者沉浸于童年關于祖父和后花園的美好記憶時，敘述的調子就逐漸溫暖；而每當回憶告一段落，現實處境便乘虛而入，悲涼的情調則氤氳起來，并最終構成了整部小說的貫穿性主調，籠罩著敘事者灌注了全部生命和感情的傾訴。讀罷《呼蘭河傳》你可能會忘卻小說中的全部細節，但那種彌漫的情緒卻會長久地滯留在心中。不妨說，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正是回憶本身固有的機制。對回憶的模式的歸納并不意味著“回憶”已完全縫合了小說的全部敘述，相反，看看小說中的哪些部分無法被納入“回憶”框架，是更有意味的詩學問題。在《呼蘭河傳》中，我們發現小說的第五章很難被納入“回憶的詩學”的范疇。這一部分講的是小團圓媳婦的故事，敘事者“我”漸漸隱去，而小說回溯性的限制敘述也漸漸有了全知的味道，小說的調子也開始充滿反諷、調侃，甚至幽默。與前面的敘述“我”與祖父的故事的個人性話語相對照，這一段敘述他者的故事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沿用一種“五四”式的啟蒙主義話語，這為《呼蘭河傳》帶來了另一種聲音。它超出了“回憶”的敘述框架，打破了小說自敘傳式的自我生命拯救的命意，從而為小說帶來了改造國民性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回憶的模式就被納入了一個更大的結構框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