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犯罪與刑罰》讀書報告【著作名稱】論犯罪與刑罰【原文作者】貝卡里亞〔意〕【著作譯者】黃風相對于一本平常厚厚的乏味的法學著作而言，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顯得短小而精悍。他用比較淺顯卻意味深刻地語言闡述了自己對于犯罪與刑罰的的獨到見解。我認為這本巨著真得不愧為之一本著作，它的語言清晰而生動，即使是一個法律專業的門外漢也是可以被其吸引、閱讀，并深得其中之樂趣，且頗有體會。對于一個初學法律的我，這本書寫得如此淺顯易懂，卻又富有深厚的哲理。貝卡里亞揭露并批判了舊的刑事制度的蒙昧主義，通過對人性的剖析以及功利主義等觀點向我們闡述了犯罪與刑罰的相關方面。他不僅提出了犯罪與刑法的基本特征，并且明確提出了被后來所認之為真理的三大刑法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和刑罰人道化原則。本書被分成了很多小章節，從引言到總結一共四十二個問題，在這些問題中，貝卡里亞分別討論了刑罰的起源、法律的解釋、證人、刑訊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歸總為以下四個方面。犯罪一一罪刑法定原則我把第一到第十四部分劃分為一部分，這一部分是講的是定罪前的事情。在這一部分，貝卡里亞強調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在引言部分，他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舊法的愚昧，本該成為自由人之間公約的法律卻成為了為少數利益階級服務的工具。他認為法律應該是為參與訂立社會契約論中的最大多數的人謀幸福的善法。刑罰來源于懲罰權，而君主懲罰犯罪的真正權力的基本起點是人類的情感。貝卡里亞在闡述刑法起源中，表達了社會契約論的觀點。法律是把人們聯合成社會的條件，人們犧牲一部分自由而為了平安無憂地享受剩下的自由，為了切身利益而犧牲的這一份份自由總和起來，就形成了國家。刑罰保護集存的公共利益，超過了則為不公。于是給出了三點結論：首先，“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的結論；同時，提出了立法權與司法權相分離的觀點，即君主只能制定普遍性法律，而判決應由司法機關進行；最后，貝卡里亞指出嚴酷的刑罰違背了公正和社會契約的本質。這三點結論可謂是全書的線索與精華。在法律解釋方面，作者主要闡述了解釋的主體和方法，刑法的解釋只能由立法者進行，而不能由法官來做。同時，在具體解釋法律時應該堅持自由主義而非保守主義，即不能呆板遵守刑法文字的書面含義。法律的含混性，使得書面法律條文成為必要。監禁是一鐘特殊的刑罰，它需要在宣布犯罪之前執行，而這一執行包括相關證據應有法律確定，而不是法官。一個被控告犯了罪的人，經監禁而獲釋后，不應背上恥辱的名聲，而把受控者與已決犯關在同一監獄內違背了這點。在證據上，貝卡里亞認為排除了無罪可能性的證據，為完全的證據；否則，則為不完全證據，對嫌疑人的裁判應該由同等地位的人來裁判，且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也應當公開；審判時的手續和儀式是必需的，而且需要判定證人的可信度；不應支持秘密控告，而應支持公開控告。刑訊是實質的提示性訊問，易使罪犯做出違反自然法則的交代。宣誓是一種人的自然感情與法律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宣誓是徒勞無用的。社會不能取消對一個未決犯的公共保護。采用刑訊是為了了解真相，對付那些在審查中陷于矛盾的可疑犯，但是卻造成了更壞的結果，罪犯與無辜者間的差別被消滅了，甚至讓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因而刑訊應該被禁止。在時效上，貝卡里亞認為法律應該根據犯罪的輕重程度縮短或延長時間及查證時間，對于兇殘的犯罪，應該根據犯人無辜可能性的增長，縮短審查的時間，延長時效的時間。而對于比較輕、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則應與相反的方式。在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簡述了犯意、共犯的情況，對于共犯揭露同伙，免于處罰應該看到有利有弊，這樣能夠預防重大的犯罪，但是卻曝露出法律的軟弱。刑罰——罪責刑相適應與刑罰人道化原則從第十五到第二十四章節是本書的第二大部分，主要講了刑罰的有關內容，在這部分中貝卡里亞談到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和人道化原則。首先，在刑罰的寬和上，作者首先提到了刑罰的人道化原則。指出刑罰的目的僅在于組織罪犯再犯，并且防止他人犯罪，即我們現在所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刑罰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是行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因而應該使刑罰的規模同國家的狀況相適應，堅持人道主義。在余后的部分里，貝卡里亞著重闡述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在這里，他尤其談到了死刑這一極刑。他指出了處死一個公民的理由只能有兩個：某人在被剝奪自由以后仍然有與其相關的力量影響國家安全，或者說他的存在能夠引起政府體制的動亂；處死他是預防他人犯罪的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只有這兩個都滿足了，處死一個人才是正義的和必要的。然而，對人類心靈影響最大的，不是刑罰的強烈型，而是它的延續性。比起極端的但是短暫的痛苦，人的精神更難承受時間的消磨，忍耐不住纏綿的煩惱。因而，長時期的監禁事實上在懲罰和預防犯罪上比死刑更加有效。作者還指出了其他一些刑罰方式：驅逐、沒收財產、恥辱等，這些都應該以罪責刑相適應為原則。貝卡里亞認為刑罰應該也是及時的，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犯罪與刑罰之間的時間隔得越短，其在人們心中的聯系就越突出和持續。同時它應該是確定的和必定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起到威懾犯罪的作用。在一個比較人道化的法律中，仁慈和寬恕沒有那么必要，而且要意識到，仁慈是立法者而非執法者的美德。作者同樣也指出了應該避免庇護，因為它提倡犯罪，使刑法趕不走犯罪；而懸賞具有兩方面的弊端:鼓勵犯罪，并且同時暴漏了君主自身的軟弱。第二十三章節可謂是第二部分的一個小結，貝卡里亞總結性地提出了刑罰與犯罪相對稱的觀點。他指出由于犯罪對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們犯罪的力量就越強，因而應該使用更家強有力的手段來制止人們犯罪。最后，我們應該認識到到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實標尺。了解到這點，可以有助于我們定罪量刑。犯罪的分類文章從第二十五章到第四十章講的是犯罪的分類。根據侵犯對象的不同，犯罪被分為不同種類。即直接地侵害社會或社會代表的犯罪；在生命、財產或者名譽上侵犯公民的個人安全的犯罪；以及同公共利益要求每個公民應做和不應做的事情相違背的一些行為。在這部分的開始，貝卡里亞再次強調了人道性。他指出“每個公民都應當有權做一切不違背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擔心會遇到其他麻煩。”這句話指出了人們的行為權限，同時也表現除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態度，即罪刑法定主義。在談論具體的罪行時，作者指出第一種犯罪是叛逆罪，這種罪的危害性較大，因為它是直接地損傷社會或社會的代表；第二種即是侵犯私人安全的犯罪，在這里面，作者指出貴族和平民的刑罰應該是一致的;第三種是侮辱罪，這是指有損于一個公民取得正當敬重的權利，應該處以恥辱刑；針對決斗這一犯罪，貝卡里亞指出原有的懲罰是無濟于事的，應該懲罰挑起決斗的侵犯者，同時，毫無過錯地被迫起來維護現時法律所不保障的聲譽的人無罪；對于盜竊這種不牽涉暴力的犯罪應該處以財產刑；對于侵犯君主和國家的走私罪，不應施用恥辱刑，應該沒收違禁品和隨行財物，而降低關稅會使得這種刑罰更為有效，對于債務人應該區別對待故意、嚴重過失、輕微過失和完全無辜的情況，而且這種輕重過失應由法律而不是法官權衡。貝卡里亞還闡述了關于公共秩序、政治惰性、自殺和流亡的犯罪。其中我僅淺談一下關于“政治惰性”和自殺、流亡的犯罪，前者是由于這個名詞對于人們而言比較陌生，而后者則含有貝卡里亞的獨到的見解。所謂“政治惰性”，就是指對社會既不貢獻勞動，又不貢獻財富。也就是只吸收，不貢獻。作者指出自殺是一種不能接受真正意義上的刑罰的犯罪，自殺的弊端遠小于叛逆的人，因為前者把他的全部財產都留了下來。而減少流亡的最根本的方法不是制定嚴格、殘酷的法律，而是提高同他們每個人密切相關的福利。最后，貝卡里亞還討論了難以證明的犯罪和特殊類型的犯罪。具體罪行和表現我也不再一一闡述，因為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結論性的語言。作者提到“只要法律還沒有采取在一個國家現在條件下盡量完善的措施去防范某一犯罪，那么，對該犯罪行為的刑罰，就不能說是完全正義的。”這句階段再次重申了罪行發行的必要。對于特殊的犯罪，貝卡里亞沒有明確指出罪名，譯者推測是異端邪說罪，這種罪非要把人的思想完全統一起來，是不正確的。在這一部分的最后幾章，貝卡里亞提出了虛偽的功利觀念、家庭精神、侵犯國庫三種罪。其中，虛偽的功利觀念是企圖把死板的無機物所忍受的對稱和秩序給予一群感知物；它忽視44那些持久而有力地影響民眾的現實因素，卻重視一些遙遠的因素。在家庭精神方面，家庭精神不意味著遵從命令，而意味著遵從契約。家長制的做法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這種命令式的傳統會產生很多家庭矛盾，并且制約著家庭成員的發展，而且也不利于整個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當一個國家的所有刑罰都是財產刑時，刑事訴訟的目的是供認犯罪等于供認自己欠了國庫的債，此種情況下，罪犯都會受到輕于法定刑的刑罰。犯罪預防以及總結在書中的最后兩章節貝卡里亞給出了方法性地指導一一怎樣預防犯罪。一個優秀的立法應該著重于預防犯罪而不是懲罰犯罪。預防犯罪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應該把法律制定得明確而且通俗;把國家集中全力保衛法律；法律不是為某些階層服務，而是為最廣大的人服務；讓人們對法律有所畏懼；應該盡可能地傳播知識和自由；使法律的執行機構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獎勵美德和完善教育。最后，也是本書的最后，貝卡里亞自己給出了總結：“為了不使刑罰成為某人或某些人對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從本質上來說，刑罰應該是公開的、及時的、必需的，在既定條件下盡量輕微的、同犯罪相對稱的并由法律規定的。”這段話簡短而深刻地闡述了作者本書的核心思想，并且再次強調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因為本書的每一章節都很簡短，所以比起冗長的作品這部著作更容易讓讀者集中注意力,而且又不會感到乏味。我在讀書報告里更多地闡述了作者的理念而較少談了自己的想法，是因為這本書真得讓我學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