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淺談表象抑或建構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觀；表象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論文摘要：白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知識便以其普遍性、客觀性、價值中立性為標榜。正是在這種“標準〞的視角之下，科學知識被看作是對自然的準確表象，是一種去情境化和去局域化的理論體系。然而，隨著科學知識自身開展的日益復雜化，科學知識現便逐漸從傳統的“標準〞形象進而轉向為一種涉及歷史的、社會的廣泛情景。其中，科學知識社會學以社會建構論為綱領對傳統的科學知識觀進展了深入地解構，相對性、境域性、多元性成為審視科學知識的一個有益的新視角。科學觀問題是科學哲學領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它是科學哲學的開展主脈，它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由邏輯實證主義者所創立的科學哲學基于“科學邏輯〞的定位提出了表象主義的科學觀。然而，隨著科學知識自身開展所日益顯露出來的完好特征以及科學技術開展的日趨社會化，這似乎都在向我們說明科學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理性知識。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中，科學知識觀發生了根本性的擅變。一、“標準〞的表象主義從科學哲學的開展來看，傳統科學哲學的研究任務在于搞清科學終究是什么?科學知識的起點、開展動力及其進程是什么?科學知識的構成及其辯護方式是怎樣的?以及判斷科學知識真偽的標準是什么?等問題。面對這些問題,20世紀50-60年代兩個重要的哲學方法，邏輯實證主義、批判理性主義(證偽主義)相繼出現。盡管他們在理論上存在差異，但他們的工作實際上都是在主張一種與數理邏輯相結合的，靜態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的邏輯方法，并由此給出了一種標準性的科學概念:“科學是一種標準的行為〞，“科學的特征就是理論和數據間的形式關系〞，進而表達了與此相對應的表象主義的(representa-tinalist)科學觀，即“科學知識是已證明了的知識。科學理論是嚴格地從用觀察和實驗得來的經歷事實中推導出來的。……個人的意見或愛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學中沒有地位。科學是客觀的。這就是說，在這種“標準〞的視角之下，科學知識被看作是對自然的準確表象，是一種去情境化(dentextualized)和去局域化(delalized)的理論體系。換言之，這種“標準〞的科學知識觀“無非就是一種把科學及科學活動理解為非社會的、非人類活動的‘既有觀念’—一副實證主義的、甚至是機械論的圖景:科學自己決定自己的邏輯與開展，決定自己的價值與目的。二、危機:“自然之鏡〞表述的終結盡管這種抽象地、非歷史地，能與社會相別離的科學知識觀把科學知識表述為“自然之鏡〞，即科學知識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但是，隨著小科學向大科學的過渡，科學知識自身的開展日益顯露出其完好性，科學技術的開展也越來越社會化、政治化。這似乎都向我們說明科學并不能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理性知識。與此同時，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史上出現了非常吊詭的現象，這就是作為人類文明象征的現代科學最終受到了文明社會的疑心和批判。這也意味著一個科學反思時代的降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率先將現代科學和技術理性推上了“社會批判〞的祭壇。隨后，對科學的深入疑心情緒不斷蔓延且愈演愈烈。這種疑心首先針對的是科學技術的社會應用，然后就是科學知識本身。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在繼承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根底上，對現代工具理性、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進展了意識形態上的批判。然而，這僅僅只是對科技質疑的開場。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普及西方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反叛運動中，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激進主義者更進一步地對各種理論提出了普遍質疑。在他們看來，整個西方傳統文化和各種傳統理論對于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總觀點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疑心的，因此都值得給予徹底的批判。其中，他們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尤為用心，因為理性與科學畢竟是西方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基矗這些趨勢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知識真理的標準喪失了客觀性〞，“普遍主義的形而上學受到解構，知識變成了非知識，真理變成了非真理〞。除了來自社會理論領域的疑心主義傾向，科學自身的邏輯限度也受到了來自科學理論的挑戰。一方面，科學自身開展的事實說明，科學總有某些錯誤的東西。換言之，科學知識并不可以被證明為真，盡管我們希望科學家建構的知識可以確定為真理。另一方面，盡管科學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它本身仍屬于人文社會學科。因此，就其研究方法來說，假設是按照傳統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細學科，顯然是成問題的。因為科學活動說到底是并且無可抗拒地是一項人的(社會的)公共性的事業，它始終無法脫離社會文化情境，因此僅僅從靜態的、理性的角度來研究科學也是遠遠不夠的。毋庸置疑，這不僅對傳統“自然之鏡〞的科學表述形成了宏大挑戰，而且更使人們感到了20世紀科學表述上的某種“世紀末〞情結。人們不斷地開場質詢:那種普適的惟一的科學存在嗎?科學知識的性質是什么?社會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樣的作用?等等。伴隨著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質疑和探尋，對傳統科學知識觀進展反思和批判并重新審視科學的地位和形象就成為了一件勢在必行的事情。可以說，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科學知識出現了認識論上的社會學轉向，即科學知識觀從傳統的“標準〞形象，進而逐漸轉向一種生動活潑的多面形象。這里涉及了科學更為廣泛的情景，也就引起了諸如歷史的、社會的等多重視角的研究。三、它山之石:認識論的社會學轉向提到科學認識的轉換，不能不地提及庫恩(t.kuhn)的功績。因為自從庫恩的經典名著?科學革命的構造?(1962)發表以來，盡管對庫恩的不同解讀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但庫恩開啟了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視角仿佛是沒有爭議的。可以說，庫恩是一個分水嶺，他的出現徹底打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的“科學邏輯〞的定位，使科學哲學進人到t“解釋學〞(hereneutis)階段。其革命性思想告訴我們，“我們都關心獲得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于關心科學產品的邏輯構造〞，并由此展開了對傳統認識論和科學觀的集中清算，堅持對那種將邏輯和證據看作是科學有效性的理性主義和客觀主義進展強烈質疑，進而把相對主義公開引人了科學哲學。這樣，經歷性的社會學研究也就順理成章地在這種考察中扮演核心和根底性的角色。同時，維特根斯坦(l.ittgenstein)后期哲學影響日盛，在后期代表作?哲學研究?(1953)中，維氏試圖擺脫傳統哲學思想定勢的左右，甚至還試圖對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一直統治西方思想領域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本質主義作出徹底清算。我們看到，他完全放棄了前期那種視邏輯分析為哲學主要任務的本質主義的哲學觀，拋棄了用邏輯分析手段建構世界和命題的理想，轉而考察了日常語言的用法，提出了“語言游戲〞理論。他告訴我們，傳統科學哲學其實都犯了簡單化的缺點，即把生活中豐富的語言用法都納人到狹窄的意義框架中去了，事實上語言并非像邏輯實證主義所描繪的那樣，是靜態反映世界的鏡子，而是一種活動或一種生活形式的組成部分。總之，庫恩、維特根斯坦等人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改造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的思維方式，已經為科學的社會學轉向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矗不過，至此真正科學的社會學研究還尚未最終形成，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傳統的(“標準的〞)科學知識觀所產生的思想禁錮。我們看到，20世紀30—50年代，盡管曼海姆和默頓傳統科學社會學主張把社會學看作是分析科學的手段，但不可否認，他們的研究還存在一個明顯的根本缺陷，即把科學知識的內容排除在社會學的研究范圍之外。可以說，這既是傳統知識社會學長期懸置的難點，又是主流科學社會學的一個盲點。事實上，不管是知識社會學還是科學社會學它們實際上都委身于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它們在認識論和社會學之間劃了一條徑渭清楚的界限。因此直到20世紀60年代為止，它們都缺乏以取代實證哲學對科學知識的解釋而引導科學認識的社會學轉向。不過，當傳統科學社會學的懸置點和盲點被揭露之后，如何消解認識論與社會學之間的傳統界限就成為社會學者70年代的主要工作。后續者也正是基于這一點而在社會學領域內醞釀著一場認識論的社會學轉向。其中，包括英國在內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ilgyfsientifiknledge，簡稱ssk)就是沿著庫恩等人所創始的反本質主義的進路而興起的。實際上，隨著ssk的興起，美國傳統或默頓綱領在經歷了巧年左右的繁榮開展之后，其主導地位即被這種新綱領所取代，科學的社會研究進而也就從“科學體制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社會學〞，人稱“社會研究的轉向〞。這一“轉向〞的本質就是要進一步推進庫恩的“解釋學轉向〞，徹底實現科學的情景化和地方化策略。四、解構:“強綱領〞的批判可以說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出現及其壯大其實是對20世紀60年代之后的哲學轉向所作出的敏銳反響。因此我們看到，盡管ssk交融了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這兩股社會學的歷史潮流，但從一開場ssk在理論建構方面的理論就不同于它們。它不僅始于對科學理性主義的質疑，甚至還直接指向了傳統社會學的雙重“黑箱〞，即保護和豁免科學知識不受社會學的檢討。于是，作為一貼激進的處方“強綱領〞出現了。事實上，對傳統“標準〞科學觀的徹底解構也正是從這一綱領開場的。“強綱領〞反對傳統科學社會學將科學內容排除在社會學研究之外的做法，轉而要求用社會因素來解釋科學知識形成的動因。因此ssk的理論和方法通常也被稱為“社會建構論〞(sialnstrutivis),“這一思想在現代科學論中的應用，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了科學家消費和再消費科學文化的當下互動。〞我們看到，ssk的理論綱領其實包括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試圖通過對科學哲學傳統難題(如歸納問題、科學劃界問題等)的社會學求解，把科學社會學的情境化考察與認識論有機地結合起來，也即是把社會歷史的方法應用到被黑箱化了的科學知識的“認識內容〞中，從而對這些內容給出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細致考察;另一方面拒斥傳統理性主義哲學賦予科學的客觀性和普遍真理性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概念，進而解構傳統的“標準〞知識觀，堅持主張即便存在客觀性和普遍性這樣的東西，它們最終也要通過詳細的社會文化群體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標準來解釋。由此不難發現，ssk的這種“社會研究的轉向〞實際上就拋棄了知識內容與研究活動方式之間的二元關系的別離，并為科學社會學家向盛行的“標準〞科學觀宣戰提供了理論武器。它斷言科學知識的內容完全可以被社會學所研究，而且科學知識實際上也應該像其他知識一樣承受“社會化〞和“文化適應〞，這不僅給知識和科學的社會研究注人了新穎血液，而且也消解了認識論與社會學的傳統界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ssk實際上走完了默頓科學社會學沒有走完的路，徹底實現了科學的“社會研究〞。五、結語:新的“不對稱〞當ssk以“強綱領〞展開了與傳統科學社會學的戰斗，并獲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之時，人們開場反思ssk那些對科學內容作出解釋的社會因素。人們逐漸意識到，盡管“強綱領〞消除了舊的不對稱關系，但“強綱領〞的對稱性原那么其實仍然包含著一種本質上的不對稱，因為社會建構論者在得出一個社會建構的普遍結論時，實際上就己經為自己預設了一個“社會〞的前提。事實上，自“強綱領〞提出以來，它始終面臨著一種為難，即它無法向人們證明，用“社會〞的因素來解釋科學知識終究是否充分。退一步說，即便能證明這一點，“強綱領〞也無法克制一種相對主義的傾向，即科學與技術的知識并非是對既有知識所作的合理的和邏輯的推論，而是各種不同社會、文化和歷史過程的隨機條件下的產物。于是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相對主義的最大費事就出在“強綱領〞的“反身性〞問題上，即他們是否是用一種社會的實在論取代了自然的實在論，用一種獨斷取代了另一種獨斷呢?我們知道，說科學知識完全不受社會、人為因素的影響，與說科學知識完全是社會地建構而成的，這兩者同樣都是極端的。這就是說“強綱領〞其實在批判“自然〞實在論的同時，一不小心使自己滑到了“社會〞實在論的另一極端上去了。可見，“強綱領〞實際上并未“對稱〞地對待社會和自然，它是用外表上的“對稱〞掩蓋了本質上的“不對稱〞，或者說它實際上又導致了新的不對稱。也正是這一點使得“強綱領〞受到了強烈批評，拉圖爾就曾說明:“這就是死胡同，這就是我們為自己設下的陷阱，我們應該從中擺脫出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從80年代以后的開展來看，“強綱領〞不僅招致了哲學界、社會學界、歷史學界甚至是科學界的強烈批判，而且就連ssk內部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人們開場對社會學的研究進路越來越感到不安。針對“強綱領〞內在的理論矛盾—是否應該把“反身性〞研究用于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本身這個問題，ssk后續者s.沃爾伽(stevelgar)和.阿什莫(allashre)給出了“反思性方案〞(reflexiveprjet，又譯“反身性方案〞)，他們認為假如不將科學的社會研究本身的工具應用于其自身，那么科學的社會研究就不會有任何進展。這本質上就是要求社會研究者必須對他們研究科學的權利和有效性進展反思，至少要求他們應該公正地對待自然科學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