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考古與物質文化專題研究之二：塔式罐研究目次一引言六余論一引言塔式罐又叫塔形罐，也有的報告稱之為帶座罐，是唐代新出現的一種明器，一般由蓋、罐、座三部分組成，因形似佛教中的窣堵坡而得名1。1 窣堵坡為梵文的音譯，《大唐西域記》：“窣堵坡即舊所謂浮圖也。”它最初為半圓形墳墓，公元塔，用于安排舍利、經文、法物及掩埋僧人遺體。塔式罐多為陶質，有灰陶、紅陶，也有白陶的，一般都施有彩繪，作法是先在器表涂一層白衣，再在其上以紅、黑、黃赭等色彩繪，圖案主要獸首、鋪首銜環等紋飾，還有的直接在器表壓印凹弦紋為飾；也有不少塔式罐為瓷質或釉陶，形制與陶質的無異，裝飾以堆、貼塑為主。塔式罐一般都很高大，多五、六十厘米高，有的甚至高達1.69米2 。 2 見山西省云崗古物保養所清理組：《山西大同西南郊唐遼金墓清理簡報》，《考古》1958年第6期。從現有資料看，塔式罐主要出于陜西、河南、河北、山西、甘肅五省的唐墓中，內蒙地區雖也有出土（多為晚唐、五代），但造型、裝飾風格與中原地區迥異。塔式罐初唐至晚唐墓中皆有出土，且變化弄清楚它的形制變化規律及文化內涵，關于于北方地區唐墓的斷代及更深入地了解當以往關于塔式罐的型式研究，主要是針關于某地區的墓葬資料，如《西安郊區隋唐墓》3，西安西郊熱電廠4及鳳翔5三處唐墓報告中關于塔式罐的型式分析。3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區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66年。4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西安西郊熱電廠基建工地隋年第期。5雍城考古隊尚志儒、趙叢蒼：《陜西鳳翔縣南郊唐墓群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5期。鑒于北方地區唐墓面貌比較統一，陜西、河南、河北、山西幾省唐墓隨葬品面貌基本一致，本文將北方唐墓所出塔式罐作為一個整體考慮，統一分期。內蒙地區所出形制甚為特殊，時代較晚，故不參加型式分析。另，凡缺蓋、座不便分型的，亦不在研究之列。主要依據蓋鈕的外觀差異，將唐代塔式罐分為五型：A型：竹節形鈕塔式罐。此型罐鈕上下粗細變化不大，狀如竹節。鈕頂多為笠形。據罐腹及座的變化又分為四式：A型Ⅰ式：罐上腹圓鼓，下腹斜收，最大徑在罐高的三分之二處。座束腰，呈喇叭形，細高。標本：西安郊區M562：4，罐身彩繪皆已剝落，僅存部分白衣，座部殘留黑色卷云紋。蓋高9.6，蓋徑8.2；罐高26.8，口徑8.2，腹徑22，底徑11.5；座高18.8，上徑12.3，下徑18.7厘米6。6 同3A型1式Ⅱ式：罐腹圓鼓，近球形。座較Ⅰ式略矮。標本：西安西郊熱電廠M70:4罐身彩繪多已剝落，僅見一些黑彩線條。蓋高11.6，蓋徑10；罐高26，口徑9.8，腹徑25，底徑10.4；座高18.6，上徑10，下徑21厘米7。7同4A型2式Ⅲ式：罐上腹圓鼓，下腹斜收，腹徑略大于罐高，底微外撇。標本：西安郊區M605：20，彩繪已模糊不清，白衣保存尚好。蓋高10，蓋徑10.2；罐高27，口徑9.2，腹徑26，底徑11.5；座高17.8，上徑11.6，下徑19.4厘米88同3，6A型3式Ⅳ式：罐上腹圓鼓，溜肩，下腹斜收，小圓底。座矮小。16工區76號興元元年墓911，高10；座高15，上徑11，下徑19；通高50厘米。腹部有彩繪9。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二隊：《洛陽16工區76號唐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5期。A型4式B型B型：尖塔狀鈕塔式罐。鈕剖面為三角形。此型罐鈕皆上尖下粗，但又有粗細之別。據此可分為三個亞型：Ba型：塔形鈕細高，縱截面為底角較大的三角形，狀如矛尖。據罐腹及座的變化，可分五式：BaⅠ式：罐腹圓鼓，近球形，腹徑與罐高相當，座粗矮。標本：郭家灘景龍元年（708）嚴明妻任式墓所出，罐面有用紅、白、黑三色彩繪花紋，多脫落。通高51.5，口徑13.8厘米10 。陜西省文管會：《西安郭家灘唐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6年第6期。BaⅡ式：罐上腹圓鼓，下腹弧收，至底處微外撇；座束腰，瘦高。此式罐多飾以模制或堆塑獸首、鋪首等紋飾。標本：金鄉縣主墓（724）所出，肩部塑出四獸頭；喇叭形座，周圍塑仰蓮瓣；紅陶胎，外施白衣；通高63厘米11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唐金鄉縣主墓清理簡報》，《文物》1997年第1期。Ba型Ⅲ式Ⅱ式為瘦，下腹斜收，至底處外撇，口徑小于底徑；座較Ⅱ式粗矮。標本：以洛陽16工區76號乾元元年（758）墓所出為代表12 。同9BaⅣ式罐溜肩、鼓腹，下腹斜收，腹徑小于罐高，顯瘦長，最大腹徑在腹中部偏上處；座束腰鮮明。標本：白鹿原貞元十七年（801）李良墓所出，罐身原有紅、白、黑諸彩，大半脫落；通高52.5，其中，罐高27.5，口徑9，腹徑24，底徑12.4，壁厚0.6；蓋高8.5，蓋徑11；座高16.2，上徑16.2，下徑21厘米13 。俞偉超：《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簡報》，《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BaⅤ式：罐腹呈橢圓形。標本：西窯頭村所出，高鈕外有弦紋，高12.8，蓋徑11；罐口徑11.5，腹徑22，底徑11，高25；座上徑10，下徑15.3，高17.3。通高55厘米。外施白衣，座殘留黑彩覆蓮14陜西省文管會：《西安市西窯頭村唐墓清理記》，《考古》1965年第8期。BbBb型：蓋鈕下部粗大，有的中空，縱截面三角形的底角較Ba型的小，多為平蓋。據腹型的變化又可分為五式：BbⅠ式：罐上腹鼓處，下腹斜收。座束腰、細高。標本：西安西郊熱電廠M136：12，肩飾六瓣覆蓮紋，腹部以紅、黑兩色繪出的寶相花三朵，座飾卷云紋。蓋高10，蓋徑10.6；罐高26，口徑10.5，腹徑25.2，底徑11.5；座高19，上徑11.5，下徑20厘米15同4Bb型Ⅱ式：腹圓鼓，下腹微弧收。座壁較Ⅰ式略直，細高。標本：黃河機器制造廠M4:6，罐侈口，雙圓唇微外卷。底座周邊微翻卷。肩部和下腹繪俯仰蓮花，腹中部繪卷云紋圖案。通高58，罐高31，口徑9.5，腹徑28，底徑10.5厘米16 。李軍輝：《西安東郊黃河機器制造廠唐、五代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1年第6期。Bb型Ⅲ式：上腹圓鼓，下腹弧收，至底處微外撇，最大腹徑在罐腹的三分之二處，座較Ⅱ式為粗。蓋中空。標本；鞏義北窯灣M14：2，罐泥質灰陶，外涂白色。蓋高9.4，蓋徑8.7；罐口徑9.5，高28.3，底徑10.6；座高13.6，上徑10.2，底徑19.8厘米1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鞏義市北窯灣漢晉唐五代墓葬》，《考古學報》1996年第3期。Bb型Ⅳ式：罐溜肩，下腹斜收；座上沿出沿。整體較Ⅲ式顯瘦高。標本：西安郊區M503：1，蓋面繪褐色蓮瓣紋；腹中部以紅褐色繪出桃狀云日帶紋，其上下以黑褐色畫出類似云紋的飾帶；座下部亦殘存褐色紋樣，惜已模糊不顯。蓋9.8，蓋徑蓋高25.3，口徑8，腹徑20.7，底徑9.9；座高16.7，上徑9.4，下徑18.9厘米18 。18 同3，6，8BbⅤ式：罐大口、小底，肩部圓鼓，腹下斜收；蓋鈕大，中空；座粗大。標本：李梲墓（869）所出，罐口徑7.5，底徑16.4。通高30.4厘米。座矮胖，與罐極不相配19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Bc型Bc型：此型罐，蓋鈕上端細小，下部隆起，形成半球狀蓋面。依座及罐腹的變化可分為五式：Bc型Ⅰ式：座壁較直，罐腹圓鼓，近球形。標本：曹家堡所出，罐施紅、黑、白三色彩繪，多脫落；紐細高；通高58.4，蓋高12.4，；罐口徑10.8，腹徑24.8，底徑22.4厘米20 。張海云、廖新梁、張銘惠：《西安市郊曹家堡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2期。Bc型Ⅱ式：座較Ⅰ式變化不大，罐腹最大徑在肩部。標本：鳳翔M143：2，罐身繪云氣紋，座繪蓮瓣紋；通高49.7，腹徑23，座口徑21.2厘米21 。同5Bc型Ⅲ式：座壁弧收，束腰；罐下腹斜收鮮明。標本：鳳翔M30：11，通高48，罐腹徑21.5，座口徑19.2厘米22 。22同5，21Bc型Ⅳ式：座較前式為矮，上徑僅為下徑的一半；罐腹為橢圓形。標本：鳳翔M58：1，通高48.5，腹徑23，座口徑19厘米23 。23 同5，21，22Bc型Ⅴ式：座上底面出沿、束腰，矮小。標本：鳳翔M33：6，通高44.2，腹徑23.5，座口徑14.5厘米24 。24同5，21，22，23C型C型：葫蘆形紐，中空。依罐腹的變化又可分為三式：C型Ⅰ式：罐上腹圓鼓，下腹弧收，最大腹徑在肩部。標本：河北尉縣榆澗所出，細泥紅胎，較厚重、堅硬，施綠鉛釉；上腹部有堆貼、浮雕鋪首銜塑蓮瓣，座細長，上有兩周附加堆紋；通高105，蓋高27，罐口徑16，底徑35，最大腹徑41，胎厚1厘米。座與罐不可分25 。25 尉縣博物館：《河北尉縣榆澗唐墓》，《考古》1987年第9期。C型Ⅱ式：罐下腹收分較Ⅰ式更鮮明，顯瘦長。座 亦高于Ⅰ式。M1：2，整器由蓋、罐、蓮花盆、貼花器座四部分組成。胎較厚、硬。肩及上腹貼飾模制獸首及變形蓮瓣，置于缽狀蓮飾附加堆紋及獸首圖案，并且飾以鏤孔。整器施綠釉，色淡，局部呈白色或泛銀白色光澤，著釉厚薄不勻，有流釉現象。蓋高23.5，罐腹徑3227，通高120.5厘米26。26 李新威：《尉縣發現的三座唐墓》，《文物春秋》1998 年第1期。C型Ⅲ式：罐腹近橢圓形，座矮于Ⅱ式。標本：尉縣九宮口唐墓所出，罐折沿方唇，唇沿有一道凹槽。器座方唇外卷，平寬沿，上有一周凸棱，中部前后各有門形孔。底沿外卷。蓋高15；罐高35.5，腹徑30，底14；座高24，底20.5厘米27 。尉縣博物館：《河北省尉縣九宮口唐墓》，《考古》1993年第8期。型：桃形紐塔式罐。此型罐紐為桃形，有的紐下有高柄，有的沒有。據此可分為兩個亞型：aa型：桃形紐下有高柄，柄上多飾以弦紋。據罐座的變化可分為三式：Ⅰ式：座束腰、細高，似羯鼓，上沿飾重瓣 蓮花。標本：中堡村所出，罐上腹圓鼓，最大徑在肩部。肩上塑有象頭及龍頭各三個，象頭白色，色革帶。罐高69.5，口徑12厘米28。陜西省文管會：《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簡報》， 年第3期。aⅡ式：座較粗，座壁較直，座上沿塑蓮瓣的變形飾。標本：鞏義北窯灣M5：4、2，罐座上部有四組鏤孔，每組三孔，其下為一周凸棱，10.5，底徑7.5，高19.8厘米29 。29同17a型Ⅲ式：座較Ⅱ式更粗矮，座壁較直，座沿無貼飾。標本：臨潼關山所出，白陶質，圓肩鼓腹，最大腹徑在罐高的三分之二30 。臨潼縣博物館趙康民：《臨潼關山唐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3期。bb型上。僅一式：標本：河北臨城射獸M1所出為白瓷質，蓋頂豐滿。座上沿為重瓣蓮花，束腰，下部外撇為喇叭狀。罐胎質堅硬細膩，釉色白58，蓋高11徑11.2厘米31 。李振奇、史云征、李蘭琦：《河北臨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5期。E型E型：珠形紐塔式罐。此型罐紐為小珠形，直接附于蓋上，多中空。據罐腹及座的變化，可分為四式：E型Ⅰ式：罐腹圓鼓，粗矮，最大腹徑在肩部。座粗矮。標本：太原赤橋金村所出，罐腹徑幾大于罐高，紐甚小32 。解廷琦、解希恭、楊陌公：《太原市郊古墓、古寺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E型Ⅱ式：罐的最大徑仍在肩部，但腹徑鮮明小于罐高，較Ⅰ式為瘦。底座外撇更甚。標本：河北文安M1：1，蓋圓頂，罐圓唇，侈口，座上部施一周花邊狀附加堆紋；口徑底徑最大腹徑通高厘米33 。 33廊坊市文管所：《河北文安縣西關唐墓清理簡報》，《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E型Ⅲ式：罐腹弧收，座較前式高。標本：河北文安M2：1，罐圓唇侈口，蓋頂豐滿。罐口徑12.5，底徑28，最大腹徑26，通高62厘米34 。34 同33E型Ⅳ式：罐腹較Ⅲ式瘦長，座較Ⅲ式矮。標本：杏園村一號墓所出，罐小口、矮領，圓肩平底，座矮胖。器身施彩繪，多脫落。口徑8.2，通高32.8厘米35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縣四座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92年第11期。三、分期與演變根據塔式罐自身形制、紋飾特征的變化，參考其他隨葬器物及墓葬形制的變化，初步將唐代塔式罐的發展演變分為五期：一期：從唐初至高宗，相當于初唐。此期出土標本較少，且多集中在后段。主要特征是：蓋紐一般較高，仿塔剎較為逼真；罐腹圓鼓、飽滿，顯矮胖；座壁較直，為粗矮的喇叭形，上下徑差不大；裝飾皆為彩繪，圖案主要有寶相花、卷云紋等。此期罐皆為陶質，種類不多，僅見BcⅠ及EⅠ式罐，后期始出現BaⅠ、BbⅠ式。天井單室，平面方或長方形，墓室四壁較直。此期是塔式罐的濫觴36 。塔式罐是唐代新出現的明器，但它的出現又顯得突兀，即一出現形制便很成熟，其中原委，詳見后文。于盛唐前期。此期出土標本很多。總的來講，類型多樣，裝飾華麗，流行貼塑；造型比例合理，頎長優美。從材質上講，陶、瓷、釉陶皆有，尤以三彩罐的出現和流行為特征。具體地說，罐一般上腹圓鼓，下腹弧收，小平底，座束腰、細高；多在座口沿堆塑蓮瓣，罐肩部貼塑龍、虎、獅、象、羊等獸首及鋪首等紋飾，仍流行彩繪，多于罐下腹、座面繪施仰俯蓮花。三彩器在此期出現并且十分流行，器形高大，裝飾繁復。后期出現瓷質塔式罐，質量較高，多為唐代著名窯場的產品。如耀州窯遺址唐墓所出黑釉塔式罐及臨城射獸唐墓所出即訣別為唐代黃堡窯和定窯的產品37杜雪燕：《唐代黑釉塔式罐》，《文博》1996年第2期。本期主要流行Ba、Bb、a的Ⅰ、Ⅱ式，及Bc的 Ⅱ式。與本期塔式罐同出的天王俑分兩類：一類腳踏類：一類蹲坐、獸蹄，長鬃聳立，肩附雙翼，形象較兇猛；另一類頭生角、握蛇、爪狀足。墓葬流行“直背刀”形單室土洞墓及前后室磚 室墓。此期是塔式罐的繁榮期，裝飾華麗，顯示了盛 唐之世的雍容風范，豆盧氏墓所出的貼金飾式罐便是另一個佐38 。38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唐睿宗貴妃豆盧氏墓發掘簡報》， 《文物》1995年第8期。三期：從玄宗天寶年間至代宗，相當于盛唐后期。此期出土標本仍很豐富，但總體上不如前期華麗，很少見堆塑裝飾，風格趨向儉樸。三彩器較上期少見。造型上，罐身變長，下腹弧收至底處均外撇，座高遠小于罐高，整體不似前期勻稱協調。流行A、Ba、Bb、Bc、a型的Ⅲ式，C、E型的Ⅱ式，新出現bⅠ式，多為上期的延續。與本期塔式罐同出的天王俑為腳踏小鬼式，鎮墓獸一類頭有角、肩生翼、蹲坐、獸蹄；另一類面目猙獰，長鬃直豎，四肢舞動，手握蛇，爪狀足。此期單室土洞墓墓道變短，多為“直背刀”式或“曲背刀”式，出現豎井與短斜坡結合的墓道。此期是塔式罐盛極而衰的開始。四期：從德宗至文宗，相當于中唐。此期出土標本不多。主要特征是，罐腹呈橢圓形，細高；座下徑較大，多等于或大于罐的最大腹徑。塔形紐多簡化成較矮的三層塔形。裝飾以彩繪為主，內容多為云氣紋、蓮紋。偶然可見三彩罐。主要流行A、Ba、Bb、Bc型的Ⅳ式和E型的 Ⅲ式。制作一般較粗劣。此期塔式罐同墓出鎮墓獸資料較少，僅見有相貌猙獰、手握蛇者，制作亦很草率，少見天王俑。墓葬流行豎井型墓，此期是以陜西、河南為中心的地區塔式罐的衰落期。五期：從武宗至唐末。此期標本較多，但多集中于河北地區。主要特征是，蓋紐主要為葫蘆形或水珠形，罐下腹壁較直，收分鮮明。座一般較高，多飾附加堆紋，罐身亦常見附加紋飾。釉陶及瓷質罐常見。此期還出現了塔式罐的衍生—塔形39 。39塔形器在河北、山西、內蒙晚唐墓中皆有發現，它是將塔式罐各部分加以變化，增加其裝飾，但不改其基本外形。河北尉縣九宮口唐墓M1所出的一件可為代表。見圖。本期主要流行Ba、Bb、Bc的Ⅴ式及E型的Ⅳ式。這是塔式罐的消亡期，此后陜西、河南、河北很少見塔式罐出土。同期墓中不再見俑及鎮墓獸，而常見鐵豬、石龍及鐵剪等日用器。仍流行豎井式墓。綜觀塔式罐的發展與演變，可以看出，塔式罐在產生之初，極力模仿佛塔之形，造型儉樸、粗矮。二期以后成為常見明器，造型頎長、勻稱，種類多樣、裝飾華麗，藝術性很強。三期以后開始出現衰勢，造型罐長座矮，不似二期輕盈，裝飾趨向儉樸，但出現了大量瓷質塔式罐。至四期，中原地區塔式罐量少且質劣，罐座與罐比例不協調，蓋紐簡化。五期，塔式罐多僅出于河北、內蒙地區，且造型有濃厚的地其總的演變趨勢可以看作一個罐腹由粗胖變瘦長、座由粗矮漸瘦高再變矮、裝飾由簡單至華麗復至儉樸的進程。四、產生與消亡塔式罐不見于隋及其以前的墓葬，是唐代新出現的一種明器。據筆者所見資料，最早一件有明確紀年的塔式罐應為貞觀十三年（639）墓所出40不辯其形制。

，惜無詳細資料及照片，40同3，6，8，18關于塔式罐的產生，一般認為與受佛教影響有關。但究竟其受何種佛教器物影響，不見前人述及。筆者推測，塔式罐可能仿自一種金屬佛具。1983年12月洛陽市糧食局龍門糧庫發現唐名僧禪宗七祖神會身塔基石室（即神會塔），其中出有盆身半球形，敞口、深腹、平底，與蓋以字母口扣合。盆座喇叭形，用鉚釘與盆身相接。全器通高15.6，口徑8.2厘米41 。 41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唐神會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年第3期。1988年江西瑞昌唐墓中也出有簡直相同的一件鎦金銅盆，區別僅在于洛陽這件頂為七重相輪，而瑞昌所出為四重相輪42

。（圖二，14）而此二物又與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傳世佛具銅盆極為一致，區別也僅在于日本的一件為三重相43 。42張翊華：《析江西瑞昌發現的唐代佛具》，《文物》1992年第3期。。43[日]年三件均與佛家有關，從圖中我們也能清楚地看到塔式罐與其造型酷肖，區別僅在塔式罐罐口小隨后者口開于器中部而已。這種差異恐怕是陶器仿金屬器時在工藝上的變更，以簡化制作，適宜燒造。但關于其主要特征，塔式罐又都進行了完全的模仿，如蓋紐這個標志性部位，早期的塔式罐蓋紐皆很高，上出節如多重相輪，只是囿于質地無法完全形似而已。當然，這變革也導致其名稱由“盆”變成“罐”了。塔式罐的出現、發展與唐代佛教的盛行密不可分，此不贅述。究其消亡的原因，筆者以為有三：其一，盛唐后期，尤其安史之亂以后，社會動蕩，生產力遭到損壞，不管人們的厚葬觀念仍未改變，但客觀上已無盛唐之世那種財力去鋪張了，塔式罐于是開始趨向儉樸、衰敗；其二，晚唐武宗時“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銷像鑄4 ，滅佛行動越發速了塔式罐的消亡。故晚唐、尤其武宗后，塔式罐少見出土，且蓋紐一般簡化為水滴形，不再肖相輪之形；[后晉]其三，晚唐堪輿流行，人們把尋找一個好的風水冥域當作來世順遂的保證，流行隨葬鐵豬石龍等厭勝之物。這種喪葬觀念的變化，恐怕也是塔式罐在中原地區消亡的原因之一。五代時期中原地區不見有塔式罐出土，而在內蒙地區卻有所發現。1994年發掘的內蒙清水河縣窯溝鄉山跳峁村墓地出有塔式罐四件，風格與中原地區迥異：其中一件（M4：1）座為倒置的喇叭形，中斂口、方唇、圓腹、平底，肩部施兩周戳印紋；塔頂為圓形寶頂，中空，周身施六道凸弦紋，頂部出尖。在座、塔身、塔頂52、底徑28.5厘米；繪直欞窗、厥紋、云紋、花瓣等圖案。通高52，底徑30.4厘米45 。內蒙古考古研究所、烏蘭察布博物館、清水河縣文物管理所：《內蒙古清水河縣山跳峁墓地》，《文物》1997年第1期。報告稱此處墓地時代約為五代時期。另外，出土此類塔式罐的還有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墓葬46（圖二，17，18）、托克托縣城南拐子大隊墓47、唐勝州城南墓48、準格爾旗石灣子村墓49。山西渾源也有發現50。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和林格爾土城子古墓發掘簡介》， 《文物》1961年第9期。李逸友：《內蒙古托克托城的考古發現》，《文物資料叢刊》 文物出版社1981年。李作智：《隋唐勝州城址的發現》，《文物》1976年第期。鄭隆：《準格爾旗西夏壁畫》，《鄂爾多斯考古文集》，伊 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編，1981年。山西渾源出塔式罐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圖 錄》圖版38、39。這些墓葬從時間上看都是晚唐、五代，從地理位置上看集中在內蒙中南部及山西北部地區，其中所出的塔式罐可以看作是中原地區塔式罐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延續，但又都帶有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目前考古資料所見時代最晚的塔式罐出自甘肅隴西的一座宋墓，共兩件。其中一件圓腹，腹中腰飾波浪形附加堆紋；蓋為三層寶塔式，較粗壯。全器外圖白衣，上施彩繪51

（圖二，19）。此罐基本保存了唐塔式罐的主要特征。陳賢儒：《甘肅隴西縣的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可見，塔式罐系仿自佛具銅盆，初唐作為中唐時期在北方地區十分流行，武宗滅佛甘肅地區仍有發展，并且與當地文化融和，風格與中原的迥異，宋初僅在甘肅等西北地區有零星發現，之后就徹底消亡了。五、稱謂與用途塔式罐于文獻無征，為今人命名。筆者認為塔式罐即文獻中的“五谷倉”。《永樂大典》卷八一九九、十九庚、陵字內收錄的《大漢原陵秘藏經》52一書，是一部非官修的地理藏書。徐蘋芳先生考證此。91冊。53 徐蘋芳：《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札記》，《考古》1963年第2期。其中的《冥器神煞篇》詳細記載了天子、親王、公侯卿相及大夫以下至庶人墓葬中的各種冥器，不但記出了冥器的名稱、尺而天子、親王以下人等墓葬冥器中都提到了“五谷倉”，言其位置“于棺頭”“棺正南偏西”。考察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