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格式為Word版，下載可任意編輯——我的文學機緣認識自己，是件難事。時至今日，大量方面已經與“老〞字相聯系了，掉轉頭，回望自己的文學創作經歷，怎么就弄起文學來？仍舊理不出個頭緒。

往往地，油然地，會穿越時空，耳邊響起母親的聲音：“寫字呢……〞

母親是坐在自家院門口的大石臺兒上說這三個字的，時間應當是在上世紀70年代，聽眾是幾位鄰居家的老太太——她們經常聚在誰家的大門口說說話。

事情的緣起，是一位老太太問起我在礦上干什么呢，由于她們早就知道我到礦上去當工人了，但僅僅“工人〞二字，終究太籠統。

“寫字呢……〞母親回復——聲音不是很大，但臉上有難以掩飾的高傲。

“你沒看我三姑那個美呢！〞當時在場的表姐后來向我描述過當時的情景。

“寫字〞二字，母親說得十分精準——當時我正在我們礦務局的礦工報社當記者，后來又換了幾個單位，但直到退休，都沒有離開過筆（鍵盤）。

我說不明了，從這“寫字〞到搞文學創作，有著怎樣的一種機緣。

從題材上看，我的小說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鄉土的、煤礦的、機關的。小說的主人公中，有農民，有礦工，有機關干部。這也正是我自己的職業經歷。

二十歲之前我是農民。我們家是村里的一個大家庭，兄弟姐妹眾多，兄弟中我行五。父兄一輩子務農。父親活到73歲，終其一生，活動半徑沒有超過15公里。母親一雙小腳，一生的活動范圍更小，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解放后選民證上登記的是“徐隋氏〞。到了解放后，我們這一輩，四哥及其以下，才有人上學識字。1965年我考上初中，但只讀了一年，課就停了，只好回村耪地。

不久，礦務局的西露天礦因占用我們村的一片土地而在我們村招工，我當上了工人。1970年1月25號，我和同伴們一起，乘上一輛藍色的解放牌汽車，到30公里外的五家礦三井當工人。我分在了運搬隊，先是?倒礦車掏矸子，后又當把鉤工。短篇小說《一個拎鉤子的家伙》，就源自于我當把鉤工的生活。

從農民到工人，這是我人生命運的一大轉折。頭一趟回家，我穿上工作服和長筒膠靴，像中了舉似的，高抬著腳，從村東頭走到村西頭，滿村子顯擺。

還有更意外的事情等著我：我不但當了工人，很快又當上了脫產干部。

母親不知道，當上工人以后，最初的字，我是用粉筆寫的。作為把鉤工，在井下作業的哪個隊要幾臺礦車，怕忘了，就用粉筆記在礦車上。記完，意猶未盡，我就在礦車上或者墻壁上、木板上，率性地隨便亂寫亂畫。這本是個壞習慣，卻使我沒忘了寫字，沒丟掉筆，也引起人們對我的注意。

那時候礦上過革命化春節，過年不放假。1971年春節前，營（那時候是軍事編制，營即井口）黨總支書記岳祥要到我們運搬連（隊）作春節保勤動員報告。報告的時間是二班的班前會。連（隊）書記趙景玉、連（隊）長于德文一商榷，想把報告記錄下來，好在三班、零點班前傳達。誰能記錄呢？就問排（排即班）長們。我們連（隊）三個排（班），問到我們排（班）時，鑲著滿嘴金牙的排（班）長陳金芳說，有個住孤身的小徐，每日寫寫畫畫的，看行不行。事情就這么定了。陳金芳排（班）長找到我，一張口就是命令口氣：“明早班前，岳書記來作報告，你記錄！〞“怎么記呀？〞我問。我對新任務一無所知。“還怎么記！他說啥，你就寫啥唄！〞聽那口氣，陳排（班）長倒像是一位老秘書。

那天的班前會如期召開，岳書記講，我就記。筆是一支用紙卷起來的圓珠筆芯，用細線繩系在記錄本上，記錄本就是我們班的記工冊。岳書記講了好多，我記了一頁又一頁。會后，書記、隊長拿給岳書記看，然后在另外兩個班傳達。

過了若干天，我被調離運搬隊，到井口當起了工會干事，完全脫產。我竟然有了一間辦公室。每天的工作是分發報紙，辦大批判專欄、黑板報，寫宣傳標語，同時當礦廣播站、礦務局《平莊礦工報》通訊員，寫好人好事、通訊報道。我可以看到好多報紙、刊物，特別是能讀到《平莊礦工報》的文藝副刊。

怎么也沒有想到，就是那一天，作那樣一次會議記錄，竟使我與“寫字〞結緣，而且終生未解，成了我的謀生之道，也承載起了我的文學之夢。

從那時起，直到退休，四十多年來，我的“寫字〞生涯，大約可以用這樣幾個關鍵詞來描述：“寫通訊報道的〞“寫材料的〞“寫小說的〞。

寫通訊報道，從1971年到1982年，前后有十多年時間。先是在井口當通訊員，1973年10月我被調到了礦工報編輯部，當了將近9年的記者、編輯。在井口當通訊員那段時光雖然短暫，卻很難忘。那時候，井口經常搞高產、大會戰，各隊的好人好事層出不窮。經常是，我站在井口門旁邊用鐵板焊制的黑板報前，從井下上來的各隊的技術員排隊口頭向我介紹本隊當班的好人好事，我就一邊聽一邊直接寫在了黑板報上。礦工報社記者劉常友到我們井口采訪，看了黑板報，就讓我把相關內容整理成一篇篇稿件帶走，有的竟然在《礦工報》上發表了。我在《礦工報》上發表第一篇稿子的時間是1972年5月9日，題目是《發揚一滴錫精神》，320字，小豆腐塊兒。看到自己寫的稿件變成鉛字印在報紙上，心中的那種沖動是永遠難忘的，比后來發表一篇小說還沖動。

寫材料，主要是我在礦務局黨委辦公室、礦務局“兩辦〞工作時期，近15年時間，每日不是寫調查報告、工作總結，就是起草公文、領導講話，還要辦《平煤調研》等內部刊物。即便是后來到礦上工作，我也自己動筆寫過講話、公文。要寫材料的晚上，遇有文友相聚，面對殷殷勸酒，只有苦笑婉拒。

寫小說，搞文學創作，則貫穿于我工作期間的各個階段，也互為影響、升華。工作之余，偶有所感、所悟，輒立意謀篇，執筆在手，弄起文學來。有過低潮，但從未“上岸〞。在單位，這不是機要。所幸領導們理解，沒有因此而被“約談〞。正是所熱愛的文學，滋養了我漸漸明晰起來的此生不再改變的秉持。

記憶里，我家只有一本書，名《玉歷寶鈔》，是母親用來存放鞋樣子的。那本書，紙淺黃色，軟軟的，翻開就見里面有大量插圖，好像是十殿輪回什么的。母親解讀說，做了壞事要下油鍋的，很嚇人。讀小學，看的最多的課外讀物是小人書。村里年年正月有說書先生來說書。在我讀五年級的時候，舅舅就拿著唱本來找我念。唱本里的“十字歌賦〞是要唱出來的，我不會唱，只會念。由于無人替代，念也就念了。遇到不認識的字，我就說一聲“那什么〞搪塞過去，反正滿屋子人也都不認識。我念過的唱本有《二度梅》《隋唐演義》《大八義》《小八義》等。應當說，這樣一些閱讀，有助于開啟我最初的文學想象。

遙想當年，那些靈感像野兔那么毛茸茸襲來的夜晚，便興奮得坐臥不寧。當其時也，缺月掛，人初靜，抽遵煙，喝紅茶，夜不成寐者有之，文未成而先告人者有之，殊不知筆下多狂人囈語、癡人說夢。也有時候，工作時間，偶受觸動，突發奇思妙想，便順手扯過一張紙來記錄下來，以備寫作時用上。投稿，則如衛星發射，多數升空后即與地面失去聯系，能送入預定軌道運行的很少，十之三四而已。

有對煤的開采，就有對這開采的謳歌。在我們之前，平莊礦區已經有了四位文學創作的先行者——王靜山、孫崗、張作新、田春甫，被人們戲稱為“四條漢子〞。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我們一些人不斷走入礦工行列。“四條漢子〞的聲名和他們發表在《礦工報》文藝副刊上的作品，都曾令我們沖動不已。礦工報文藝副刊是我們的陣地。我先是礦工報副刊部發現的，后來成了編輯者，文藝副刊也由月刊、半月刊變成了周刊。創作激情在躁動、萌發、積蓄、噴涌。礦區有創徹夜通明的燈光，有志同道合者的把酒聚會，有站在凳子上舉著蠟燭對自己新作的激情朗讀，有愛好者之間自以為是的輔導，有自行發表的油印小冊子的相互傳抄……一時間，礦工報文藝副刊周邊聚集了好多人，荊永鳴、高素杰、陳國鈞、榛子、劉欣聲、麥沙……是我們當中的骨干分子。那時候還沒有“圈子〞的概念，我們是形成了一個業余文學創作群體。后來，我們礦務局辦起文藝刊物《黑海潮》，成了我們新的陣地。我們多數人的創作都能堅持下來，荊永鳴、劉欣聲、榛子、麥沙等人的文學創作率先走出了礦區，在自治區、煤炭系統、甚至是在國家級的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作品。誰在《中國煤炭報》發表散文了，誰在《中國煤礦文藝》《草原》發表小說了，在礦區都是新聞。

我的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學作品就發表在《平莊礦工報》文藝副刊《起宏圖》上，時間是1974年1月22日，題目是《礦燈姐妹》，是一首小敘事詩。

我走出礦區的第一篇作品是發表在《赤峰文藝》上的小說《帶梅花點的饅頭》，已經找不到了，記得責任編輯是后來任赤峰市文聯主席的高曉力先生。

1991年，我創作了一篇微型小說《無名澗》，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投給了《中國煤炭報》。那時《中國煤炭報》文藝副刊的負責人是劉慶邦老師。沒想到《中國煤炭報》文藝副刊不但發表了這篇小說，劉慶邦老師還把它推薦給了《小說月報》，《小說月報》在1992年第1期轉載了這篇小說。

文學創作上，沒有誰可以超越自己。盤點一下我筆下的人物，差不多都有某種自己的印記。寫農村生活的一些作品中，總會有這樣一個人物，不經構思就來到了筆下：他有十來歲，又黑又瘦，一直也沒有長大，不是喊冷就是喊餓，一入冬就盼著能過上個好年……從某個角度來說，他就是童年的我自己。寫煤礦生活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相對重要一點的幾個中短篇，如《愛了又愛》《盛宴》《相擁而立》等，寫了礦難，寫了工亡職工遺屬、工殘職工的境遇。開展安全教育，處理礦難，組織對工傷職工的搶救、醫療，安排好工亡職工遺屬、工殘職工的生活，曾經就是我的工作，有過大量落淚、揪心的經歷。我所工作過的機關雖說只是企業的機關，但也有可體驗的中國機關的共性。寫機關生活的《沉浮》《蹦極》《塑自己的頭像》等，都有生活的原型。他們都是些生活中遇到了麻煩又沒啥方法的底層小人物。有個家伙連去給人家送禮都不會。有的人為了自己的秉持，不得不放棄現實利益，在世人面前顯得那么迂腐可笑。我的虛構能力差一些，僅僅是寫寫他們的生存窘態，期望引起人們對某種社會現實加以認識，沒能替他們開出什么好方子來，但我盡可能使自己的語言保持著溫度。

寫《在河之洲》，是我唯一的一次長篇創作嘗試，也正是在我的寫作狀態最好的時候，日得萬字，輕輕松松。知青小說，多寫歲月蹉跎、青春無悔、逆境成長，我塑造的人物是當時知青的典型，寫了他們狂熱、扭曲的行為，反映了那一代人青春的被揮霍。主人公的經歷，不會使她成為永遠的典型、楷模，但那的確也是曾經有過的人生。寫知青這樣的人生的作品不多，也沒見有當年這類的知青典型回望自己走過的路。對于那個年代曾經有過的種種，本人以及社會為什么不樂意面對？而我，則扼腕感慨于那樣一種對愛情的嘲弄，對青春的揮霍，對真誠、信仰的作踐。更深一層的詰問是：他們為什么會那樣？為什么要他們那樣？

也寫過一些散文、詩歌，但見諸于報刊的不多，大都貼在了自己的新浪博客上，雖然也有博友游覽、留言，但主要還是自我賞玩和朋友間的酬唱。

至于為什么寫、寫什么、怎么寫，理論上我不甚了然，只是在寫作中學習寫作，大多數狀況下是行行止止，順其自然。生活中，你領悟到的東西，有的是不可言傳的，有的是不能盡言的，有的是不可直言的。它們郁結于胸，無以言說，又不吐不快，別的方式無法表達，于是便寫寫小說。毛主席詞云“孤單嫦娥舒廣袖〞。我理解“舒〞者，抒也。“孤單〞是“舒廣袖〞的前提。嫦娥抒發孤單的方式是伸展寬廣的衣袖，假如她愛好小說，就很有可能去寫小說了。

終究，受到師友確定的稿子多了，能發表的多了，有的作品上了名刊、進入選刊，有的作品獲得了獎勵，有的作品還被改編為電視電影、電視連續劇。

有時候我就想，假如我沒有到礦上當工人，如今會怎樣？我們村周邊地下賦存著煤炭資源，那些優質褐煤已經埋藏了億萬斯年，憑什么我就遇上了開采的年代？我成了一個礦上的人，這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些人可能永遠也感受不到，那時候，一個人有了一個單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單位，我分到了房子，月月領工資，找到了相愛的人，我們過著幸福開心的日子。我還擔心分，又舞文弄墨，搞起什么文學創作來。簡而言之，我是一個時代的幸運者。

煤礦是文學的富礦，我所踏足的礦山有著十分適合文學生長的土壤。企業、行業、地方都重視文化建設，勉勵員工的特性化成長。我們企業建立了礦區文聯，有文學等多個協會，辦有報紙、電視、文藝刊物，屢屢為業余出版文學作品集，請有名作家、評論家來礦山講課。企業、行業、地方文聯經常舉辦筆會，開展文學作品評獎活動，為有成績的召開作品研討會。文友們在創作上一直相互扶持、相互鼓舞。只要你是一顆還算努力的文學種子，都能在這里生根、開花、結果。

父親母親是對我人生教育最大的人。父母帶著一家老小苦熬漫長艱難歲月的堅韌不拔、幾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卻滿懷信心的生存意念、肩扛巨大的生活壓力卻仍舊身正步穩的品格操守，都對我怎樣看這個世界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父母并沒有走遠，不過是夢里夢外。當母親說的那三個字在我耳邊每一次響起，特別是在我文思枯澀、心生倦怠的時候，便感受到一種督促、一種鼓舞。堅持寫下來的若干動力中，有一種便是想在夢中看見父母贊許、高傲的面容。

沒有充分準備就出發了，一路深一腳、淺一腳，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涉過低谷，攀過高峰，后來趨于平緩，終歸于平淡。我的業余文學創作之路，就這樣走過來了。幾次欣賞風雨、彩虹，我知道身邊的成功者是怎么成功的。是條多大的龍，就行多大的雨吧。雖如此，這些年，卻也飽飽地領會了那份誘惑、神秘、驚喜，享受到了尋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