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世紀秦漢郵驛制度研究綜述秦漢時期，為穩固多民族封建國家的統一場面，加強各地區之間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內地與邊疆之間的聯絡，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較為嚴格完善的郵驛制度。但是，由于文獻記載零散缺乏，給這一課題的研究帶來很大困難。本世紀以來，隨著大量秦漢簡牘、封泥和碑刻等的發現，為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新材料，極大地促進了該課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迄今為止，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雖不及該時期其他領域諸多問題的研究那樣細致深化，但與前相比，仍然獲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就本世紀秦漢郵驛制度研究的開展歷程和主要成就及存在的缺乏作簡要介紹。一本世紀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本世紀初到

2、1949年新中國建立為第一階段，此階段雖屢有秦漢簡牘出土，但公布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1953年始由大英博物館公開發表，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年出版，勞干?居延漢簡考釋?之?釋文之部?和?考證之部?分別于1943年和1944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1949年始由商務印書館鉛傭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因此，此階段的研究主要是根據文獻材料，利用簡牘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國郵政興旺簡史?注：載?中外經濟周刊?923年第29期，楊志章?中國郵政制度考?注：載?學林?1925年1卷9期，張梁任?中國歷代郵制概要?注：載?東方雜志?1935年32卷1期

3、，樓祖詒?中國郵驛興旺史初稿導言?和?漢代郵驛交通史略?、?整理郵驛史料之商榷?、?先秦郵驛交通史略?注：載?交通雜志?1935年3卷11期、1936年4卷8期，4卷4期及1937年5卷1期。，賀昌群?烽燧考?注：原載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0年2期，后收入?賀昌群史學論著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孫毓棠?漢代的交通?注：原載?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論叢?1943年第1輯，后收入?孫毓棠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95年版。，呂思勉?漢世亭傳之制?注：?學林?1941年第4輯。，嚴耕望?漢代之亭制?注：?大公報?1946年9月10日。，勞干?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和?釋漢代之亭障與烽燧?注：

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第16本、第19本。，王國維?簡牘檢署考?注：見?王國維遺書?第六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和?敦煌漢簡跋十一?注：?觀堂集林?卷十七，中華書局出版。有關著作還有王國維?流沙墜簡屯成叢殘?注：該書1914年在日本東京初版，1934年在國內再版。、張梁任?中國郵政?注：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樓祖詒?中國郵驛興旺史?注：中華書局1940年版。和白壽彝?中國交通史?注：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這些論著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還只是初步的，除樓祖詒等人以秦漢郵驛制度為題進展專門研究外，其他學者多是附帶論及，偶有專門討論也顯得很零散，因此缺乏對秦漢郵

5、驛制度較為系統全面的把握；至于對某些詳細問題深化細致的討論，那么顯得更加薄弱。值得一提的是，此階段日本學者浜口重國和伊藤德男分別在1935年和1941年的?東洋學報?22卷4期和28卷3期上發表了?漢代的傳舍特別是其設置地點問題?和?漢代之郵?兩篇文章，對漢代郵驛制度進展了討論，雖未能看到全文，但后來森鹿三和大庭脩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引用并進一步支持了他們的觀點，因此得以理解文章的梗概。注：參閱森鹿三?論居延漢簡所見的馬?，大庭脩?漢代的嗇夫?，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以下簡稱?譯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1976年為第二

6、階段。注：19661976年“文革期間，難以劃入哪一階段，始附于此。此階段有關論著的數量不多，但不乏頗有價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以前，這與居延漢簡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和1960年，勞干在臺灣先后出版了?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釋文之部的重訂本。此間，科學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根據局部居延漢簡的照片整理釋讀的?居延漢簡甲編?，共收入居延漢簡2555枚，其中有照片、釋文和索引。雖然這些版本都很不完好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獲漢代簡牘一萬多枚，但卻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獻所不載的許多新材料，而且還可將釋文與照片互參，為有關

7、問題的深化研究創造了條件，此階段對漢代郵驛制度的研究幾乎全都是由此而引發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勞干?漢代的亭制?注：載?集刊?第22本。、陳直?漢晉過所通考?注：載?歷史研究?1962年6期。、陳夢家?漢簡考述?注：原載?考古學報?1963年1期，后收入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樓祖詒?漢簡郵驛資料釋例?注：載?文史?第3輯。、陳邦懷?居延漢簡考略?注：載?歷史教學?1964年2期。和陳公柔、徐蘋芳?關于居延漢簡的發現和研究?注：載?考古?1960年1期。，人民郵電出版社還于1958年出版了樓祖詒?中國郵驛史料?。此外，國外學者也有多篇論文發表，主要有：藤枝晃?漢簡職

8、官表?注：見?譯叢?第一輯。、魯惟一?漢代的一些軍事文書?注：見?譯叢?第一輯。、永田英正?居延漢簡集成?之一、之二注：分別見?譯叢?第一、二輯。和?居延漢簡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為中心?注：見?譯叢?第二輯。、森鹿三?論居延漢簡所見的馬?注：見?譯叢?第一輯。和大庭脩?漢代的嗇夫?注：見?譯叢?第一輯。等。此階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漢簡材料，又不拘泥于漢簡；既有總體全面的闡述，也不乏對個別問題深化細致的研究。舉凡漢代郵驛制度的淵源流變、郵驛組織機構、郵書傳遞方式、管理制度、郵路與郵站及漢代郵驛在郵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論及。如勞干在前一階段研究的根底上，從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傳舍四個方面對

9、漢代的亭制進展了研究。陳夢家根據居延漢簡所見的郵書資料，列出了郵程和郵站表，對漢代的郵書記錄、運行和管理進展了討論，把漢代郵書課的內容歸納為郵書方面、郵書性質、封數及其裝束、發文及收文者、郵站和傳遞者、郵站收發時刻、郵程及時限、傳遞方式和其它等10個方面，從而將漢代郵驛制度的研究從較為廣泛抽象的概論引入到更為詳細細致的深化討論。而樓祖詒那么將漢代郵驛制度置于郵政開展長河中，進展縱向考察和橫向比擬，闡述了漢代郵驛制度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關鍵作用。相比之下，日本學者更注重從細小問題入手，進展嚴密的考證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如永田英正通過對陳夢家據以立論的居延漢簡材料進展重新考釋和分析，指出了陳先

10、生所列郵站表中的錯誤，頗具說服力。雖然第二階段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缺乏甚至錯誤，但與第一階段相比，確有很大推進和打破，很多方面對后來的研究者也頗多啟發。從1976年至今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大量秦漢簡牘先后出土，釋文也相繼公布。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第11號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簡，其中?秦律十八種?中的?語書?、?倉律?、?田律?、?行書?、?金布律?、?傳食律?、?內史雜?等篇中有許多秦代郵驛的律文。這些材料由?文物?1976年68期首次公布后，1978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由于此前從未有秦簡出土，故其史料價值極大。在此以后，又有多批漢代簡牘出土，釋文也

11、相繼公布或出版，有的那么經重新校釋整理而再版。其中與郵驛有關的主要有：1984年公布的?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和?甘谷漢簡考釋?注：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物出版社繼1984年、1985年出版林梅村等編著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后，又于1987年和1990年先后出版了謝桂華等校釋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冊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單位結合整理編著的?居延新簡?；1988年，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薛英群等注的?居延新簡釋粹?；甘肅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吳礽驤等釋校的?敦煌

12、漢簡釋文?；1997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由連云港市博物館等四單位編著的?尹灣漢墓簡牘?此前，?文物?1996年8期登載了?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遜。隨著大量新材料尤其是云夢秦簡、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和尹灣漢簡的公布和出版，學術界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碩成果。其中有很多學者充分利用新資料，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時，還補充、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缺乏和錯誤。此階段研究論著甚多，不能一一列舉，擇其要者有：熊鐵基?秦代的郵傳制度讀云夢秦簡札記?注：載?學術研究?1979年3期。、高敏?秦漢郵傳制度考略?注：載?歷史研究?1985年3期。和?論秦漢時期的亭讀云夢秦簡札記?注：原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云夢

13、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論論尹灣漢墓出土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鋇的史料價值讀尹灣漢簡札記之一?注：載?鄭州大學學報?1997年2期。、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注：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封檢題署考略?注：載?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侯燦?勞干居延漢簡考釋簡牘之制平議?注：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樂堯?居延漢簡所見的邊亭?注：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

14、4年版。、何雙全?兩漢時期西北郵政蠡測?注：載?西北史地?1990年2期。、張玉強?漢簡文書傳遞制度述論?注：載?人文雜志?1994年5期。、宋會群、李振宏?漢代居延地區郵驛方位考?注：載?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1期。、曹爾琴?中國古都與郵驛?注：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輯。、謝桂華?尹灣漢墓簡牘和西漢地方行政制度?注：載?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尹灣漢墓新出集簿考述?注：載?中國史研究?1997年2期。、周振鶴?西漢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實例讀尹灣六號漢墓出土木牘?注：載?學術月刊?1997年5期。、卜憲群?秦漢公文文書與官僚行政管理?注：載?歷史研究?1997

15、年4期。、大庭脩?再論“檢?等注：載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此外，出版的專著有：劉廣生主編?中國古代郵驛史?注：人民郵電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漢交通史稿?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公路交通史編審委員會編著?中國古代道路交通史?注：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馬楚堅?中國古代的郵驛?注：商務印書館國際1997年版。、臧嶸?中國古代驛站與郵傳?注：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注：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等。這些論著從不同角度對秦漢郵驛制度進展了較為全面深化的討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在某些方面填補了空白。如熊鐵基先生

16、充分利用云夢秦簡和有關文獻與漢朝制度互相參證，對秦代郵傳的作用、交通工具和傳遞方式、傳食和館舍以及符傳等進展研究，勾勒出秦代郵驛制度的根本線索和內容，論證了秦漢郵驛制度是前后相承的，從而填補了長期以來秦代郵驛制度研究中的空白。高敏先生通過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系統考察，認為雖然春秋戰國就已形成郵驛制度，但其迅速開展和組織機構的逐漸完備，還是在秦漢時期。日本學者大庭脩在總結了王國維、原田淑人、勞干、侯燦和李均明等人研究成果的根底上，對漢代檢署制度進展了再討論，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其他學者的論著也多有創新，不再贅舉。轉貼于論文聯盟.ll.二回憶本世紀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狀況，可謂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

17、但研究的主要問題與成果，根本上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1.郵驛機構。關于秦漢郵驛機構，普遍認為可分為郵、傳、亭、驛四種，但就互相間的關系和異同，那么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高敏等認為，郵、驛、亭、傳的差異主要是職能和設置間隔 的不同。郵、亭均具有郵傳機構與專政機構兩方面的職能，而傳、驛那么主要是郵遞性質的機構；郵是五里一個，亭是十里一個，驛、傳那么是三十里一置。此外，就規模而言，驛、傳較郵、亭為大，除有食廚、傳舍以供食宿，還有廄置以供車馬；至于驛、傳之別，那么“傳用乘車而驛用乘馬而已注：載?歷史研究?1985年3期。白壽彝認為，郵和亭是不同的，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郵是傳書的機關，也可供人止宿，郡

18、縣各行政組織間的文書、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郵；驛也是傳達消息的設備，與郵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傳書的方法上。郵有郵人，可以負完全傳寄的責任；驛那么只供給傳書者以交通工具，傳書人仍須由發書者派遣；驛主要用馬，傳那么用車，以供政府官員或持證之人因公乘坐，其作用和驛不同，而制度與驛相類，都是在一定間隔 供給交通工具的改換。注：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森鹿三認為，“西漢時期既采用繼承前代的傳車制度，又采用逐漸盛行的驛騎制度，“傳就是傳遞，是以交通線上適當設置的車站來交換馬的意思，同時又把這種交換車馬的地點叫做傳。又因為交換車馬需要停下一次，因此這個地點也叫做置，并且村落的邊界有承受和傳遞文書的設備，因此也

19、叫做驛。此外，這個地點還有行人的住宿設備，因此也叫做亭。注：見?譯叢?第一輯。實際上是說郵、驛、亭、傳、置可以互稱，不過由于間隔間隔 不同，傳書方式各異，一般是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三十里一驛。郵亭為戍卒步遞，驛那么用馬傳遞緊急公文。陳直也認為，兩漢傳遞文書，郵驛并稱。按其實際，那么步遞為郵，馬遞曰驛；郵與亭相近，故聯稱郵亭，驛那么因設站長短分為驛、置兩種，大者稱驛，小者為置。注：參閱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頁。陳夢家那么認為，“郵為傳遞文書的專門機構，它與亭、傳、置、驛并為大道上有關交通的設置，且往往重疊于一處互相通用，郵站多數為隧，少數為亭、驛、關注：原載?考古學

20、報?1963年1期，后收入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8頁。臧嶸認為，驛置是指長途傳遞信件文書的設施，通常以輕車快馬為主，緊急和重要的文書都由驛置傳遞，而郵那么專指短途步行傳遞文書的方式。馬楚堅與此相反，認為“郵為秦漢驛傳機構，專責擔任長途官文書的傳遞，而以馬為主要交通工具。?中國古代道路交通史?的作者也認為：“郵傳不承當步遞的任務，而以傳車、馬為主要交通工具，置于交通干線上的郵亭是驛傳的基層組織，其主要任務是通信，只有靠近交通干線的亭長才兼管驛傳，并非所有亭長都負有驛傳的責任，因此，郵亭的數量遠比普通的亭少。傳那么主要用來運送官物。劉廣生等人還認為，由于秦的統一帶有強迫性，

21、全國一律，通信組織只有郵，郵是通信系統的總稱。因此，傳也可以納入郵的范疇。兩漢是從傳車向騎乘過渡演變的時期，漢初根本承襲秦制，以后分工漸細，傳與驛置也有所區別。傳舍以迎送過往官員，提供飲食車馬為主要職責，本身不直接承當通信，通信組織主要是驛置和郵亭。由于二者行進道路大致一樣，故又將新開郵路上的通信組織統稱為郵驛，但郵亭以步行傳遞為主。所謂“十里一亭、“五里一郵，并非指長度而言，而是指閭里；郵亭的間隔間隔 要遠超過五里和十里的長度，驛置那么用以傳遞緊急而重要的公文，以輕車快馬為主，一般間隔三十里左右。2.郵驛管理系統。關于秦漢郵驛的管理系統，大致有三種觀點。樓祖詒認為，秦漢因襲周制，在中央由太仆

22、掌輿馬郵驛事務。到東漢時，太仆之職并入司徒。地方除郡縣外，其下的鄉官組織也都負有管理郵驛事務之責。注：載?交通雜志?1936年4卷8期樓祖詒文。劉廣生等認為秦漢郵驛管理在中央由丞相總負其責，但九卿之一的少府那么是實際的中央收發機關的首腦，九卿中的衛尉、大鴻臚景帝時稱大行令也與郵傳有親密關系。此外，兼管郵驛事務的還有御史大夫，主要是通過巡行和對使用郵傳的使者發放“封傳進展監察。東漢時由太尉負責，其下的法曹僅負責郵驛科程式，即法律制度和規章，這是由郵驛主要是為軍事通信效勞所決定的。至于詳細通信那么由尚書臺負責。在地方均由太守縣令掌管，但詳細主管文書的屬吏是令史，公文的經辦人是郡縣內分管某科事務的屬

23、曹。此外，在邊疆地區尚有一套由都尉兼管的候官、候燧組織。曹爾琴也認為，西漢郵驛由丞相總管，九卿中的衛尉、大鴻臚都直接執行郵驛事務；東漢九卿屬三公，衛尉乃太尉所屬，其下屬法曹主郵驛科程式。高敏等認為秦時中央由隸屬于典客的行人掌管郵驛事務，西漢時先后改典客為大行令、大鴻臚，其下的行人武帝時改為大行令、驛官令、丞主管郵驛事務；東漢時改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之。地方上的各郡國都分設諸部督郵掌管郵驛事務；至于縣、鄉，未見有專管郵驛事務的官吏，大約與郵傳事業具有全國性質不宜分割于各縣、鄉主管有關。但驛道所經之地，仍設有專門官吏主持其事。因此，“秦漢時從中央的典客后改為大鴻臚、行人令和太尉府下的法曹，到郡國的督

24、郵，再到每個驛站的廄嗇夫、傳舍嗇夫、郵書掾等吏，構成了一個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統的郵傳管理系統注：載?歷史研究?1985年3期。孫毓棠也認為，漢代郵驛管理在中央總轄于最高軍事長官太尉，在地方那么總歸于太守管理，其下還有幾個督郵掌管。陳夢家認為，交通系統的關驛與軍備系統的倉、庫及城官都是隸屬于都尉府的。3.郵書傳遞方式。秦漢時期郵書傳遞，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為步遞、馬遞、車遞和船遞，而以前三種最普遍。但就詳細方式而言，又可分為“以郵行、“以次行、“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馬馳行和“輕足行等，對此，學者解釋各異。高敏認為，以郵行即通過郵亭機構，由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的“郵人傳遞，不必由官府另

25、外派人，以郵行者多為遠間隔 傳遞，漢代邊郡烽燧間的文書往來，多采用“以郵行，“以次行或“以次傳即依次傳遞，按道里遠近又可分為“以縣次傳和“以隧次傳兩種，前者以縣為換文間隔 ，后者按驛道兩旁烽隧逐一傳遞。與“以郵行不同的是，“以次行的傳遞者可能是官府專門派出的人員；“以輕足行即用擅長行走者步行傳遞，只適用于近間隔 傳遞；“以亭行同“以郵行一樣，是通過郵、亭機構逐亭傳遞；“馳行是用車快速傳遞；“吏馬馳行是以吏乘快馬傳遞，多用于邊郡緊急文書。勞干更強調以不同方式傳遞文書的輕重緩急。認為“以亭行或以隧次行者，那么就亭隧而傳遞，以郵行當由驛馬傳遞，而云吏馬馳行，那么緊急公文矣注：參閱?集刊?第19本、第

26、16本勞干文。又說，“郵并不等于亭，郵是吏馬馳行，專司傳遞文書的，以郵行的只是普通的公文，用常法來傳遞，而以亭行、隧次走行、吏馬馳行便顯然可以看出重要性的層次了。注：參閱?集刊?第19本、第16本勞干文。森鹿三認為，“以縣次傳與“隧次行、“以郵行、“以亭行、“以次行、“次行等，都是指戍卒步行傳遞公文說的，“馬馳行和“馬行那么是利用三十里一置的驛馬傳遞緊急公文。陳直認為，“以郵行即由驛遞寄發，“以亭行由鄉亭遞寄，“以次行即沿途露布之官示注：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56頁。王國維也認為，“隧次行、“次行就是“以次行的“露布不封之書。持此說者還有黃文弼、樓祖詒等，但樓祖詒也

27、強調投遞速度的差異，認為“隧卒是走的，郵人驛卒是騎馬的，比擬需要加快的才以郵行、以亭行，這在速率上是有區別的。注：參閱?文史?第3輯樓祖詒文。徐樂堯的解釋與上述諸家多有不同，他認為“以次行就是以候官或候長所居傳遞，這種文書或許是都尉府通告各候官、候官通告各候長的文書，并非各隧亭都要停留。“以亭行的文書那么系都尉府、候官、候長通告各亭的文書，故依亭逐個傳遞。以次行或以亭行的文書多以人步行投送，但也并不完全排除用馬傳遞。由于以郵行的文書間隔 較遠，在邊塞地區多以驛馬、傳馬傳遞，這種文書并不象黃文弼等先生所說是普通文書，而是重要文書。注：載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

28、版社1984年版，徐樂堯文。4.關于亭制。關于漢代的亭制，歷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漢代的亭是屬于地方行政系統中鄉以下的一級機構，勞干、嚴耕望等均主此說注：勞干文及嚴耕望?漢代地方行政制度?，載?集刊?第25本。；一種意見那么認為，漢代的亭與鄉、里為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王毓銓力主此說，注：王毓銓?漢代“亭與“鄉、“里不同性質不同行政系統說?，載?歷史研究?1954年2期。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支持，他們多認為亭是直隸于縣，負責維持社會治安和兼顧郵傳的機構。注：原載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云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夢秦簡初探?增訂本河南人民出

29、版社1981年版；載?鄭州大學學報?1997年2期；載?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載?中國史研究?1997年2期；載?學術月刊?1997年5期。而徐樂堯那么認為，“漢代之亭乃是兼有傳烽報警、郵驛、治安與經濟管理等多種職能的機構。不僅對亭的性質有不同認識，對亭的建置及其與郵的關系，也存在很大分歧。勞干把亭分為附有傳舍和郵的都亭用A表示，附郵的傳舍之亭用B表示和附郵的無傳舍之亭用表示，另以D表示郵，把郵亭作如下排列：注：載?集刊?第22本，勞干文。附圖這種排列雖在形式上合于“十里一亭、“五里一郵之說，但?漢官儀?在“五里一郵之后還有“郵間相去二里半之語。這樣，不僅勞干的上述排列與此不

30、符，就從“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一句本身也難以理解。為此，嚴耕望先生援引?史記留侯世家索隱?：“?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之語，認為“郵間相去二里半當為“郵亭間相去二里半之誤，?漢舊儀?、?漢官儀?皆脫“亭字，?索隱?又將“亭誤為“人居，從而導致了“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這樣“殊不可解的矛盾。基于此種認識，嚴先生又將郵亭作如下排列：注：參閱勞干文及嚴耕望?漢代地方行政制度?，載?集刊?第25本，嚴耕望文。附圖這樣似乎解決了?漢官儀?中的矛盾。但據新出土的尹灣漢墓簡牘材料來看，亭與郵屬于同一系統，亭的數目遠高于郵，約為郵的20倍有余，這說明郵的規模要大于亭，這與上述文獻記

31、載完全相左。勞干還認為，“郵亭之制與亭隧之亭相通，“故漢世亭傳之設，所以供國家之急，達施政之宜注：?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載?集刊?第16本。在此以前，王國維、賀昌群分別利用不同材料，得出了“漢時郵遞之制，即寓于亭隧之中的結論注：?觀堂集林?卷十七，中華書局出版；原載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0年2期，后收入?賀昌群史學論著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但是，徐樂堯在對居延地區甲渠河南道郵路和肩水金關以南郵路進展重新考察后認為，“邊塞的郵路并非寓于全部候望亭隧之中。因為兩者的著眼點不完全一樣，候望塞隧的設置主要考慮軍事的需要，而郵驛固然也應考慮平安條件，但更主要的是應利于交通。5.郵件之

32、檢署。王國維是研究檢署的第一人。他認為檢分書牘之檢和封囊之檢兩種，二者大孝形制不盡一樣，就是同為書牘之檢也有差異，然其上均有刻齒、封泥，蓋印后以繩束之。檢上所題之字謂之署，“所題但所予之人與所遺之物，不題予者姓名也注：見?王國維遺書?第六冊、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版。此后，勞干又對封檢形式與特征進展考述，把封檢分為封函與書囊兩種，但他僅從封檢形制和方式進展區別，并未指出何者為封函之檢署，何者為書囊之檢署。為此，候燦對勞干所舉52例簡進展重新考釋，并按其形制和書寫格式進展排比分類，認為勞干僅以檢署形狀的長狹寬博劃分是不確切的，于是候燦根據書寫方式將檢署分為7類。其中5類為封函檢署，均在同一簡面

33、由發文單位書寫受簡單位、人名和傳遞方式，其他文字那么為受文單位所寫；另一類是受文單位收文后的檢署，第7類才是書囊檢署，在簡的上部書寫受文單位，下部并列書與“廩名簿、“谷簿等囊中文書名稱。注：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均明將封檢題署分為文書與實物兩大類，并將封檢內容和作用概括為五：1署收件者機構、職官名、姓等以標明收件者，私人信件同時還署有寄件者；2根據郵件的主次緩急及客觀需要，標明傳遞方式；3記錄寄件者與收件時間、送件人以供查核；4標明被封緘文書的類別；5標明被封緘實物的類別、數量和所有者。對于一些未見封泥槽的函封，他認為或因不便保存而在收件后削

34、去或截斷，也可能是采用函封與封檢分體方式。他還指出，除封緘文書和物品外，門戶、車輛、家畜均可施以封檢。注：載?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大庭脩鑒于歷來關于檢的研究之缺乏，寫了?再論“檢?，把檢分為物品檢和書信檢，物品檢說明內裝之物，具有制止窺探內里的含義；書信檢寫明收信人具有書署的意味。有封泥的檢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受印的性質，而封以私印的檢署那么說明該公文由無官印的候長、士吏等簽發，限于候官內部傳遞，故收件者多非正式的“甲渠候官，而是“甲渠官這樣的形式。6.秦漢郵驛的地位和作用。關于秦漢郵驛的地位和作用，論者多持肯定意見。王國維就盛贊漢代“郵書制度之精細，樓祖詒進一步論證了漢代郵驛

35、上承秦制而加以改良，下啟唐宋元朝而多所開展。漢代郵驛中存在著殷周文化、徐楚文化和先秦法制的影子，而唐律中的“驛使稽程、宋代“始許臣僚以家書附遞及元朝的“長引隔眼、封泥、印花等制，均可從漢代郵驛中找到最初的雛型。此外，古羅馬的郵驛建置竟與漢朝一模一樣，因此，“漢代郵驛在中國郵政史中占了繼往開來的關鍵地位，在和古羅馬郵政、東西洋文化交流當中，也起了互相推動的進步作用注：載?文史?第3輯。；孫毓棠也稱秦漢郵驛交通系統已“開展到了相當完善的地步。興旺的郵驛交通不僅增強了行政效率和中央政府堅強的統治力量，促進了商業的興盛和都市的繁榮，有利于人員流動和知識傳播，而且對開闊眼界、統一信念，加強全國文化的統一

36、等，都具有重要意義。高敏在肯定秦漢郵驛制度對于強化封建中央集權制度、促進信息交流和邊疆開發以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穩固與開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還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其一，嚴格的關防制度，阻礙和限制了正常的信息傳遞與物資交流；其二，傳車供給的等級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傳遞的社會意義；其三，各級官吏把郵傳機構作為貪贓枉法、剝削百姓的手段，抵銷和降低了郵傳的積極作用。當然，對秦漢郵驛制度的研究決不僅限于上述幾方面，只不過這些方面相對而言更引人注意或分歧較大，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那么相對較為分散或意見較為一致，故不再介紹。轉貼于論文聯盟.ll.三本世紀秦漢郵驛制度研究的成就宏大、已如上述，但這決不意味著對此課題的研究已經終結。相反還有許多問題至今仍然疑而未決，需要作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