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劉學堂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此后歷代中國政府都把西域經營作為重要國策，逐漸打開了由中原經中國西北至中亞、西亞，并聯結歐洲北非的陸上交通道。通過這條大道，歐亞東西方人群的貿易交往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特別是中國產的絲織品等沿著這條道路銷往西方。19世紀末，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形象地將始自西漢張騫的這條東西大道譽為絲綢之路。此后的研究過程中，絲綢之路起始時段、絲綢之路的內涵與外延迅速擴展，絲綢之路逐漸泛化為以歐洲為中心的歐亞西方世界和以中國為中心的歐亞東方世界歷史上人們交往的總稱。如果從整個東西文化交流史的視野來看，東西方世界對話與交流的時代上限要比張騫使西域久遠的多。所

2、以，近年來不少研究者提出，以張騫西行為界，可將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劃分為兩個階段，張騫使西域前的東西文化交流為絲綢之路的開辟奠定了基礎，也有的學者稱其為史前的絲綢之路。從考古發現與研究看，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東西文化就有了接觸。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桑志華發掘了寧夏水洞溝舊石器晚期遺址，發現這一遺址中有屬于西方莫斯特文化的勒瓦婁哇石器。2003年國內出版的水洞溝一一1980年發掘報告明確提出，以勒瓦婁哇石核和石葉的發現為突出標志的水洞溝文化“是我國最具有歐洲舊石器時代文化傳統的單獨類型”。其后在中國北方地區的黑龍江、山西、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先后發現過含勒瓦婁哇石器的遺址。勒瓦婁哇石器技術是

3、歐亞舊石器工業技術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它代表著更新世中古人類行為與認知發生的演化，在人類演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北方特別是近年來新疆地區勒瓦婁哇石器發現與研究表明，早到距今10萬年以后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就有一支來自西方的人群集團，通過中亞草原來到新疆并抵達寧夏的水洞溝，這條傳播線路基本明確。中國北方其他地區零星發現的勒瓦婁哇石器,則有可能是通過很早就開辟的北方草原通道傳入。一些學者將西方石器技術向東傳播的途徑稱為史前的石器之路。石器之路不僅對中國西北北方文化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而且由于東西方人群長期共居通婚，擴大了基因交流，這對中國北方人種的形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東西文化交

4、流，主要表現為東方彩陶文化的西進。距今一萬年前后，生活在歐亞東西方的人群幾乎同時步入新石器時代。距今七八千年開始，源于自黃河流域關中區域的彩陶文化緩慢地向西流布，距今5000年前后進入中國西北的甘青地區，并再度發育，創造了輝煌的西北彩陶文化。距今4000年前，歐亞東方傳統的彩陶文化出現在新疆東天山的哈密盆地，并繼而沿天山西進，公元前2千紀末到達吐魯番和焉耆一拜城盆地，在這里演化為洋海文化和察吾呼文化早期類型，公元前1千紀初出現在伊犁河谷，在這里和當地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窮科克上層文化。黃河流域彩陶文化沿天山地區東西向滲透，使天山史前文化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漢代前后彩陶文化滲入哈薩克斯坦的巴爾

5、喀什湖東岸七河流域，成為這一區域塞與烏孫文化的構成因素。具黃河流域文化特質的彩陶文化，歷經數千年抵達這里時，早已是強弩之末，并最終退出了歷史舞臺。學術界把史前時期黃河流域彩陶西傳的道路稱為彩陶之路，彩陶之路向我們標示出史前黃河流域文化西向拓展的進程。青銅時代東西文化交流迎來新的高潮。青銅技術最早出現在歐亞西部區域，與東西向的彩陶之路相對應，從距今五六千年開始，西方的青銅冶鑄技術沿著歐亞大陸南部的綠洲通道和北部的草原通道持續東傳。約在距今5千紀后半葉，青銅冶制技術零星地出現在新疆和河西一些地區。公元前2千紀初前后，具有西方特質的青銅文化在東天山地區與具東方特質的彩陶文化相遇，兩支異質文化經過碰撞

6、、匯流，很快融合起來，并在這一地區迸發出前所未有文化創造力，使青銅文化在東天山和河西地區異軍突起，成為中國早期青銅文化發展史上的醒目孤島。新疆東天山和甘青地區的青銅器群，一經發現就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熱烈討論，日趨一致的觀點是認為它的出現顯然與史前東西文化交流密切相關。就中國境內而言，最先出現和形成西北一隅的青銅冶鑄文化，很快沿著黃河傳至中國北方其他地區，并很快向東傳播到黃河中下游的中原腹地。一些學者將青銅冶制技術西東向的傳播道路稱為青銅之路。近年來，隨著科技考古的快速推進，人們意識到史前青銅之路的內涵遠比此前的發現豐富得多，它還包含有西東向的小麥傳播，以及牛羊馴養技術的東傳等多種因素

7、。公元前2000年前后，源于西方的這些技術因素斷續地進入中原內地，對中原早期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過深刻影響，也極大地拓展了中原早期文明起源研究的視野。從早期鐵器時代開始，東西文化交流成為東西方世界互動發展的一種常態，變得更為頻繁與密切。約在公元前1000年前，中亞的西部首先進行了早期鐵器時代，歐亞大陸北方的草原地帶開始出現了游牧經濟生產方式，形成森林草原游牧文化帶。整個歐亞大陸開啟了一個北方游牧文化與南方農業文化碰撞、交匯與對壘的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游牧民族頻繁的活動，人類移動速度加快和活動半徑明顯加大，最早出現在西方的制鐵技術，迅速沿著很早就開辟的中亞北方草原通道和南方綠洲通道向東傳播。距今

8、1000年后，包括新疆在內中亞東部地區的古代居民先后學會了制作和使用鐵器，并快速地向中國內地傳播，大概到了公元前七世紀前后進入中國北方，很快得到普及。鐵器由西至東的傳播道路，可以稱為鐵器之路。戰國前后中原地區的居民在西方傳入的鍛鐵基礎上對制鐵工藝進行技術革命，發明中原地區的熔鐵鑄鐵技術，鑄鐵的出現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一次重要飛躍。隨著鐵器冶鑄技術在中原推廣普及，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人口增加城市發展，為我國漢唐盛世的到來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進而也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得以持久繁榮和延續發展，與鐵器技術在中原和南方地區的廣泛應用和不斷改進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新考古發現的接踵而至，考古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9、，史前東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內容越來越多。近年以來，學術界自早至晚地先后提出了石器之路、彩陶之路、青銅之路和鐵器之路概念，用來概括史前時期的東西文化交流，備受國內學界的關注。除此以外，還有玉器、玻璃等器物，葡萄等農作物經中亞漸次地東傳，以及源于黃河流域的黍粟類農作物的西傳。史前時期東西文化通過頻繁的交流、互動與融會，在保持各自特征和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長期對話，共同發展”這一絲綢之路沿線的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規律和基本態勢。史前東西文化交流奠定了歷史時期絲綢之路的基礎。祖居黃河的史前人類，攜帶著彩陶文化進入中亞天山地區，為天山史前文化涂抹了濃重的黃河文化底色,對西域的早期開

10、發厥功甚偉，更為漢代中原政府西域經營國策的順利實施和西域最終納入中國版圖，奠定深厚的歷史基礎。西方人群集團東進后，很快參與到了中原早期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它對中原早期文明出現與成熟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史前東西文化交流不僅為其后絲綢之路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更為中華文化包容并蓄，多元一體特質形成，提供無限寬闊的舞臺和更為深遂的歷史空間。絲綢之路溝通東西方文明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對外交流的商貿之路，是東西方文明溝通和交流的象征。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提出，為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

11、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絲綢之路經濟帶賦予了絲綢之路新的內涵，在這條文化線路上，不僅能夠看到燦爛輝煌的歷史遺跡，而且還將見證中國與西亞各國之間在經濟合作領域的異彩紛呈。自2006年以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倡導和推動下，中國與中亞有關國家開展了絲綢之路跨國系列申報世界遺產工作。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將于6月底接受世界遺產專家審議，有望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無數鈴聲搖過漬，應馱白練到安西。”著名的絲綢之路是指西漢時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為這條路西運的貨物

12、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十九世紀下葉，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在其所著中國一書中，首次把漢代中國和中亞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線路，稱作“絲綢之路”，此后被中外史學家認同，而沿用至今。在當今文化學界，“絲綢之路”其內涵已經超越了交通道路和商業貿易的局限，涵蓋了古今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藝術、宗教信仰等各個方面，成為東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明溝通和交流的象征。不同歷史時期，由于實用功能不同以及沿線國家政治糾紛的影響，絲綢之路出現不同的線路。以長安為起點，經河西走廊，越過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西亞地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地區的貿易通道成為

13、“西北絲綢之路”；從四川出發，經過云南、緬甸直至印度的商道稱為“西南絲綢之路”，西北、西南統稱為“陸上絲綢之路”；從我國的東北、華北起到蒙古高原，再穿過西伯利亞森林地帶的大草原最后到咸海、里海一帶，橫貫歐亞大陸草原地帶的東西交通線稱為“草原絲綢之路”；從陸上西南絲綢之路以南的一段開始，經過我國的泉州、廣州等沿海港口出海，到東南亞、斯里蘭卡、印度，再通到波斯灣、紅海地區的通道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西漢時期漢高祖時，為消除匈奴侵擾，簽訂和親協議，承諾“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促進了中原與匈奴的物質文化交流。文景期間在延續和親政策的同

14、時，鼓勵與西域各國進行貿易往來，加強了絲綢之路上早期的文化交流。漢武帝時，改變國家戰略，一方面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極大地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物質文化交流，之后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友好往來關系，使節和商人絡繹不絕，文化交流范圍也隨之擴大;另一方面派衛青、霍去病等對匈奴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戰爭，最后將匈奴逼入西北偏遠地區，同時設置西域都護府。反擊戰爭擴大了漢朝疆域，使得中原文化大規模地向原匈奴所占據的河西走廊地區擴展，同時投降漢朝的匈奴也將自身的游牧文化向中原滲透，實現了中原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西域都護府的設立維護了西域的安定，保障絲綢之路的通暢，也促進了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南北朝時期

15、南北朝時，北方政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進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往來，陸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在原有基礎上向北向南擴展，與此同時，立足江南的六朝政權積極發展海外關系，使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向南海、東海延伸，與波斯、南亞、大秦（東羅馬）、東南亞、朝鮮、日本等地區和國家都建立了密切的貿易往來關系。甘肅省博物館所藏甘肅靖遠出土的東羅馬神人紋鎏金銀盤、寧夏固原博物館藏李賢夫婦合葬墓出土的鎏金胡瓶、陜西歷史博物館藏灰陶載物駱駝等都是此時期東西方交流的物證之一。陸海絲綢之路的空間擴展，擴大了文化交流的空間范圍，并使文化交流內容更加寬泛。這一時期，通過絲綢之路中國的養蠶繅絲技術傳入西方，國外一些先進技術也逐漸傳入中國。隋唐時

16、期隋朝時期，隋煬帝親自西巡開拓疆土，打通絲綢之路，還在張掖舉辦了萬國博覽會，各國商人、使臣云集，使之成為一次各國文化交流的盛典。唐朝時，繼續擴大與西方交往的范圍，拓寬與中西亞各國的貿易渠道，中外文化交流達到鼎盛。來自西域的胡樂、胡舞、胡服、胡食在中原地區特別是長安廣為流行，馬球、賽馬、射箭等體育活動更為人們喜愛。各地留學生、學者、游歷者、傳教士在此聚集，各地文化融合于此，長安一時成了中國乃至全世界最繁榮的城市。這一時期我國出土的大量文物即是明證，如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瓣花紋藍琉璃盤；甘肅秦安縣出土三彩胡人牽駝俑等。唐中期，陸上絲綢之路由盛轉衰，海上絲綢之路得以發展，尤其對宗教文化交流

17、產生了重要影響。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印度教、摩尼教在這一時期從海路傳入中國，而中國的道教和民間信仰也傳入朝鮮、日本、東南亞等地區。明清時期明朝時，鄭和七次下西洋，足跡遍布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絲綢之路的路線進一步拉長，打通了從中國到東非的航路，將亞、非的廣闊海域連接起來，增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聯系與交流。清朝時，茶馬古道與西南絲綢之路相接，馬幫為中原、西南、印緬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創造了條件，使得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銅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得到沉淀。英國東印度公司、瑞典東印度公司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進行茶葉、絲綢、瓷器貿易，促進了中國與歐洲國家的文化交流。絲綢之路上的文明傳播絲綢之路最初

18、以物品交換為主，之后逐漸發展為官方的貿易通道，物質文化交流一直是絲綢之路上最主要的文化交流形式。隨著物質文化交流的深入，文化交流逐漸上升到精神文化。如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景教等宗教文化通過不同的路線和途徑傳入中國，中國化的佛教以及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間信仰也經絲綢之路向日本、朝鮮、東南亞地區傳播。唐朝時，音樂、舞蹈、文學、藝術等領域融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元素，使精神文化交流的內容更加豐富。貿易傳播商品貿易是最深遠的文化傳播，早在張騫出使西域前，漢朝政府為了安定匈奴，贈送絲綢以求和平，匈奴作為少數民族對絲綢的需求遠不比其他物品，所以他們把從中原所獲得的大部分絲綢運往中亞及其以西，換取所需物品，

19、形成了絲綢之路上早期的貿易往來。張騫出使西域后，絲綢之路正式成為一條官方的貿易通道，隨著絲綢之路的發展，中原地區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貿易往來越來越頻繁，交易的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到唐朝時，貿易往來達到鼎盛。物質文化傳播方式以商品貿易為主，傳播路線以北方陸路絲綢之路為主線。中國的絲綢一直是連接古代中國與中亞、西亞、直至地中海沿岸的羅馬等國家的紐帶。1世紀前，羅馬與中國漢朝沒有直接的往來，楊共樂經過研究指出，后漢書中的蒙奇兜勒即羅馬屬下Macedones，是第一批由陸路到達中國的羅馬人，此后羅馬商人通過海路來到中國，這是早期中國與羅馬建立貿易關系的路線。魏晉南北朝時，中國與東羅馬民間往來頻繁，絲綢

20、之路沿線出土的羅馬金幣和玻璃器表明，該時期自西域東來，經由河套地區的北方絲路繁盛，經該路線傳入中國的還有中亞、西亞的裝飾品。中國的養蠶制絲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為我國獨有，后由遠嫁的和親公主傳入西域，公元4世紀，自西域傳入波斯，公元6世紀，長期生活在中國掌握了養蠶制絲技術的印度僧人將之傳到東羅馬地區，直到公元12世紀才傳入意大利，大約又過了100年后，傳入西歐各國。隋唐時，中國的瓷器由于不易輸送，主要通過海路向外傳播，在中亞撒馬爾罕及伊朗、伊拉克、約旦、敘利亞境內都發現了中國唐代的瓷器。季羨林在對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中指出，中國的紙和造紙術先傳到西域地區，經過西北絲綢之路傳到印度。人員往來從西漢開

21、始，中國歷代王朝都與絲綢之路沿線各國建立有官方友好關系，互通使節，加強聯系，如張騫出使西域、鄭和七次下西洋，讓世界對中國及中華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此外，唐朝的國子監曾接納大批外國留學生，他們在中國學習傳統文化典籍，接受正規的中國教育，成為中華文化傳播的骨干力量。還有歷史上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中國任職17年，期間游歷了40多個城市。他的著作馬可波羅游記對中國及絲路上的西亞、中亞等部分國家地區進行了翔實描述，使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從道聽途說上升到更具體的層面，同時吸引了更多西方人來到中國，對中華文化的向外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絲綢之路上的西域地區長期居住著以游牧為主的少數民族，他們經常進行遷

22、移，遷移過程中將不同地域的文化進行傳播并與當地文化相融合，使西域成為多文化匯聚之地。宗教傳播宗教傳播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播，絲綢之路宗教文化傳播的最基本特征為多宗教并存，與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滲透再傳播。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是最初的宗教傳播者，后來隨著各國往來的密切，逐漸出現傳教士、弘法僧、求法僧，穿梭于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成為宗教文化傳播的使者。中國境內絲綢之路上曾出現過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等各種宗教文化，其中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最為深遠，而中國的道教、儒家文化、民間信仰、中國佛教也通過絲綢之路向外傳播，但由于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中國的宗教文化向外傳播不夠主動，主要是在日本、朝鮮、東南

23、亞等國家積極主動的態度下得以傳播。佛教、伊斯蘭教、襖教、景教等都是從中亞輸入并逐漸沿絲綢之路向東傳播。襖教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外來宗教，據考證，傳入的時間約為公元前4世紀，之后沿絲綢之路傳入內地，敦煌以東、肅州、甘州、涼州、金城到長安，都有襖教徒及拜火祠，10世紀以后逐漸在各地消失，雖失傳但某些固定的信仰習俗保留至今。印度佛教首先為位于絲綢之路上進入中國關口位置的貴霜王朝所接受，然后傳入今新疆地區的時間尚不確定，紀元前后至1世紀傳入中原漢地，傳播路線是經過新疆沿南北兩道由敦煌入關。道教是中國漢族主要宗教之一，產生于東漢中葉，隋唐至宋達到鼎盛時期，隨著信仰道教的漢人在西域的活動傳入西域，傳入時間不確

24、定，但可以肯定魏晉時已在高昌和西域其他地區流行，與佛教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藝術傳播樂舞藝術是絲綢之路上中外藝術文化交流與傳播的典型代表，主要通過使臣往來、隨公主外嫁、宗教傳播的方式進行傳播。如西方的樂舞，從漢至隋唐影響極大，主要有兩大樂系：印度樂系和伊蘭樂系。兩大樂系的樂舞由中亞或印度傳人，先在今新疆地區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樂舞，再傳人內地,稱為“胡樂”“胡聲”。魏晉南北朝時期，傳統漢族的禮樂崩壞，甚至官方的太常樂也雜用胡聲。隋唐時胡樂成分更多，就是國家大典、廟祭的雅樂，也雜以胡戎之伎；至于用于宴會、慶典的隋九部樂、唐十部樂中，胡樂占了大半。其后，太常坐、立部伎均與龜茲樂、西涼樂有關。散樂百戲，

25、即歌舞雜技，自漢代以來，西域、天竺、羅馬雜技、幻術傳人中國內地，歷代均有，唐代更盛。唐代軟舞、健舞中，大多源于胡樂，最為流行的是胡旋舞、胡騰舞、拓枝舞等。上述這些樂舞形象，大多在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皿、壁畫、佛座、陶俑等文物上得以再現，如甘肅省博物館藏鎏金銅胡騰舞俑、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藏胡騰舞俑石刻木門等。還有流行于唐代的馬球，即由波斯或吐蕃傳人。繪畫、雕塑與樂舞一樣，中國內地也深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隨著佛教的傳入，致使內地寺院、石窟寺壁畫、塑像帶有印度健陀羅風格。唐代京師長安有許多西域畫家馳騁畫壇。如今絲路沿途存留的眾多石窟寺內，保存了魏晉以來的許多壁畫雕塑，再現了東西方藝術交融的光彩。歷史經

26、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與它的開放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絲綢之路”作為物化的形態，展現了我國古代要求打開國門與世界交流的愿望。此外，“絲綢之路”還是一條民族遷徙和融合之路，幾千年來在絲路上遷徙、活動的民族不可勝數，他們為絲路的繁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更有的民族因遷徙而與其他民族融合，形成新的民族。“絲綢之路”雖以絲綢貿易為開端，但其意義卻遠遠超過了貿易的范疇。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如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和中國聯系在一起；又把世界文化的發源地如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美洲印加文明和中國文明等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條連接亞、非、歐、美的大動脈，使這些文明經過大動脈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異

27、彩，這也是我們推進“絲綢之路復興”的歷史基礎所在。多維視野下的絲綢之路研究為加強“絲綢之路”學術交流，展示“絲綢之路”考古最新發現和研究成果，促進和繁榮“絲綢之路”學術研究，推動“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進程，2009年8月20至25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舉辦了由文化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旅游局、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和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由寧夏回族自治區文化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固原市人民政府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承辦的“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包括臺灣地區）、日本、德國、英國、俄羅斯、法國等國

28、家的近百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從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宗教、美術、科學技術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與探討。絲綢之路是聯系古代東西方世界的大動脈。絲綢之路的研究是一個國際性的課題。通過國際、國內各學科、各領域學者長期而廣泛的交流合作，將更好地推進對歐亞古代歷史文明深入而全面的認識。一、考古與文物中國考古學近幾十年來的迅速發展為我們了解絲路上各種文明之間所發生的文化之傳承、互動與流變提供了可能。中國社會科院歷史研究所劉慶柱教授全面地對“絲綢之路”的歷史作用進行了論述，認為傳統所說的沙漠絲綢之路是西漢中期漢武帝出于國家的政治、軍事、外交需要，而由張騫出使西域開啟的一條東西方聯系之路，主要歷史作

29、用是政治性的。而草原絲綢之路的歷史作用則更具文化性，與上述兩條路線相比，海上絲路的主要歷史作用是商貿性的。中國社會科院歷史研究所白云翔教授對漢式鏡在中亞地區的發現與絲綢之路的開辟進行了考古學研究。他將中亞地區出土的漢式銅鏡加以收集和整理，并就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從目前中亞地區所發現的漢鏡分布的時代與地域性來看，主要是在漢朝同西域諸國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中亞諸國不僅從漢朝輸入銅鏡，還在本地大量鑄造仿漢鏡，反映了漢文化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德國慕尼黑大學漢學院的ShingMuller教授以漢唐絲綢沿絲綢之路向歐洲的銷售方式為題嘗試以歐亞大陸絲綢考古資料比較豐富的數個地區（塔里木盆地、羅馬帝國東區

30、、西歐）來探討中國絲綢貿易的過程、方式以及地區性加工等問題。申洪之墓志是上世紀40年代由日本學者在大同附近發現的，具體出土地點不詳。雖然墓志志石一直收藏在大同市博物館，但長期以來卻為整理和研究北朝墓志的學者所忽略，不見收于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與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羅新教授以“申洪之墓志補釋”為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該墓志進行了補釋，進一步討論了墓志中提到的幾個北族人物和北族官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林梅村教授以1295年馬可波羅返回家鄉威尼斯時從中國帶回的一件東方物品一一德化青白瓷罐為切入點，結合考古新發現，討論馬可波羅時代中國與歐洲的經濟文化交流。法蘭西高

31、等研究實踐學院劉清華博士的研究也與馬可波羅有關，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馬可波羅遺囑翻譯成中文，以饗中國學者。英國倫敦大學考古學院的LucasNickel教授把秦始皇陵放在一個更廣闊的亞洲范圍內進行分析，從皇陵的建筑與各種陶俑的造型出發，考察出一些來自秦國和其他東亞王國之外的文化因素，探討秦始皇陵與絲綢之路的某些關系。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王仁湘教授則從飲食的角度探討了由漢式餅食技術傳統的建立看小麥的傳播。通過考古發現和許多古老的小麥粒食與餅食故事，了解麥食傳統的改變與完善細節。認為小麥由前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只是傳入了種植技術，卻沒有傳入相應的食用技術。小麥傳入后在中國古代粒食傳統背景下創立了新的面

32、食技術傳統，這是一個與小麥原產地不同的全新面食傳統。小麥傳入后在食用技術上經歷了由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過程。這是明顯不同于域名面包傳統的漢式餅食技術傳統。雖然當今中國面食仍然延續著胡漢兩種傳統，但面包與饅頭作為兩個飲食傳統的重要標志卻是區別明顯的，而后者更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時代。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教授對唐代狩獵俑中的胡人形象作出了研究：在唐代狩獵俑造型中，有不少滿臉須髯、膀大身強的胡人形象者，他們實際就是經常以“獵師”身份陪侍主人狩獵的扈從，這種胡人受過調教獵獸猛禽的訓練，是一種專業的馴技師，其來源有的是隨外域進貢助獵動物一起來的“貢人”，有的則是為謀生移民入華的“蕃口”，他們與漢人一般獵戶不同，憑

33、馴化鷹鹖犬豹技藝特長依附達官貴人，成為隨從參與狩獵活動，進一步刺激促進了唐代狩獵風習的興盛。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馬文寬教授以大約出現于唐代的一種邊飾“角形回紋”為研究對象，在全面觀察材料的基礎上，認為角形回紋在伊斯蘭世界也廣泛存在，從中亞到埃及廣大地區的多種器類中有所發現，流行時間亦頗為長久。顯示出這種紋飾可看作是一種文化標記，這種標記可能與突厥文化有關，作為中世紀善于商賈的粟特人在國內傳布角形回紋中起到一定作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建林研究員介紹了20072008年，對俄羅斯圖瓦共和國布爾巴仁遺址的調查、測繪與發掘情況，同時對遺址的年代和性質作出了推斷。認為該遺址是一處研究唐代邊疆歷史、唐王朝

34、與北方民族關系史的重要遺跡。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郭物博士對近十年來，中國、俄羅斯、蒙古相繼新出土的一些銅鍑的新材料給予考察，認為絲綢之路正式開通以后，中國生產的絲綢成為歐亞大陸上主要的流通物品。而在此之前，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已開始。這其中，西周晚期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銅鍑在草原人群傳播,銅鍑在歐亞大陸廣為流傳，成為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證。通過研究這種銅鍑，可以了解這個文化在公元前9前5世紀在新疆及其周邊地區的活動情況以及草原人群的生活習俗和精神世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姜波副研究員認為，從考古發現的情況來看，拜占庭金幣的出土地點多分布在古代商貿路線上，或者位于對外貿易港口城市。由此可見，中國境內

35、發現的拜占庭金幣，多從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西域地區發現的拜占庭金幣與中國內地的發現品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前者有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流通，后者多系古人的珍藏，而并非為流通貨幣。隋裴矩西域圖記勾勒了中西陸上和海上交通路線。拜占庭金幣的發現，可與史籍記載相佐證，探討古代中西交通的途徑與方式。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仝濤博士以北高加索及鄰近地區發現的漢唐時期與中國相關的考古遺物為中心，探討該地域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黃珊博士在全面收集整理國內外出土材料的基礎上，分析了元代青花瓷器從產地景德鎮運銷到國內城市以及海外各國的具體路線。二、歷史與語言因為絲綢之路歷史與文

36、化的復雜性、民族的多元性、語言的多樣性，使得絲路研究涉及到歷史、考古、語言、藝術、宗教等諸多領域。而歷史學領域的研究與探索在近一二百年間方興未艾，讓我們能夠更為清楚地了解幾千年來在絲綢之路上從未間斷的各種文明的交流軌跡。中國社會科院歷史研究所李錦繡教授以寧夏固原南郊粟特人家族墓地的史訶耽墓墓志為對象，利用歷史學方法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從中討論了唐代的監牧設置及翻書譯語直官制度。臺灣朝陽科技大學的耿慧玲教授提交的從絲路到油路一一國際貿易的歷史改變認為：貿易是人類自然產生的交換行為，交通則是完成貿易的一種重要手段。由于居住環境的不同，物產與運用物產的智慧也不同。人類的貿易行為即自然地透過村落與村

37、落、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相互交換而形成，因此絲綢在遠古時期,即被輾轉傳播到四方。漢代為了保障農業生活不被游牧民族侵擾，以絲綢換取馬匹成為漢政府的重要政策，在政府的積極管控下，原本或許是區域與區域的區塊貿易成為一條穩固綿長的交通路線。然而絲綢的需求逐漸為能源所取代，應需求的不同，東西之間的交通方式有了改變，但是基本的路線連結則大致相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孟憲實教授從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收集的兩件北涼高昌的文書一一“北涼計貲出獻絲賬”和“北涼計口出絲賬”出發，探討絲綢之路與絲綢生產的問題。認為這些文書都是政府征收居民的絲綢賬目，一是按貲征收，一是按口征收。這是地方史賦稅研究的重要資料，也是絲綢生產歷史的

38、重要資料。尤其是，吐魯番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鎮，當地生產絲綢的意義更大重大。中國社會科院歷史研究所聶靜潔博士對悟空入竺記作出歷史地理研究，對悟空入竺、求法及歸國路線進行了考證。認為悟空入竺記是有關晚唐西北史地方面的稀缺史料，所記載的內容為其獨有，對于研究西北軍事史以及絲綢之路的變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其往來于中印時間間隔長達40年之久（751790年），來去路線不同，見證晚唐時局的變化以及絲綢之路的變遷，尤其值得探討。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李艷玲博士討論了塔里木盆地綠洲的農業，認為西漢時期,塔里木盆地綠洲的農業由綠洲國和西漢政府共同開發。諸綠洲國的農業開發實行種養結合，但因自然生產條件不同，塔里木盆地綠洲的農業開發方式和生產結構及農業經濟實力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