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間胡適的智慧之光對于胡適有興趣者，?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一本書：于研究者而言，胡適的只言片語，往往可以解開現代思想史與學術史上某一疑點，是極好的佐證資料；于普通讀者而言，讀此書仿佛看一部毫無修飾的紀錄片，可以從他的晚年生活點滴中領略到胡適晚年的智慧之光。假如套用胡適所說的“我終覺得這么靜的夜去睡覺，太可惜了，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說：在這樣安靜的夜里不讀胡適，實在是太可惜了。1958年后，胡頌平(1904年1988年)擔任胡適的秘書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適晚年親近最多的人之一。因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適曾經說過的“馬相伯先生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的身旁，隨

2、時把它記錄下來，于是萌發了以日記的形式記錄胡適言行的念頭。?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記錄的正是從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適，一個真實而生動的人間胡適。臺灣學者毛子水在為此書作序時，將其比較為德國愛克爾曼所寫的?歌德談話錄?，因為“一、中國的胡適和德國的歌德，才性雖不完全一樣，但各人對于國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極相似。二、這兩個談話錄所記的都是他們兩人晚年的談話。三、頌平對于胡先生，和愛克爾曼對于歌德，非特身份關系很一樣，即互相的信任亦一樣，認為這一本談話錄“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時的智慧。至于此書的價值，胡頌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記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記錄胡適言

3、行之后說：“胡先生自己的日記，有些地方是要顧慮的，不能任情寫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實記載下來，將來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實也證明，此書與胡頌平的另一作品?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均已成為研究胡適的必備參考書。和易得意的君子之風?論語?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錄，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自不待言。將?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與?論語?相提并論或有拔高之嫌，但單就記錄一位文化大師的言行這一點，二書又確有某種程度的暗合之處。胡適曾說，“如今我們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實，真像師生談話那樣和易得意。“用力寫出的文章，要使別人覺得就站在我身旁在親口漸漸地跟我講一樣，這樣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從和易得意一點來

4、說，?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確也做到了。正如此書封底所言，胡適在生活中與隨從之人的談話，“小到一個字的讀音，一首詩詞的字句，大到國際局勢的演變，社會背景的探究，無所不包。以胡適的學識之淵博，見聞之廣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所涉內容實在太過廣泛，然而，也正是在這種隨意、即興的談話當中，讀者或許更能真切地體會到胡適的君子之風。晚年胡適在臺灣經常遭遇一些批評。有人在文章中這樣寫道：“胡適先生不是單純個人，他是一大學派之老領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門生、故吏、新吏極多。如是成為偶像，而此種偶像極盛，乃以前大陸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為道，非胡先生之學

5、不為學，非胡先生之方法不為方法。對于這種批評，胡適僅僅說：“批評也有批評的風度，但不能輕保而?自立晚報?做“國民大會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寫，記者憑個人的猜測，稱“他(胡適)可能以不出席會議來做消極的抗議，胡適認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記者可能要受處分，于是說“全是真的。一生倡導自由的胡適，在晚年卻有“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語。事實上，無論是為人為學，胡適身上所表達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定義的君子標準。在對待批評時總不乏有一種平和理性的風度，“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可以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他們的聰明是太無聊了

6、。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轉貼于論文聯盟.ll.細節中見真實胡適在最初的一年里，胡適并不知道胡頌平在記載自己的言行，有一天偶爾得知后，胡適先是驚訝，繼而說：“你還是當做我不知道地記下去，不要給我看。將來我死了之后，你的記錄是有用的。正因為初衷便是默默如實記錄，而胡適本人也未加潤飾與干預，從而得以讓后來的眾多讀者通過胡頌平的記錄，從胡適的生活細節中一窺他的真實一面。胡適一生交際廣泛，以致“我的朋友胡適之一度成為人人共知的典故。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記載了許多胡適在平日生活中對各類人物的零星點評，因為是與身邊人的私下的隨意談天，少了許多忌諱，經常會有許多直截

7、了當之語，與往日呈如今公眾面前的“好好先生形象有了相當的反差。而讀者讀到這些片斷時，往往會抱以會心一笑。例如，談到齊白石的時候，胡適放低聲音笑著說：“這位齊(白石)老先生78歲還生兒子；良憐之后，還有好幾個子女呢而在說到王國維與羅振玉時，其語言與我們常人無異：“靜安先生的樣子真難看，不修邊幅，再有小辮子，又不大會說話，所以很少出門，但他真用功。羅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會說話，說起話來又有豐采。真漂亮再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談話中，胡適說：“郭沫假設這個人反復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假設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

8、假設，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假設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梅貽琦病重，胡適去看他，回來后非常生氣，大聲說：“這是愚蠢！我本來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可以見見我。他還沒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著歌祈禱，希望升天堂。這些愚蠢的女人平時常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這在向來以溫和態度待人的胡適，可以算是極為少有的嚴厲批評了。背后議論人似非君子之道，但讀到這些片斷，相信絕大多數讀者都不會因此而認為有損胡適形象，恰恰相反，我們可以更明晰地感覺到一個并非高在神壇之上的真實而可親

9、的胡適。故國鄉土的人間情懷客居美國數年后，1958年4月，應蔣介石之邀，胡適從美國到臺灣定居，出任重新恢復的最高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雖一生并不熱衷政治，但胡適與國民黨政府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不僅先后出任過駐美國大使、北京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且與蔣介石及諸多政要間保持著相當良好的私人之誼。胡適到臺灣，外表看起來，似乎是蔣對胡適的重視，然而，時過境遷，胡適一生倡導的自由主義與彼時的國民黨政府之間已經有了諸多不協調之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屢次有蔣氏父子及其他政要與胡適交往的記錄，但在當時的整體氣氛當中，注定了胡適在臺灣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順心如意。早在1952年底，胡適

10、應蔣介石之邀到臺灣講學。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蔣公約我吃飯，7點見他，8點開飯，共談了兩個鐘頭，我說了一些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今日臺灣實無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時任臺灣省警備司令)。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時任總政戰部主任)。第三，無一語敢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而在1959年，胡適掛名發行人、雷震為實際負責人的?自由中國?發表社論，對蔣介石政府提出嚴厲批評。這段時期，胡適雖未公開這么說明，但卻請張群代轉蔣介石有關他的見解，實際上是與?自由中國?互相照應。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骨子里仍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本色。他對胡頌平說：“政治的事情，執政黨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黨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總之，有高度修養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可以自省，才能平心靜氣地聽別人的話，理解別人的話。理解別人的話，乃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條件。在晚年歲月中，胡適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