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AGE 9 -所得，所見，亦所知讀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國古代木刻畫歷史悠久、價值深厚。相較于美術史當中卷軸畫、石窟造像和墓葬壁畫等學科在歷史書寫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有關版畫史的著述數量不多，讀者對其關注度也不是很高。即便如此，有一些經典書籍仍值得重讀和回味，鄭振鐸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便是其中之一。一、以民族之志為書寫初衷鄭振鐸筆名西諦，系我國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史家和收藏家。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是他將自己半生所得的實物資料整理后所撰寫的中國第一部有關古代木刻畫史的巨著。木刻畫又被稱為版畫，古稱為梨棗圖畫，是以木板為材料刻印的圖案，常用于各類書籍插圖或圖譜當中，在中國有著輝煌的成

2、就和歷史。鄭振鐸先生很早就已意識到木刻畫研究的重要性，這一點在1927年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插圖之話一文已有初步論述。在此后艱難歲月的收書過程中，隨著木刻畫日漸豐富，他愈發感受到這些作品所蘊含的深厚價值，漸漸地開始潛心鉆研。鄭振鐸先生對他所搜集的木刻畫，不論是海內外的珍本、孤本，還是隨手可得的普通古本，都視若珍寶。正是出于對古代版畫作品的珍愛與保護，他暗暗立誓要編寫一部真正的中國古代版畫通史。正如他在劫中得書記一書序中所言：“夫保存國家征獻，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堅陷陣、舍生衛國之男兒，然以余之孤軍與諸賈競，得此千百種書，誠亦艱苦備嘗矣。惟得之維艱，乃好之益切。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為民

3、族效微勞，則亦無悔！”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篳路藍縷三十年而磨一劍，是鄭振鐸先生對中國古代梨棗圖畫深刻理解的詮釋與體現。將其搜集的木刻畫進行整理，考釋源流，鉤沉拾遺，以簡短精湛之語勾勒了中國古代版畫發展的歷史面貌。該書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醞釀，幾經周折，幾度擱置，歷經三十余年終付梓，1985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首次出版，系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一函九冊的內容之一。該書蘊含了鄭振鐸先生一生之心血，一經出版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填補了中國古代木刻畫史上的學術空白。近年來，經過上海書店出版社多次重印再版，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已成為研究中國古代木刻畫的經典書籍，在中國古版畫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二、脈絡清晰的邏

4、輯架構“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鄭振鐸先生曾這樣形容中國繪畫的發展，這句話同樣適用于木刻畫。關于中國版畫的歷史進程，鄭振鐸先生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中分析得頗為翔實。該書以歷史發展脈絡為線索，以868年王玠施刻本金剛經扉畫為起始，經宋元至明清，以窮其一身所獲版畫實物材料為依據，對每一時代版畫的特點進行了深刻的解讀。該書引人注目之處頗多，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寫作結構上，鄭振鐸先生既兼顧歷史的演進，又重視各題材內容的發展理路。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全書共分十二個部分。從框架上看，對整個木刻畫史的安排顯然經過一番細致的考量，通過歷代的梳理揭示了木刻畫生成、發展、繁榮至衰微的歷程

5、。在體例上，該書面面俱到，又兼顧重點，不因某個時間段的實物稀缺，就輕視對待或一筆略過。例如，早期木刻畫的論述中雖然以公元9世紀中葉至10世紀中葉的作品為主，但是為便于理解木刻畫這一勞動人民創造的智慧結晶，鄭振鐸先生首先探討了木刻畫起源的問題。由于早期實物材料的匱乏，難以對其產生的具體年代做出詳細的判斷，但是根據木刻畫繪圖的特點及其表現形式，其年代仍有據可循。從文獻材料看，木刻畫的產生可追溯到印刷術的發明。由于紙質實物不便于保存，早期的木刻畫多已難尋，故而其原始面貌也無從知曉。自唐代開始，不斷有零星的材料被發現，宋元時期漸趨增多，明清時期更甚。在探尋木刻畫起源的問題上，從雕刻的技法上追本溯源，將

6、同源異體的漢代石刻畫像作為木刻畫的開始進行討論，而非單刀直入地就圖分析。鄭振鐸先生也不因某一時期實物數量豐富就泛泛而談。在中國木刻畫史上，明代的版刻作品成就突出，數量最多。通過五個章節，根據時代特點分為明初、萬歷和明末三個階段進行論述，之后又擇其矚目之處探討了徽派木刻畫以及明代出現的彩色木刻畫。可以說，鄭振鐸先生在勾勒古代木刻畫史的圖景上，將圖、史、論完美融合，引人深思。在版畫的內容上，鄭振鐸先生掌握了十分全面的實物資料，并進行了詳細的觀察，書中山經地志、宗教、小說和戲曲兼收并蓄。在對這些作品進行深刻解讀的同時，不忘將其放入整個歷史中進行宏觀觀照。這也是史學書寫與圖錄匯編最大的不同。其中，鄭振

7、鐸先生十分注意對轉折時期木刻畫內在發展邏輯的關注。以宋元木刻畫為例，木刻畫的真正發展始于宋元時期。自宋以來，木刻畫題材與數量開始逐漸增多，除唐代較為常見的宗教畫繼續有刊刻外，一些書籍當中也附有插圖，具體涉及經、子、醫療、考古和戲曲等門類。可以說，題材上不斷豐富，版式上積極求變，這些都體現了木刻畫的進取之勢。這些看似微小的變化，卻經歷了宋元漫長的發展歷程。鄭振鐸先生很敏銳地注意到這一時間段在版畫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所以，在作品分析之余做了進一步的歸納，指出從宋到元木刻畫的繼承關系，以及存在的差別。這樣一來使讀者能夠充分了解宋金的最大特點為木刻畫此時期形成了兩大系統，即宋時以杭州、建安為中心的南

8、方系，金代以燕京和平陽府為中心的北方系。這也是木刻畫從唐代之后開始逐漸繁榮的一個寫照。鄭振鐸先生還注意地域、流派與風格在木刻畫史上發揮的積極作用。比如，福建中部的建安版畫元代時異軍突起，即使地緣偏僻，也能行銷全國。這不能不說是當時的一個奇跡。究其原因，鄭振鐸先生則認為與當時天下一家、經濟繁榮有關。由此，我們足見建安版畫的刻工在版式與技藝上是極富有創見力的，否則難以引領風騷。又如，明代南方地區的金陵、安徽、蘇州、杭州、福建，北方的北京等刊刻重地異常活躍，是當時推動木刻畫興盛的重要力量，其中，像福建、金陵、安徽三地所刻版畫風格獨特，堪稱那個時代的典范。此外，鄭振鐸先生還特別注意到木刻畫家在木刻畫史

9、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例如，對徽州黃氏、汪氏、劉氏等刻工的論述，使我們能夠了解到創作主體在木刻畫刻印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刻工史料的揭示也為木刻畫史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維度。總的來說，鄭振鐸先生對古代木刻畫內容的理解是深刻而又全面的，這種建立在廣闊視野上的思考方式，也正是該書成為經典的意義所在。在研究視角上，鄭振鐸先生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察角度作為研究的出發點，同時又注重藝術風格的分析和文獻材料的引證。他從新史學研究的視角對木刻畫進行層層剝離，剖析其藝術價值，不僅幫助普通讀者深入了解木刻畫史，而且對研究者也有很大的助益。20世紀初期，梁啟超就提出了改革舊史學的主張。鄭振鐸先生在繪畫史籍

10、極其缺少、版畫史又近乎空白的情況下，對木刻畫歷史的撰寫有自己深刻的思考。不同于卷軸畫之類的雅玩，木刻畫長久以來被看作藝術的附庸。然而，這些跨越千年的作品在鄭振鐸先生看來是優秀的民族藝術遺產，并非低俗之物。關于這一點，他在緒言中就直接強調了木刻畫是勞動人民的藝術，有獨立性，他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思考和認知，將木刻畫的藝術性與思想性上升到了學術性的理論高度。鄭振鐸先生對木刻畫家、年畫的剖析使我們對木刻畫有了全新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鄭振鐸先生在全書最后一部分介紹的年畫也別有深意，因為年畫植根于民間，由人民創造。他指出掌握在勞動人民之手的藝術才是人民群眾喜愛的藝術，才會永存永生。因此，鄭振鐸先生對中

11、國木刻畫史的研究是以廣大讀者為出發點的，是以一種宏大的視角在書寫，“他用許多史料切切實實地證明千百年來我國木刻畫家、雕版工人和印刷工人的不朽功績；也證明中國版畫從它創始之日起，就和廣大人民的社會生活交織在一起，熱愛生活，表現人間，形成中國版畫歷史的優秀傳統和鮮明特色”。由此可見，鄭振鐸先生對木刻畫的世界觀是樸素的，是以體悟勞動大眾所創造的美為己任，這也是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所蘊含的重要精髓之一。三、啟示與省思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以史論互為經緯，以圖文立其骨架，雖然略顯傳統，但是仍為藝術史的寫作提供了參考。該書既有學術性，又有普及性，閱讀起來通俗而不淺顯，深刻而不拗澀。雖然從作品分析入手，但

12、并非僅限于表層的簡單描繪，而是通過縱向與橫向的比較揭示其價值與深意，其中諸多觀點具有啟發性。比如，對徽派木刻畫家黃氏一族的詳細稽考，成為認知徽派木刻畫成就的關鍵，對后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木刻畫工這一群體極具啟發意義。當然，書中也留下了一些有待進一步思考的議題，比如，萬歷時期，金陵派小說、戲曲插圖與劉龍田本西廂記的關系；為何在明初以木刻畫為中心的北京卻在萬歷時期陷入沉寂；明末吳郡派的小說插圖為何會出現茍簡急于成書的通病等。除此之外，在對木刻畫作品分析的同時，還力求作品信息的完整，書中內容絕大部分附有插圖，并且都在文末有解釋。這既是出于學術嚴謹的考慮，也是基于讀者視角的閱讀關懷。值得一提的是，解釋占據

13、了全書的一半，內容頗具史料價值，值得深入挖掘鄭振鐸先生的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以親見實物和史料相結合的方法研究古代版畫。這是從事藝術圖像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留給我們的又一啟示，即要通過調查獲取第一手材料。中國古代版畫史屬美術史當中的專門史，對研究者看圖、讀圖能力要求極高。在研究過程中，人們需要掌握大量的實物材料進行比較和分析。如果沒有充分審視材料，研究者就無法對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明確的定位，更無從對風格與時代進行判斷。在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一書中，鄭振鐸先生曾多次提及搜集版畫的種種經歷，廢寢忘食，不畏寒暑。這也告訴我們掌握材料對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由于版畫材料的特殊性，往往屬圖書館或私人收藏的珍本

14、難以獲取，為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可喜的是，相繼出版的圖錄匯編書籍解決了上述問題。近年來，中國古代美術史研究愈來愈向著精細的專業方向拓展。作為專門史，版畫史的研究與建構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無論是通史著述、圖錄匯編，還是個案研究都有成果問世。國內學者在版畫的研究上亦做出了許多努力，為版畫史研究拓寬了視域。于此同時，我國古代木刻畫的研究仍然面臨一些問題。首先，我國對古版畫的關注度亟待提高。當下，豐富的實物材料與屈指可數的研究著述已經凸顯了當前學術界對版畫研究的不足。其次，我國對古版畫價值的認識亟須提升。我國古代的木刻畫雖然未成為上層統治者和士大夫階層備受推崇的畫種，但是也以其獨特的表現形式產生了廣泛影響，值得深入挖掘。最后，我國對古代版畫研究的視角亟須拓展。隨著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