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杭州精英在線系列課件 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發展林雅華中央黨校文史部博士各位學員，大家好，我是中央黨校文史的教員林雅華，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的一節課題目叫做“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發展”。那在進入這節課之前，我想跟大家一同簡略地回顧一下中國的整個近現代史。鴉片戰爭的爆發是中國整個近代史的開端，也就是在這樣的一場戰爭當中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陡然發現此時的中國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列強，而也就在這一刻我們開始追問和尋找究竟有什么的方法能夠救中國。所以我們能夠看到最初清朝的一批官員，他們掀起了一場洋務運動，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會落后于人是因為我們在軍事裝備這樣的一個器物層面上趕不上西方，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的

2、努力，這場洋務運動使得我們建立起了當時號稱世界最強的一個“北洋水師”，但結果如何？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1895年的甲午海戰當中，我們的這樣一個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所以我們可以看出，光是從器物層面上去尋找救中國的道路行不通，那么后來我們想那是不是我們在政治制度層面上不如別人？ 所以大家看，我們有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呢？整個中國卻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所以，這樣的一場改革也行不通了。我們終于痛定思痛，想到那我們一定是在文化層面上不如別人了。所以大家看到在1919年我們終于舉起了科學與民主這兩面大旗，大批的青年學子走上街頭，希望能夠從根本上蕩除舊的傳統與

3、文化去重建一種全新的文化。不過文化層面的重建絕非一件容易之事。所以，歷史的重任終于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經過了艱苦卓絕的戰爭革命，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了，當時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同志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的那一聲呼喊震驚了全球，他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以及它此后的發展走過了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我們也經歷了巨大的挫折，這就是“文革”的發生。所以當我們看到1978年改革開放正式啟動的時候，這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我們可以看當時涌上街頭的人群，在他們的臉上所露出的那種由衷的喜悅，去歡慶這樣一個古老國

4、度在經歷“文革”浩劫之后的再度重生。所以我們在回顧中國從近代所遭遇的這樣一場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后，中國的這樣一場漫長、艱辛、痛苦地尋求改革開放、尋求現代化的歷程是意義重大的。也只有在這樣的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過程當中，我們才能夠真正地理解1978年的意義。1978年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數字符號，在它身上所承載、所延續的是中國這百年的苦難、抗爭與悲情，更是中國人民尋求國家富強、民族獨立、人民幸福的漫漫長途，只有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準備地把握1978年的改革開放對于整個中國，對于中國人民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在此前剛剛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我們所定下的主題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所以改革并不是一個已經

5、完結的事業，而是一個正在進行，并且必將持續向前進行的一個偉大的事業，所以如何對改革進行一個全面的梳理，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我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要從文化這樣一個層面上去切入改革，我們要去看一看究竟在改革開放這樣一個發展歷程當中，我國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一個怎樣的變遷的過程。而這樣一種文化的發展和變遷究竟是如何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這樣一個歷史進程？又是如何去塑造現代中國的一個形象？所以，今天我們要看改革，必須要有一個起點，就是我此前所總結的我們近代以來所走過的歷程。而改革確實給我國帶來了經濟騰飛的奇跡，使得我們居民的收入節節攀升。不論是從農村到城鎮，我們逐漸實現了從溫飽向小康向富裕的發展過程。全國

6、各族人民，不論是天南海北，全都卷入到了這樣一個現代化發展的大潮當中。因此，在2008年奧運會的順利開幕之時，我們向世界所展示的就是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和豐碩的成果。我們轉回頭來說文化的問題，今天我們這節課要從三個方面來切入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發展這樣一個主題。第一個方面，價值觀的變遷；第二個方面，我們要一起思考文化的中西之爭；第三個方面，我們要一起回顧文化的古今之爭。一、價值觀的變遷（一）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部分，價值觀的變遷。引領中國整個改革開放的進程當中的頭一件大事是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個我們要回到改革開放的一個初始點來講。1976年10月，“四人幫”

7、被粉碎了，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消息，而當時整個中國社會彌漫著一股變革的情緒，這個情緒里頭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在政治上，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地撥亂反正，來把那一大批的冤假錯案進行修復；第二個方面，是來自于一種社會文化的氛圍的重建。此時，整個社會都在呼喚著去突破原有“文革”的牽制，去尋找一種相對寬松、相對自由的社會氛圍。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兩個凡是”的主張，關于這“兩個凡是”的主張大家都很主席，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始終不渝地要進行貫徹。這“兩個凡是”的主張與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社會期待之間還是有著一定的距離的。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究竟

8、該怎么去處理這樣的一種距離和矛盾呢？事情的轉機恰恰發生在1977年3月，這個時候黨中央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那就是要恢復中央黨校，并且任命胡耀邦同志擔任中央黨校的副校長。耀邦同志來到黨校工作的第一天，他就在思考一個問題，怎么去向來到中央黨校接受培訓、學習的這一大批的黨內的高中級干部去解釋“文革”的發生，去解釋、去貫徹真正的毛澤東思想。恰巧在這時候，南京大學有一個名叫胡福明的教師，他寫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一篇文章馬上引起了胡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視，于是他就組織胡福明和中央黨校研究室的孫長江兩個人通力合作，對這樣的一篇文章進行了長達一年的修改或進行了長達十多次的修改。這就是當時胡耀邦同志

9、在這樣一篇文章的修改當中所提出的親筆的修改意見，終于經過了這樣一個漫長的修改、辯論的過程。在1978年5月10日，這篇文章定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并且刊發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這樣的一篇文章在刊發之后，立刻引起的社會的巨大反響。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1978年5月11日，這篇文章發表在理論動態后的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轉載了這篇文章，它就直接地在光明日報的頭版，位列當時的華國鋒主席的這條新聞之后，可見它的定位之重。在光明日報轉載完這篇文章之后，解放軍日報、經濟日報等國內的重要報紙、雜志都紛紛刊載了這樣的一篇文章。在一時之間，全國各省市的主要報紙、刊物也都紛紛刊載了這樣

10、的一篇文章。到了1978年年底，整個中國的輿論導向幾乎都已經站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一個派別上來。恰逢此時，鄧小平同志站了出來，公開發表聲明說，胡耀邦同志對于毛澤東思想的解讀是準確而全面的，一錘定音，給這樣的一場討論奠定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他為什么要這樣說？因為毛澤東同志就曾經說過，他說：“只有千百萬民眾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的唯一尺度，除此之外，再無別的標準?！彼栽卩囆∑酵荆诤钔镜倪@樣一番努力之下，到了1978年底，“兩個凡是”的主張基本上趨于平息，全國上下都在思想層面上達到了高度地一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這也為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一個重要

11、的思想基礎。所以，同志們，當我們重新回過頭來看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樣一個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它雖然從表面上來看好像只是一場學術層面的論爭，但在它的背后其實蘊藏著非常深刻的，關于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關于我們黨的價值動態這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所以，在這樣的一場全國上下的大討論，它的意義就集中在我屏幕上打出的這兩個大字“改變”，它究竟改變了什么？我們說，它改變了我們在十年“文革”當中的長期的文革的“左傾”思想，它也改變了在“文革”剛剛結束之后，社會上出現的這樣一種“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的主張，而把我們黨的意識形態，把我們黨的思想統一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一條正確的道路上來。而這其實也真

12、真正正地回復到了毛澤東同志最初提出了四個大字“實事求是”。這樣的一種回歸，這樣的一種變革，這樣的一種改變，對于當時的中國社會來說，就如同我這上面打出的這幅圖一樣，它就如同一道明亮的光線，照亮了當時一片昏暗的社會，它為我們開啟了全民性的思想解放的運動，也為我們開啟了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更新重建的歷程。這就是這場討論的思想史意義，不可謂不重。這樣的一場思想的討論，在它身上其實還有著非常濃厚的官方的色彩，也有著非常濃厚的意識形態的色彩。（二）“傷痕文學”的興起對于當時“文革”結束之后的整個中國社會來說，更能夠反映當時的民眾的心理、民眾的情感的其實是另外一個事件。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傷痕文學”的興起。

13、在鄧小平同志所主持的恢復高考之后，在1977年、1978年、1979年，中國的大學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這一大批的青年曾經流落在上山下鄉的途中，而此時他們重新找到了回到神圣的大學殿堂的機會，所以他們的熱情極度高漲。對于復旦大學來說也是如此，就在這一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迎來了一個新生，他的名字叫盧新華，這個盧新華來到大學之后，有一天晚上靈感突發，縱筆寫下了一個短篇小說，名字就叫做傷痕，他把這篇文章寫完之后給他的班主任看，但老師讀了之后覺得并沒有達到發表的標準，就又把這篇文章退還給了盧新華，盧新華拿著這篇文章回到了宿舍，想了一想就隨手把它貼在了宿舍留下的墻報欄里，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樣一篇文章在

14、短短的兩天之內吸引了全校的目光，整個學校的老師、同學都跑到了這個墻報欄底下爭相閱讀他的這一篇短篇小說，把這個墻報欄擠得水泄不通，還有很多女同學一邊讀一邊哭，用筆把文章公公正正地全部都抄寫了下來。到了1978年8月11日，上海的文匯報以一整個版面的篇幅刊載了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而即刻就被搶購一空，甚至被加印到了150萬份。這到底是一片什么樣的小說？它究竟講了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它能夠打動這么多的人？ 我給大家簡單地說一下這個故事，內容很簡單，說的是在“文革”當中有一個23歲的女青年，名字叫做王曉華，她的母親被打成了反革命叛徒，這讓王曉華感到悲痛萬分，于是她為了顯示自身的先進，憤而離家出走，與母親

15、斷絕了關系，一個人跑到了渤海灣邊的一個上山下鄉，在這樣一個艱苦的勞作的過程當中，她始終想要洗清家庭給她帶來的這種恥辱，想要積極上進地去工作、去奉獻。好不容易，在長達八年的艱苦工作之后，“文革”結束了，這天王曉華收到了母親寄給她的一封信，她母親說希望能夠她回家看看自己。王曉華懷著一種非常復雜的情緒登上了回家的列車，可是當她踏進家門的時候，她卻發現母親此時已然離開了人世。而這個時候王曉華才知道原來在這么長的時間當中，母親是被蒙上了不白之冤，而當這冤屈得以沉雪的時候，卻不得不含恨離開了人世，這對王曉華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她感到自己冤枉了母親，讓母親如此孤單地離開人世，她也重新想到了自己在這八年里所遭受

16、的艱苦磨難，一時之間難以自持。這樣的一片情節如此簡單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夠打動當時的那一大批的人，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在于盧新華用自己的文筆，他悄然地揭開了這十年當中蒙在我們人們心頭的這樣一種冤屈、苦難和淚水。他用這種充滿情感、充滿淚水的文字為這一代的中國人悄然地撕開了情感宣泄的裂口。所以就像盧新華自己說，他說，其實真正意義上的傷痕并不是我寫的，而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用他們在“文革”當中所遭受的苦難、血淚和生命體驗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確實如此。若非非常這長達十年的痛苦磨難，人們也不會在此刻如此深切地感覺到情感得以抒發，人性得以解禁的光明感。所以在“傷痕文學”之后，當時的中國文壇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文學樣

17、式，如“改革文學”、“朦朧詩”、“紀實文學”等，這些文學形式內容、題材各異，但全都共同表達了一個同樣的主題。這個主題就是在原有的僵化的政治社會的縫隙當中逐漸生長出了一顆個人的幼芽，它昭示著以人為中心的時代終于來臨了。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這樣一個政治大討論，以及以“傷痕文學”為代表的這樣一個文學情感的大宣泄，它都宣告了那個時代的一個變遷主題，這樣一種變遷對于當時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究竟給他們的人生帶來了怎樣的一種轉變？ （三）關于人生觀的大討論我們現在要來看當時的一封讀者來信。我們看屏幕上，這是1980年第五期的中國青年雜志，封面上是藍色的天空下盛開的白色的玉蘭花，充滿了那個

18、時代典型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可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在這樣一個雜志里頭有那么一封讀者來信攪動了一整個夏天，掀起了一場波濤洶涌的全國大討論。這樣的一個讀者來信，名字就叫做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在這樣一個讀者來信當中，這個叫做潘曉的女孩向所有的讀者娓娓道來自己的心聲。她說，原來自己也對革命，也對共產主義的事業懷有著火一樣的熱忱，希望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奉獻到這樣一個偉大的事業當中去。但“文革”當中所發生的一切卻讓她看到了理想與現實之間巨大的差異。所以她感到了痛苦和迷茫，所以她在不斷地去尋找、解決這樣一個痛苦和迷茫的過程中縱筆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就在這封讀者來信里，她說，我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

19、存還是存在，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我不能哄騙的規律?？上攵?，這樣的一個言論在當時剛剛解禁的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不啻為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樣一封讀者來信刊發之后，一夜之間竟然有多達六萬多封的讀者來信涌到了中國青年的雜志社，人們都在紛紛猜測這個潘曉究竟是誰，她為什么竟敢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其實這個潘曉她究竟是誰？我們后來發現她其實并不是一個人，而是我圖像出現的這兩個人物，其中左邊這個是當時北京羊毛五廠的女工，名字叫做黃曉菊，而右邊的這個

20、是當時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名叫潘瑋，是當時中國青年的編輯聽了他們兩個人的故事之后，突然間有了一個啟發，說為何不將他們這兩個人的故事稍加編輯一下然后做成一個讀者來信呢？我可不可以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去看一看究竟他們的一種人生遭遇與當時那一代中國青年的遭遇可否有共鳴之處。沒想到他的這樣一個嘗試卻帶來了巨大的成功，也引發了巨大的反響。所以，一大批的讀者甚至都跑到了中國青年雜志社的門口，說想要見一見潘曉，來跟她談一談理想，談一談生活，還有更多的讀者給潘曉寄來了錢，寄來了糧票，想要幫助她度過生活的難關。其實大家的想法都很簡單，他認為這個潘曉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女孩，她對生活有向往，有憧憬，渴望著幸福，同時也

21、經歷了著迷惘，尤其是經歷著文革結束之后這樣一個中國社會青年人所處的迷惘狀況，整個中國青年一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在那樣的一個大轉折的時代波濤當中，他們突然間發現原來我們從建國以來就始終在宣傳，始終在灌輸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熱血奉獻給黨的事業”的價值觀，這樣的一套似乎堅不可摧的理想和信念在一夜之間都消失了。而這個時候他們就像鏡子前的這個人一樣發現原來在共產主義，在集體主義的背后還有這么一個“我”的存在，而這個“我”是可以追問，可以探索，可以去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人生方向的。這樣的一個巨大的轉變對當時的青年人來說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信號，使得他們能夠在那樣的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面當中

22、去試圖探索自己的人生意義，自己新的價值的方向。所以，這就是這樣的一封讀者來信在整個的改革開放發展史當中所占據的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所以，當我們回顧一番改革開放這樣的一個價值觀變遷和重建的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以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代表，它幫助我們從政治層面上打破“兩個凡是”，從而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運動，而以“傷痕文學”為代表，是在文化層面上控訴“文革”，激發人性的蘇醒，而最后這樣的一封潘曉來信，它又在社會層面上道出了當時一代青年的心聲，去追尋新時代的人生意義和價值理想。所以，這政治、文化、社會三個層面的變化、動蕩都為我們揭示了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價值觀從原有的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

23、轉變到了人的解放上來。這樣一個變遷的過程它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期間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也經歷了很多的反復，但這樣一個時代的主題、時代的基調還是由此奠定了下來。就此我想到了一個小小的故事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段關于風箏的往事，它講的是一個名叫陳丹青的畫家，他在1983年來到了美國紐約，有一天他在紐約街頭看到了這樣一份關于中國的報道，它報道的是山東濰坊（風箏）節的一個景象。在這個報紙的封面上他看到了這么一幅圖，是人群當中有一位老人仰頭望天，臉上露著微笑，陳丹青說，當他當時看到這樣一幅圖景的時候，心中奔涌著一種極度復雜的情緒，但他又說不出來這究竟是什么。于是他放下報紙，環顧四周，看到紐約

24、街頭熙熙攘攘的美國人民的時候，他發現在美國人民的臉上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歷史負擔，有的是那種自由了好幾輩子的歡欣和喜悅。當他看到這樣一幅景象的時候再回頭看報紙上的這幅照片，這時候他確認了自己心中復雜的情感究竟是什么，那是一種巨大的委屈，他委屈什么？他委屈的是這樣的一位老人在他的臉上分明刻著長久的政治壓抑所留下的累累皺紋，而現在終于在這樣的一種皺紋當中舒展出了那么一絲難得一見的笑臉。所以陳丹青當時說了一句話。他說：“中國人終于不鬧運動了，中國人終于也不鬧革命了，中國人終于也知道玩了，終于也知道放風箏了！”這樣一句樸實的話語其實道出了當時千百萬中國人心中共同的心聲，那就是結束政治斗爭，重歸人的日常生活

25、。所以，在這樣一種呼聲的引領之下，此時的中國站立在了一個歷史的重要的分叉口上，中國的未來究竟要向何處去？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兩個呼聲，第一個呼聲是面向西方，向西方學習。第二個呼聲是回歸傳統，去回歸到“文革”當中被破壞的傳統中，去尋找中國自己的道路。面對著向西方學習還是回歸傳統這兩難的處境當中我們究竟選擇了哪一條路？這是我接下來要講的主要內容。首先，我們選擇了向西方學習這樣一條道路。二、文化的中西之爭所以我的第二部分要講文化的中西之爭。面向西方，面向未來，向西方學習，這其實是中國自從近代以來遭受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后一直所有的這種念頭，只不過過去我們是被迫向西方學習，而此時我們主動地選擇面向未來，面向西

26、方。在這背后其實有兩個非常深層次的動因，第一個方面是來自于體制層面的肯定。鄧小平同志是一個非常卓越的政治家，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非常腳踏實地的理論者，所以他在1984年使得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因為鄧小平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在經過了十年浩劫之后，中國最需要的，老百姓最想要的不再是政治，不再是斗爭，就是自己切切實實的日常生活，而就是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幾乎成為了改革開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的文獻。在這樣一個文獻啟動之后，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當然，鄧小平同志也非常清楚，光是經濟層面的改革還遠遠

27、不夠，我們還需要面向世界，打開自己的視野和胸襟。所以他首先在1979年率團訪問美國，到1984年美國的里根總統訪問中國，隨后鄧小平與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正式會面。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積極主動的外交活動，中國開始日益地以一種自信、從容、合作的形象活躍于世界的舞臺，而這樣一種對外開放的積極主動的策略也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個方面，來自于體制層面的一種肯定。第二個方面，來自于文化層面的一種互換。在十年的“文革”當中，中國的文化與西方文化幾乎已經處于完全隔絕的狀態，任何西方的文化典籍都被打為“封資修”，統統被拒于國門之外。所以在“文革”結束之后中國的文化土壤其實就呈現出這么一

28、幅極度干涸，亟待滋潤的景象。所以當時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啟動的時候一下子點燃起了極其濃厚的文化沖動與文化熱情，他們希望把這樣的一種文化熱情澆灌到這樣一個干涸、干裂的中國文化土壤之上。所以這是向西方學習改革開放的第二個深層次的原因，來自于文化層面的渴求。在這樣的一種政治層面、文化層面的雙重推動之下，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涌現出了一股向西方學習為代表的西學熱潮。大批的青年學子重返校園之后幾乎是夜以繼日、不眠不休地想要補上自己十年失落的時光。他們拼命地閱讀、討論、思考，守在圖書館的門外。當時任何的一個學術講座、文化講座永遠都是呈現出坐無虛席的場景，這是我們現在所不可想象也不可比擬的。所以，當時的中國社會出現了

29、非常多的讀書小團體，很多的讀書沙龍，我在這里向大家介紹兩個影響最大的民間的文化機構，一個是走向未來的叢書編委會，另外一個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左邊的這個走向未來的這樣一個讀書小組或叢書編委會，其核心組成人員是當時中國科學院一大批研究中國科技哲學、科技史的專家學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個名叫金觀濤的學者，他跟他的妻子劉青峰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論斷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他們所運用的資源正是來自于西方的科學主義的精神，即科學理性的精神，并且將當時社會上非常受人關注的信息論、系統論和控制論全都化為己用，用來解釋中國的封建社會。這樣的一個讀書小組不僅僅只是來自于科技哲學、科技史層面的知識分

30、子，還有很多當時中國政府里頭的改革派的知識分子各官員，所以他們對當時整個中國社會改革、變革以及現代化的沖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跟這樣的一種科學主義的熱潮不同的是文化中國與世界這樣一個讀書小組他們所舉起的旗幟所西方的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其代表人物是一位叫甘陽的學者，他們的團體來自于中國社科院的一批沿襲西方哲學以及西方文化的專家學者。這個甘陽他當時翻譯了一個薄薄的小冊子，叫人論，但影響極大，在這兩個讀書沙龍、讀書小組的聯手推動之下，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中國翻譯出版了來自于西方的將近200多份的文化典籍，一下子豐富了改革開放之后十分貧瘠的中國文化的土壤。大家可以看這樣一份讀書閱讀的排行榜，在

31、這上面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排名前七位的都是來自于西方的文化典籍，如弗洛伊德、薩特、馬爾庫塞、尼采、馬斯洛等。據統計，在八十年代擁有或看過這些書籍的中國大學生的人數超過了80%90%，這樣一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因為要在現代來看，沒有哪一本書要在出版之后如此迅速地占領中國大學生的閱讀市場，所以當時的中國大學生的求知熱情由此可見。我們也可以通過在這幅圖當中的一系列的文化的關鍵詞或西學熱當中的關鍵詞來解讀當時的文化生態這些。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非常熟悉的人物的名字，我剛才已經提到的，尼采、馬斯洛、薩特、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等，當時的中國大學生聚在一起也會互相地聊天，但他們所聊的內容跟我們現在已經截然不同了，他們

32、每當見面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十分深沉地說上幾段，如薩特在存在與虛無里頭提到的“他人即地獄”，比如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當中所引用的荷爾德林的詩句，“人在這大地上詩意地棲居”，以及尼采的那一句發聾振聵的斷言“上帝死了”等。這樣一系列的交談和討論其實都指向了當時青年的那種價值取向，希望能夠從這樣一系列的西方文化典籍當中去汲取關于人的自由，關于人性、關于人的主體性解放等這樣的一種向往和追求。所以我們可以看當時街頭所處可見紅色的喇叭褲、蛤蟆鏡，還有廣場上翩翩起舞跳著迪斯科，我們把它看作是八十年代青年一代反叛、自由、解放個性的一個重要的彰顯。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看當時的一個文化偶像，這就是崔健，他此時還身

33、著綠軍裝，挎著一把吉他，非常英勇地站在天安門城樓的前面。他當時的一曲一無所有以及新長城路上搖滾幾乎成為了那一代的文化地標與時代地標。我們從他的這種歌曲當中可以看到他對于我們原有的那種革命精神的強烈的顛覆，也可以看到這一批青年人對于自身個性解放的反叛性的需求，他們的這種反叛實際上是要解決什么問題？他們的反叛并不是只是為了反叛而生，他們的反叛是有著一種鮮明的指向的。這種指向是希望能夠借用西方的文化資源來重新尋找一套全新的話語體系，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去尋找出路。這就是當時那一代青年他們的理想追求的指向，絕不僅僅只是反叛本身。所以，在打開國門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終于再一次站立到了世界之中，而此時擺在中國

34、人面前的早已不再是原先那個超英趕美的時代所能趕上的西方，此時的西方早已經變成了全球化、信息化、現代化為主導的全新的信息時代，這就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一種更深層次的現代化的焦慮，乃至于一種文化的焦慮。當時有許多人說，如果中國再不迎頭趕上，甚至就會被開除地球的球籍。這樣一種現代化的焦慮是極為濃厚的。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后期會出現這樣一部作品，大家都很熟悉，這是在當時中央電視臺六集連播的一個電視紀錄片河殤中華文化反思錄，在這個作品當中我們聽到了充滿痛切的問詞，大家來看，它上面曾經提到說，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什么是真正的科學精神，肆虐的黃河不能夠教給我們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識，是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

35、，黃河命定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這個電視紀錄片之所以能夠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掀起狂潮，是因為它這樣一些充滿了質疑，充滿了困惑，充滿了痛苦追索的詞句在中國的心中激起的狂濤。在這樣一個電視紀錄片當中其實很深切地指出了一個問題，中國之所以在這么長的時間中沒有能夠實現現代化，其根源、其弊病就在于中國文化本身，因為中國文化愚昧、落后、懶惰阻擋了我們向西方文化前進的步伐，所以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以西方的海洋文明為代表的藍色文明終將戰勝以中國的黃河文明為代表的黃色文明。提出了這樣一個痛切的答案。這樣的一個電視紀錄片只悄然綻放了很短時間，在其后由于種種的政治原因，它消失在了歷史的舞臺之上，但當我們重新回頭再看八十

36、年代的這一股西學熱潮的時候，我們仍舊會為他們那一種對于中國命運的深切的關懷，對于中國文化沉痛的批判，對于中國文明轉型的深切的憂慮這樣的一種熱情所感動。人們常常會懷念那個充滿理想、充滿信仰的八十年代，但從另一個方面我們也需要冷靜地思考，我們當時對于西方文化的一個認識，對于西方文化的一個理解還是比較片面，比較籠統的，我們并沒有能夠看到西方文化內部所存在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在西學熱潮的最高潮出現這樣一個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一味肯定西方文化的這么一個作品。所以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反思的。三、文化的古今之爭這恰巧引向了我們即將要講的第三個部分的內容，文化的古今之爭。其實，對于中國的文化，對于中國的現代化發

37、展的道路，我們一直存在著這樣一個疑惑，是否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只有這一種模式？我們是不是還能找到另外一種方式去通過復興中國的傳統文化，實現中國國學的某種現代化的轉型來為中國走向現代提供一條道路？確實如此，當時就有這么一大批人，其代表就是中國文化書院，這是一批北京大學沿襲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中西文化比較的專家學者。里面非常著名的有我們很熟悉的馮友蘭先生、梁漱溟先生、張岱年先生、龐樸先生等，他們都是一群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懷有溫情的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在這當中有不利于現代社會發展的因素，也有很多有益于現代社會發展的因素。那么，他們所要做的就是要傳承中

38、國傳統文化內在的一種核心，并且用更多的一種現代方式來激發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來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尋求道路，這就是他們在那一股極其強烈的西學熱潮當中所堅守、所懷持的一種文化信仰，而這也恰巧為九十年代的國學熱潮奠定了最初的文化生長點。除了學界之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藝術界也出現了這么一股重新回歸到中國傳統、中國鄉土的創作的潮流，其代表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畫家陳丹青，我們來看看他所創造的這一系列西藏組畫，這一系列一共有7幅作品，我在這里只放了5幅，但大家可以從畫面上很清楚地看到這些作品已然擺脫了“文革”當中追求大場面，追求宣傳效果，追求宏大英雄氣息的繪畫風格，而將筆觸真正落實到了西藏這樣

39、一個充滿著文化傳統的土地上來，而把視角關注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甚至還刻畫了當時年輕牧民在一起的生活場景，非常地溫馨和真實。陳丹青自己說，我想要追求的就是這樣的一種人性的微光，文化的傳承以及來自于傳統鄉土的那種文化氣息。在這樣一些藝術創作潮流，尋根鄉土文化的激發之下，國學熱潮已經在慢慢地醞釀當中了。到了1992年1月份，北大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宣告成立，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在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文章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到了1993年8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刊出了久違了，“國學”！，在這些文章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所指向的是什么。它說，“所謂”有中國特色，一個重要的含義是中國的

40、文化傳統，深入地探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提高中國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等都是一項基礎性的工程。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所以，我們在媒體這樣一個領域當中也已經出現了對于國學的呼喚與重建。在1994年10月，一個重要的會議召開了，這就是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當時的中央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同志出席會議，并且親切接見了與會代表，李嵐清同志也在會議中發表了重要講話，說要把儒家思想的精華傳播給廣大的群眾，以利于廣大人民文化素質與道德水平的提高。在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到，不論是學界的堅守，藝術界的創作，媒體的呼喚以及我國政府層

41、面的一種強力的推進，在九十年代國學熱潮終于滾滾而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大學爭相地創辦了國學院，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了兒童的讀經班。我們還可以看到原先由西方文化占據的網絡空間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學網站。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央電視臺推出了一檔重要的節目百家講壇，使得我們聽到、看到，重新地領悟到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精華。我們一下子發現原來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竟然有這么多有趣的故事，有這么多令人發人深省的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承。所以，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場國學文化的熱潮，它與此前八十年代的西學熱潮并不相同，它選取了向內向著自我的道路追尋，中國人可以不學習西方的那一套，中國人可以重新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傳統當中去，重新

42、地呼吸，重新地涵養，以此來尋找中國直面現代世界的一種新的方法，這就是在九十年代國學熱潮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在這里回歸傳統、弘揚國學，成為了整個社會的一個共同的心聲。要說這樣的一個國學熱，在它背后究竟有什么樣的原因去支持它，去主導它。我在這里幫大家歸納了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方面是來自于中國經濟的發展。九十年代，中國的經濟有一個持續、快速、穩健的發展，而我國綜合國力也在步步攀升，在此帶動之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得到了空前的高漲，因此對于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也從原來的那種鄙薄而轉到了一種學習的熱情。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其首要原因。第二個方面，來自于政府的導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所發生的變化，也非常清楚我們當時遭遇的那一場風波，所以我們西方文化有了某種警惕之情，但中國的社會發展又必須要借靠一種文化來發揮社會整合、社會凝聚的作用，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然也就變成了首要的選擇。這是我們說來自于政府層面的導向。第三個方面，來自于知識分子的反思。就像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在西學熱潮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但他們卻忽視了對于西方文化的一個全面的、深化的解讀，而只是從總體上對它進行一個囫圇吞棗的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