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文化角色的獨特性劉建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摘 要：文化研究有利于文學研究，也會造成一些不利于文學研究的傾向，比如信奉文化決定論、忽視文學獨特性。本文試圖聯系當代美國小說的有關作品和研究談談文化決定論對于理解文學作品的不利影響，強調尊重文學及其文化角色獨特性的必要性。關鍵詞：文學；文化；創造性；魯賓遜；多克托羅1.引言最近讀到英國學者賽克斯（Rachel Sykes）的一篇討論當代美國小說的論文，頗受啟發，對文學文化角色的獨特性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里就聯系這篇論文和有關美國小說談談這方面的想法，并對文中某些觀點提一點不同意見。2.安靜小說這篇題為探尋瑪里琳魯賓遜的基列德小說中的安靜（

2、“Reading for Quiet in Marilynne Robinsons Gilead Novels,” 2017.）的論文雖然研究的主要是當代美國著名作家魯賓遜的三部以虛構的西部小鎮基列德為故事發生地的小說基列德（Gilead, 2004）、家（Home, 2008）和萊拉（Lila, 2014），但視野較為開闊，其中不僅涉及了當代美國小說和研究的新近發展，還圍繞安靜和喧鬧這兩個概念梳理了從古希臘到后現代的西方文化，試圖在與西方文化兩千多年發展變化的廣泛聯系中探討魯賓遜的基列德小說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論文中，賽克斯首先強調，魯賓遜的基列德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安靜，主要表現為：人

3、物安靜，都少言寡語、聲調較低；地點安靜，都以基列德這個人口少、較偏僻的西部小鎮為故事發生地；故事安靜，主要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沒有多少行動和事件。賽克斯對三部小說作了比較，認為它們在安靜程度上的順序是基列德第一、萊拉第二、家第三。基列德之所以最安靜，是由于它完全由76歲的臨終牧師艾姆斯的獨白所構成，是他寫給兒子的一封長信。因此，基列德里的安靜因素最多，除了安靜的人物、地點和故事，還有一些與艾姆斯的職業、年齡、體質以及作品的書信體形式有關的安靜因素。賽克斯之所以要把魯賓遜的小說當作安靜小說來研究，是因為她發現這么做最能凸顯它們在文學文化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在文學方面，她認為這些安靜小說反映了美國小說

4、進入21世紀后的新走向，創立了一種新的敘事美學。她指出，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美國小說變得越來越宏大和喧鬧，試圖在更大規模上表現美國和世界文化，比如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德里婁（Don DeLillo）、品欽（Thomas Pynchon）、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等人的作品。因此，魯賓遜的安靜小說是對這一潮流的違逆，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她的基列德不僅獲得了2004年度國家書評界獎、2005年度普利策獎和2005年度使節圖書獎，還引發了安靜小說創作熱，其中的重要作品有布魯克斯（Geraldine Brooks）的馬奇（March, 2004）

5、、斯特勞特（Elizabeth Strout）的奧利弗基特里奇（Olive Kitteridge, 2008）、哈丁（Paul Harding）的修鐘匠（Tinkers, 2009）、約翰遜（Denis Johnson）的火車夢（Train Dreams, 2011）、科爾（Teju Cole）的不設防城市（Open City, 2011）、勒納（Ben Lerner）的離開阿托恰站（Leaving the Atocha Station, 2011）、門羅（Alice Munro）的寶貴的生活（Dear Life, 2012）和阿拉梅丁（Rabih Alameddine）的一個不必要的女人（A

6、n Unnecessary Woman, 2014）。與此同時，批評界對安靜小說的興趣也有增無減。以普利策小說獎評審委員會為例，在2005年把獎授予基列德之后，他們在2006年、2008年和2010年評出的布魯克斯的大進軍、斯特勞特的奧利弗基特里奇和哈丁的修鐘匠等作品也都是安靜小說。至于魯賓遜所創立的敘事美學，賽克斯把它稱作安靜美學，認為其要素包括安靜的人物、安靜的地點和安靜的視角。這些要素是魯賓遜的三部基列德小說所共有的，是它們可被看作安靜小說的主要依據。這一美學的驅動力不是喧鬧的行動、事件和情節，而是意識的內在機制和對現代主義喧鬧主題的改寫。賽克斯用“沉思原則”（Sykes, 2017:

7、108）來概括這一美學的驅動力，強調推動魯賓遜安靜小說中故事發展的是安靜人物的沉思。她認為，正是魯賓遜安靜小說所體現的這些美學特點使得它們有別于當代的喧鬧小說，代表了21世紀初美國小說的新走向。賽克斯指出，魯賓遜的安靜小說不僅背離了喧鬧小說，還批判了產生喧鬧小說的喧鬧文化，因而具有突出的文化意義。在賽克斯對兩千多年西方文化的回顧中，古代人和現代人對安靜的態度截然相反。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安靜被看作一種尊貴的生存狀態。古希臘人用安靜表示一種擺脫了思想感情波動以及外在影響的內在平靜，認為它是健全人格的體現、是獨立思考和藝術創造的必要條件。進入20世紀，喧鬧文化開始流行，喧鬧變成進步的標志，噪音和

8、不和諧音被現代主義表現為美和真理。在此喧鬧文化中，文藝發展出一套有關激進政治、文化和美學的語匯。到了20世紀后半葉，試圖突破語言的后現代主義開始合并安靜與沉默，使安靜變成一種迫不得已的被動狀態，導致了討論缺乏、抗議失敗等結果。通過梳理兩千多年西方文化對安靜的態度由肯定到否定的演變、西方文化和受文化影響的文學由安靜到喧鬧的退化，賽克斯看到了魯賓遜安靜小說在重新發掘安靜的價值、批判充斥著消費主義和進步主義目的論的喧鬧文化、改造屈從于這一文化的喧鬧小說等方面的重要意義。賽克斯緊密聯系文化來研究文學的做法，認為當代喧鬧文化產生喧鬧小說、魯賓遜反喧鬧文化及小說的安靜小說是對傳統安靜文化的回歸等觀點，對于

9、理解當代小說和魯賓遜是有參考價值的。但她的做法和觀點也包含了較強的文化決定論傾向，令她忽略或誤解了作品中一些較為重要但不合安靜文化的寫法，使得她所發現的某些文學文化關系顯得較為牽強甚至自相矛盾。下面就圍繞安靜與喧鬧的關系談談她的理解與作品實際的出入。3.安靜與喧鬧在賽克斯的理解中，古代安靜文化與當代喧鬧文化對立，回歸古典文化的安靜小說與當代喧鬧小說對立，總之，安靜與喧鬧是對立的，因此她討論安靜小說就是只關注其中的安靜，不關注其中的喧鬧。但小說里也不可能只有安靜，人物也不可能全都安靜或總是安靜，那樣就不可能有矛盾沖突和發展變化，就不可能有故事，尤其是在她所提到的使一切都處于分裂態的當代數碼文化中

10、。所以，她就不得不尋找安靜的對立面，而且也找到了，那就是安靜的消極面。這個消極面被賽克斯概括為“不作為”（Sykes, 2017: 115），主要表現在基列德里最安靜人物艾姆斯身上。賽克斯指出，在寫給兒子的信里，艾姆斯用回避和省略等手法撇除他所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對于親眼目睹的社會、經濟和種族等方面的不平等狀況也很少有過不安。總之，艾姆斯在書里逐漸表明自己是一個“最為消極、最該受譴責的政治安靜主義者”（Sykes, 2017: 116）；羅賓遜也在這種描寫中暗示了安靜作為一種參與方式所具有的局限性。然而，在魯賓遜的實際描寫中，艾姆斯并不完全是一個不作為的安靜主義者。首先，他給年幼的兒子寫下這封

11、二百四十多頁、構成基列德全書的長信，向他傳授自己的經驗和觀念以幫助他順利成長，就是一種作為。作為牧師，他的主要作為方式是布道，他在布道詞的準備上也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按他的說法，在擔任基列德公理會牧師的四十五年里，他共寫了六萬七千五百多頁布道詞，若按三百頁一本來編書，能編成二百二十五本。在艾姆斯的信里，我們確實常能見到他叫兒子及他人別作為的話，比如他說：“有時，我喜愛普通星期天的平靜。那就像一場暖雨之后站在剛播下種子的園子旁一樣。你能感覺到無聲無形的生命。你需要做的只是小心別踩到它。”（Robinson, 2004: 20）在這段話里，我們能夠看到他對普通事物和平靜生活的喜愛、對無聲無形事物的敏

12、感以及對生命的珍視。他叫人站在園子旁感覺而不要進去作為是有道理的：一是因為剛下過雨，種子已經得到所需的水分；二是因為剛播下的種子容易踩到。也就是說，艾姆斯并不反對作為，而是反對不當作為，認為應把行為調整恰當。他在信里就告誡兒子要調整好自己的脾氣和言辭：“火氣太大，發得太頻繁或不恰當，會造成你想象不到的破壞。首先，要注意你的言辭。微火能燃巨木；舌頭即是火苗那是真理。”（Robinson, 2004: 6）艾姆斯的問題是，他知道許多真理，平時也注意遵照執行，但有些時候卻遵循不了，甚至會嚴重違背。這些時候，他就不能安靜，會變得十分喧鬧。這是基列德里的一大反諷，也是書里矛盾沖突和故事趣味的主要出處。這

13、些時候大多與杰克這個人物有關。杰克是艾姆斯的老友、基列德長老會退休牧師老伯頓的兒子。離家二十年后，他要從外地回來了。老伯頓對此“既期盼又憂慮”。“期盼”是因為這是杰克離家后第一次回來；“憂慮”是因為杰克是一個“誤入歧途的人”，離家前做過許多壞事，包括拋棄跟他懷了孕的姑娘。杰克也令艾姆斯憂慮，因為他是艾姆斯的教子。艾姆斯在信里向兒子介紹杰克是這樣開頭的：“我每周至少談論一次圣父的愛與我們的應得之間的差距。而當我看到父母與孩子之間的相同差距時，我總是感到惱怒。”（Robinson, 2004: 73）這就是說，對于距他較遠的問題，比如上帝的愛與人類的應得之間的差距，艾姆斯能安靜接受，而對于距他較近

14、的問題，比如父母的愛與孩子的應得或教父的愛與教子的應得之間的差距，他就不能安靜接受了，就總是“惱怒”。令艾姆斯惱怒的這種差距從杰克回來后的第一次拜訪開始就日益擴大，令艾姆斯的惱怒也不斷增強。杰克的完美舉止和談吐很快就贏得了艾姆斯的妻子萊拉和兒子羅比的好感，也很快就令艾姆斯產生了“最大的擔心”，那就是在他走后，他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將落入杰克的魔掌。想到這里，他內心又生出“以往的惡意”（Robinson, 2004: 141）。第一次拜訪時，發現萊拉和羅比并不了解他，杰克就對艾姆斯表達過希望他不咎既往的意思。但艾姆斯卻把這看作自己的“疏漏”（Robinson, 2004: 92），決定加以彌補

15、。艾姆斯家與老伯頓家聚會中對預定論的討論是小說里非常精彩的一幕，也是艾姆斯彌補疏漏的一次重要嘗試。是杰克提出的預定論問題，問艾姆斯是否認為人不會變、有些人注定要下地獄。在以問題“復雜”、“神秘”為由推托一番之后，艾姆斯最終說出：“他們會變，如果遇到某種外來的因素酒，或人的某種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行為會變。至于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本質也會變或呈現其另外一面，就很難說了。”這里的意思就是：人的行為會變，但本質不會變；預定論是對的，有些人確實注定要下地獄。但艾姆斯沒有直接這么說。他先用“復雜”、“神秘”等詞強調這一問題的難度，為他公開攻擊杰克（既指責他酗酒，又詛咒他下地獄）制造煙幕；最后又用“難說”

16、來掩蓋他攻擊的猛烈程度。難怪杰克聽完他的話后只能客氣地說他“滑頭”（Robinson, 2004: 151）。但一向安靜的萊拉卻接受不了丈夫對杰克的做法，“紅著臉”提出了救贖的問題：“怎么看獲得救贖呢？如果人不會變，那么救贖似乎就沒有多少意義了。”（Robinson, 2004: 152）老伯頓稱贊萊拉說得好，說她幫他解決了如何協調預定論與救贖的難題。不愿激化矛盾的杰克想離開，被萊拉攔住。在一陣“令人不自在的沉默”之后，萊拉說出“一切都會變”（Robinson, 2004: 153），給了杰克一個令他滿意的答復，徹底糾正了艾姆斯的錯誤。至此，我們看到了艾姆斯的變化，從宣揚上帝博愛到懷疑打擊杰克

17、，從安靜到喧鬧。艾姆斯對杰克的態度主要建立在兩點無知和想象之上：一是不知杰克的本質是否變了，因而以為他還是以前的他；二是不知杰克為什么回來，因而見他接近萊拉和羅比就以為他要引誘他們。對于這樣一個杰克，艾姆斯是不可能不惱怒和喧鬧的。萊拉也有那兩點無知，但她知道不應隨意判斷，盡管她嘴上不說。艾姆斯把“別判斷”掛在嘴上，但在生活中卻經常判斷，尤其是對于杰克這樣他所不喜歡的神秘者。直到最后，艾姆斯才從準備再次離開基列德的杰克那里得知其真實故事，看到了自己的無知與錯誤，才又安靜下來。總之，即使是最安靜的基列德里也有很多喧鬧。而賽克斯只是找了安靜的缺點，卻忽視了這些在作品里具有重要意義的喧鬧。她這么做是為

18、了維護安靜小說的地位，因為有缺點的安靜仍屬于安靜，不會與安靜小說產生矛盾，而談安靜小說里的喧鬧則會損害安靜小說的地位。但不這么做，只想維護安靜小說，就會忽視和誤解作品里的實際描寫。賽克斯之所以陷入這一尷尬境地，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過于看重文化在文學研究中的地位，以為只有把魯賓遜的小說看作反喧鬧文化的安靜小說才能彰顯其特殊價值。其實，安靜與喧鬧的這種依存關系不僅存在于被賽克斯肯定的安靜小說里，也存在于被她否定的喧鬧小說里。她之所以否定喧鬧小說，是因為它們生于并代表當代喧鬧文化，里面沒有安靜只有喧鬧，表現為以“不斷膨脹的雄心”和“巨穴般新碎片小說”（Sykes, 2017: 109）形式在更大規模上再

19、現美國經驗、構建宏大敘述。下面就以多克托羅（E. L. Doctorow）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2000）為例，談談所謂的喧鬧小說里的實際情況。選上帝之城主要有三個理由：（一）非常符合上述喧鬧小說標準，有多克托羅“最為雄心勃勃”（Bawer, 2000: 391）的作品之稱，而且全書都是碎片；（二）較有代表性，被看作“過去五十年里最偉大的美國小說”（Williamson, 2000）；（三）也以牧師為主人公，跟基列德有不少可比性。與艾姆斯一樣，上帝之城里的主人公潘姆也是基督教圣職人員，是紐約市一座圣公會教堂的牧師，也愛從宗教角度觀察和思考。但與艾姆斯不同，潘姆的活動多、言論多，

20、因而比艾姆斯喧鬧得多。上帝之城里的主要故事發生地紐約也比基列德喧鬧得多。二書最明顯的不同是在敘述方面。基列德是以艾姆斯給兒子寫信的方式敘述的。艾姆斯寫信的目的單純，寫信的對象單一，因此基列德的內容集中，形式也不太復雜。而上帝之城的敘述者艾弗瑞特是一位興趣廣泛、志向遠大的作家，正準備寫一部新作品。上帝之城被寫成他為這部新作所積累的材料。如同一本尚未整理成型的原始材料，上帝之城由一百零一個相互之間似無明顯聯系的片段組成，而且這些片斷不連貫地采用了日記、書信、訪談、偵探小說、回憶錄、史詩、歌詞、學術論文、電影劇本、會議發言等體裁，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宗教、科學、哲學、歷史等眾多領域。如同圣經那樣含有

21、世界起源與結局的宏大敘述，此書的第一個片段寫的是一百五十億年前產生宇宙的大爆炸，最后一個片段有關一部表現人類在世界末日般21世紀里生活狀態的電影。可見，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上帝之城都要比基列德宏大、龐雜、喧鬧得多。有評論就稱它為“凌亂的后現代雜物堆”（Keeling, 2000: 56）。然而，這一龐雜喧鬧的“后現代雜物堆”里也有不少條理和安靜。它的主要條理就是潘姆牧師尋找“可信上帝”的“神學偵探”（Doctorow, 2000: 18）活動。這一活動使潘姆有機會結識進化派猶太教教會的拉比夫婦喬舒亞和撒拉、小說家艾弗瑞特等主要人物，并通過他們與其他人物聯系起來，結成了一張關系網，為理解作品

22、奠定了可靠基礎。潘姆的神學偵探活動充滿了事件和喧鬧，但也有許多沉思和安靜。首先，他的神學偵探活動就是在一個安靜的夜晚由一樁安靜的盜竊引發的。在這樁盜竊中，他教堂里的一座高大沉重的金屬十字架不翼而飛。一周后，它在喬舒亞和撒拉的教堂頂上被發現，但究竟是誰偷的、怎么偷的、為什么要偷、偷了以后為什么要放在猶太教教堂頂上、怎么把這么大的東西搬上屋頂而沒讓人察覺等問題卻始終沒有答案。在連職業偵探也認為此賊“不屬于這個世界”（Doctorow, 2000: 31）之后，潘姆就開始把這一安靜的失竊看作一種叫他質疑舊上帝、尋找新上帝的預兆。潘姆之所以要質疑舊上帝、尋找新上帝，也與安靜有關，那就是基督教對于自己在

23、人類尤其是猶太人于20世紀所受災難中的責任所保持的安靜。潘姆在布道中號召信眾打破這種安靜，結果受到主教的審查。被迫停職后，他去了立陶宛二戰期間的科夫諾猶太人隔離區，接替遇害的喬舒亞幫助曾在那里擔任過小交通員的撒拉的父親耶和書亞尋找記錄納粹罪行的日記。在最后找到的日記里，潘姆看到了納粹統治者發布的許多禁止猶太人喧鬧、強迫他們安靜的命令，包括沒收他們的所有家畜、馬車、書籍、打字機、照相機、燭臺、珠寶，禁止他們19點以后上街，禁止他們舉行三人以上的聚會，等等。最后，納粹統治者下令將他們統統處死，使他們徹底安靜。在科夫諾隔離區存在的三年里，不少猶太人用安靜的方式進行了反抗。那些日記都是隔離區政務會副會

24、長巴巴內爾暗地里寫下的，都是由耶和書亞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送交有關人士收藏的。也有用安靜和喧鬧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反抗的，比如領養過耶和書亞的老裁縫。納粹軍官穿上老裁縫精心制作的新衣服不但分文不給，還嘲諷猶太人期待報酬為“笑話”。老裁縫便以剪線頭為由來到他跟前，一剪刀把新衣服的前胸從上往下剪到了底。“你自己去縫吧，盜賊！”老裁縫厲聲喊道，“我們勞動的盜賊，我們性命的盜賊！”（Doctorow, 2000: 76）。結果，老裁縫被抓了起來，當著隔離區所有猶太人的面被施了絞刑。一段時間之后，耶和書亞才意識到，老裁縫當時之所以沒有在剪衣服時捅死納粹軍官，可能是為了不讓過激的行動殃及大家，因此對反抗與節制、

25、喧鬧與安靜作了精心的組合。在尋找隔離區日記的過程中，潘姆跟撒拉有了更多接觸，開始愛上她，覺得這位“天使般完美”女士的一個迷人之處就是她的安靜，包括她的“虔誠”、“端莊”和“謙遜的都市式優雅”（Doctorow, 2000: 97）。潘姆是一個很喧鬧的人；他的主教是他三十年前的耶魯校友，說他從未完全擺脫60年代的“絕對主義”，一向“好斗”（Doctorow, 2000: 161）。所以潘姆這時愛上撒拉，能夠反映其喧鬧開始對安靜開放。當然，潘姆愛撒拉絕非只因為她安靜。他也極其喜歡她所組織的反思和改造宗教的活動。他們倆最后喜結良緣，也可以被看作喧鬧與安靜的完美結合。基列德里的艾姆斯非常喜歡這樣一句話

26、：“不在與其他事物的聯系中存在的事物就不能說它存在。”（Robinson, 2004: 47）上帝之城里的愛因斯坦反復強調：“永遠要有參照物”，“絕對運動和絕對靜止是錯誤的”（Doctorow, 2000: 36）。以上介紹的兩部作品里的具體描寫可以說明，無論在安靜小說還是喧鬧小說里，安靜與喧鬧都是相互依存、難以分離的，盡管它們的比例在不同作品中不盡相同。因此，用安靜小說和喧鬧小說這兩個概念來劃分小說，尤其是那些比其他文化產品要復雜得多的優秀小說，應該非常謹慎，否則就會忽視作品里的許多描寫，損害對作品及其文化角色的把握。下面就來談談劃分安靜小說和喧鬧小說對理解文學與文化的關系以及文學的文化角色

27、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4.文學與文化賽克斯非常關注文學與文化的關系以及文學的文化角色。比如她認為當代喧鬧文化產生喧鬧小說，因而魯賓遜的安靜小說就非常特別，對于克服當代文化和小說中的喧鬧問題很有意義。再比如，她認為魯賓遜的安靜小說也與文化關系緊密，除了與當代喧鬧文化的對立關系，還有與古代安靜文化的繼承關系。對于魯賓遜在表現安靜的優點之外又揭示其缺點這一做法，她也聯系文化作了解釋。她指出，在當今這個互聯網全球化、一切都呈分裂態的數碼文化時代，安靜的沉思和純粹的安靜小說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魯賓遜就不得不把安靜的優缺點都呈現出來。總之，她為魯賓遜找了排斥安靜的當代文化、肯定安靜的古代文化和使一切都處于分裂

28、態的數碼文化，試圖表明，魯賓遜寫不寫安靜、為什么寫安靜和怎么寫安靜全都取決于文化。賽克斯對魯賓遜的文化研究確實具有知識性和啟發性，但也難免會引發一些問題。這里要問的是：羅賓遜小說最主要的文化角色究竟是不是像賽克斯所理解的那樣在于用安靜文化批判喧鬧文化？上一節里簡單介紹了“最安靜”的艾姆斯身上的喧鬧。其實，“最安靜”的基列德里也是不乏喧鬧。更準確地說，基列德寫的是基列德在種族關系方面由喧鬧到安靜的變化。小說里的現在時是20世紀中葉的民權運動，過去時是19世紀中葉的廢奴運動。這兩個時間和相關事件構成了此書的時間及主題框架。基列德由喧鬧到安靜的變化就是發生在這一長達百年的有關種族關系的框架之內。艾姆

29、斯家從祖父開始的三代牧師分別代表了這一百年變化的三個階段。祖父是廢奴主義者，積極參加了內戰前布朗（John Brown）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 美國廢奴主義者，1855開始在堪薩斯領導武裝廢奴運動，1859年被捕就義。他所領導的運動極大地激化了內戰前的南北矛盾。領導的武裝廢奴運動和內戰。在他擔任牧師期間，基列德熱情歡迎黑人。父親信奉和平主義，但他所倡導的和平曾被祖父批評為既“不揚善”又“不除惡”（Robinson, 2004: 85）的假和平。在他擔任牧師期間，祖父離家出走，種族關系開始惡化，發生了黑人教堂被燒事件。艾姆斯擔任牧師期間，黑人居民決定搬離基列德。臨走

30、時，黑人牧師來向艾姆斯告別，說他們對于離開感到“難過”，因為小鎮對他們有過“很大意義”（Robinson, 2004: 36-37），而艾姆斯卻只是安靜地聽著，沒有任何不安，也沒有想過小鎮對他們有過什么意義、這一意義后來又怎么消失了。可以說，基列德這一從喧鬧到安靜的變化過程就是對黑人的態度由熱情到冷漠的墮落過程。基列德里，發生在現在的最大事件就是杰克的返回。他的返回也與基列德的歷史、種族關系、當時發生的民權運動密切相關。不了解杰克而且又相信預定論的艾姆斯以為當年的那個失足青年在出走后的20年里本質上毫無變化，以為他返回后接近他和他的家庭是為了引誘和傷害他的妻子和兒子。直到杰克再次離開基列德之前

31、，艾姆斯才了解到，杰克接近他的目的是想求他幫他及其黑人妻小在曾有光榮廢奴傳統的基列德安一個家。杰克是在種族隔離普遍、黑白通婚被視為重罪從1691年弗吉尼亞州最先通過反通婚法開始，美國共有四十一個州有反通婚法。從1780年賓夕法尼亞州最先廢除反通婚法至今，共有二十五個州先后廢除反通婚法。基列德所在的衣阿華州1839年通過反通婚法，1851年廢除。截至杰克返回基列德的1956年，仍有二十五個州有反通婚法，包括與衣阿華接壤的密蘇里、內布拉斯加和南達科塔三州。的情況下與黑人姑娘迪莉婭相識相愛、私自結婚。在此過程中，他忍受了許多打擊，品格發生了很大變化，堅定不移地愛著自己的家庭。杰克的真實故事讓艾姆斯看

32、到了自己在宗教虔誠、思想境界、對黑人和失足者等他者的了解和態度等方面的嚴重問題，意識到自己沒有像平時說的那樣保護而不是踩踏生命，開始認真反省自己對于基列德墮落的責任。基列德的這些有關回顧喧鬧的光榮傳統、破除安靜的封閉冷漠等的主要內容和文化意義，似乎是很難用崇尚安靜文化和批判喧鬧文化等說法來概括的。賽克斯也承認基列德的安靜中的政治意味非常“復雜”，僅靠“草率的閱讀”難以把握；提到基列德忘記其廢奴歷史，過去的那些“喧鬧、行動和事件”已退變成今天的“低聲細語”；談了基列德的“最安靜居民”如何“最脫離現實”。但她沒有從這些方面來看待基列德的文化角色，不認為它們的文化意義大于她所理解的安靜。她論文的最后

33、一句話是：“然而，最重要的是，基列德小說把安靜看作一個有著嚴重倫理道德局限的別致而又正當的研究對象，檢視和探討了它的不同形態。”這就是說，她還是認為基列德小說“最重要”的文化角色在于建立能夠批判喧鬧文化的安靜文化，而至于安靜的這些有著“嚴重倫理道德局限”的消極面與它的那些積極面會否發生嚴重沖突、有著這些嚴重局限的安靜文化能否勝任批判喧鬧文化的任務，她就沒考慮了。上面談的是安靜文化決定論給理解安靜小說及其文化角色所造成的問題。再來看看所謂受喧鬧文化決定的喧鬧小說。寫于20世紀末的上帝之城確實像賽克斯的喧鬧小說定義所說的那樣企圖建立一種宏大敘述，在更大規模上表現美國人的經驗。但它并非要肯定以消費主

34、義和進步主義目的論為標志的喧鬧文化。首先是書里幾乎沒寫商業和消費。對于盲目樂觀的進步主義，書里的主要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持懷疑態度。可以說，上帝之城寫的主要是反思。除了潘姆對基督教傳統的反思和撒拉對猶太教傳統的反思，書里還寫了維特根斯坦對哲學傳統的反思、愛因斯坦對科學傳統的反思、米德拉什爵士樂四人組合對音樂傳統的反思、艾弗瑞特對城市、電影和公園等領域中傳統的反思、越戰老兵對戰爭傳統的反思、等等。所有這些反思所得出的結論基本相似，那就是傳統不能固守、必須不斷改造，以滿足人們不斷更新的需要。潘姆甚至認為傳統的上帝也必須接受改造：“如果我們想改造我們自己，我們就必須改造您，主。”（Doctorow,

35、2000:268）如果上帝像撒拉所說的那樣“總是殺人的許可證”（Doctorow, 2000: 255），那么像耶和書亞所見證的猶太人大屠殺那樣的災難就總會發生，奧古斯丁（Augustine）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古羅馬基督教思想家，413至425年間用拉丁文寫成有“基督教的第一部歷史哲學著作”之稱、對西方文明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多克托羅的上帝之城的書名就是借自奧古斯丁，并作了一點變動，包括去掉定冠詞、添加副標題“A Novel”。在一千六百年前所描繪的充滿愛與和平的上帝之城（Augustine , 1998:

36、1180）就總也實現不了。基列德里的黑人和上帝之城里的猶太人都可被看作比喻，比喻不被現存文化認可和接受的他者。因而可以說，二書所關注和同情對象一樣，都是世上不被認可和接受、遭受排斥和迫害的他者。二書揭露不平等、批判現存文化的方法也非常相似，用的都是宗教角度，以上帝的博愛為標準，以反思宗教墮落為出發點。二書的這些寫法都有相當積極的文化意義，是很難用積極的安靜小說和消極的喧鬧小說這樣的概念來區分的。這些文化意義集中反映了二書實際表現的思想感情傾向，是正確理解二書文化角色獨特性的可靠依據。文學離不開文化，但并不完全取決于文化。文學的獨特性的作者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說：“文學也許是

37、文化的產物，但絕非文化的一個部分。”（Attridge, 2004: 6）在他看來，文學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創造性上；文學與文化的差異也主要表現在創造性的強弱上。他指出：“對于從古至今的西方藝術實踐和欣賞而言，創造性和不可預測性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但這一事實的意味卻很少得到應有的關注。”（Attridge, 2004: 13）他寫文學的獨特性就是要圍繞創造性來深入探討文學的獨特性。而要研究文學的創造性，就要關注他者及其與文化的關系。用他的話說，就是要回答好這樣一個問題：“他者是如何通過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努力而進入和改變一個文化領域的？”（Attridge, 2004: 19）所謂他者，指的就是“那種

38、在某一特定時刻處于文化為思考、理解、想象、感覺、認知所規定的范圍之外的東西”（Attridge, 2004: 19）。遭遇他者，就是察覺它的獨特性，感到現有的模式無法充分解釋它、自己的思考力和判斷力走到了極限，覺得應該為理解他者及其獨特性而改變現有的模式。而創造就包含在這種對于他者的積極反應中：“這種似乎由現有思維和判斷模式的失效以及對他者的突然察覺所引發的反應，就是一種創造。”（Attridge, 2004: 33）因此，說文學與文化在創造性上有差異，也就是說它們在對他者的開放程度、在對現有思維和判斷模式的反思和改造上有差異。按照阿特里奇對文學的上述理解，認識魯賓遜小說的主要價值就不應看它們

39、是否寫了安靜、創立了安靜美學、批判了喧鬧文化，而應看它們是否讓安靜向喧鬧開放了、讓基列德和艾姆斯向黑人和杰克開放了、寫了這些他者所引發的反思和變化。在基列德里，最大的他者要數杰克了。他在消失二十年后剛一出現，就對艾姆斯的平靜生活造成“嚴重破壞”（Robinson, 2004: 122）。艾姆斯知道“慈悲的上帝能寬容一切罪過”，也知道“判斷是許多錯誤和殘酷的起源和本質”（Robinson, 2004: 155），但是他就是忘不了杰克以前的劣跡，無法不對他作判斷。他把杰克判斷成不會悔悟的“無恥之徒”（Robinson, 2004: 156），所以見到杰克贏得萊拉和羅比的好感，立即就想到他要傷害他們

40、。布道中，面對著與萊拉和羅比坐在一起的杰克，艾姆斯有意偏離話題引用耶穌關于傷害孩子者將被綁上磨石沉海的說法 見新約馬太福音（Matthew）18：6和新約路加福音（Luke）17：2。，對杰克進行譴責和警告，想叫他盡早離開。但杰克作了頑強機智的反擊。對于上帝與美國人這篇批評美國宗教不合格的文章，艾姆斯不以為然，認為文章作者只是“寫者”，不是懂得如何在責備人的同時愛護人的“先知”，而杰克卻強調文中一個被艾姆斯忽視的觀點“美國人對待黑人的態度表明他們缺乏宗教虔誠”（Robinson, 2004: 147），以此推翻了艾姆斯認為文章作者不會愛的看法，也質疑了艾姆斯的愛的能力。杰克還提起艾姆斯所崇拜的

41、巴特（Karl Barth）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瑞士神學家，被廣泛視為20世紀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問艾姆斯是否贊同巴特對美國宗教的尖銳批評。艾姆斯試圖“回避”，說巴特也批評過歐洲宗教。杰克又問艾姆斯是否想過“為什么美國基督教似乎總等別處的人作真正的思考”，間接地批評艾姆斯不作“真正的思考”，令艾姆斯覺得杰克“總像魔鬼一樣聰明，像魔鬼一樣嚴肅”（Robinson, 2004: 172）。艾姆斯對兒子說自己曾無數次走到“理解力的極限”，但杰克所造成的“眼下的困惑”卻是“一片新天地”，使他懷疑自己以前是否真的困惑過。他開始承認自己“有限”（Robinson

42、, 2004: 191），說杰克可能是“世上最難對話的人”（Robinson, 2004: 196）。但艾姆斯也發現杰克跟萊拉說話沒有那種“鋒芒”，而是相當“放松”，就像“跟朋友說話”（Robinson, 2004: 201）。在他們的談笑中，艾姆斯聽到杰克說回到基列德有點像回到“犯罪現場”（199），開始同情杰克，思考起杰克的痛苦有多少是來自基列德這個“仍然能令他苦惱或羞愧”的地方，希望自己能幫他“抹去所有被夸大的或誤加的或被廣泛看作不可改變的內疚與悔恨”（Robinson, 2004: 201）。這時，艾姆斯也發現自己的寫作跑了題。他的原意是想向兒子展示“更好的自我”，而實際寫下的卻是“一

43、個老人在竭力應對他想弄明白自己在竭力應對什么這一難題”（Robinson, 2004: 202）。艾姆斯質問自己為什么要對杰克如此煩惱，想到“愛也神圣，如同恩惠對象的價值絕非真正重要的東西”（Robinson, 2004: 209），最終排除了杰克會奪走萊拉和羅比這一煩惱。可他完全沒有想到，杰克已經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兒子。艾姆斯也完全沒有想到，杰克的妻子竟然是黑人。他承認，看了杰克一家三口的合影后，他“確實吃了一驚”（Robinson, 2004: 217）。他問杰克是否擔心這件事會“氣死”他父親。杰克就是因為擔心才沒有告訴他，并說自己雖然有許多跟人作對的經驗，但這件事“完全屬于另一層面”（Ro

44、binson, 2004: 219）。這件完全出格的事使杰克和迪莉婭在當時的文化中遭遇了無數磨難，包括找不到住所、忍受各種辱罵、被公司解雇。杰克回到沒有反通婚法并具有光榮廢奴傳統的基列德，就是想為自己和妻小找一個安身之處。而艾姆斯一想到老伯頓會如何反應就不由得“詫異”，因為他和老伯頓從未談到過這種事：“它就是沒有出現過。”（Robinson, 2004: 221）看到杰克的“疲憊”和“孤獨”，艾姆斯同情地夸他是“好人”。杰克坦率地說這世上“還有更壞的人”，并反問道：“這個鎮子怎么樣？如果我們回來并舉行婚禮，我們能住在這里嗎？人們會不騷擾我們嗎？”艾姆斯“不知如何回答”。杰克又提起黑人教堂失火一

45、事；艾姆斯說那是場“小火”而且是“多年前”的事。可杰克指出“多年來再也沒有黑人教堂”；艾姆斯“無言以對”（Robinson, 2004: 231）。在杰克的追問下看到自己和現有文化的局限之后，艾姆斯開始變了。他對杰克的看法變了，在人們所不喜歡的杰克身上發現了“美”（Robinson, 2004: 232）。他對基列德的看法也變了，對它的墮落開始了認真的反思，意識到鎮民們已經忘了“為什么這里會有一個小鎮？”這一問題，忘了小鎮是在“緊急關頭”建立起來、曾是“沙丘中的一個頑強的小前哨”、曾是“布朗和萊恩（Jim Lane） 萊恩（Jim Lane, 1814-1866），美國廢奴主義者，內戰前在堪薩

46、斯參與領導了武裝廢奴運動，內戰中擔任過北方軍將軍。可以退到這里療傷和休整”的地方，忘了它的“微小和破舊”中蘊含著當年的“勇氣和激情”，因而已經變成不辨善惡的“無法之人”（Robinson, 2004: 234）。送杰克再次離開基列德時，艾姆斯說自己“真能理解”杰克為什么不得不走，并為自己講了“真話”而充滿“感激”（Robinson, 2004: 240）。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這位一直缺乏勇氣講真話、做實事并對其英勇慷慨的祖父敬而遠之的牧師終于認同了祖父及其所代表的光榮傳統，教育兒子要勇敢地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用”和“慷慨”（Robinson, 2004: 246）的人。艾姆斯的這一因對他者開放而發

47、生的變化令人聯想到上帝之城里潘姆的變化。潘姆因作為神秘他者的十字架竊賊的闖入而陷入了精神危機，開始了神學偵探活動。在此過程中，他又接觸到一些新的他者，使他對世界和宗教的認識不斷加深。這些他者包括喬舒亞和撒拉這對進化派猶太教拉比夫婦、喬舒亞生前所讀的肖萊姆（Gershom Scholem） 肖萊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生于德國的以色列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現代喀巴拉（猶太教神秘哲學）研究的創始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位猶太教神秘哲學教授。和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 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1916-2003）生于德國的加拿大猶太

48、哲學家，改革派猶太教拉比，多倫多大學哲學教授。引用文獻：1Attridge, Derek.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2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W. Dy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3Bawer, Bruce. “The Faith of E. L. Doctorow.” The Hudson R

49、eview, 53. 3 (Autumn, 2000) 391-402.4Doctorow, E. L. City of God: A No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5Keeling, Julian. “You Want God?” New Statesman (1996) 129.4483 (Apr. 24, 2000) 56.6Robinson, Marilynne. Gilea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4. 7Sykes, Rachel. “Reading for Quiet in Mar

50、ilynne Robinsons Gilead Novel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58:2 (2017) 108-120.8Williamson, Eric Miles. “A Great American Notebook.” Houston Chronicle, March 5, 2000.英文摘要：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s Cultural RoleLIU Jianhua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can benefit literary studies and also cause some unfavorable tendencies like cultural determinism and the neglect of literatures singularity to the detriment of 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