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泓域/平板顯示用液晶材料公司法治理與戰略決策方案平板顯示用液晶材料公司法治理與戰略決策方案目錄 TOC o 1-3 h z u HYPERLINK l _Toc110357156 一、 中國企業中契約的特點 PAGEREF _Toc110357156 h 3 HYPERLINK l _Toc110357157 二、 不完全契約與權力配置 PAGEREF _Toc110357157 h 4 HYPERLINK l _Toc110357158 三、 數據的收集與處理 PAGEREF _Toc110357158 h 6 HYPERLINK l _Toc110357159 四、 研究變量的界定 PAG

2、EREF _Toc110357159 h 8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0 五、 群體極化的概念與發展 PAGEREF _Toc110357160 h 11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1 六、 群體極化與高管團隊決策 PAGEREF _Toc110357161 h 13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2 七、 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0357162 h 17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3 八、 戰略決策質量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0357163 h 20 HYPERLIN

3、K l _Toc110357164 九、 董事會職能與管理者短期主義傾向 PAGEREF _Toc110357164 h 25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5 十、 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 PAGEREF _Toc110357165 h 29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6 十一、 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 PAGEREF _Toc110357166 h 34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7 十二、 關系契約的普遍存在 PAGEREF _Toc110357167 h 40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8 十三、 項目基本情況

4、 PAGEREF _Toc110357168 h 48 HYPERLINK l _Toc110357169 十四、 產業環境分析 PAGEREF _Toc110357169 h 54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0 十五、 主要目標 PAGEREF _Toc110357170 h 54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1 十六、 必要性分析 PAGEREF _Toc110357171 h 55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2 十七、 法人治理結構 PAGEREF _Toc110357172 h 56 HYPERLINK l _Toc110

5、357173 SWOT分析 PAGEREF _Toc110357173 h 67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4 （一）優勢分析（S） PAGEREF _Toc110357174 h 67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5 1、工藝技術優勢 PAGEREF _Toc110357175 h 67 HYPERLINK l _Toc110357176 公司一直注重技術進步和工藝創新，通過引入國際先進的設備，不斷加大自主技術研發和工藝改進力度，形成較強的工藝技術優勢。公司根據客戶受托產品的品種和特點，制定相應的工藝技術參數，以滿足客戶需求，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工藝技術

6、。經過多年的技術改造和工藝研發，公司已經建立了豐富完整的產品生產線，配備了行業先進的設備，形成了門類齊全、品種豐富的工藝，可為客戶提供一體化綜合服務。 PAGEREF _Toc110357176 h 67中國企業中契約的特點Fama&Jensen（1983）將公司分為兩類：開放式企業和封閉式企業，它們都有明確的契約特征。開放式企業是典型的大型復雜組織，而封閉式企業要相對小而簡單一些。中國的企業和上述的兩類企業都有差異。我們通過Fama&Jensen對兩類企業的描述來了解中國企業的契約特點。據Fama&Jensen的分類方法，多數的中國企業似乎接近封閉式公司的定義，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別。開放公司的

7、股權分散化，可以自由讓與，這與我國企業的現狀存在本質的差異。我國企業的現狀類似于封閉企業，股權相對集中，不可以自由讓與，擁有剩余索取權的主要是國家或法人機構。但與封閉公司不同的是，在我國企業中擁有決策權的企業管理者幾乎不承擔剩余風險，也不擁有剩余索取權。這就導致了我國企業的決策過程既有封閉企業的缺點，又存在開放公司的委托代理問題。由廣大公眾股東持股的開放公司通過一系列內部治理機制和外部治理機制來約束管理者的自利行為，但對中國的企業而言，股權相對集中，企業的治理主要依賴于內部治理機制，外部治理機制的作用微弱。按照Cubbin&Leech的分析，中國上市企業的所有者對管理者的控制也表現在兩個方面：

8、作為企業的流通股股東，由于持股比例低且分散，外部股東對管理者的控制微乎其微；而作為占有控股地位的企業大股東，應該對公司的管理者實施有效的控制，但由于大股東是國家而帶來所有者缺位，這一內部控制機制的作用也受到限制。不完全契約與權力配置契約理論的發展和演化是研究公司治理問題的基礎之一，契約理論把企業定義為一系列契約的集合，把企業與市場分別看成是不同性質的契約：市場可以說是一種完備的契約，而企業則是一種不完備的契約，在契約不完全的情況下必然會產生公司治理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管理學者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論研究企業問題。Jensen等人把代理關系定義為一種契約關系，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

9、，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務。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雙方可能的利益沖突，代理人可能表現出道德風險，而不是根據委托人的利益行動。委托人要讓代理人努力工作，就必須通過契約對他們進行監督和激勵。所以，代理理論分析企業問題，是聚焦于委托人如何選擇或設計最優契約來克服代理問題。但代理理論遺漏了一個重要的因素：締結契約的過程是有成本的，契約條款規定得越周密，規范契約條款的成本就越高。契約能夠自我實施的范圍就越大，契約的事后執行成本就越低。因此，當事人必須進行權衡以簽訂一份最佳契約。Hart等人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特別是相關變量的第三方不可證實性，使得契約是不完全的，即契約雙方不可能在初始設立契

10、約時就對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對策做出詳盡的規定。交易成本經濟學將締約成本、不完全契約與專用性投資引入企業制度分析，強調不完全契約對企業運作帶來的影響。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就是在不完全契約的條件下，設計出能夠節約交易成本的企業制度與治理結構。但是Tirole等人認為，契約當事人所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具體的或然事件本身，而是或然事件對支付的影響。契約的根本目的在于要對預期的“支付或然情況”做出某種規定，只要當事人設計出能夠自我實施的契約方案，那么第三方的不可證實性就不是特別重要了。Hart等人認為，在契約不完全的環境中，物質資本所有權是組織所有權力安排的基礎，物質資產所有權的擁有者

11、將擁有對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控制權。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核心在于最佳的財產權結構安排應該是什么？Hart等人相信，設計最佳的所有權安排是實現企業目標一總盈余最大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財產權結構安排，并且認為“在均衡狀態，產生最高社會盈余的所有權結構將被選擇”。契約的不完全性是說契約雙方簽訂的契約在事前是不完全的，但在事后是完全的。擁有剩余控制權的契約方可以提高其事后討價還價的地位，同時也能激勵與其進行交易的另一方，為從交易中獲益而進行關系專用性投資。因此，應該將資產所有權授予擁有最重要的關系專用性投資的一方，或者擁有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本的一方。但是，Aghion&Bolton（1992）回到了傳統的投資者與管

12、理者之間的委托代理問題，否定了“股東單邊治理是最優治理結構”的傳統觀念。他們認為，企業最有治理結構的安排取決于代理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的關系。如果企業家的私人收益與總收益之間是簡單正相關關系，那么企業家單邊控制最有利于企業的剩余價值創造，進而可以實現最優效率；否則，控制權的相機配置才是最重要的。數據的收集與處理根據設定的研究框架和理論分析，以及問卷回收數據的特點，主要采用SPSS和LISREL等統計軟件作為數據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分析工具，文章中對數據進行統計并畫圖的工具主要是Excel。分析方法包括被調查企業的基本資料問題、問卷回收情況分析、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每個變量的探測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

13、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型。調查問卷是以公司治理機制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關系為研究對象，對企業的規模和所在行業沒有特別的要求。但要求企業必須要有董事會這一機構，并有過戰略決策行為。問卷的主要問題是圍繞企業的股東、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展開的，所以要求答題者最好是高層管理者，有機會參與戰略決策的中層管理者也可以。研究樣本的采集是采用直接發放問卷、郵寄問卷和傳真問卷相結合的方式。我們的研究對象的行業分布涵蓋了制造業、電信/信息業、房地產/建筑業、能源/化工業等行業，其中在制造業、房地產/建筑業、能源/化工業和電信/信息業的企業所占的比重相對稍高。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是實證分析結果準確性的基本保障，因此在進行結構方

14、程的實證分析之前，先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保證后續實證結果的真實和可靠。信度是指測量工具的可靠性或穩定性，反映問卷結果的內部一致性，是反映問卷結構質量的基本指標之一。一個具有良好信度的檢驗，在對不同的調查對象、不同的時間進行調查所得到的分數應該具有一致性。在用SPSS的量表分析工具進行信度分析時，用Cronbacha系數檢查多因子變量中條目之間的信度。Cronbacha系數值越高，反映問卷的信度越高。一般認為，Cronbacha系數的值在0.6以上可以接受，高于0.7則為高信度。本書對調查問卷信度的分析表明，各變量的總體信度值都比較高。其中對戰略決策質量的Cronbacha為0.844，

15、決策承諾的Cronbacha為0.893，董事會監督的Cronbacha為0.769，董事會協商的Cronbacha為0.861，社會資本機制層面聲譽的Cronbacha為0.823，共同愿景的Cronbacha為0.840，信任的Cronbacha為0.749，社會交往的Cronbacha為0.702。從本書研究的總體信度分析結果來看，各層面變量的總體信度值都很高。戰略決策質量和決策承諾的Cronbacha值都超過了0.8，董事會職能的總體Cronbacha值在0.75以上，社會資本機制的相關變量的總體Cronbacha值大于0.7。問卷的效度包含內容效度、結構效度和準則效度三種不同的類型（

16、風笑天，2001）。內容效度又稱邏輯效度，是指測量內容或測量指標與測量目標之間的合適性和邏輯相符性；評價內容效度，關鍵是看問卷收集的信息是否與所測概念的內涵相符，如果兩者的內容相符，則問卷的內容效度較高，否則說明問卷的內容效度較低。結構效度主要是指，測量工具是否反映了所測量的概念及變量的內部結構。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法。準則效度又稱預測效度，結合某個理論選擇一種指標作為準則，分析問題條目與準則的聯系。研究變量的界定根據董事會功能將董事會分成四種類型：底限董事會：僅僅為了滿足法律上的程序要求而存在。形式董事會：僅具有象征性或名義上的作用，是比較典型的橡皮圖章機構。監督董事會：檢查計劃、政策、戰略

17、的制訂、執行情況，評價經理人員的業績。決策董事會：參與公司戰略目標、計劃的制訂，并在授權經理人員實施公司戰略的時候按照自身的偏好進行干預。根據這樣一個分類，董事會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監督和決策。但實際上，從公司發展的角度看，還有一類咨詢董事會。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和經營復雜程度的提高，CEO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員幫助，他需要技術專家、財務顧問、法律顧問等。通過招募這些人進入董事會，CEO將得到他們的專業幫助。所以，本書的董事會職能主要是指董事會對決策的監督和建議職能。本書主要借鑒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對董事會職能的研究和測量量表

18、，對董事會的職能一監督和建議兩個方面，設計了總共11個條目的測量量表，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其中，測量“董事會監督”職能的有5個條目，測量“董事會建議”職能的有6個條目。本書采用Korsgaard（1995）對戰略決策質量的定義，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描述是：一個決策對達成組織目標的貢獻。決策者能否積極實施決策又依賴于決策制定者對執行決策的承諾程度高低。戰略決策質量本身可以用決策帶來的直接結果來簡單衡量，但在決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有多種因素影響決策的結果。本書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對戰略決策質量的討論和Mustakallio對戰略決策質量的測量量表，測量條

19、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測量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包括環境因素和過程因素這兩方面，量表包括7個條目，其中反映“環境因素”的有2個條目，反映“過程因素”的有5個條目。在企業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的“決策承諾”就是指決策小組成員接受并同意戰略決策的實施，交易理論認為承諾是與某種行為相聯系的一種語言形式。本書采用上述對承諾的定義，借鑒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對決策承諾的討論和Sapienza&Korsgaard（1996）關于決策承諾的測量量表，本書決策承諾的量表有7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Tadelis（1998

20、）認為聲譽是長期生存的無形資本，Mailath&Samuelson（1998）認為，聲譽是一種與物質資產和金融資產相類似的資產，聲譽是逐步建立和逐漸消失的，也需要投資和維持。Kreps（1990）研究了“聲譽怎樣才能夠成為一種可交易的資產”本書借鑒上訴對聲譽的描述構造對聲譽的測量量表，量表共包含6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Cummings&Bromiley（1996）認為，信任是存在于一個群體中的個人的信仰或普遍的信仰，他們相信其他個人或群體將按如下方式行動：盡力完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承諾；在承諾之前的任何談判中都是誠實的；即使存在機會，也不會獲取超額收益。本書采用上述對信任的定

21、義及Korsgaard對信任的討論對信任進行測量。企業實際上也是企業成員之間關系的集合，這些關系包括企業內部成員之間的工作關系和成員之間個人的和社會的關系。成員之間很強的社會關系可能有助于企業困境的解決。如果同一個群體通過不同的多層次的關系聯系在一起，那么他們之間的關系強度會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中的股東和管理者通常都涉及多層次的關系，所以國有企業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關系網絡，簡單的董事會機制通常表現失靈。Westphal（1999）認為，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之間的社會交往可以在不損害董事會獨立性的情況下提高董事會的效率。群體極化的概念與發展在公司治理領域，董事會團隊或高管團隊的決策結果是經過群體討

22、論而產生的，但經過群體討論作出的決策有時不一定是理性的，反而更加極端。這種現象被稱為群體極化。群體極化的概念屬于心理學范疇，指的是群體決策往往比個體決策更容易偏向極端。在公司治理領域，董事會或高管團隊的群體決策中，各種原因導致群體決策結果可能出現極化。理解群體極化的產生機理及極化對決策質量的影響非常重要，因為董事會決策通常是戰略性決策，決策結果將影響企業的績效或生存。群體極化描述的是，在群體決策中，如果個體最初傾向于冒險，那么在群體討論后可能會更加冒險；相反，如果個體最初傾向于保守，那么在群體討論后則可能會更加保守。換言之，群體極化是指經過群體討論后，個體最初的傾向或態度得到強化，變得更加極端

23、的現象。對于群體極化的研究最早開始于Stoner的研究，他設計了一些決策時的兩難情境，讓參與實驗的人在虛擬情景中進行決策，表明自己的風險態度。研究發現，在經過群體討論后，個體往往比討論前作出更加冒險的決策，因此提出了風險轉移的概念。而這與當時的主流觀點相悖，主流觀點認為個體決策相對于群體更加極端，而群體決策最終會落在各成員風險態度的平均值。但是Nordhy提出，在特定的條件下，群體決策的結果并不總是更加冒險，有可能選擇更加保守謹慎，并提出了謹慎性轉移的概念。基于上述研究，學者們得出結論，群體討論會加強成員最初的觀點，從而使得群體的觀點更為極端（保守或冒險），這一現象被Moscovici&Zav

24、alloni（1969）稱為群體極化。群體極化領域的研究，主要是檢驗各個情景下存在的群體極化現象。Myers&Lamm在1976年總結了七種情境下群體極化的研究：態度、陪審團判決、道德決策、事實判斷、個人感知、談判行為和風險選擇。Moscovici&Zavalloni（1969）發現，通過討論，法國學生原本對戴高樂的積極態度和對美國的消極態度會得到加強。Myers&Bishop（1970）通過人種偏見的程度將人們分為三類同質化群體：較強種族偏見、中等種族偏見、較弱種族偏見。在討論后，較強偏見和較弱偏見的群體對人種偏見的差距增大了，在較弱種族偏見的群體中種族偏見變得更弱，在較強種族偏見的群體中種

25、族偏見變得更強。基于聯邦法官關于聯邦法規或政府政策是否違憲的裁定的研究，表明聯邦法官在群體討論之后更傾向于作出極端的裁決。Ambrus等（2009）通過禮物交換和彩票選擇的游戲發現，如果沒有審議和表決程序，群體的決策不會出現極化現象；但當有審議過程不制定決策規則時，群體的決策會向更自私的方向偏移。相關研究都證實了群體極化現象的存在，在企業戰略決策的情境下，董事會或高管團隊的決策會不會發生群體極化有待進一步討論。為此，我們有必要了解群體極化的發生機理。群體極化與高管團隊決策群體極化是一個心理學概念，自從20世紀60年代群體極化的概念被提出，群體極化理論被廣泛運用于法律、傳播學等諸多領域，把群體極

26、化理論引入公司治理中，解釋董事會或高管團隊決策問題的時間則沒有那么長。理論研究方面，Westphal&Bednar（2005）提出在團隊決策時，持有與大多數成員不同意見者通常保留而不是表露自己的意見Lorsch&Maclver（1989）提出這種不同意見因為會對多數成員的意見帶來不確定性而被壓制。在董事會討論中，如果大部分成員反對，持不同立場的成員若還堅持自己的立場，可能會得到負面的評價，且因此變得不自信。而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社會規范鼓勵董事以自信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會導致董事會決策時持不同意見的少數董事會選擇沉默，從而導致強化群體極化現象。除此之外，董事長權力越大，對決策的影響越大，在一定

27、程度上團隊決策可能演變成董事長個人的決策。兼任CEO的董事長權力會得到強化，對董事會的決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種“一言堂”的情況也會導致強化群體極化。董事會決策之外，董事之間交流很少的事實，會導致董事沒有機會通過非正式的信息交換糾正認知的偏差，也會造成董事會決策的群體極化現象。實證方面，目前涉及群體極化和董事會團隊或高管團隊決策的文章并不是很多。由于研究群體極化現象需要研究人員比較群體決策相較于群體討論前個人決策的傾向，知道群體決策前個人的決策傾向或立場必不可少。換句話說，當小組成員沒有明確的預先立場或傾向時，群體極化現象預計就不會發生。基于實驗室實驗的研究通常會先評估參與者在群體討論前的個人

28、傾向，或者使用各種刺激材料誘導參與者的傾向。依靠檔案數據的研究就需要用非直接的指標來捕獲群體決策前個人的決策傾向或立場。Zhu（2014）探討了董事會在作CEO薪酬決策時出現的群體極化現象。研究發現，在作CEO薪酬決策時，當獨立董事群體之前在其他不同的董事會經歷了比市場較高或者較低的CEO薪酬時，他們會傾向于在現公司作類似決策時支持相對而言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群體極化理論對此的解釋是，在董事會討論前獨立董事平均來說傾向于支持相對高或者低的CEO薪酬時，集體討論后他們會支持給出更高或者更低的薪酬。此外，獨立董事們在人口統計學上的同質性和少數董事之前決策情境的相似性（公司規模和行業）會弱化群體極化

29、效應，而獨立董事權力和內部董事的相關性會強化群體極化效應。相對于內部董事，人數不多的獨立董事之前參與決策的情境如果和現在的決策情境相似，他們會更敢于表達自己的觀點，從而削弱群體極化效應。而如果獨立董事之間的人口統計學上的同質性更高的話，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觀點更容易得到獨立董事群體的支持，從而更愿意提出與內部董事不同的觀點或者以沉默來反對大多數人的觀點，削弱群體極化效應。但是，如果獨立董事的權力和內部董事緊密相連，也就是說內部董事對獨立董事有較大影響力時，獨立董事在作CEO薪酬決策時表達不同觀點的可能性就非常小，會加劇群體極化現象。研究利用了19952006年財富500名單上的326家公司和246

30、7條公司CEO的年薪決策數據，證實了董事會決策過程中群體極化現象的存在。站在股東的立場上，過高的CEO薪酬會提高公司經營的成本，而過低的CEO薪酬可能會導致CEO的自我補償和離職行為，這些都會對公司產生負面影響。這篇研究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示：正確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能夠減輕董事會決策中出現的群體極化現象。Zhu（2013）還驗證了董事會在收購溢價決策中的群體極化現象，如果在董事會討論前董事平均來說傾向于支持相對高或者低的收購溢價，集體討論后他們會支持給出更高或者更低的收購溢價。研究同樣驗證了董事人口統計學上的同質性的負向調節作用，以及董事會影響的正向調節作用。國內的相關研究文獻方面，李維安等學者（

31、2014）以20042012年實施IPO的762家公司為樣本，基于中庸思維和團隊極化的邏輯，檢驗了董事過去IPO定價的經歷對本次定價行為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受到團隊極化影響，董事會整體擁有平均IPO定價溢價較高或較低的經歷，會促使本次IPO定價溢價會更高或者更低。雖然團隊極化可能在決策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國情境下決策可能受到傳統的中庸思維的影響。初始存在冒險傾向時，團隊決策會減少冒險的傾向；而初始存在保守傾向時，團隊決策會減少保守的傾向，即中庸思維會削弱團隊成員的平均初始立場。在中國情境下，中庸思維的影響大于群體極化的影響。值得關注的是，當董事長與CEO兩職合一時，經過擁有較高平均I

32、PO溢價經歷的董事討論后，本次IPO溢價降低的幅度會縮小。這表明董事會團隊決策時，因兩職合一權力得到強化的董事長更容易發揮自己的影響而使團隊決策演變成個人決策，削弱中庸思維的影響。高管團隊或董事會決策過程中可能出現群體極化現象問題已經被上述研究證實。群體極化將導致企業采取更加保守或冒險的策略，可能使企業失去有利時機或過度承擔風險。研究也證實了中庸思想、兩職合一等因素會影響群體極化的發生。利用中國特有的文化或國有企業特有的股權結構等因素，建立群體極化發生的調節機制，可以提高群體決策的合理性。民營企業創始人或國有企業內擁有高行政級別的管理者的“一言堂”情況很容易誘發群體極化。深化股權制度改革，建立

33、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對控制群體極化，提高決策合理性依然至關重要。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理性的概念可以有三個層面：認知理性、實踐理性和評價理性。認知理性指人類特有的一種認知能力，能夠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思維能力，能夠借助于“規律一趨勢”的理論模型對未來的實踐活動給予設計、評估和預見的能力。實踐理性主要指人類特有的一種規范行為的自控能力，人類對個體行為與群體行為有著協調一致的調控、平衡、組織與指導的能力，同時也有著自主、自決和創造的能力。評價理性主要是主體對自身行為的目的、過程和結果的評價能力和評價原則。主體的活動總是被納入由利益、需要所設定的價值尺度的評判程序中，理性表現為尺度的規范性、有序性和

34、合理性的持有。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設時指出，人在制定決策時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為人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們通常只在比較可替代選擇之后才制定決策。人類行為的“主觀理性”推廣到企業行為問題，企業的決策就能夠依據正確的目標而采取某種行動。現實經濟活動中的決策者并不能完全符合傳統理性的概念，他們并非是全知全能的，其決策時會存在不完全信息、有限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因此，現實決策者的決策過程將是簡化支付函數、有限的信息搜集和支付的部分排序。考慮到限制決策者處理信息能力的約束，決策者的理性將是有限的。因為將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統的觀點的出現，決策理論中對理性研究的模式發生了改變。由于人

35、必須從外界接收信息，所以必須把決策置于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人在與環境的積極相互作用中，其能動性和智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現，而不再是機械的環境接受者。在真實世界中的決策環境里，有限的計算能力和對環境的認知能力必然意味著人類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正是人類有限的信息加工和處理能力。Simon認為，與其把決策看成一種行動，不如把它看作一種程序，一種找出問題、分析比較、選擇解決途徑的程序。他提出了決策程序的四個步驟：找到需要決定的條件和環境；發現、發展和分析可能的行動過程；從那些可選擇行動中選擇一個最合適的方案；評價過去的選擇。以上四步實際上是決策的一般過程。Simon的有限理性

36、理論探討了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其相關論述認為，人類理性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起作用的，即理性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一切管理決策都有一個內在約束，即可用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約束“可能就是（生物學定義的）生物自身的生理、心理限度”。決策理論的社會模型又稱為決策的社會心理學模型，它認為人的行為大部分是由人的潛意識指導的。按照此觀點，人們是沒有能力作出理性決策的，社會因素對決策行為有深遠的影響，社會的壓力和影響甚至會導致決策者作出完全非理性的決策。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觀點彌補了傳統完全理性觀點的不足，但他并沒有把情緒納入決策分析框架。Goleman認為理性和情緒在決策過程中是互補的，兩者共同作用于決策

37、結果。雖然情緒對決策分析的影響機制還不能完全確定，但情緒可能對偏好和感知產生影響，間接影響認知、控制思考，從根本上改變決策者的理性，影響最終的決策行為。當決策條件完全不確定時，決策者傾向于進行完全情緒認知的決策分析，此時得到的決策結果處于模糊狀態。戰略決策質量的影響因素Eisenhardt（1989）認為，研究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如何提高戰略決策質量的同時，也應該關注團隊成員在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所投入的情感性反應，因為團隊成員對決策過程的反應對所能達到的合作水平具有很大影響。1、決策承諾一個組織是由它的管理者所作的一系列的戰略決策，以及他們如何制定這些決策所組成的。由于管理者在制定決策過程中面臨

38、解決問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可能會遠遠超過他們個人的能力，所以管理者往往需要以團隊的形式來制定決策。一個團隊的決策制定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團隊成員之間在信息提供以及對不同觀點討論的合作上。戰略決策制定的標準理性模型認為，制定高質量的決策是提高公司業績的重要途徑。一個高質量決策的最終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管理者在決策實施過程中，是否具有互相協作的意愿。但是現存的相關證據顯示，為了達到高質量的決策而設計的決策過程，有可能反過來會被管理者對這個過程的情感反應所影響。對那些決策團隊成員而言，在他們已經將自己對決策制定的觀點充分公開的決策團隊中，這種決策過程對團隊成員情感反應的影響很有可能會導致成員

39、對決策不承擔義務或者只是勉強地在未來的工作中保持一種合作的態度。有效的決策過程的一個更完整的設計，應該不僅考慮到決策的質量，還應該考慮到這種決策過程對決策團隊成員的情感反應的影響，比如說，對決策的承諾、對團隊的共同愿景及對團隊領導的信任。管理者對戰略決策的承諾水平對組織很重要，因為決策制定團隊中的成員有可能會延遲或者破壞最初決策的執行，在高度競爭和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即使只是輕微的延遲也可能是很危險的。決策承諾，是決策團隊中的成員接受已制定的戰略決策以及打算在執行決策的過程中互相合作的程度。個體對戰略決策的承諾保證了合作所需要的共同的、協調的選擇，然而承諾的缺乏會給團隊領導者可以考慮的選擇范圍帶

40、來很大的約束。團隊成員對一項決策的贊同以及合作的程度可以極大地影響領導者執行這項決策的能力。最后，由于戰略決策往往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所以一項決策的承諾的缺乏所產生的后果，可能遠遠不止影響到這項決策的成功與否。團隊成員對戰略決策作出承諾的程度是戰略決策成功實施的一個決定因素。提升公平感的程序可能會增強團隊成員對決策的承諾。當團隊領導者承認團隊成員的投入時，他們會更傾向于對已做的決策作出承諾。Guth&McMillan（1986）的研究推測，中層管理者的承諾是與他們的晉升可能以及給予他們職位的正式關注程度相關的。當團隊成員已經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之后，他們可能會樂意接受公司所制定的決策，但是如果察覺

41、到決策者根本沒有聽他們的，那么他們會對這個過程感到失望。因此，對團隊成員投入的關注會導致團隊成員對戰略決策的更強的承諾。 過程公平會影響成員對決策的反應，特別是決策的承諾。因為至少從長遠來看，它幫助成員保護了他們自身的利益。當成員對決策有直接控制的時候，成員或許也能在一項特定的決策中保護他們自身的利益。如果決策體現了成員的想法和偏好，那么他們對決策的承諾水平將更高。然而，當成員看到他們對決策幾乎沒有什么影響的時候，達到決策的過程對成員的決策承諾的影響就會更大。因此，當成員對最終的決策幾乎沒有影響的時候，對成員投入的關注就變得尤其重要。2、共同愿景團隊成員互相之間的關系對戰略決策的實施，以及團隊

42、機能的持續發揮是很重要的。團隊具有共同愿景的時候，團隊成員可能會在工作中更加緊密地合作，并且會更加堅持不懈地保證團隊的目標被實現。相反，成員之間關系的不和睦會限制對決策的一致意見以及接受程度。公平的過程對團隊成員具有象征意義：成員對決策具有投入，意味著他們在團隊中是被重視的、被尊重的成員。過程公平感與團隊沖突負相關。因為投入具有這種意義，所以決策制定者一定要關注它。也就是說，當團隊成員的投入被認真對待了，他們會覺得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被肯定了。團隊成員相互之間的共同愿景對一個團隊的長期合作以及它最終的成果也有很大的影響。共同愿景帶來了團隊成員相互之間的依附感。依附感是指，成員個體認為他們是組織的

43、一部分，以及成員個體期望與別的成員共同合作的程度。來自別的團隊成員的孤立可能會阻礙成員在未來決策中分享信息的意愿，從而破壞了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和協調。依附感的缺乏將會加劇團隊成員以犧牲更優的團隊決策為代價，而追求個人利益的傾向。更進一步，戰略決策環境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并不是所有的突發事件都能被提前預測，因此成員忍受觀念上的差別的意愿和靈活性對團隊程序的成功很重要。相較于對團隊沒有依附感或者不喜歡與別人進行合作的成員，對團隊具有依附感的成員可能會更傾向于為了快速制定決策而進行合作。3、信任戰略決策不可能總是在一致認同的基礎上被制定，同樣一個團隊領導者的決策也不可能同時討好所有的團隊成員。因此，

44、團隊領導者需要得到團隊成員的信任，從而可以在決策制定以及實施的過程中保持方向。一些研究證明，過程公平感與對團隊領導者或決策制定者的信任感之間是正相關的。團隊成員的信任感加強了團隊成員對自己被作為團隊中正式的、被尊重的成員對待的認知，這會加強他們對決策的投入和承諾。部分研究顯示，在戰略決策制定的過程中領導能力是尤其重要的，同時，戰略決策團隊的領導者必須獲得團隊成員的信任，信任是一個穩定的合作系統存在的先決條件。根據Ring&vandeVen（1992）的觀點，信任用來描繪團隊成員相信領導者善意的程度，特別的，信任指團隊成員相信他們的領導者在考慮他們的職位時是真誠的以及沒有偏見的程度。時間和環境的

45、約束往往要求領導者制定一些并不是團隊成員一致同意的決策，由于真實觀點的差別以及自身利益的差別同時存在，所以有時候一個領導者必須插手并且進行選擇，因為在短時間內是很難達成一致的。由于觀點和利益的差異，戰略決策不可能受到所有相關者的歡迎。如果一個團隊領導者沒有獲得團隊成員的必要信任，那么將會導致成員對決策的不合作、對信息的隱瞞以及對未來決策過程的破壞。因此，對團隊領導者而言，他們的挑戰就是引導一個可以加強成員信任的決策。董事會職能與管理者短期主義傾向技術創新的周期長、風險大及投入成本高等特征，使得很多管理者可能迫于當期業績考核的壓力而退縮。決策學派代表人物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而只要涉及管理決策

46、，跨期選擇問題是避不開的。管理實踐中，企業管理者能夠實現在公司長期價值和短期業績之間的合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管理者在采取措施最大化公司長期價值的同時，也必須為了確保公司生存而實現短期業績，否則公司可能被接管或者管理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標可能受到影響。但是，在現實決策環境下，有些關鍵決策對長期價值創造有利，但不利于短期業績的實現。管理者可能為了取得短期業績而“選擇”做出損害企業長期價值的決策，這就是“管理短期主義”。雖然短期主義的存在被廣泛接受，但關于短期主義的許多基本問題還未得到解決。如何采用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在公司長期價值和內外短期業績壓力這二者間作出最優的權衡，是一個很值得研究

47、的理論問題。針對管理短期主義問題，研究者提出的解決方案之一是提高董事會職能的有效性。監督和建議是董事會的兩個主要職能，監督職能可以幫助減少管理者的道德風險行為，建議職能可以幫助管理者在賣力工作的同時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國內學者針對董事會職能有效發揮的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主要聚焦董事會的監督職能研究如何提升董事會監督有效性的措施，對董事會建議功能的探討相對較少；二是主要關注董事會結構特征等輸入，變量對企業績效（輸出變量）的直接影響，忽略了過程、情境和行為因素的影響。管理短期主義行為不同于管理者短視行為。管理短期主義傾向和管理短視都可能表現為看重短期回報而低估長期結果，但二者的根本成因

48、卻是不同的。管理短視是由管理者錯誤決策造成的，強調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認知局限，即有限理性的管理者對未來預見的困難性。而短期主義卻產生于組織特征，如企業文化、進程、慣例等，強調管理者個人的主觀意愿，即組織特征對管理者跨期決策的影響。換句話說，即使管理者知道什么是最優的選擇，但由于一些組織或環境因素的影響，他也會主動選擇次優戰略。管理短視是可能導致最優長期結果的短期行為；短期主義是以犧牲長期價值最優為代價的短期行為。管理短期主義問題有多方面的成因。短視制度理論認為，股票市場是由擁有高度多樣化的投資組合的機構投資者推動的，這些投資機構的管理者在基金持有人和工作晉升的壓力下不斷將資金投向看漲的股票，被

49、拋售的股票可能處于暫時被低估而面臨被兼并的威脅。企業管理者擔心外部投資者對企業短期業績下降表現出過度強烈的反應，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管理者通過減少有效研發投資達到短期業績目標，其結果則是以犧牲長期獲利能力為代價。在股權分散的大公司中，管理者可能比所有者承擔更多的風險，管理者的人力資本都專用性地投資在一個公司，轉移成本很高，管理者很容易將公司的資源配置在低風險項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風險暴露。但是，Merchant等（2007）提出現行的績效考核方式是管理短期主義產生的主要成因。管理者過度關注短期業績的行為是建立在當前會計系統基礎上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必然產生的結果。會計信息雖然使得績效可見，但會計

50、信息卻嘗試在短期內考評績效，而此時戰略性決策的長期結果還沒有顯現。不確定性使人們不能清晰地看到未來的結果和發展狀況，任何推遲的長期決策都是出于結果的不確定性。懶惰管理者假說認為，管理者是厭惡風險且樂于享受安逸生活的，有利于長期發展的創新則意味著冒險和挑戰，為管理者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專業的投資管理者關注短期績效而不喜歡長期或風險更高的項目。但是由股東選出，代表股東利益的董事會擁有廣泛的權力，其主要職能之一是對高層管理者的監督和控制，獎懲高層管理者及保護股東利益。對管理者實施有效的監督是董事會的一項主要職能，但董事會監督作用究竟是消極的還是積極的，理論界一直處于爭論中。董事會處于公司層級制的頂

51、點，履行監督與決策功能，在公司治理中起積極的作用，董事會的監督通常可以提高公司戰略決策質量。離職風險假說認為，管理者關注董事會對其能力的評價以及可能的辭退，如果沒有一個積極有效的監督系統，管理者很容易將公司的資源配置在低風險、低收益的項目上，以降低自己的風險暴露。公司的戰略決策過程決定了公司未來資源的配置問題，它是一個復雜動態的過程，結果的不確定性對管理者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信息和數據的處理能力是影響戰略決策選擇的重要因素。董事會擁有企業戰略制定和執行所必需的資源和專業知識庫，董事會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司在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的信息處理能力，所以也會提高公司的決策質量。國內外學者有關董

52、事會戰略參與程度與財務績效的實證研究也表明，董事會積極參與企業戰略管理將有助于改善公司財務狀況。董事會在戰略制定上對高層管理者的建議增加了管理者在戰略實施中的參與，也可以增加他們對不同戰略選擇和對公司競爭地位的貢獻的評價。另外，外部董事的職責通過公開的討論、質詢和辯論，能促進擁有多元信息的董事會在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度，戰略規劃中的沖突通過討論和質詢等過程可以產生明顯高質量的戰略決策選擇。注意力理論提出，管理者決定做什么取決于他的注意力聚焦在什么上面，而管理者注意什么問題取決于管理者所處的環境。管理者意識到自己處于什么環境，取決于內部規則、資源和關系配置及管理者對特殊進程和溝通渠道的關注。

53、企業財務績效（如利潤或投入資本回報率）的評估將影響管理者的決策行為。如果董事會更多地關注企業的短期業績指標，則管理者傾向于制定有損于長期業績的決策，企業就更易出現短期主義問題。一個有長期目標導向的企業，傾向于利用組織資源構建未來的競爭優勢，而不是追求短期內的投資回報，這會鼓勵企業管理者發展長期戰略性資源，而不是實現的短期業績。長期導向的企業，其管理者的戰略決策是建立在更大信息量基礎上的，這可以幫助管理者識別更多的潛在機會。擁有長期目標導向的企業通過協調不同股東對利益及目標的不一致，也可以減少管理者在急性戰略決策時的干擾。建立長期導向的企業文化對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意義重大。企業需要反思當

54、前企業業績考核或激勵機制的設計，如何構建有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激勵機制。外部投資人也需要反思，對擁有長期導向文化的企業需要有耐心，允許他們犯錯，給管理者信心制定有利于長期價值創造的戰略決策。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Lacetera（2001）、Aghionet等（2013）認為公司治理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表現為：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本質上即公司的所有權結構。這些權利的分配決定了企業決策者對資源分配的控制權，以及這些資源決策者在創新過程中的投資動機。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能夠減少代理成本，約束管理者行為，從而影響企業創新。但是，當股權過于集中時，大股東的獨斷專行以及可能的“隧道行為”將不利于創新活動的

55、開展，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更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對股權結構與創新的研究，主要圍繞股權集中度與投資者類型尤其是外部投資者兩個方面。從資源依賴角度，將外部投資者看作擁有豐富資源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對公司戰略施加重大影響；長期戰略投資者往往傾向于促進公司創新。技術創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明顯特征，需要長期性地投入大量的人、財、物資源來支撐。與成熟企業不同，新創企業的天生劣勢和外部環境的約束使其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承擔很大的風險。新創企業純粹依靠自身的知識和技術積累進行技術研發的模式根本無法適應當前動蕩的環境，因此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的有利資源以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風險投資為新創

56、企業帶來財務資源的同時，也為其帶了各種不同的非財務資源，如渠道、知識、信息、經驗等。獨立風險投資更多地提供資金上的支持，雖然某種程度上有效地緩解了新創企業的融資困境，對其技術創新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新創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僅需要財務上的支持，技術、知識、經驗等非財務資源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近年來新創企業開始意識到公司風險投資的重要性。因為風險投資不僅提供資金上的支持，更能為技術基礎薄弱的新創企業提供技術創新所需的非財務資源支持，如專業知識、技術開發經驗、用于產品開發的物理設施等，從而更有助于促進其技術創新，提升整體競爭優勢。以往關于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風險投資的目標導向性及專業背景特征對被投

57、資企業績效的影響。卻忽視了不同類型風險投資對被投資企業不同決策影響的差異性。事實上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擁有的互補性資產存在較大差異，投資企業的目的也差異顯著，所以可能會對新創企業的決策及長短期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現有關于公司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投資企業角度，即大公司視角，分析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對其自身創新績效以及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的投資動機等，而忽略了從被投資企業視角的研究。在研究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時，學者們大多從企業的內部視角出發，如組織學習、公司治理先天能力等，忽視了從企業的外部視角進行相應的理論研究。風險投資者在為企業帶來資源的同時也在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決策話語權，進

58、而影響企業決策，特別是高風險性的創新決策。創新是關乎企業存亡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純粹依賴內部創新已無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自主創新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很少有企業可以維持持續且高強度的創新能力。在天生資源約束的情形下，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把目光聚焦于外部創新的源泉，如引入公司風險投資。與處于初創期的企業建立新商業關系或加強現有關系而進行的權益投資，如技術交換協定、客戶/供應關系等，其目的在于尋找與母公司戰略技術相匹配或降低成本的投資機會，或尋求自身與初創企業之間的協同性。由于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限制因素的存在，大公司參與風險投資常常是為了促進技術更新、提高市場地位、尋找潛在的收購機會和實現與公

59、司核心業務的戰略協同。對大公司來說，開展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可以重新注入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意識，而且通過向新創企業分配研究項目，可以提高自身的研發效率，增加大公司的無形資產價值，提高核心競爭力。對于被投資企業而言，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一般的風險投資具有顯著優勢，不僅能使新創企業獲得資金支持，而且大公司能夠促進必要的知識向新創企業轉移，從而使新創企業表現出更高的創新績效。技術創新已然成為企業獲得持久競爭優勢的關鍵驅動力，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技術創新決策的戰略地位，尤其是新創企業。但是與成熟企業相比，新創企業規模小、資金匱乏、技術基礎薄弱以及知識和社會關系積累少，具有天生資源稟賦劣勢。資源短缺成為新創企業技

60、術創新的重要障礙，其必須在匹配內部、外部能力的基礎上，通過資源利用形成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技術創新。通過外部融資獲取技術創新所需要的資源，成為新創企業維持持續創新能力的主要選擇。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獨立風險投資，壽命不受限制，對失敗容忍度高，具有較長的投資視野，能夠為新創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實力雄厚的大公司為新創企業提供互補性資源，如研發實驗室、生產設備、技術支持、與行業內的技術專家進行經常性的互動等，這些對新創企業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因為技術創新需要高昂的成本和知識、經驗等互補性資產的積累，然而新創企業由于內外部因素的制約，無法在短時間內低成本地擁有這些互補性資產，但是成功地進行技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