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專心-專注-專業精選優質文檔-傾情為你奉上專心-專注-專業中國的“三農”問題：回顧與反思摘要本文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城鄉經濟社會變革不同步造成的結構偏差問題，具體表現為城鄉差別、農業人口過多、城鄉居民收入重新拉大、貧富分化趨勢加劇。分析了歷史背景、人地比例關系和農民的局限性對“三農”問題的影響，認為城鄉分隔的二元結構政策是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成因，揭示了城市偏向政策的種種表現和后果。作者指出，“三農”問題相互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也有質的區別，在一定條件還有矛盾。從根本上說，農民問題居于其間的中心。現階段農民問題的

2、核心是收入低、就業難、增收難。解決“三農”問題要以減少農業人口、增加農民收入作為戰略目標，必須突破老的思維定式，突破制度“瓶頸”的制約，按照城鄉一體化改革發展思路，設計路徑方案，把工作重心放在恰當的制度供給上，方能奏效。文章提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十大建議。關鍵詞農業，農村，農民；城鄉一體化。引 言所謂“三農”系指農業、農村和農民，而“三農”問題則是農業問題、農村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總稱，三者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也有質的區別，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矛盾。中國的“三農”問題是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城鄉經濟社會變革不同步造成的結構偏差問題，現已構成當今中國改革與發展中的最大難題。中國“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嚴重性和化

3、解的艱巨性，堪稱世界之最。經過長達幾十年的積累，總的來看，“三農”問題集中表現為農業、農村、農民欠發達，現代化程度低，發展比城市嚴重滯后，廣大農村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城鄉差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農民收入低，增收難，是當前國人關注的焦點。中國的“三農”問題，在不同時期，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對策不同，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有著很深的社會、歷史和體制根源。因此，必須以多視角、從多方面深入剖析，才能很好地破解“三農”問題的成因和對策。作為一個直率的研究者，我愿意聲明，在“三農”問題成因上我是“二元結構政策”導致論者，在解決“三農”問題對策上我是城鄉一體化發展論者，我的全篇議論不外乎要說明這兩點。一、“

4、三農”問題的內容表現中國的“三農”問題由一系列結構偏差所構成，其內容具有多重表現，即表現為多重問題。（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二）農業人口過多，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農村由于農民太多，購買力又低，長期追求總產量最大化過密型增長，就使得農產品供求關系發生了對于農民增收極為不利的變化。我國人均不到1000美元的情況下較早地形成了買方市場，主要原因是三個農民供應一個市民的格局沒有改變，這對農民很不利。（三）城市化程度低（四）貧富分化趨勢加劇二、“三農”問題的歷史背景和形成因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三農”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全面地看，某些歷史

5、因素、人地比例關系和農民自身的因素都對“三農”問題的形成特征有影響。（一） 歷史背景和人地比例關系（二）不能否認，中國高度緊張的人地比例關系，是長期積累的苦果，有著深刻的倫理原因和認識原因。首先，在農業社會中有一種傳統觀念，認為“多子多?！?，沒有人擔心會人口膨脹，其實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多子多福”，而廣大貧苦農民多子女者則大多是辛苦一生，“多災多難”。新中國頭些年里，一味地宣傳并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不理解人地比例關系對就業容量的約束，不理解人不成長為勞動力、沒有土地、資本、技術和恰當制度相匹配任何奢望的經濟增長也不會發生，不理解財富的增長會有限度。

6、由于無知，為了政治目的，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對馬爾薩斯“人口論”和馬寅初先生經濟觀點進行了粗暴的“批判”，這種無知的“批判”更加助長了無知和行為的非理性，引出了很壞的后果，就是對人口增長放任自流，直到人口超過8億感到“人多為患”的威脅，才開始實行計劃生育，但是已經積重難返了。（二）二元結構政策歷史背景和人地比例關系并非必然發生“三農”問題的直接因素或充分條件。中國“三農”問題最直接、最重要的成因是長期實行城鄉分隔的二元結構政策：在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國家對農村、農業、農民和城市、工業、市民實行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政策，使資金、資源、技術、知識的配置持續地向城市、工業、市民傾斜。二元結構政策表現在許

7、多方面：1、國家從農村汲取資金，取之過度，持續時間過長資金是發展的啟動器。國家拿走農村的資金，等于剝奪了農村、農民的發展機會。信貸服務呢？信用社借不來，銀行更難貸。國有四大商業銀行改革后都向城市收縮，縣及縣以下機構大幅并撤，在縣域內的貸款業務越來越少，仍保留在鄉村的分支機構，基本上變成了農村資金的“抽取器”（朱澤，2003）。正式金融市場供給嚴重不足，便求助于地下金融。近年來，廣大農村地區和一些城鄉接合部地下金融相當猖獗，什么個人借貸、邀會、錢莊、私募基金等等，應有盡有。據估計，浙江、福建和廣東三省地下金融市場的“盤子”高達5000億元左右。地下金融出借資金多為高利貸，比銀行貸款利息高出數倍。

8、據估計，民間高利貸借款占全國民間借貸資金的60以上。同時，地下金融機構還從事洗錢活動，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出的黑錢就多達2000億元（朱澤，2003）。2、城鄉分割，一國兩策為了適應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需要，國家采取了“城鄉分割，一國兩策”體制，通過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和戶籍制度“三位一體”的嚴密統制系統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為地割裂了農業與非農業的經濟聯系和農村與城市的聯系，確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對鄉村的優勢地位，且城市與鄉村極不對稱的狀況日趨加劇。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對城鄉功能和發展順序曾有嚴格的劃分：鄉村從事農業，城市發展工業及其他非農產業，城市、工業、市民的發展優先于農村、農業、農民，

9、農業“基礎”的政策含義是服務于或服從于城市、工業和市民的發展，不能錯位或顛倒。這就是說，絕大多數的財政支出和國債資金是用在城市和其他非農領域。結果人們看到的基本上是工業的現代化，而非農村工業化，是城市的現代化而非農村的城市化。城鄉之間這種不對稱狀況簡直成了一道“鴻溝”。廣大農民沒有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的機會，自然地就不能平等分享這一事業的成果。3、農民和市民：同為國民，不同待遇國家工業化改變了城市的性質，打破了舊的城鄉對立，確立了城市力量對“三農”的優勢地位，形成了城鄉極不對稱的“新”格局。農民雖然曾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新中國的重要建設者和改革的先行者，但是“革命勝利以后，農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日

10、益退居次要的位置”（恩格斯語），相應地城市居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卻日益上升，兩者的行為能力、對權力和資源的控制上發生了此消彼漲的變化。農民正在被邊緣化。那些涌入城市的失地和無業農民，正在沿著農民“市民”貧民游民的方向轉化（吳镕，2003）。農民和市民同為國民，機會有別，遭遇不同，待遇各異。政治權力不平等。國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對城里人開放，對農民基本上不開放，城市居民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參與度要比農民廣泛得多。按我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一個人大代表的人數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個農民的權力相當于1個城里人的權力。農民這樣一個社會中最大群體的權力如此地被壓縮，在法理上道義上是說不通、成問題的。

11、至于農民集會結社等等權力更是談不上，學界強烈呼吁建立農民協會之類的團體，一直沒有得到政府允準。政治權力不平等，經濟權益分配也就不公平。勞動待遇不公平。改革以來，幾千萬農民進城務工，蓋樓筑路建橋，綠化環境，美化城市，付出了辛勤的勞動。農民工勞動條件惡劣，工資水平低下，而且常被拖欠。十幾年來，城市職工工資有了大幅度增長，公務員工資更是長了再長，而農民工的工資幾乎原地不動，廉價的勞動力苦干一年的工資也許抵不上他們親手所建的一平方米樓房值錢。在勞動力幾乎無限供給的情況下，農民工的工資顯被人為地壓低了。近十幾年來，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所占份額在下降，而資本收入份額卻在上升，值得注意。以上種種都說明，中國城

12、鄉存在巨大反差，政策安排長期整體地對農民不利。中國的改革并沒有因為工業化中期階段的到來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適應性變化和戰略性調整，相反，仍然保持和放大了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特定條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續地向工業和城市傾斜（李成貴，2003）。不能不承認，國家在調節平衡各利益集團、階層的利益關系，檢查、監督和防止部門和地方扭曲或違反中央政策的不端行為，尤其是在約束強勢集團中那些敗德行為方面抓得不力，成效不盡人意。近來一些打著改革與發展旗號的做法，實際上使得國民利益結構的演變越來越對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對窮人不利。（三）農民：人數最多的弱勢群體我們承認和贊揚中國農民所特有的勤勞質樸，是現代社會中的稀缺品行。同

13、時，不能否認農民自身的缺陷、局限性：保守傾向，政治意識淡漠，容易異化，難以組織化。農民人數龐大，反而影響了他們的集體行動。由于家景貧苦，受教育機會有限，農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僅有5.79年，具備科學素養者僅占農村居民的0.4，這就更加重了農民的局限性。在中國政治體制和權力架構下，國家完全主導社會，農民的政治空間和組織行為能力被壓抑在極為狹小的村組范圍內，這樣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國農民變得更加缺乏社會活動能力，不能形成對政權和政策安排的影響力（李成貴，2003）。這就是說，當今中國農民仍然是缺乏內聚力和社會制衡力的弱勢群體。他們對改變二元結構狀況形不成政治壓力，起不到制衡、催進作用。農民這種弱勢

14、性，使得農民根本不可能與城市里有組織的強勢利益集團講平等和公平競爭，反而為委托代理中的機會主義、強勢集團中的敗德行為以及其他設租、尋租行為提供了可乘空間，而利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卻無可奈何。這也就是說，分散的中國農民不能自力保護自己，更不能自力使農民擺脫困境。為了防止弱肉強食，幫助農民離農轉業，留下變為少數的農民能成為強者并有好的前景，與農民血脈相連的執政黨和人民政府實施有力的親農政策干預和農民組織化，是絕對必要的。沒有組織化的農民只能是弱勢群體，算不上真正的利益集團。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思路和政策方向（一）正確理解和把握“三農”問題的相互聯系和主導方面大家知道，“三農”問題相互之間存在密切聯系

15、，但它們之間也存在矛盾；不能把“三農”問題看作是一個問題的三個側面，似乎解決了其中某一個方面，其他兩個方面就會迎刃而解。其實，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三農”問題的“統一性”和矛盾性表現不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主要對策也就不同。從長期來看，從根本上說，農民問題應當是“三農”問題的中心。民主革命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這個問題通過土地改革得到了解決，但后來實行高級合作化時遂將農民的土地集體公有了。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 ，農產品長期短缺，國家將農業問題作為“三農”問題的中心、推進工業化的“基礎”，但在那時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業解決農業問題的。1978年始于

16、農村的改革，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自主經營權問題，這個問題以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方式得到了解決，但卻伴隨了土地的細分化和農民的非組織化。此后，改革與發展政策安排和農產品供求關系出現了復雜多變的情況。在農產品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高度一致，農民收入的提高與農業生產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隨著19791984年農業生產連年大幅度增長，農民收入也連年大幅度提高。然而，當農產品供求達到平衡狀態的時候，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便開始發生矛盾，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不增或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85年起又重新拉大；又過10年，農產品市場明顯供過于求以后，農民問題和農業問題之間的矛盾就日趨尖銳，兩者的目標越發

17、不一致。經過20多年改革與發展，“三農”問題的主導方面和相互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F在中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是農民過多，轉移就業需求量極大，就業機會供給嚴重不足?，F階段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收入低、增長慢的問題，而農業問題的目標則是為全社會提供日益豐富優質安全價廉的農產品。至于農村問題，它的內涵和級別又高一層，其中心是包括政治、基礎設施、經濟結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農村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樣，在農民的數量、勞動力的比例不變的條件下，“三農”問題的目標顯然是相矛盾的，按照老的思維定式，在政策安排上仍將農業問題當作主導方面，就是沒有看準問題，沒有抓住要害（主要矛盾方面），自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18、二）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徑和嘗試近年來，“三農”問題成了國人關注人熱點，提出了這樣或那樣解決問題的路徑，一個基本共識是：解決“三農”問題、建立新的城鄉平衡，必須突破制度性“瓶頸”的制約，在國民經濟全局上進行戰略大調整，重點是加快農業人口非農化轉移，走城鄉一體化發展之路。因此，我贊同以城鄉一體化作為新一輪改革與發展的主題。1、確立農民利益主體，發展三種合作。一是發展土地合作社，農民以土地入股，每年參與分紅。例如，深圳農民每年土地分紅多者達萬元。二是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即農民自己辦社，自主經營，減少中間環節，把流通利潤歸于農民。這比“公司農戶”進了一步。三是發展工廠企業合作，農民入股分紅。農民不僅

19、有生產收入，而且有投資收入。除辦工廠（鄉鎮企業）外，昆山等地農民在集鎮蓋公寓等，為前來打工者提供住房等項服務，獲得收入。有的還經營倉儲業等，拓展收入來源。3、豁免農業稅。江蘇全年農業稅總額為30億元。2003年已免除農業特產稅。蘇州等地已宣布免除農業稅，國稅部分由地方財政代交，地稅部分自我消化。4、地方政府代交農業稅同時實行三次保證：一是義務教育和教師工資、教育費；二是鄉村基層組織正常運行；三是支持農村合作醫療和養老保障。廣東、浙江前年起開始實行，江蘇蘇州等地也已實行。據悉，蘇州2000年財政收入為290.8億元，上述開支增長部分約占2左右，可以負擔得起。上述做法，帶有初步性，可能存在某些不足

20、，還稱不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完整的戰略綱領，但是這些嘗試對于縮小城鄉差別，逐步化解“三農”問題具有實質性現實意義，值得稱道。（三）關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建議1、中共中央、國務院應對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采取積極支持政策，支持農民發展合作經濟組織，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組建或加入相關的行業協會，政府在報批注冊方面提供方便。積極探索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改革路子，積極探索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與農村社區集體經濟組織、村民自治委員會和村黨支部（黨委）的相互關系模式。2、國家和地方都要制定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規劃，其中應當包括各類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化進程、勞動力轉移、產（行）業發展、計劃生育、成人教育和精神

21、文明等內容，并將具體要求納入每個五年計劃，逐步實施。3、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改變城鄉資金互動流向，通過財政、金融和稅收政策將資金配置到鄉村。第一步，做到城鄉資金互動持平；第二步，向農村傾斜，逐步增加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資金。盡快免除農業稅，廢止農業特產稅，廢除對農民的各種行政性攤派和收費。改革農村金融體制，為農民創辦企業、鄉村中小企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方便有效的借貸服務。要調節收入分配，對高收入者課以超級累進稅。對低收入（低于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13）的純農業戶，由政府給予直接收入補貼。4、嚴格控制非農占用耕地，重構土地市場，廢除國家對一級土地市場的壟斷，變征用為購買，要研究制定經濟合理的地價原

22、則和標準，轉出農地的資產收益歸 失地農民及原土地所有者集體所有。農民及其所屬集體組建土地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參與農地非農開發利用項目，按股分紅，長期受益，亦是一種可行選擇。5、要破除對農民進城謀業務工的限制，各類城市和民生產（行）業都要向轉業農民開放，政府勞動保障部門應對轉移就業的農民提供免費上崗技術培訓，制定合理的工資標準和勞動保護制度。用工經營單位對長期受雇的農民工提供免費的繼續教育，使其中的優秀者得到應有的發展機會。6、基礎教育、農村義務教育，應由政府投資，主要由中央和省級政府負責，建立鄉村教育發展基金，普及農村九年制免費義務教育，發展公益性專業技術教育，資助有困難的農民子弟進城接受高等教

23、育，直到完成學業。這應當成為政府的責任和義務。7、加強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事業，政府財政每年都應按比例增加對公益性農業科技事業的投入，對農戶提供無償或低償的公益性技術服務。高成本的技術供給有礙于農民收入的增長。要限制科技成果市場化和技術服務商品化的范圍，提高農產品科技含量應貫徹低成本原則，即不以營利（賺農民的錢）為目的。規范農用生產資料市場管理，調控農資供應價格，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8、發展鄉村社會保障和合作醫療事業，政府財政每年提供一定比例的資金支持，充實鄉村社會保障和合作醫療基金。9、實行城鄉一體化的戶籍制度，對已在城市長期居住的從業務工經商的農民及其家屬，提供遷移落戶的方便，廢除各種歧

24、視性限制，讓農民工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北京等大城市和東南沿海發達地區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已提供了初步經驗。10、改革農業行政管理體制，讓農業部門成為貿工農一體化（含糧食儲備）的管理機構。改革鄉鎮管理體制，轉變鄉鎮行政職能，精減鄉鎮行政機構，減少鄉鎮行政人員，減輕鄉鎮財政負擔，方便群眾辦事；逐步公開鄉務，實行鄉鎮政府的直接民選制度，讓鄉民真正當家作主。結 束 語我們看到，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注意到中國“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并正在采取措施來緩解存在的矛盾。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五個“統籌”、五個“堅持”，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的方針政策。十多年來，政府為緩解“三農”問題

25、花費了許多心思，但是恰當的制度供給沒有到位。以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為契機，系統地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恰當的制度供給上，各種配套政策措施方能奏效。主要參考文獻資料1、牛若峰：中國農業的變革與發展，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03104頁。2、牛若峰：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看二元結構政策的終結，牛若峰工作室通訊總第20號，2002年8月16日。3、李成貴：國家、利益集團與三農困境，牛若峰工作室通訊總第28號，2003年6月30日。5、鐘甫寧：我國能養活多少農民？21世紀中國“三農”問題，中國農村經濟2003年第7期。7、牛若峰：“三農”問題與二元結構政策，河北學刊2003年第

26、4期。Issues on Chinas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 Review and Introspection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Agriclutur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believes that issues on Chinas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emer” are structural deviation problems cau

27、sed by the disp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issues are specifically reflected on the contras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overabundance of agricultura population, expanding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

28、d exacerbating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historic background,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 and land, and farmers limitation on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 issues,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urban-rural separating binary structure policy is the most direct and foremost cause, posting the myriad representations and sequent brought out by urban-favoring polices. The author 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