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無關于內蒙古赤峰市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綜述關于內蒙古赤峰市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綜述摘要： 文章闡述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現狀, 重點對許多學者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原因分析的觀點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綜述, 系統地就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及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進行分析, 簡析了赤峰市城鄉差距的原因及現狀以及發展的對策，在此基礎提出實現農民就業方式的多樣化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所在。關鍵字：城鄉收入差距; 產業特性; 二元經濟結構; 戶籍制度；城鎮化引言引言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但是由于城鄉收入差距近幾年不斷呈擴大趨勢,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首先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方略,接著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個統籌

2、”的改革發展要求中將“統籌城鄉發展”位于首要位置。黨的十七大又明確提出了“要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意義更加重大。 2004年和2005年的兩個中央一號文件,其最終目也就是想要通過農民收入的提高,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由此,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問題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是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和新階段三農問題、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的客觀要求,對于促進城鄉關系的協調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一一、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之比來衡量城鄉收入之間的差距，改革開放初，1978 年城鎮居民可

3、支配收入為343.4元，而農村居民純收入為133.6 元， 絕對差209.8 元， 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7:1。隨著農村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推行，通過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加強激勵機制， 提高了生產效率， 農村收入開始增長， 與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開始縮小， 1985年縮小到1.86:1。但隨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幾度陷入停滯， 此后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9 年為3.33:1，而2010 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也達到3.23:1，絕對差為13190 元。這還不包括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住房津貼、教育補貼、交通補貼等。如考慮上述因素，城鄉居民真實的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

4、 倍左右， 說明我國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李實認為， 如果僅看貨幣收入差距，或者名義收入的差距，津巴布韋的城鄉收入差距比我國稍高一點，但如果把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赤峰市城鄉居民收入現狀赤峰市城鄉居民收入現狀（一）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但城鄉差距嚴重2000 年以來，隨著全市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及政府的一系列富民的政策措施，全市城鄉居民收入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002009年， 赤峰市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了一個高速的增長，2000 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4588 元，2009 年達到12670 元， 增長了1.76 倍。 赤峰農牧民收入2000

5、年1684 元， 2009 年是4500元，9 年間農牧民收入增長了1.67 倍。但是，從總數上看，農牧民的人均收入還是比較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嚴重，從09 年的數據看，城鎮居民的收入是農牧民人均收入的3 倍。（二） 赤峰市城鄉居民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還存在一定差距從全國城鎮居民的人無均收入水平來看， 赤峰市人均收入與全國平均水平還存在一定的差距。2009 年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收入17175 元，內蒙古自治區達到15849 元，赤峰市城鎮居民平均收入12670，和全國平均水平以及內蒙古自治區的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農牧民收入全國平均水平5153 元，內蒙4938 元，赤峰地區4500 元，也

6、存在一定的差距。二、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二、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并進一步擴大的原因有些學者認為，城鄉收入差距之所以存在，并且呈擴大之勢是由于城鄉產業特性即與農業、農民自身的特點分不開的。曾國安（2007）認為，在不考慮政府干預因素的情況下，分析了包括比較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農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等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自然因素。陳玉光（2011）認為，農業生產目前仍以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經營為主，不僅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而且也難以實現與大市場的有效對接。農業生產具有天然的弱質性， 風險高，比較效益低。在經過幾次農產品提價之后，國家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而使農民增收的空間已經很小， 農民想僅僅通

7、過種田而發家致富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些學者認為長期以來政府采取的城市偏向政策導致了中國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王建成（2010）認為，為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政府實現了一系列向工業傾斜的政策，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以“剪刀差”的形式向工業提供原料，即從農業取得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原始積累。林毅夫、陳斌開（2010）在靜態框架和動態框架中探討了重工業優先發展對城市化、 城鄉工資差距的靜態和長期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認為， 落后國家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將會導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鄉工資差距； 落后的國家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將降低資本積累率， 從而導致更慢的城市化進程和更持久的城鄉工資差距。紀晴（2011

8、）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金融政策偏向工業和城市， 資金幾乎都用于城市建設和發展， 銀行對農村和農民的貸款水平維持在一個相當低的水平。金融中介扭曲貸款的城市化導向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崔靜（2011）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兩者之間相互影響， 經濟增長會促進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 收入差距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經濟增長。但只是短期效應；從長期看，若收入差距拉大的勢頭得不到抑制，就會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張東生（2009）的研究表明，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中，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狀況日益惡化。 尹志超和甘犁(2009)使用Heckman 樣本選擇模型進一步對中國公共部門和非公共部門工資差異進行了研

9、究。 陳釗等(2009)則從勞動力市場的進入障礙角度說明了行業進入障礙是造成行業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周云波（2009）則認為，城市化引起全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呈現倒U 型， 饒斌則以省際面板數據對我國城市化與城鄉收入差距進行了回歸分析， 研究結果表明，總體而言城市化是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郭軍華（2010）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化和城鄉收入差距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了研究， 認為它們之間具有長期均衡關系， 城市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效應取決于城鄉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而非簡單地促進或者抑制。李秉坤、趙研博（2010）認為，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化進程，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造成

10、了農民研究與探索增收困難，收入水平提高較慢，促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郭國鋒、劉孟暉（2007）認為，我國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典型特征，傳統部門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陳宗勝通過建立二元經濟模型，在理論上證明了，在二元經濟結構中， 決定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農業和非農業的無二元對比、就業負擔系數之比、兩部門分配系數比和農村工業化水平。夏興園、肖文海（2007）認為，我國經濟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城鄉市場分割，形成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市場化程度低，功能不全，信息閉塞，農民參與市場的費用高等都維持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張英洪（2011）認為，現在我國城鄉存在雙重“二元結構”，有靜態與動態兩種

11、形態。靜態的二元結構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基于農民與市民兩種不同的戶籍身份， 建立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兩種權利不平等的制度體系，實行“城鄉分治”。動態的二元結構是基于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主要是農民工，但不只是農民工）兩種不同的身份，以此建立城市本地居民與外來人口兩種權利不平等的制度體系，實行“城市分治”，使外來人口處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地位。靜態二元結構與動態二元結構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雙重二元結構。林毅夫等（2006）認為，農民工外出務工對于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減少城鄉差距有很大意義。鄧曲恒（2007）認為，戶籍制度改革促成了大量的永久移民，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 蔡昉 （2007） 認為在改革

12、開放后至今不斷放開戶籍制度的背景下， 農村勞動力經歷了向農村農業外其他部門、 向鄉鎮企業和跨省流動的過程。 陳永梅、肖志勇（2010）認為，二元戶籍制度的核心內容是把全國的人口劃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兩大主要戶口類型并實行有差別的社會福利待遇政策； 把戶口劃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戶口性質并對農轉非實行嚴格控制。 這種二元戶籍制度主要是作為利益和資源分配的重要依據，然后才是統計人口，提供人口信息，證明身份。 在二元戶籍制度下， 農民遭受了經濟、 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的不平等，農民不折不扣地淪落為二等公民。李堃（2010）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無疑將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但在目前的經濟水平下， 戶籍制

13、度附著著一系列社保福利政策， 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而并非原因。孫文凱（2011）認為，當前我國戶籍制度并不再像1984 年以前那樣完全限制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只是不同戶籍對應不同水平的社會福利， 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沒有對短期勞動力流動產生顯著影響， 這意味著當前的戶籍制度改革在引導農民工流動方面的作用有限。張瑋（2011）認為，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待遇， 是現行戶籍制度安排的既得利益者。新生力量一旦大規模進入城市區域（比如外來人口的大量遷入），極易導致城市公共產品享用的短期擁擠現象，從而使原城市居民的特殊待遇不復存在。因此，他們傾向于反對戶籍制度改革， 以維持既得利益。樊綱（2011）認為，中

14、國人一出生就被戶口制度區分為城市特權和農村貧困兩類。 戶籍制度沒有阻止農民工入城， 但我們現在城里的戶籍人口是貴族， 給他提供東西遠遠高于農民能夠得到的東西，農民工感到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因為他們的社會安全網還是由農村戶口決定。陳釗、陸銘（2011）認為，由于存在戶籍和土地制度對城市化和勞動力流動的制約， 當前中國的城市規模總體來說不夠大，不僅規模未達到最優水平，而且大城市數量也偏少。嚴重制約了城市化的進程。 探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必須重視再分配政策，稅收是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但我國目前稅收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不顯著， 相反稅收有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陳衛東（2006）、趙桂芝（2

15、006）和王亞芬等（2007）采用基尼系數等簡單指標，發現2001 年及以前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到正向調節作用，而之后才發揮正向調節作用。彭海艷（2008）、王少國和李偉（2009）采用收入來源基尼系數分解法，指出個人所得稅制度對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具有調節作用，但作用有限。張世偉和萬相昱（2008）采用微觀模擬模型，發現目前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實施沒無有起到明顯降低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王志剛（2008）采用基于波動性的累進度指數， 利用宏觀數據計算稅制的累進性。 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累進性較弱。胡漢軍和劉窮志（2009）利用最新中國家庭數據，運用面板數據計量模型，對中國居民收入不均等的財政政策效應進

16、行了全面檢驗， 指出個人所得稅政策工具對城鎮居民收入不均等具有較強的抑制作用。陳錦文（2010）認為，稅收對分配可以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可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差距，防止貧富分化過分懸殊。但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情況并不樂觀，高收入行業和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漏洞很大。富人大量逃稅，不僅造成了國家稅收的巨額損失，還使得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失效，富者更富，貧者更貧，導致了“逆向調節”的后果，貧富差距由此進一步拉大。李實(2011)認為，如果從收入分配公平性角度來考慮，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應該是一種最大程度的收入不公。李智（2011）認為，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擴大了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差距。孫

17、文基、李建強（2011）通過分析基尼系數、泰爾熵指數和城鄉居民收入比認為兩者之間的關系不確定。王一江（2010）認為，國民在醫療等方面的差距是決定中國收入差距的四個因素之一。何立新、佐藤宏（2008）利用城鎮居民住戶的調查數據發現， 總體上看中國城鎮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了個人收入差距，但這種縮小的作用相較以前在下降。華嬌（2006）與胡寶娣、劉偉、劉新（2010）也認為，兩者之間呈正向關系。劉長慧、李宇哲（2011）認為，市場機制的局限性、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的不完善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市場經濟活動中，企業的投資初期主要是投入，會增加內需，經濟表現良好；而投資后期主要是積累和產出導致需求下降，利

18、潤上升，使貧富差距加大，壓制需求收入分配缺乏足夠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勞動法規的實施也缺乏力度， 導致雇主和雇員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三、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三、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溫桂榮在基于縮小湖南省城鄉收入差距的財政支出政策研究文中認為：財政支出政策是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目標的重要手段。 它主要包括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政策,能夠保證居民收入穩定增加，具有長期收入調節作用。針對城鄉之間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 可以運用財政支出政策進行有效調節。 財政農業支出、文教科衛支出等可以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加大基本建設支出和福利保障支出，糾正目前這類支出的城鎮偏向。也可以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黃國華于 開放

19、格局下的體制束縛、 機會不均等與城鄉收入差距 以全國 29個省市的動態面板數據實證考察了包括市場化程度、開放度、外貿依存度在內的正式制度供給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度。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市場化程度、開放度、 外貿依存度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間都存在負向的顯性關系。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必須進行制度變遷:提高農村地區的市場化水平, 深化農村地區的對外開放程度, 擴大農村地區的貿易規模。王罡論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分析及政策建議一文從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本態勢出發，分析了我國出現這種情況的深層次原因，認為造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也比較復雜，因此必須多方面考慮。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在體制、政策上都要給

20、予農村居民一定的支持，在財政稅收方面適當向農村傾斜，從教育、社會保障、土地等多方面著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農村經濟的同時縮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劉芳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認為我國現有條件下縮小過無大的城鄉收入差距， 需要科學地認識造成這種差距的因素， 并在此基礎上選擇可行的、有效的具體措施。 其中關鍵的措施是進一步減少農業勞動力。 為此，需要統籌城鄉發展， 完善城市化， 逐步形成既符合效率原則又滿足公平要求的公民自由擇業和自由居住的經濟社會環境。張道航完善利益分配關系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一文中提出要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需要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 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改變農村土

21、地征收中的不平等交換， 不僅需要構建起以市場形成價格為基礎的公平的土地征收制度，而且必須充分尊重農民的權益。廖毓在 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 實證主義的視角 一文中以 19782008年的全國時間序列數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 OSL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有顯著作用， 經濟開放度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都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人力資本因素一定程度上對城鄉收入差距也起到了縮小的作用。何傳超最低工資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分析一文中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初期，隨著經濟增長收入差距會擴大，達到某一拐點后隨著經濟發展，收入差距會縮小。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快速增長時期，還

22、沒有達到最低工資的臨界值。因此， 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對我國縮小城鄉差距具有較高的政策指導意義。赤峰市縮小城鄉差距的赤峰市縮小城鄉差距的幾點建議：幾點建議：（一一）推進城鎮化戰略推進城鎮化戰略，切實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切實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和諧發展。一是通力合作，扎實推進城鄉一體化。要按照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體目標要求，加強赤峰各旗縣區之間的協作、部門合作、優勢互補、實現全市統籌發展。二是創新思路，不斷優化城鄉一體化發展規劃。三是不斷鞏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成果。城鄉一體化是一項惠及全民、造福子孫后代的千秋大業， 要不斷鞏固城鄉

23、一體化發展的成果， 真正實現城鄉經濟、 社會、 文化的融合。（二二）積極主動的調整產業結構積極主動的調整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結構，推動產業升級是未來5 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我市應該進一步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做到穩一產、擴二產、增三產，努力工業和服務業比重，推動三次產業協調發展，同時，按照三次產業內部結構調整步伐。工業的重點圍繞優化升級，產業多元調結構；農牧業要重點圍繞增加效益，增加農牧民收入調結構； 服務業要重點圍繞擴大總量、 提高質量調結構。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既有客觀因素, 如農業自身的特性, 也有主觀因素, 如農民素質較低; 既有歷史因素,如各種體制造成的不公平, 也有政策性因素, 如國家實行的各種經濟政策。因此, 城鄉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一連串的事情”, 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這種差距又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客觀現實, 因為它影響了和諧社會的建設以及共同富裕的實現, 它更使得農民越來越成為弱勢群體, 成為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 因此, 我們必須逐步縮小這種差距, 實現城鄉統籌、 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