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荷塘月色情愛主題的敘事學證明倪濃水內容提要 對荷塘月色的主題理解一直存在著分歧。但無論是“政治說”還是“人生感傷說”，基本的思維都是從文本外部而不是從文本內部進行論證。本文則從內證出發，以文本提供的信息為根據，運用現代敘述學理論，分析論證了荷塘月色的主題乃是敘述人“我”的情感壓抑、傾訴和彷徨。 關鍵詞 敘述人 荷塘月色 情愛 主題 作者倪濃水，浙江海洋學院人文學院。(舟山 316000)  一、文本內證·敘述人“我”  本文的論述遵循如下的原則：第一，一切結論的產生必須依據文本自身，內證是第一位的；第二，荷塘月色是一個敘事文

2、本而不是作者的私人文件，因此本文產生結論的指涉的是敘述人“我”而不是直接地表述為指涉作者“朱自清”。 這兩條原則的產生來源于我對荷塘月色研究歷史檢視所產生的某些懷疑。因為至今為止的對荷塘月色主題的分析論證，有許多卻正是依靠外證而不是從文本內部去尋找內證而取得。例如幾乎掌控了荷塘月色主題闡釋話語權的“國事感傷說”(現今的中學教材仍然堅持此說)，其立論的依據或者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背景，或者是朱自清自己是五四運動的活躍分子和“三一八慘案”的親歷者這樣的自身政治實踐。我認為這種論證方法上是有些問題的，因為這或許可以證明荷塘月色的作者朱自清是一個政治意識強烈的人，但不能等同地證明荷塘月色

3、也有這種強烈的政治意識。遺憾的是反對這種觀點的人也不是從思維邏輯的角度予以批駁，而是力圖去證明朱自清是一個政治意識不強的人，所以他們也是通過引用朱自清的研究生王瑤先生的話來證明，“朱先生的思想和政治立場的轉向是晚年的事情，以前他是相信國民政府的”。這樣的反駁同樣只能證明作者的政治傾向而無法證明文本自身的政治因素。 另一種較有影響的觀點是“人生感傷說”。這種觀點比起“國事感傷”的政治主題來，應該說更接近于荷塘月色的實際。但是仍然讓人覺得遺憾的是，這種觀點的論證者繼續在文本以外尋找證據：或者認為感傷來自于家庭危機，或者認為來自于對妻子武仲謙的不滿，有的還認為是由于朱自清與父親的緊張關系沒

4、有得到和解。 上述論證的思維通病都是重外證而忽視文本自身的內證。其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將荷塘月色的敘述人“我”與作者朱自清等同化。不可否認，現代敘事學承認敘事中有一種同故事敘事(元敘事)，這種敘事文本里的敘述人(往往是第一人稱“我”)與作者表現為“同聲性”。可是在荷塘月色的語域里，我們無法證明這里的敘述人“我”與作者朱自清之間具有同聲性：既不見朱自清本人的明確聲明，也不見文本能夠自我證明這里的“妻”就是朱妻武仲謙，這里的“荷塘”就在清華園內。有人也許馬上會以這是散文，散文是講究真實的文體，所以荷塘月色里的一切都是真實化的，可以與生活里的真實對上號來予以辯解。我認為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

5、，因為他忘記了有寫實性散文和抒情性藝術散文的區別。如果你不承認這種區別的存在，那么除非你能夠證明野草里的“我”都是作者魯迅自己。  二、作為抒情文本的荷塘月色  在婦女作品中的抒情詩對敘事的顛覆：弗吉尼亞·伍爾芙與情節的暴君一文中，蘇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提出了一個后來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即抒情詩有別于敘事。她說：“敘事被解作一種模式，突出了能動地運行于時空之中的一序列事件。抒情詩被解作一種模式，突出了一種同時性，即投射出一個靜止的格式塔的一團情感或思想。敘事以故事為中心，抒情詩則聚焦于心境。”必須說明，在蘇珊·斯坦福

6、·弗里德曼這篇文章語境里的抒情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詩歌抒情，而是指在敘事范圍內的抒情(詹姆斯·費倫為解釋什么是抒情詩舉的例子是“尤里西斯及其后裔”，顯然是指敘事類文體)，因此這種抒情詩首先是敘事的，其次才是“聚焦于心境”的抒情這正是我分析荷塘月色的抒情性所采取的視角。 從上述弗里德曼的話里，我們可以梳理出判定抒情性文本的四個元素：同時性；靜止的格式塔；一團情感；聚焦于心境。我們因此而驚訝地發現，這四個元素簡直是為荷塘月色而定制的。 1.同時性。荷塘月色里發生的一切都在“一個夜里”。雖然這個“夜”在文本里仍有一定的時間長度，但是由于“我”靜止沉思的力度要

7、大大強于“行動”，所以我們仍然可以將它理解為“同時性”。 2.靜止的格式塔。這是被包含于“同時性”概念里的一個子概念。由于聚焦于心境，因此其敘述和描繪肯定是緩慢的，反復的。正因為緩慢，所以文本呈現為“靜止”面目；又正因為反復，所以內在的敘事結構又體現為“塔”狀。荷塘月色正是這樣的形態：除了“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都沒有”這一句，整個敘述和描繪都是非常緩慢而又安靜的；而結構上呈現的也恰恰是從實(今夜)到虛(六朝)、從進(離家)到退(回家)那么一個完整的塔狀。3.一團情感。本文寫作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論證在荷塘月色里，這團情感到底是什么。 4.聚焦于心境。本文的思路是從荷塘月色本身尋

8、找立論的證據，這種尋找同時又可以解剖文章是如何聚焦于心境進行敘事抒情的。 因此可以斷定，荷塘月色的文本性質是抒情藝術散文。這種文本性質的散文追求藝術的(也即是心靈的)真實，為了達到這種真實，文章里的題材可以變形，也可以虛擬，也就是說，可以進行藝術處理。因此抒情藝術散文實際上就是一種敘事。敘事是一種依據主觀的藝術構建，而抒情藝術散文最大的特色就是主觀化和內傾化，其主要的藝術追求就是傳遞一種內心的聲音。有許多內心的聲音作者是可以直抒的，但是也有許多時候是通過敘述人來表達的。荷塘月色正是這樣一個文本：傾訴內心的苦悶，而由于這種苦悶的特殊性，所以又通過敘述人而不是作者自己直抒胸襟。 

9、; 三、“我”的聲音  任何敘事都是在表達一種聲音，抒情詩式的敘事表達的則是來自于內心的聲音。荷塘月色的敘事是一種傾訴，是一種宣泄，那么這種傾訴和宣泄的具體聲音是什么呢? “聲音存在于文體和人物之間的空間中。”荷塘月色里的人物關系如下： 我妻子； 我荷蓮(比擬性意象化人物)； 我青蛙、蟬(比擬性意象化人物)； 我六朝時的少男少女。 上述的人物關系圖構成了荷塘月色里全部的人物空間網絡。現在我們要在這網絡里尋找敘述人“我”的聲音形態。在文本開始時，我們發現他的聲音是默默型的：“聽不見了”、“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

10、”、“悄悄地”。但這無聲是表面上的，內心里我們卻看到“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我們先來關注這個“頗”字，它給我們的信息是：這“不寧靜”不僅表明一種即時性，也表明一種歷時性，說明“我”內心的躁動已經好多天了。終于到了今晚，由于月色撩人，這種躁動變得更加難以忍受，并且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多么的孤獨，除了月色和寂靜，自己身邊還有什么?工作的熱情遠去，墻外孩子們的歡笑遠去，連本應該最可交流的妻子也進屋去了。妻子的世界是孩子，那么“我”的世界呢?難道是荷蓮嗎? 敘事的開頭，一下就將妻子和荷蓮、現實處境和內心向往對立在一起。結果“我”的選擇是無聲而似乎堅決。“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敘述人

11、從此開始又成了一個“行動者”，或者說是人物成了一個“行動素”。“悄悄”意味著不告而行。“帶上門”表明“我”不再回家、可能回家兩種可能性的同時存在。可見我的“選擇”實際上是不堅決的，至少是不明確的。接下來的敘述果然與猶豫有關：對小煤屑路的勾勒傳遞的正是這樣的矛盾一邊是“幽僻”、“更加寂寞”、“陰森森的”；另一邊則是“今晚卻很好”。這種描述和感覺的矛盾正是心境矛盾的流露：“我”的赴會充滿著不穩定，走還是回?最終“我”還是前往了。那么敘事是如何解決這個矛盾的呢?運用了議論手段。這是全文唯一運用議論的段落：“我”是奔“自由”去的，所以“我”的選擇沒有錯，平日里的擔憂和緊張的同事關系此刻完全可以不理。這

12、一段的議論既是自我說服，也是自我鼓勵和自我戰勝。是什么讓“我”在此刻有自由的勇氣?是黑夜，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我”的獨行! 終于和荷蓮面對面了。敘述突然變得非常緩慢而又幽靜。靜靜地坐在荷蓮邊，靜靜地享受荷蓮散發出來的陣陣清香，“我”的眼前疊現著荷蓮的兩個世界。一個是語言的，是“它”，有田田的葉子，出水很高的荷桿，開著素白的花；另一個是情感的，是“她”，亭亭的舞女，剛出浴的美女，身形裊娜，雙眸羞澀而明亮。此節描述文字之美舉世公認，可是我們應該知道文字的美正來自于心境的歡愉。在全篇荷塘月色中，“月下荷塘”里的“我”沉浸在最幸福的時刻里。 可是接下來的一段文字卻構架成退縮：“我”

13、不能徹底地擁有她，不能和她長廝守，因為理智告訴“我”，與荷蓮的關系只能是一個“籠著輕紗的夢”：因為她的上空有“霧”，“霧”的上面還有“云”，周圍是威嚴的“樹”，遠處還有隱隱的“山”在注視。這些因素嚴重地阻礙和威脅著“我”與荷蓮的進一步交往。它們讓我感到深深的恐懼，“我”只能成為呵護荷蓮的“脈脈的流水”，“我”的呵護讓荷蓮變得更加標致，別人卻發現不了“我”：“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 因此“我”對荷蓮的心聲是默默而又脈脈的，這是一種痛苦的壓抑和折磨。壓抑總是要爆發，折磨總是要解脫，于是我們終于聽到了一聲驚雷：“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都沒有”；終于聽到了一聲嘆息：“可惜我們是無福消受了”

14、。  四、“妻”和荷蓮  對荷塘月色的任何解讀，都無法回避“妻”的存在。在“國事感傷說”的語境里，妻是故意被忽略的，論者沒有或者是不愿對她作進一步的分析。實際上也根本無法分析，因為她根本就不是一個政治符碼。你能從她身上分析出國事、政黨等政治元素嗎?在“人生感傷說”的語境里，“妻”被論者高度重視了。論者們正視實際，看出了“我”對妻子的不滿。但是遺憾的是，一些論者將“妻”與作者的妻子等同化，正因為這種等同，論者們的分析就不敢再前進一步。我認為這種等同是荒謬的。我們說荷塘月色里的“我”對妻是不滿的，但生活里的朱自清與妻子的感情如何，與此是沒有直接關系的。因此我

15、們對“妻”的分析，還是應該回到文本里來。 在文本語境里，“我”與妻子呈現出相當路人化的關系，夫妻之間的心境互相關閉，至少“我”是不愿意對妻子吐露心聲的，所以“我”要悄悄地走，悄悄地回來。那么妻有什么不對，讓“我”對她如此的視作路人?文本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的這方面的信息。因此僅從“妻拍著閏兒，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和“妻已熟睡好久了”這兩句話來看，妻是一個辛勞的、賢惠的、質樸的家庭婦女。從生活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好妻子。所以“我”對她的不滿肯定不是由于她的不賢。那么是什么呢? 這就需要來正面分析荷蓮的賦性了。荷蓮與妻正好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兩種女性形象。請注意文本中對荷蓮的兩個比喻

16、：亭亭的舞女和剛出浴的美女；還有一個通感描寫：遠處送來縷縷清香，仿佛高樓上迷茫的歌聲似的。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三個女性形象：舞女，浴女和歌女。這種比喻和聯想說明了什么?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語境里，荷蓮蘊涵的是內斂、清純、高潔的品德，“出淤泥而不染”正是對她品德的逼真寫照。而舞女、浴女和歌女，標志著勇敢、開放的新女性美，這種美是現代的，與傳統的女性美有著幾乎是相反的文化品質。“我”棄荷蓮的傳統品德而賦予其現代性的稟賦，清楚地表明“我”所愛慕的女性與傳統女性(妻)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新女性。而這種新女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往往得不到理解和應有的尊重。這樣我們就能明白了，為什么“我”在赴會時不向妻子

17、說明，在路上會感到緊張不安需要用追求自由來說服自己，在交往時會看到一層層的阻力，最終會選擇退縮逃避，雖對妻子不滿卻仍然回到妻子的身邊去。 按照詹姆斯·費倫的觀點，敘事里的人物含有三個組成因素：“模仿的(作為人的人物)；主題的(作為理念的人物)；綜合的(作為藝術建構人物)這些成分之間的關系由敘事進程決定的。敘事首先把某些議題或關系確定為隱含讀者的興趣核心，敘事就是圍繞這些核心而展開和解決矛盾的。敘事進程是通過兩種方式展開的：通過不穩定性，即人物與其環境之間的不穩定關系；并通過張力，即敘述者與讀者或作者與讀者之間在知識、價值、判斷、見解或信仰的分歧。顯然，通過上述對“妻”和荷蓮

18、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人物的屬性是不同的。荷蓮屬于主題性人物，“妻”在開頭一節基本屬于模仿性人物，而敘事進程到了結尾時，“妻子”已經在發揮與荷蓮對照的功能，因此隱隱然有了主題人物的緯度。所以她與荷蓮的關系就成了荷塘月色隱含讀者的“興趣核心”，文本從“棄妻奔荷”開始，至“棄荷歸妻”結束，全部的敘事恰好圍繞這核心興趣展開和解決的。  五、“六朝古事”里的聲音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對作品文本最粗暴的踐踏，在我看來，莫過于刪去荷塘月色所引用的采蓮賦了。之所以說其粗暴，是因為至今還沒有人對此作出刪去理由的任何解釋。這篇賦文出現在文本的后腰處，它的前文是“我”突然

19、變無聲為有聲，發出“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都沒有”的爆發，它的后文是“我”離開荷蓮選擇了回家。因此這篇賦在文本內在的敘述邏輯里占據著要津式的地位。它的留與刪，直接影響到文本主旨的指向。 因為這采蓮賦是一篇自由戀愛的頌歌!它描述了一個大膽、開放、極具人情味的愛情世界：“于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掛，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余，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向船而斂裾。”因此如果說同時引用的西洲曲贊美的是純潔的愛情的話，那么采蓮賦歌頌的就是大膽而熱烈的愛情。這里的“妖童媛女”顯然與舞女、歌女具有同樣的女性賦性。 “我”在現實面前開始退

20、縮的時候，卻想起了這一賦一曲，它們給文本帶來了什么樣的聲音呢?“聲音是文體、語氣和價值觀的融合。措辭和句法中都有聲音的標志。但對聲音的感知卻取決于我們就說話者對主題和讀者所持的態度(即語氣)和就說話者的價值觀所做的種種推動。”我們先來考察文體。“文體能揭示一種聲音的語域”(詹姆斯·費倫語)。采蓮賦和西洲曲都是古體，它回蕩著歷史的聲音，表明著男女自由交往是一種歷史性的、本能性的存在，因此“我”對荷蓮的愛慕和追求完全是符合人性的，也是符合傳統的，這就是“我”所表明的愛情價值觀。另外，我們對這種愛情價值觀的感知又可以“語氣”來認定。在文本的這部分內容里，“聲音”呈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贊賞，

21、“我”與梁元帝和西洲曲的作者取的是同一的視角，持的是同一的立場，那就是對“妖童媛女”和“清如水”的愛情的欣賞和羨慕；另一種卻是哀怨、絕望的聲音，“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福消受了”，這是一種深深的悲哀的語氣。因此這是一種互文關系。在“可惜”的語域里，我們感知到的是“我”從理想的愛情王國回到阻礙重重的現實世界里的那種沉重和無奈。所以當這句話連同采蓮賦和前面的“少年女子”“唱著艷歌”“熱鬧、風流的季節”一齊刪去時，等于將荷塘月色的關鍵聲音一道刪除了。因此這種刪除實際上就變成了對文本的一種篡改。綜上所述，我認為荷塘月色的主題旨趣乃是情愛，文本行文的一切內在邏輯都是指向這一點的。另外，文本營構的意象符碼也完全可以進行這方面的解讀。我們知道，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一些物象是有其特定意蘊的：鴻雁傳書，長亭送別，梅寓堅貞，蘭寄幽潔，鯤鵬遠志，孤鶴遺世至于“月”，則歷來寓寄相聚、美滿團圓或相思，而采蓮賦和西洲曲的引用又明確暗示，荷蓮與男女情事有關，凡這些都能證明荷塘月色主旨的情愛指向。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得之見。九年前我已經提出了這一個觀點，今天我仍然這樣認為，只是力圖使它更加邏輯化。我知道高遠東先生發表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01期)的<荷塘月色>：一個精神分析的文本一文中也曾經提出過類似的觀點，結果還引發了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