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從教育技術的視角看數字化教育出版    周海忠+趙文龍【摘要】教育技術與數字化教育出版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教育技術可為數字化教育出版提供生產、管理借鑒，是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的內涵特質，是數字化教育出版的延伸服務。教育技術與數字化教育出版都必須以師為本，數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劃應當用好技術思維。目前，教育出版對教育技術的相關研究不足，產學研應當跨界綜合研究。【關鍵詞】教育技術；數字化；教育出版【作者單位】周海忠，南京師范大學；趙文龍，南京芒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技術研究的對象是包含信息技術在內的相關技術支持的教學過程與教學資源，研究的范疇是相關技

2、術支持下的教學過程與教學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與評價， “是通過創造、使用、管理適當的技術性的過程和資源，以促進學習和提高績效的研究并符合倫理道德的實踐”。數字化教育出版，實質是內容（教育為主）數字化、生產模式和運作流程數字化、傳播載體數字化和閱讀消費、學習形態數字化的出版實踐活動。一個屬于學界，一個屬于業界，兩者均以教育信息傳播為目標，根脈通連。教育技術發源于視聽技術或視聽傳播，數字化出版產品的前身也是電子影像制品。奇怪的是，兩者雖然資源同脈、技術同根，但在研究成果方面似乎找不到交集：以“教育技術”為關鍵詞，截至2015年底，在知網上可搜索到論文3287篇；以“數字出版”為關鍵詞，在知網

3、上搜索到論文1720篇。但若以“同時包含”為條件輸入關鍵詞“數字出版”“教育技術”，或“數字出版”“信息技術”，搜索到的論文數都為0篇。從教育技術的視角觀察思考數字化教育出版，還真不算是跨界研究，不是“跳出出版看出版”，而是一種有趣而有益的內窺、內省。一、教育技術作為數字化出版生產、管理的借鑒傳統編輯從選題策劃到論證立項、組稿審稿、編輯加工等流程一般是紙上作業，實現電子辦公、網絡通信之后，實際操作還是書面+無紙化雙軌運行。協同編撰平臺開發之后，在實力較強的出版社中得到推廣，中小出版社則大多數處于觀望狀態。難以全面推廣的原因不只是投入使用的成本較高，更在于編輯及其他員工是否能克服工作慣性，學習適

4、應新的軟件。以一款用于教學互動的名為padlet的“建墻”軟件為例，通過觀察可發現，從其技術應用中可以得到傳統編輯方式向數字化轉型的流程借鑒。padlet其實是一款傻瓜式的“建墻”軟件，以wall（墻）為基本結構，采用直接拖拽的方式把圖片或文件放到這面墻的不同單元中，這些單元可以按編輯意圖調整、美化、安放。每個人可以建多面墻，每面墻可以單設主題，也可以通過隱私設計來劃定瀏覽者、共同編輯者。從選題策劃開始的頭腦風暴，可在padlet的墻上展開，作者、編輯的不同設想與方案，都可以貼上墻，比現場開會的效率更高。進入加工狀態的三審單、加工記錄單、校對記錄單等，都可以按流程順序添加進“流程墻”中，進度會

5、一目了然，各方意見也能隨時為當事人掌握。一旦新書完工，整理后的“檔案墻”又可以一書一號一墻，歸置入檔備查。padlet使用成本極低、操作簡便，對中小出版社和傳統編輯而言，無須再造流程就能初步體驗數字化的加工方式、管理方式。二、教育技術作為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的內涵特質與紙質圖書相比，數字化產品在可視化、有聲化、傳播、復制、標簽、提取、移動閱讀、購買消費等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應用于傳播教育信息的教育技術發源于音像技術或音像傳媒，與數字化教育出版有著相同的基因。換言之，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的內涵特質，應該包含教育技術。具體反映為出版理念與教育理念有一致性，產品功能和教育功能有一致性，功能實現的路徑可大多

6、數歸結為教育技術路徑。以基于微信平臺的“數字化微校園”為例，產品與教育技術是功能實現的依托（信息技術包含其中）。“微校園”基于微信公眾平臺，是移動端校園信息化綜合解決方案，將學校分散的教育服務資源集約管理，把手機、pad等移動終端變成開放、移動的數字校園，實現家校互聯、師生互通、生生合作、一鍵關注、資源共享、高效管理、精準服務的一體化。萬物互聯。世界因連接而改變，教育亦然。數字時代、碎片時代，數字校園應運而生。互聯網讓校園這一傳統的物理空間在虛擬現實中拓展。校園已不只是知識信息傳播的圣地，同時成為知識技能生長的樂土。“微校園”意圖快速集聚優質碎片化教育資源，向不同區域的班組、師生、家長推送，通

7、過免費分享推進教育公平；彰顯學校個性化特色，為教師和學校的成長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促進名師群、名校群茁壯成長；引領社會對教育的立體關注，把教育這個系統工程中的家校協同環節鑄成閉環，除了關注孩子的考試與學業，還關注他們的品格形成、個性發展，并記錄其成長。顯然，這些出版目標演化為教育目標，唯有通過教育技術來實現。當然，考察其他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如基于局域網的數字校園，也能發現教育技術與其“打斷骨頭連著筋”的不可割裂的關系。同樣是數字校園，“微校園”與早先開發的數字校園相比，資源以碎片化形式為主，應用側重于移動終端，以關注者為用戶（而非注冊者）。功能上的差異其實就是技術應用的不同。教育技術作為

8、教育的“適用技術”，為教育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如何實現等鋪路架橋，升級創新。教育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教育數字出版需要考慮的基本問題。數字出版人未必能對新教育技術門門精通，但至少應當了解已經有了哪些技術，最好能提出需要什么樣的技術。如果一無所知，數字化教育出版也就只能停留在已有教材教輔“數字化”的初級階段，無法策劃出滿足教育教學需求的產品。三、教育技術作為數字化教育出版的延伸服務隨著以微課為代表的碎片化教育資源由技術開發轉向實踐應用，越來越多的教育數字化出版產品走向市場。碎片資源除了可以用于校外（在線教育），也可進入課堂，用于設置教學情境、演示實驗現象、放大觀察細節、回放重要節點等。教學實際中一些

9、碎片化產品使用效果不太理想，關鍵問題是不流暢。卡頓死機不算，一般情況下，從尋找定位到真正呈現數字化內容，等待時間至少需要5秒鐘，有的則大大超過這一時間。教師手忙腳亂地在粉筆與鼠標之間切換，在集體等待中學生剛剛集中起來的注意力又分散了。具備資源庫的數字校園，應用時也面臨能否流暢切換這一問題。這是教育資源建設到教學應用“最后一厘米”或“最后5秒鐘”需要重視和突破的“臨門一腳”。表面問題在產品及使用者，但根源還是在技術服務。 開發了大量的資源，有了較先進的應用平臺，即使在實驗環境下虛擬運行十分理想，但一旦進入真正的課堂，就會暴露人、機、網不能自然融合、自由切換的問題，這既是產品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是技

10、術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或者說，技術本身就應具備較強的服務功能。教育技術的服務不到位，師生都會排斥機器。教育技術服務可以使數字出版顯示紙質版難以發揮的優勢。例如一款“智慧幼兒園”app應用打出了一體化服務的旗幟，以“硬件工具+app+內容”為手段，將智能安防考勤和健康管理系統、家園共育精品數字化內容、家園全方位智能app互動平臺、個性化成長檔案融合在一起，在同類產品中頗具市場競爭力；一款集點讀掃碼、激光筆、翻頁器、體感鼠標為一體的電子教鞭，專注于解決教師在大量資源中一鍵調用的難題，由此延伸出應用數字校園產品時線上備課、脫網上課的新手段，還可開發逐課關聯、逐點關聯的備課卡片，形成教學內容與碎片資源調

11、用技術結合的“輕教育”產品。這些案例提示我們將技術服務融入產品之中是教育數字化出版的成功之道，也說明技術服務可以成為教育數字化出版產品的升級階梯。教育畢竟是一個需要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進場的集體活動，任何一款數字化教育產品不可能完全替代教師這一職業。真正可行的是教師利用優質適用的碎片化教學資源、信息技術整合教學。這意味著不是要求數字產品功能神化，而是要求教師具有一定的教育技術素養。數字產品的技術服務，不但要有宣傳推廣時的示范培訓和應用中及時跟進的咨詢維修，還要收集用戶體驗的信息反饋，通過改進產品品質、迭代升級形成服務能力更強的產品，只有這樣，才能不被很快超越、替代或淘汰。教育出版數字化產品的服務，

12、應聚焦于教育技術如何改變教育生態、改善教育條件、改進學習過程。與技術共生的服務在打破教育與技術的隔閡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四、教育技術的熱點與數字化教育出版的支點在建設“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學習型社會的大課題中，教育技術的開發及其創新應用、普及化應用理應提到歷史新高度。學校無疑是教育技術應用的前沿、先進技術裝備規模化使用的主戰場。我國2014年與2010年相比，儀器設備生均值提高幅度很大（小學增長154%，初中增長179%，高中增長84%），但令人遺憾的是裝備閑置現象較為普遍，以至于教育部發出“寧愿用壞，不能放壞”的呼吁，并提出將教育裝備的應用能力納入教師考核的范疇。一些教育技術裝備

13、的狀態處于“裝”“備”而非“用”，不少教師在教育技術的應用上缺乏內源性驅動力，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教育管理部門、學界和業界高度重視。教育出版的實踐告訴我們，對教育出版產品而言，教師是最適合的消費引導者。即使非學校課程教學，教師的意見建議仍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的定位設計與市場推廣，不能忽視這個事實。因此，教育技術與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的開發主體，在處理人與技術、時空的關系時，要逐步形成“以師為本”的趨同。如一些開發錄播設備的商家進入高校，通過給教師免費試用設備等辦法介入教改項目；一些原本開發二維碼關聯視頻教輔產品的出版單位，重新把注意力聚焦于教師的教，在教學任務單中嵌入微課，按縣域推

14、進，由教師開發應用本土化的數字教學資源，選擇適宜的微課用于翻轉課堂等。教師在數字化教育出版的許多環節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局限于內容資源的生產上，在產品應用上也是相當穩固的支點。比如由教師主導布置微課假期作業，學生就能自然接受并習慣在線學習；一陣關于在線教學教師收入的熱議，為網上點課付費輔導推波助瀾；數字校園產品也好、在線教育網絡平臺也罷，所有成功案例，都離不開學校強有力的支持和骨干教師負責任的執行。教材出版單位、教研單位、技術公司，把對教師的教育技術應用培訓作為業務拓展培訓的必選菜單，確是明智之舉。對教育出版而言，歷來是“站得住講臺才站得住市場”；數字化教育出版，依然會是“得教師者得天下”

15、。無疑，教育技術應用的熱點在教室，數字化教育出版（特別是產品的市場推廣環節）的支點在教師。歸結起來就是：掌握并應用教育技術的教師是數字化教育出版的靈魂。五、教育技術與數字化資源是現代化教學的兩翼數字化教育出版產品（教學資源）與教育技術應用，是現代化教學提升、飛躍的翅膀。一位教師將一鍵上傳技術用于課堂教學反饋，不久發現教學效率果真有所提高。以前講評學生試卷或練習，都要等批改過后找出典型差錯，再以回顧的方式講解，時間間隔較長；現在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但是，數字化教育產品走進教師的“教”還存在阻力，走進學生的“學”則更難。一些教育管理者認為，引入了技術與資源，會使教師產生惰性；還有

16、人認為，一些數字化產品消減了學生獨立思考的主動性，形成了離開網絡搜索就不會學習的慣性。排斥技術、因循守舊是教育裝備閑置的主因。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總有正反兩個面。技術歷來是把雙刃劍，我們要做的是揚長避短，發揮教育技術的優勢、彌補傳統教育的不足。現代化教學實施的主體是教師。當教育技術應用成為各科教師的自覺，而不是少數信息技術教師的專有技能時，教學現代化才談得上起飛。從技術和產品的角度如何鼓勵教師主動“插翅起飛”？筆者以為至少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給教師減負“傻瓜”型的智能技術應該成為教育技術的主流；（2）給教師樂趣教師在技術和產品應用中被吸引，有熟能生巧的成就感，滿足個性化需求讓教師成

17、為某類技術或產品的癡迷者；（3）給教師利益降低教師的體力與智力勞動強度、減少教師的時間成本；（4）給教師發展技術與產品的功能中一定包含有助于提高教學效率、增強教學能力、提升研究水平、強化信息化應用能力和教學資源開發能力的內容；（5）給教師權利把技術與資源產品的選擇權還給教師，把設備與數字資源的使用權還給教師。六、技術思維為數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劃拓展空間沒有技術的數字化出版產品是沒有含金量的。同樣，教育技術如果沒有內容資源做支撐，再高級的技術也無用武之地，“翅膀”反而可能成為擺設和累贅。技術思維是關于遇到問題應該“做什么”“用什么做”“怎樣做”的思考，這是數字化教育出版策劃的必經之路。技術應用的創

18、新許多時候就是“遷移”，“互聯網+”給了我們將其他技術轉變為教育技術的啟示，如傳感技術、通信技術、統計技術、關聯技術、定位技術等；同時，也給了我們將一種教育技術用于不同學科、不同學段、不同對象，發揮不同教學功能的可能。于是，“教育技術+”給數字化教育出版的策劃帶來令人興奮的變數。比如（1）基于微信技術的數字化微校園產品，貫徹的是微信思維，開發出“微信+教學管理”“微信+移動教研”“微信+家校互聯”“微信+超級成績單”“微信+評比”“微信+安全教育”等系列子產品，可供學校選擇。（2）基于視頻技術的微課產品，已有“微課+翻轉課堂”“微課+新課引入”“微課+專題復習”“微課+實驗預習”“微課+虛擬實驗” 應用的范圍還在不斷拓展。（3）有的產品把不同的“技術+”融為一體，比如教學手機就是通過app，利用手機自帶的集成技術，可充當體感鼠標、電子書包、擴音話筒；能夠點讀、翻頁、一鍵上傳、錄播、回放等，還能實現跟讀矯正等諸多功能。這樣的思維方式下，數字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