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試議SS定理的作用 一、來自經驗研究的證據與SS定理的預測之間的悖論 (一)貿易自由化與要素收益根據SS定理，貿易自由化會通過商品相對價格的提高使生產該商品過程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相對收益增加。經驗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擁有相對豐裕的低技能型勞動力。根據要素稟賦理論，發展中國家應該專門從事密集使用本國低技能型勞動力產品的生產并出口。根據SS定理的預測，貿易自由化會使發展中國家密集使用的低技能勞動力的產品價格上漲，從而使本國的低技能型勞動力的工資上漲。相反，貿易自由化使發展中國家密集使用高技能型勞動力的產品價格下降，從而使本國高技能型勞動力的工資下降。因此，貿易自由化縮小了發展中國家高技能勞動力和低

2、技能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但是，大量的經驗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距存在不斷擴大的趨勢。Helpman，ItskhokiandRedding(2012)3使用19861998年間巴西的勞動力數據，發現在樣本期內工資差距存在顯著擴大的趨勢，工資差距的擴大主要發生在同一行業的不同部門內部，部門內部工資差距的擴大來源于不同企業間的工資差距，而企業間的工資差距與企業的貿易參與度有關。Am-itiandDavis(2012)利用印度尼西亞19912000年的制造業數據，從企業層面分析了貿易自由化對印度尼西亞制造業企業工資的影響。在她們的研究中，不論是最終產品的關稅下降還是中間投入品的關稅下降都擴大了

3、企業間的工資差距。包群、邵敏和侯維忠(2011)考察了19982001年間中國制造業企業出口后對其員工收入的影響，研究發現盡管出口在我國經濟的總體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企業出口對勞動力報酬的改善作用并不明顯。因此，作為低技能型勞動力具有絕對優勢的發展中大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并沒有如SS定理所預測的那樣使低技能型勞動力的收益增加。對墨西哥(Frias，2009)、斯洛文尼亞(Loecker，2007)等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發現工資差距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深入而進一步擴大。另外，Pavcniketal.(2004)對巴西產業層面的研究和Trefler(2004)對NAFTA企業層面的研究都表明，最

4、終產出關稅的下降對工資的影響是不顯著的。對發達國家而言，由于擁有豐裕的高技能型勞動力，根據要素稟賦理論，發達國家專門從事于密集使用本國高技能型勞動力產品的生產并出口。根據SS定理的預測，貿易自由化會使發達國家密集使用本國高技能型勞動力的產品價格上漲，從而使發達國家高技能型勞動力的工資上漲。相反，貿易自由化使發達國家密集使用本國低技能型勞動力的產品價格下降，從而使國內低技能型勞動力的工資下降。因此，貿易自由化加大了發達國家高技能型勞動力和低技能型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關于SS定理對發達國家貿易和工資差距的預測，一些學者的經驗研究給予了支持。Davidson等(2011)使用19952005年間瑞

5、典的制造業企業數據，發現貿易自由化會提高勞動力市場匹配過程的效率，提高效率工資水平，從而擴大了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間的工資差距。BernerdandJensen(1997)、Ko-pczukandWojciech(2010)對美國的研究以及BellandBrian(2010)對英國的研究等都發現了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工資差距的擴大。但是Schank(2007)使用德國的勞動力數據發現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縮小了，GohandJavorcik(2005)對波蘭的研究也發現關稅的下降縮小了高技能型勞動力和低技能型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距。 (二)貿易自由化與產品價格盡管SS定理關于貿易會導致發

6、達國家的工資差距擴大這一直接結論與大部分對發達國家的經驗研究結論是相符的，但它的間接推論與發達國家不符。一個重要的推論是貿易對工資的影響是通過產品價格的變化來實現的，也就是說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貿易自由化使高技能型工人生產的高技能密度的產品價格上漲，而經驗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高技能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是下降的，而低技能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卻存在上漲的趨勢，例如BaldwinandCain(1997)對美國的研究發現技能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在20世紀70年代下降而在80年代沒有明顯的趨勢，而Leamer(1998)對美國的研究發現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在80年代呈上升的趨勢，Slaughteran

7、dSwagel(1997)對OECD的研究和NevenandWyplosz(1996)對歐盟的研究都沒有發現技能密集型產品相對價格的上漲。 (三)貿易自由化與要素流動SS定理的另一個間接推論是貿易自由化會使勞動力在部門之間重新分配，使勞動力從收益下降的部門轉移到收益上升的部門。根據SS定理，貿易自由化后，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到國際市場需求的拉動，對低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同理，發達國家對高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增加。由于SS定理假設勞動力在行業間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因此發展中國家低技能型的勞動力和發達國家高技能型的勞動力通過在行業間的流動獲得來自貿易自由化的收益。然而，大部分關于貿易自由化

8、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研究都沒有發現勞動力在行業間的重新分配。如Feliciano(2001)對墨西哥的研究、Attanasio，GoldbergandPavcnik(2004)對哥倫比亞的研究、Topalov(2004)對印度的研究等。相反，對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在過去的20多年內，大部分行業內高技能型工人的比例有了很大的增加。如GeandYang(2012)對中國的研究、Kijima(2006)對印度的研究等。在對發達國家的研究中，Berman(1994)發現，在19791987年間，美國高技能型工人的相對就業平均每年增長0.546%，其中只有約1/3(0.184%)來源于行業間的轉移，

9、而其余2/3都是由行業內變動引起的。 二、對SS定理悖論的解釋 由于SS定理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工資差距同時擴大以及工資差距的擴大伴隨著技能密集型產品價格的下降，許多研究貿易和工資差距的文獻對SS定理采取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本文認為SS定理的正確性是不容置疑的，經濟學家的定理是從假設A到假設B的邏輯推理(常常借助數學推導)，只要推理是正確的，這個定理就是成功的。盡管定理本身正確，但定理的預測可以是錯誤的，也就是和現實不符(許斌，2008)。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全球化日益縱深發展的今天，許多經濟現象還可以通過SS定理來解釋，而且許多新的理論也是在SS定理的基礎上進行擴展而得到的。針對SS定

10、理的預測和來自經驗研究的證據之間的不符，本文試圖從以下方面進行解釋: (一)對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解釋首先，將222的SS模型進行拓展，在模型中包括非貿易產品或其他的要素。假設產品的生產中有3種要素:高技能型勞動力、低技能型勞動力以及土地，假設一些國家的土地資源豐富(如拉丁美洲國家)，貿易自由化將有利于這些國家的土地密集型產品，如果這些產品的生產需要更高比例的高技能型勞動力，那么高技能型勞動力將會受益。這就在不改變SS定理基本假設條件的情況下解釋了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事實。其次，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前對不同行業的保護程度不同。Robertson(2004)對NAFTA的研究表明，發展中

11、國家貿易自由化之前受保護最嚴重的是低技能型勞動力密集的行業，貿易自由化后，這些行業受關稅下降的影響最大，從而使低技能型勞動力的收益受損。GoldbergandPavcnik(2004)對哥倫比亞的研究發現，隨著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關稅下降幅度最大的部門擁有的低技能型勞動力比例最高，工人工資最低。HansonandHarrison(1999)對墨西哥的研究、CurrieandHarrison(1997)對摩洛哥的研究都發現了同樣的現象。考慮到這一因素，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擴大的事實與SS定理的預測是一致的，因為貿易自由化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型勞動力密集的行業，低技能型勞動力的收益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12、而下降。這一事實表明，研究貿易自由化對工資的影響需要考慮不同行業間關稅變化幅度的不同，僅僅通過對貿易自由化前后勞動力收益的比較來確定貿易自由化對工資差距的影響忽視了貿易自由化前對不同行業的保護方式和保護程度在決定貿易自由化對工資影響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貿易自由化不僅導致南北貿易的增加，還使貿易方向發生了變化。南南貿易占發展中國家商品貿易的2/5，占世界商品貿易的12%。因此，對SS定理的檢驗需要考慮到貿易方向的變化。Julien(2007)將發展中國家分為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中上收入國家三類，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屬于“南方國家”，中上收入國家屬于“北方國家”。他的研究發現，在“南南貿

13、易”中，低收入南方國家的貿易伙伴是技能密集度較低的國家，而在“南北貿易”中，低收入南方國家的貿易伙伴是技能密集度較高的國家。貿易自由化的深入使“南南貿易”份額大幅增加。“南南貿易”縮小了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距，而“南北貿易”擴大了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距。這一研究部分地證實了SS定理對發展中國家工資差距的預測。值得注意的是，存在多種作用機制使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差距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深入進一步擴大，本文只是基于SS定理對這一現象進行分析。當然，并非所有的經驗研究的結論都與SS定理的預測不符。AmitiandCamen(2012)研究了最終產品的關稅下降和中間投入品的關稅下降對印度尼西亞技能

14、溢價的影響，她們發現，降低中間投入品的關稅會降低進口中間投入品的企業的技能溢價，但是沒有發現降低最終產品的關稅對技能溢價具有顯著的影響。許斌(2008)使用來自世界銀行對中國5個城市19982000年間1500家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了貿易自由化和技術進步對中國高技能型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他發現出口擴張降低了對中國高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 (二)對高技能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的解釋SS定理對產品價格變化的預測是建立在各國比較優勢的基礎上，而每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一些低收入的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加入國際市場，一方面使發達國家面臨著更為激烈的競爭，使他們加快了技術更新的步伐，縮

15、短了產品的生命周期，從而使高技能密集型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另一方面使一些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哥倫比亞現有的比較優勢發生了改變。Wood(1999)的研究發現，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中等收入的國家在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當低收入的國家開始出口，低技能密集型勞動力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轉變為中等技能勞動力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出口技能密度相對較高的產品，使高技能密集型產品的價格下降。 (三)對勞動力在行業之間缺乏流動性的解釋SS定理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生產要素在國內可以自由流動。由于SS定理主要分析貿易對要素收益的長期影響，因此這一假設存在它的

16、合理性。但在對工資差距的研究中，由于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對樣本只能進行短期或中期的研究，由于各國的生產要素在短期或中期不能完全實現自由流動，從而使SS定理的假設條件不能實現。更為重要的是，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改革相對于產品市場改革的滯后使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更多的限制，剛性的勞動力市場(rigidlabormar-ket)使工資不能及時調整來應對貿易自由化的影響，或者由于產品市場的不完善性使企業對貿易自由化的響應是通過降低邊際利潤而不是通過勞動力在部門間的調整。Verhoogen(2008)10在對墨西哥的研究中發現貿易自由化提高了出口企業的平均產品質量，高質量產品的生產增

17、加了對高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然而，企業可以通過提高現有勞動力的生產率水平滿足對高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而不用雇傭新的高技能型的勞動力。因此，貿易自由化不一定會導致勞動力在行業或企業間的重新分配。另外，對工資差距的經驗研究通常使用兩類數據，一類是來自行業或企業的調查數據，這類數據反映了行業或企業的特征，但是通常都不包括工人的技能水平信息。另一類數據是人口調查數據，這類數據包括了相對比較全面的工人的信息，但是對行業的分類較粗。因此，盡管可能存在勞動力在行業間的再分配效應，但是由于數據的限制導致經驗研究無法對這一現象給予刻畫。 三、對SS定理的評價 對于工資差距問題而言，只有在控制了所有其他重要的可能

18、改變工資差距的因素后發現不存在SS定理所預測的關系，才能說明SS定理缺乏現實解釋力。SS定理是二維的HO模型中聯系商品相對價格和要素相對收益的關系式。DeardorffandStaiger(1988)證明，在高維的HOV模型中，存在不等式:(W2W1)(F2F1)0(下標表示時間)。對于任何一種生產要素，如果出口中所含的這種要素的量(貿易的要素含量F)上升，那么這種要素的價格必然上升(至少不會下降)。如果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出口商品中高技能工人的含量提高(Fh2Fh10)，則會使高技能型工人的工資上升，從而擴大工資差距。因此，SS定理的本質關系是可以推廣到多維空間的(多于兩個產品、兩種生

19、產要素和兩個國家)。當然，對SS定理的推斷仍然受HO模型假設條件的限制。在結合SS定理對工資差距進行經驗研究的過程中，如果在控制了除產品價格以外的其他影響工資差距的因素后，研究結果與SS定理的預測不符，可以說明SS是缺乏現實解釋力的。而現有文獻對國際貿易通過影響產品相對價格從而影響要素收益并最終影響工資差距的經驗研究中，存在許多影響工資差距的因素，如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觀測的企業特性和工人特性等，經驗研究不可能將所有影響工資的因素包括到分析框架中來。不可否認，由于建立在一系列對現實世界簡單化、抽象化的假設條件的基礎上，SS定理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國際貿易并沒有實現完全的自由化。各國政治經濟利益的沖突造成許多貿易障礙，使各國同類商品的價格不可能相同。其次，就某個具體的國家而言，由于存在特定的工人和行業特性，同一生產要素在不同行業的收益也很難趨于一致。更為重要的是，貿易通過多種作用機制影響工資差距，尤其是技術進步機制。各國的生產技術是不斷革新和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