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國藩之三不朽摘 要：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介石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蔣介石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并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版及書札”，“曾文正家書及書札，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的結論。即使是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國藩恪守臣道，思不出其位，故其為文也，循規蹈矩，無汪洋姿肆氣象”。關鍵詞：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曾國藩曾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復興儒學的圣哲；建樹功業、轉移運世的偉人賢者，清朝咸同中興第一名臣。梁啟超對曾國藩傾心推崇，稱“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其曾指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1。“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2，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一種最高理想境界。立德者或許沒有機遇或者天賦，難于立功立言。立功者可以立德，卻難于立言。立言者也可以立德，卻難于立功。毛澤東說，曾國藩是達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至高境界之完人。曾國藩走的是先立德，后立功、立言的路子，即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治于內而成于外。我以為他的成功來自于對內心嚴格的修煉，這是一種壓抑式的自省。一、 立德過去的“立德”主要講的是私德，個人修養多年，一遇外部社會的沖擊，瞬間即可土崩瓦解。現在要講的首先應是公德。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是平等的，這種秩序和規范需要人們自覺去維護，這甚至包括遵守交通規則，不隨地吐痰，對所交往的人講誠信，救死扶傷等等。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社會公德的人會有很好的品行。這時候的立德，是社會的要求，也是時代的要求，任何人都是不可回避的。真正無窮的力量是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而不是榜樣，所以沒有必要呼喚圣人或“雷鋒”出現，每人自覺或不自覺的“立德”，就將形成真正文明的社會環境，這比起塑造一些頭上有光環的道德大師供人們去瞻仰實際得多。“譽之則為圣賢，毀之則為元兇，大譽大毀，集于一人之身，真乃古今第一人！修德省身，縱橫捭闔，儒之大將。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又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3不切實際的大道理很多人都會講，可是事實上很多情況是“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寸步難行”，或者半途而廢，或者功虧一匱，總之成功者鮮矣。曾文正的成功是大成，他的事功固然偉大，然而讓人感動的卻是他的偉大人格。左宗棠曾暗示曾國藩“鼎之輕重，似可問焉”，懇請曾國藩自立為王。4曾國藩攻破南京后威鎮天下，功高蓋主，同時，在這種情況下，也是他舉湘軍起事，自立為王的最佳時機。否則兔死狗烹，朝廷對曾國藩輕則將罷免其軍權，重則亦可能暗下毒手。因而這個時候也是曾國藩對稱帝一事感到最猶豫最彷徨的時候，此時王闿運再度向他提出此事，他沒有像以往那樣怒不可扼，嚴詞拒絕，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而沉思的結果就是他寫下了著名的詩句：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山高心自知。5 “倚天照海花無數，高山流水心自知！”說的是一種人生境界，頗為類似張騫對蔡鍔的評價：“須知蔡先生之所以可敬，不在云南起義，推翻帝制，擁護共和，而在能本其固有之良心，不爭私利，不貪天功，以盡瘁國事”。二、 立功當“立功”不再為某個朝廷所驅使的時候，這個詞會因其平民化而顯得生氣勃勃。什么是“功”？現在可解釋為每個人所從事的事業。一個企業家辦好他的工廠，一個科學家取得科研的突破，一個工程師完成了某個項目，一個農民在自己的田地里獲得豐收等等，都和軍人取得了戰爭的勝利一樣，立下了功業。在人們完成自己的事業的過程中，確立了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價值，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從而對未來充滿信心。“立功”從來就不是只有大人物才能做的事，而是平民百姓對社會的貢獻。問題只是在于，做成的每一件事，不僅要利在當代，更要功在千秋，這個“功”方才立得起來。老話說：“子不嫌母丑”，這句話是分三部分說的，第一部分：母丑是客觀事實；第二部分：子不嫌是道德歌頌對象；第三部分：子不嫌不是審美觀念的顛倒，主觀上還是希望母美。當時，清朝立國已久，其合法性的爭論在當時已經趨于平淡，作為一個刻苦攻讀的儒生，想有所作為，想保境安民，想精忠報國，想名垂千古，必須革命。作為一名從未經歷戰陣的書生，曾國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計成敗得失、不顧安危禍福、拋卻身家性命的準備。正如他在給江忠源（湘軍初期統帥）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爛至此，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分力必須拼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6在征剿太平天國的歷次戰陣中，曾國藩兩次自殺，多次留下遺囑，隨時作好自殺效命的思想準備，真可謂提著腦袋“干革命”。正是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響了后代無數熱血青年。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軍士兵為報久困城下、死傷慘重之仇，他們逢人便殺，遇財就搶，見屋即燒。與清朝整整對峙長達11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心臟之所在，就這樣成為湘軍的一處發泄之地。天京陷落，也就意味著剿滅太平天國的目的業已實現，曾國藩的“事功”也由此而達至峰巔。本該揚眉吐氣、高興陶醉的他，卻面臨著一連串新的操持、疑懼、憂心、困惑與煩惱。“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常以驚人的相似重復上演過去的一幕幕悲喜劇，達到事業頂峰的曾國藩同樣不得不面臨中國古代歷史的盲點與困局。擺在他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一是起兵反叛清朝，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實力，維持現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以明心志。此時的曾國藩如若反戈一擊，只要他打出“驅除韃虜、恢復漢人江山”的旗號，草擬一封類似于討粵匪檄的討滿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從、天下歸心之效。然而他并沒有這么做，而是選擇了第三條路，放棄了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可能會改朝換代的機會！如果從宿命論的角度來言，這便是華夏民族的劫數所謂在劫難逃也。當然，如果曾國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歷史上的曾國藩，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認識、評說的曾國藩了。天津教案一事亦為曾國藩一大轉折點。當時七國聯軍聯合向清廷抗議，并麇集軍艦示威天津海面。在這種困窘萬分、危急四伏的情勢之下，曾國藩受命處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無疑是一只滾燙的山芋。豈止燙手，簡直就是各種敵對勢力不謀而合地糾集在一起設下的一個陷阱、制造的一個悖論、打下的一個死結。表面看來，對立者只有洋人與清廷兩方，實際則分為四個錯綜復雜的層次，除洋人與清廷外，還有士大夫與百姓。這四個集團有著各自不同的認識、觀點與利益，都希望通過曾國藩獲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也就是說，指向他的四種力量，除了希冀與索取外，沒有哪一種會去理解他、支持他、幫助他。曾國藩不可能讓所有敵對集團全部滿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團的利益全然不顧，這就決定了無論天津教案處理結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為祭壇上的一只“替罪羊”。曾國藩受命臨行前，又一次寫好遺囑。到達天津后，明知兇多吉少、事不可為，但仍周旋于各方，盡可能地憑一己之力，妥善解決爭端。經過一番調查了解與案情審訊，他很快寫出了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指出并無教堂拐騙人口、挖眼剖心、誘污婦女之事，并詳細分析了之所以產生種種謠傳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曾國藩頂住法國公使要求處決府縣抵命、清廷嚴厲催逼及兇手或藏匿難緝或無人招供等多重壓力，作出了自己的判決：府縣張光藻、劉杰革職發配；判處20名兇犯死刑，29名充軍流放；賠償（包括撫恤）白銀497000余兩；派特使前往法國道歉，表示中國愿與其“實心和好”。其實，曾國藩要做一個民族英雄并不難，他本是一個血性之人，也可以將洋人抗議置若罔聞，不問青紅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發廣大民眾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懷，號召國人“戰至最后一兵一卒”。如果曾國藩這樣做了，肯定會成為輿論與大清國的民族英雄。“然當是時，海內初定，湘軍已遣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鬨，此小事不足啟兵端，而津民爭怨之而國藩深維中外兵勢強弱，和戰利害，維自引咎，不一辯也。”7況且天津教案的主要過失在于中方，曾國藩只能在諸多不利條件下減少損失，爭取更多的民族生存與發展空間。這又是一個曾國藩立德的力證！縱觀中國歷代戰爭中的所有主和者與談判者，最后無不落得個漢奸、賣國賊的嫌疑與下場。封建專制集權政體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天無二日、唯我獨尊，沒有多元化，沒有兼容并蓄，沒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貢。三、 立言“立言”在歷史上是最具風險的事，從當年司馬遷因說直話而遭到宮刑，到明清的文字獄使無數小知識分子丟掉頭顱，直至前幾十年文化被“革命”，萬馬齊喑究可哀，使人們覺得立德易立功易而立言最難。其實，立言的本質并沒有什么玄妙，無非就是堅持真理，發現真理，給這個世界留下人類的精神財富，而這卻不是修身養性或是只有勇氣就可以辦到的。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立言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要總結歷史，要研究現實，要預測將來，還要敢于說真話。而歷史是撲朔迷離的，現實是錯綜復雜的，誰能洞若觀火？！能夠“立言”的人，中國還是有一些的，但畢竟不多，象魯迅那樣的人算是吧。曾國藩在文學上是中興桐城古文派的代表。其文章私淑方苞、姚鼐，自謂粗解古文是由姚鼐啟迪。他治學、作文主張義理、詞章、考據三者并重，曾作歐陽生文集序標稱桐城派源流和許多作者。由于他居身顯要，門生故吏遍布天下，這樣以他為中心，眾多門生故吏為之推波助瀾，使桐城派古文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不過曾國藩為文務閎麗，與桐城派清淡簡樸的文風不同，于桐城派義理、考據、詞章之外，補充并強調了“經濟”的重要性。再加上他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文風舒展而有氣勢，雄渾而富底蘊，實際上在桐城派的基礎上創立了頗有曾氏風格和氣派的“湘鄉派”。曾國藩畢生服膺程朱理學，又主張兼取各家之長，認為義理、考據、經濟、辭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終將理學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詩詞也很有造詣，被奉為桐城派后期領袖。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調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冰鑒尚存疑）曾國藩的家庭教育觀更是影響深遠。錢穆評及曾國藩家庭教育觀時說：“道、咸之際，有曾國藩家書家訓，乃以書信親教其子弟，此乃一種家庭教育。”臺灣學者侯王渝評道：曾國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遠，意誠詞懇，娓娓不倦，尤足振聵發聾，警頑立懦，使人滌瑕蕩穢，化惡遷善，于轉移風尚，變化氣質，所關匪淺”。正因為如此，從清末到民國，從富國到貧民，從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眾，都爭相效法曾國藩治國之道，影響至今，實出乎曾國藩本人意料之外。曾國藩總結的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思想直接影響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而毛澤東軍事思想對我們的歷史的影響大家是知道的。中國現代史上兩位著名人物毛澤東和蔣中正都高度評價過曾國藩。蔣介石認為曾國藩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并多次告誡他的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版及書札”，“曾文正家書及書札，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毛澤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予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的結論。即使是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曾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國藩恪守臣道，思不出其位，故其為文也，循規蹈矩，無汪洋姿肆氣象”。而且曾國藩的成名與崛起亦與其文學成就有著密切的關聯。曾國藩是一位棄筆從戎的典型代表，他帶兵打仗的時候都已經四十有余。之前曾國藩位居翰林，學問高、文章好，得到湘南知識分子的推崇，也正是這個時候，曾國藩培養了眾多門生，并在之后的洋務運動中杜拔頭籌。而另一方面，他也是憑借著中國的傳統儒家思想才組織起了一支紀律比較嚴明，具有戰斗力的軍隊，這樣他才成為了晚清的軍事骨干。后記：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的風云人物，中國本土最具勇敢堅毅的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國藩的離世，象征著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從傳統的意義上講“立德立功立言”的概念，主要是說人對社會的影響，并以此作為人生的價值取向。且不論其中蘊涵著的封建思想的糟粕，僅就字面的通俗含義來看，立德就是做圣人，做好事，做一個社會認可的“光輝榜樣”，用現代語言就是做一個只有優點沒有缺點的“雷鋒”。立功就是做英雄，做征戰四方屢建奇功的大將軍，或是安民有道明鏡高懸的大清官，再或是拯民于水火的救世主，反正在當世要有功德無量的口碑，對后世要有功業千秋的記載。立言就是做文章，著書立說，而且這個文章是傳世之作。從道理上說要接近絕對真理，從文采上看要萬世流芳。這“三立”的標準不能不說是極高的，但正因為其高，才使得歷史上一代代士子們將此作為人生理想而奮斗終生。“三立”的概念看起來是人對社會的影響，但在封建制度的社會框架中，人并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人們所有的思想行為都淹沒在封建社會的附著關系上，所以無論是立德立功還是立言都在為當時的封建統治服務。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就是極貼切的注釋。當然，在“立德立功立言”的理念下，確也培養出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成就了一些歷史名人，對當時的社會安定和社會進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封建統治者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所獲得的好處卻是太多了。隨著社會的進步，觀念的更新，“立德立功立言”作為現代人為人處世的基本理念還有沒有意義呢？我想還是有的，不過其內涵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人的生命是為了某一帝王或某一朝代而存在，開口閉口為了“我大唐基業”“我大清江山”云云，將人們的社會活動牢牢地束縛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中。所有的德、功、言必須在封建思想允許的范圍內，稍有逾越必斧鉞相加斬盡殺絕。現在的人們理所當然的要摒棄那些過時的以及貌似先進其實陳腐的觀念，在社會活動中堅持以人為本，自行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并決定自己的作為，走一條全新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