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變革還是繼續？【編者按】如果考慮到“西方”這一范疇在政治語境中與“資本主義”的重合性，那么，我們便會發現：工業文明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長提供著最真實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同樣構成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基礎。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的把握需要在它與馬克思哲學的關系中進行。8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開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持續關注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在上述兩個基礎上進行的深度研究并不多見。我們在這里編發的一組筆談，應該說較充分地照顧了上述兩個基礎，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理論邏輯、歷史線索及它的最新發展等基本問題上形成了具有原創性的成果。雖然它還是一種總體的討論，但已經與國內外同類研究具有很大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它反映了從簡單評述向深度研究的轉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深入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化，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參照體系必然地會越來越受到國內的重視。在這種背景下，站在新的起點上以新的視角開展研究就尤為重要。為此，雖然這組討論并不代表本刊的觀點，但我們愿意竭誠推出它，以期激起學術爭鳴，推動國內西方馬克思主義這一專題研究的深度模式的產生。【正文】隨著本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新女權運動的深入，為尋得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女權主義者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希望能從中找到答案。甚至有些女權主義者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范疇和術語裝點一下門面，以達到使自己的分析合法化的目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相結合的最佳狀態是融和二者優勢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出現。盡管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聲稱崇奉馬克思主義，但她們卻不贊成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婦女受壓迫實質上是階級關系的產物，它起源于私有制并將伴隨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而終止。另外，她們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文化霸權的政治工具是工會工廠中的民主自治。他忽視了在家中受丈夫奴役的婦女在工廠中不可能得到平等對待的事實。葛蘭西沒看到有著性別區分的無產階級不只是文化霸權的犧牲品。事實上，男工對婦女實施霸權的同時也受資本家霸權的支配。因此，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一改初衷，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向其提出了根本的挑戰：“勞動分工、階級關系的再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的商品化等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注的問題全部被女權主義理論性別化”。而“生育權以及生育權的被剝奪，不付報酬的家務勞動，充分的兒童看護以及可比較的價值”等問題，如今已成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理論分析和政治斗爭的對象。（注：（美）安東尼奧克拉里等：“世界新秩序中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可能性”，見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頁。）通過不斷地借鑒、批判及自我批判，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理論，同時也促進了自身的成熟。在20多年的發展中，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的建構呈現出兩條對立的發展主線。第一條主線著重探討了經濟因素對婦女受壓迫地位的影響，它被認為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延伸，因為它基本上使用同樣的生產與再生產、資本主義、經濟等概念，但又試圖表明，對于婦女的狀況和家庭領域有必要做更仔細的分析。1969年，瑪格麗特本斯通在婦女解放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中應用馬克思的經濟概念把家務勞動定義為生產的一種形式，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內部激起了一場長達10年的“家務勞動”爭論。這場爭論圍繞著三大問題而展開：家務勞動是否創造剩余價值？家務勞動的性質是什么？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家務勞動能否工資化？經過爭論，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達成的共識是：無償的家務勞動構成婦女壓迫的物質基礎；勞動力再生產是婦女壓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別壓迫的主要場所等。總之，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借用馬克思主義生產與再生產等理論，對婦女工作給予了新的定義，將被忽視的家務勞動揭示出來，指明它是婦女經濟落后的關鍵，強調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和婦女作為勞動力后備軍的特殊意義。可是，以上論點已受到一些女權主義者的有力駁斥。米歇爾巴雷特（1980年）聲稱，這場爭論沒有回答婦女受壓迫的原因，沒有解釋為什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是婦女在家中做家務，而不是男子或一些其他類型的人們充當處于依賴、從屬和受剝削地位的家務勞動者和雇傭勞動者后備軍。事實上，性別分工和婦女的從屬地位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產生。安吉拉邁爾斯則指責家務勞動的爭論滑向了經濟主義。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建構的第二條主線傾向于探討非經濟因素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系。這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是朱麗葉米切爾。1966年她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一文中，首次對論述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行了批評。她把婦女的勞動分為四個部分生產、生育（再生產）、性生活和兒童的社會化并且指出解除婦女的壓迫必須從這四種結構上進行革命。這篇文章在新女權運動發展中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預示著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1971年，米切爾在婦女的地位一書中確立了一個決定性的開端主張用精神分析科學解釋婦女的思想意識。米切爾（1974年）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解釋了歷史和經濟狀況，而精神分析學與用辯證唯物主義所已獲得的意識形態概念相結合，是理解思想意識和性的手段”。（注：轉引自（美）羅伯特戈爾曼主編：新馬克思主義研究辭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頁。）米切爾重新運用精神分析學，是向把家庭和思想意識解釋為物質基礎之反映的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挑戰。巴雷特（1980年）也主張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性壓迫和階級壓迫。她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問題在于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基礎。從阿爾都塞反對把意識形態基本簡化成單純經濟條件的機械反映的觀點出發，巴雷特把婦女受壓迫理解為社會結構中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把女權主義理論看作是向傳統的經濟簡化論全面挑戰的一部分。她認為，家庭是維持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手段。家庭中滲透了產生于社會整體的家庭意識形態，婦女做家庭主婦和男子養家糊口的性別身份正是在家庭意識形態內并通過現實家庭的社會化而建構和再生產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巴雷特試圖擺脫決定論解釋的限制。然而，評論家們指責巴雷特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下性別分工時拋棄了唯物主義的觀點；同時，巴雷特實際上并沒有告訴人們社會性別的主觀性意識形態是如何產生的。還有相當多的人試圖在經濟論和意識形態論之間找出一條折衷的途徑。1979年，海地哈特曼在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的不幸婚姻一文中指出，把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性盲范疇和激進女權主義的階級盲范疇嫁接起來的“婚姻”遠不是成功的。他提出了修補它的“二元制理論”：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是相互強化、相互依賴的制度，婦女解放取決于兩方面的斗爭。同時，齊勒愛森斯坦的“資本主義父權制論”、安弗格森的“性情感生產論”以及瓊凱利的“經濟和性別系統互動論”都持有類似的立場。而艾里斯揚（1981年）則對二元制理論提出了批評。她認為，二元制理論傾向于把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問題的一種單純的補充，這種“婚姻”也不可能是幸福的。揚提出用“性別分工”作為核心范疇的“一元制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本質上就是父權制的。因此，反對壓迫婦女的斗爭本身就是反資本主義的。總起來說，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和變化并不是孤立地形成的，它的發展不但有其歷史背景，而且也受到其它理論的影響。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的建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伴隨新女權運動和新左派的漸漸消退，保守主義浪潮的高漲，再加上東歐的政治變化，使得許多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陷入迷惘之中。有人甚至認定“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的蜜月早已結束”，到了該“離婚”以了結這個漫長而“不幸的婚姻”的時候了。如巴雷特就已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此外，由于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沖擊，對女性內部差異（階級、種族、民族、年齡、性傾向等）和后現代主義研究方式的強調使得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危機重重、前途未卜。這一切都證明了把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融合起來的困難性。因為兩者在本質上是互不相容的；馬克思主義要求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女權主義者不可能將自身融入這一革命事業中去。艾麗森扎嘎（1983年）指出：說必須廢除階級和性別是一回事，說如何完成這個任務又是另一回事。這里的“必須”表明女權主義者改變壓迫婦女和剝削工人的社會關系的決心，但它也證明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理論已陷入死胡同。換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