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論文-托尼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研究摘要:互文性是西方文論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不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間的指涉,還包括文學文本與文化文本即言語所存在的社會、歷史環境的關聯。馬克思文藝理論認為文藝應立足于社會實踐,文藝是整體性的社會規劃的一部分,這與互文性理論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根據馬克思主義及克里斯蒂娃的觀點,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處于文化文本的意識形態中。莫里森的文學創作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意識形態背景下以及互文性的理論框架中成功地將邊緣文化中心化,揭示了階級制度下勞動與人類本質異化的現實。關鍵詞:互文性；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文學文本；文化文本Abstract:Theintertextualityisanimportantconceptinwesternliterarycriticism.Itconcernsnotonlythereflectionbetweentextsbutalsotherelationbetweentextsandculturalfactors,suchassocialandhistoricalbackground.Marxistliterarycriticismarguesthatliteratureisbasedonsocialpracticeand,therefore,interactswiththesocialbackground,whichhassomesimilaritieswithJuliaKristevasintertextualitytheory.AccordingtobothKarlMarxandKristeva,textsarebasedontheideologyoftheculturaltextsinsteadofexistingindependently.ThispaperanalyzestheintertextualconnectionbetweentheculturaltextsandToniMorrisonsworksfromtheperspectiveofMarxistliterarycriticism,centralizesthemarginalizedculture,andpointsoutthetruththatpeopleslaborhasbeenalienatedfromhumannatureunderthesocialclasssystem.Keywords:intertextuality；Marxistliterarytheory；literarytext；culturaltext；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認為,任何文藝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而特殊的歷史時期又決定了當時社會的特殊的意識形態。因此,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主要以兩種形式出現:一種是將文學作品置于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歷史語境中,理解文學作品表現的思想與當時社會的價值觀的進步與落后的相對關系；另一種是應用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文學批評方法進行文本分析。前者主要將文學作品與階級斗爭或社會團體為獲得經濟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競爭聯系起來；后者試圖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意識形態對于社會矛盾的掩飾或揭露。克里斯蒂娃在總結巴赫金和巴特的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并發展的互文性理論更為深入地剖析了文學作品與社會、歷史以及其他文本的聯系。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不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間的“吸收和轉化”,還包括文學文本與文化文本的關聯1。所謂的文化文本就是指言語所存在的社會、歷史環境。因此,根據馬克思主義及互文性理論,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處于文化文本的意識形態中,是對社會、歷史文本的摘取和反映。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與文本之間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指文本與社會、歷史等語境之間的映射。本文將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基礎,從文化和文本兩個方面,以寵兒為例來解讀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以此來揭示莫里森的文學創作在意識形態背景下的深刻內涵。一、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互文性理論的聯系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他們更多關心的是社會政治形態、經濟規律、哲學思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等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后人從其原著關于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的理論命題中演繹推理出來的。現階段馬克思文論研究通常將其理論體系劃分為“文學活動論”、“文學反映論”、“藝術生產論”、“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文學交往論”。其中,文學活動論、文學反映論和藝術生產論分別是從人類學、哲學和經濟學角度對文藝活動的考察。文學審美意識形態論與文學交往論則是從其語言媒介和美學的角度進行論述的2。當然,還有學者主張從其他的角度分類,我們姑且不討論哪種分類更為科學,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更關注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的價值標準、意識形態導向等宏觀性和文學的外部規律的問題。而互文性理論同樣強調文學文本不能脫離其宏大的文化文本,所有的文學文本的背后都蘊涵著意識形態和階級性等社會因素。文學文本的效果(所指)往往與其所處的歷史、社會及政治等文化文本或其他文學文本相互指涉。從另一個角度講,互文性意味著一個符號系統與另一個或幾個符號系統之間的互換或互補。因此,文本是具有雙重或多重意義的成分所構成的復合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文本所表達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本本身,成為了文本與其他文本或社會意識形態的各種表征所組成的臨時的符號系統。這種符號系統就是在文本闡釋所處的歷史語境下的所指。因此,互文性理論的意義在于加強了文本闡釋的流動性,為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的文本解讀方法畫上了句號。文本闡釋流動性的動力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其他文本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歷史和社會等文化因素。互文性理論認為,文本之所以有意義是由于其他文本的存在。一個文本從一開始就處于其他歷史文本的控制與影響之下。讀者在解讀文本時受到他所處的文化環境的影響,這種環境既包括歷史和社會等因素,又包括讀者本人及政治環境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因素。雖然歷史、社會、政治等同樣是文本性的,但這種符號系統不同于文本所指的這種符號系統,因此我們將其區分討論。基于以上所述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與互文性理論的聯系主要表現在文化互文性和文本互文性兩方面。二、莫里森作品的文化互文性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由的,人類有其理想的生存狀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作了下面的比較:“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則是全面的；動物只有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則甚至擺脫肉體的需要進行生產,并且只有在他擺脫了這種需要時才真正地進行生產”3。當人類的生活被囚禁在物質的欲望中,其生命的意義也就變得貧乏、狹隘。此時的勞動就會產生一種“異化”的狀態。莫里森的作品大多涉及社會底層的黑人或黑人奴隸。從17世紀開始,黑人奴隸成為美國南部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黑人奴隸的個人悲慘遭遇十分普遍。在奴隸制存續期間,作為一個群體,非洲裔美國人民的文化和家庭遭到破壞。失去自由的生活、艱苦繁重的勞作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非洲裔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黑人作為商品被任意轉賣,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隨處可見,即使在1862年廢除奴隸制之后,獲釋奴隸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也并未徹底轉變。在一無所有的經濟條件下,自由的身份一文不值。很快黑人們發現自己處于一種新的體制CD2佃農制CD2的剝削下,政治權利、民主權利形同虛設,種族歧視在教育、就業、民主政治等方面顯而易見。美國黑人作家的文學作品經常把這種種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作為創作背景,使社會、歷史這樣的文化背景與作品形成深刻的互文性以揭示黑人勞動的異化。這種階級性和意識形態語境下的文學所指恰恰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所關注的。莫里森的作品從最藍的眼睛到爵士樂始終與黑人人權運動息息相關。最藍的眼睛的創作與黑人之書的編撰正處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黑人權利運動的關鍵時刻。在黑人之書出版時,莫里森寫了一篇題為重現黑人歷史的文章,討論了“人們為反抗毀滅所展現的復雜的精神力量”4。她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奴隸制,還包括奴隸制被廢除后的黑人生存狀況及黑人的精神世界。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帶有這種精神力量及其所蘊涵的文化特質,從而構成了作品與文化的互文性,深刻地再現了時代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狀況,警醒了參與運動的各方力量。當時,很多人擔心這次運動僅僅是流于形式的短暫的口號,不會產生任何政治和文化的深遠影響,而莫里森則更為關注黑人的悲慘歷史是否會被掩蓋,痛苦的經歷是否會與黑人的集體意識相悖。她一方面擔憂民眾重塑黑人的歷史及文化的愿望是否會走向單純依賴非洲歷史的誤區從而阻礙他們建立正確的美國身份；另一方面她也擔心人們只顧強化少數黑人精英分子的英雄事跡,忽略普通民眾曾掙扎于社會底層的痛苦經歷。因此,莫里森的作品既關注掙扎于社會底層的黑人個體,又反映宏觀的意識形態的動向。首先,莫里森的寵兒等作品與黑人的典型遭遇構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們對于美國黑人群體的關注。寵兒是基于真實的歷史事件構思而成。1855年美國當地報紙報道了一個從肯塔基州逃亡的名叫瑪格麗特戛納(MargaretGarner)的奴隸的遭遇。根據美國國會于1793年和1850年所通過的逃亡奴隸法,全國所有的法院執行官有責任捕捉并遣返越州逃亡,為了不讓孩子再次淪為奴隸,遭受痛苦,她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現實中的瑪格麗特戛納成為小說寵兒中殺死自己兩歲女兒“寵兒”的逃亡奴隸塞斯(Sethe)。小說中的寵兒開始只是一個鬼魂,繼而被賦予了肉體,與塞斯生活在一起。這種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深刻地刻畫了塞斯失去女兒后的真實的心理或精神狀態,同時也反映了奴隸對這種制度的恐懼、憎惡與絕望。這種心理歷程在現實社會底層的黑人中有著強烈的共鳴。其次,寵兒等作品與黑人敘事的歷史性轉換構成文化互文以引起人們對意識形態發展的關注。莫里森的小說從黑人所講述的故事中獲得很多素材,但她對奴隸故事的改編并非試圖抹殺黑人講述自己故事的這種文學形式或更改這些故事的內容。相反,莫里森的文學創作是對當時文化意識形態中的敘事方式的轉變的肯定。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查爾斯大尉和亨利路易斯蓋茨編輯并出版了黑人講述一書,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蓋茨提出:“一旦奴隸制被取消,奴隸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進入社會生活就沒有存在必要了。這種敘事的本質和修辭風格應隨奴隸制的消亡而改變”5。莫里森的創作體現了這種轉變,這種文化意識形態中的敘事模式的轉變不是要改變歷史事實而是要“重新強調”過去以便發掘存在于經典奴隸故事中的新的意義6。寵兒以現實為背景,運用后現代主義的敘事手法將創作的領域由物質世界拓展到人的精神世界。這種敘事風格的轉變引領讀者回到曾被壓制、忽視、忘卻的過去,重溫歷史,以避免在建立文化身份中或誤入歧途,或以偏概全。三、莫里森作品的文本互文性莫里森的文學作品廣泛涉及非洲傳統文化、古希臘神話及圣經等經典作品。這些傳統文本中的隱喻、意象或典故被莫里森置于后現代的語境中,以非線性的敘事手段將現代意識形態中的社會底層人物成功位移至文化的中心焦點。這種意識形態中的文學中心位移的成功不僅僅是單一文本的成功,而是整個受壓迫的階級的存在得到了廣泛關注的佐證。以寵兒為代表的文學作品不僅與神話原型構成互文,還從內容、傳統等方面與其他文本構成互文。寵兒中殺嬰者的主題可以說是西方文學中的母題,并得到廣泛的關注,其神話原型是古希臘的美狄亞與伊阿宋的故事。美狄亞是科奇斯島會施法術的公主,她與到島上尋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見鐘情。美狄亞用自己的法術幫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并與伊阿宋結婚。為了私奔,她殺死了自己的弟弟,利用父親收尸之機贏得時間與伊阿宋逃回希臘。后來伊阿宋移情別戀,美狄亞由愛生恨,將自己親生的兩個孩子殺死。如果說美狄亞殺嬰是為了報復以宣泄心中的憤怒,那么寵兒中的殺嬰更多是基于無奈的救贖行為,這種行為更加明確地驗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異化的論述。正如前文所述,莫里森筆下的殺嬰慘劇是根據真實故事創作的。莫里森的文學作品大多數與黑人之書等歷史文獻或黑人敘事作品相關。黑人之書是莫里森所編輯的有關美國黑人的紀實作品,該書記敘了美國黑人三百年的歷史,不僅包括美國黑人從奴隸到自由人的生活記錄,還揭示了在這樣的環境中所產生的黑人文化。莫里森在編輯該書時收錄了一篇新聞報道,即瑪格麗特戛納殺嬰的追蹤報道。歷史文獻與文學作品的互文性為讀者提供了現實的背景,同時后現代主義的敘事手段更為有力地吸引著現代讀者。寵兒等文學作品還與當時流行的“黑人敘事”作品形成互文。“黑人敘事”是由獲釋奴隸講述親身經歷的一種散文形式的美國黑人文學體裁。這種體裁通常遵循傳統的線性敘事模式,很多此種體裁的作品以“我出生于”這樣的句子開頭,接著提供關于父母、兄弟姊妹的信息,然后介紹奴隸主、監工的殘酷和奴隸拍賣、逃跑的嘗試(失敗與成功)以及后來改頭換面的生活等等。由于這樣的相似性,我們很難具體地說莫里森讀過哪些黑人敘事的文章,但可以肯定的是莫里森廣泛地接觸過這類題材,并且對弗萊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敘事7和哈利特捷卡波斯的奴隸女孩生活遭遇這兩本書非常熟悉8。道格拉斯和捷卡波斯的作品的區別在于前者關注的是從奴隸到自由再到男性的尊嚴,后者關注的是性侵犯給女性尊嚴帶來的挑戰,而莫里森的作品兼顧了兩者。經典的黑人奴隸敘事以線性敘事為主,將記憶以獨白的形式機械地再現出來；莫里森的作品將黑人敘事形式與魔幻的背景結合起來,采用非線性敘事策略使機械的獨白跨越時空,交織穿插于繁復多變的情節中。通過這些文學手段,莫里森將似曾相識的傳統文本置于后現代的語境中,使被邊緣化的內容成為主流文化中的中心化文學文本。這種意識形態中的文學中心位移的成功代表了整個階級的文化發展的狀況。當然,莫里森作品的互文性還表現在比徹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的美國文學傳統中,或福克納的負罪主體及時間碎片的復雜敘事策略上。也有人提出,莫里森創作過程中有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