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管理論文-新巴塞爾協議與我國銀行業監管一、新巴塞爾協議的銀行風險監管框架受到世人廣泛關注的新巴塞爾協議（以下簡稱“新協議”）幾經修改，可望在今年第四季度定稿、并將于2006年年底前在全球范圍內推廣使用。與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一樣，新協議雖不是國際法或國際公約，對各國政府、銀行監管當局及商業銀行并不具有強制約束力或法律效力，但它經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認可，代表著國際銀行業監管的方向和趨勢，并將成為指導各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核心原則，同時也成為評價各國銀行業資本充足水平和銀行監管當局監管能力的國際性標準。新協議提出了銀行監管的新框架體系，主要由“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當局檢查評估、市場約束）所構成，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進一步豐富了銀行監管的內涵和指導思想，它不僅反映了當今銀行業的迅速發展及深刻變化，而且體現了銀行業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和強大的風險管理能力，同時也代表著最新的銀行風險監管理念，為改進銀行業的風險管理奠定了基礎。在世界多變的金融體系中，銀行業的安全與穩健是國家安全的核心，不僅對一個國家經濟良好運行至關重要，而且對全球金融業的平穩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將銀行資本充足率作為衡量銀行業穩健與否的一把尺子，大大降低了銀行償付風險以及由此產生的潛在存款成本。但是，在過去的15年中，各國的銀行體系、監管體系和金融市場（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這在客觀上要求銀行監管制度作出相應的安排和調整，以適應金融市場的變化和監管目標的調整。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新協議生逢其時。與1988年巴塞爾協議相比，新協議不僅推動了銀行監管理念的重大變革，而且還勾畫出了一個新的銀行風險監管框架。其一，商業銀行要建立科學、有效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以及時識別、評價、監測和控制各種風險。新協議要求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要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銀行經營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和法律風險等多種風險，特別是要更敏感、更準確地反映銀行的實際風險水平。新協議鼓勵商業銀行不斷改進風險管理方法、提高風險管理技術，在滿足有關條件的前提下，積極采用內部評級法特別是高級內部評級法，用以科學計量借款人及債項的違約概率（PD）、在一定違約概率下的損失率（LGD）以及全部風險暴露值（EAD），并由此確定借款人及債項的信用等級、風險定價及資本準備要求。商業銀行除通過上述系統計量和管理信用風險外，還應通過標準法或內部模型法等計量和管理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其他風險。總之，商業銀行自身要建立起能及時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各種風險的管理系統，以增強有效防范風險的能力。其二，銀行監管當局作為一種外部監管，要重點檢查、評估商業銀行決策管理層是否充分了解、重視和有效監控本行所面臨的各種風險，是否已經制定了科學、穩健的風險管理戰略與內部控制系統，是否已建立了能夠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各種風險的內部風險管理體系；要檢查、評估商業銀行采用的內部評級法是否可行，以及通過內部評級法計量風險和確定資本水平是否可靠；要對所建立的內部風險管理系統的可靠性及有效性進行及時檢查和評估。在此基礎上，監督檢查商業銀行是否根據其實際風險水平，建立和及時補充資本金。其三，督促和規范商業銀行及時、充分、客觀披露經營、財務、風險及資本方面的信息，提高商業銀行經營及風險的透明度，在此基礎上，強化市場約束和社會公眾的監督，確保市場對銀行的約束效果。新協議提出了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對商業銀行的信息披露范圍、內容、要點及方式，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商業銀行不僅要披露風險和資本充足狀況的信息，而且要披露風險評估和管理過程、資本結構以及風險與資本匹配狀況的信息；不僅要披霞定性的信息，而且要披露定量的信息；不僅要披露核心信息，而且要披露附加信息。并把商業銀行的信息披露體系是否健全、是否滿足信息披露要求，作為商業銀行是否可以采用內部評級法特別是高級內部評級法來確定資本充足水平的前提條件之一。在新協議中，銀行監管當局要擔當的主要職責包括：全面監管銀行資本充足狀況，監督檢查銀行的決策管理層對各種風險和資本充足性的監督是否落實（判斷的依據主要有銀行所處市場的性質、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以及以往的風險化解記錄等）；銀行對各種風險的識別、計量、監測方法是否可靠；銀行對各種風險的管理與控制是否有效；銀行的資本充足水平是否與其計量的風險水平相適應，當銀行的資本水平低于風險水平時，監管當局是否有能力及時干預；監督檢查銀行的內部信用評估體系、內部評估程序和資本戰略，銀行的資本水平是否與風險程度合理匹配；對選擇采用標準法（以外部評級確定資產風險權重的方法）的銀行，要對外部評級公司的評級可靠性予以評估；對選擇采用內部評級法的銀行，要對其應具備的條件（包括數據、模型的可靠性及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等）予以評估；同時要對銀行的利率風險水平及資本要求予以評估；最后，要監督檢查銀行是否及時、充分、客觀地披露所規定的相關信息；監督檢查商業銀行是否向監管當局提交完備的資產分類制度安排、內部風險評估制度安排等。總而言之，新協議是對巴塞爾協議的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揚棄，它比舊協議更復雜、更全面，電更充分、更全面地考慮了銀行可能面臨的多種風險以及引起風險的多種因素，它還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和更規范的信息披露要求，成為全球銀行業共同遵循的準則。二、提高金融監管效率，防范金融風險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根據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銀行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并通過重組而成的“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已經正式成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這也是我國加強銀行監管，保障銀行業安全、高效、穩定運行，防范化解銀行風險的重要舉措。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金融業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我國的銀行業將日益國際化，參與國際競爭的范圍與程度將日益擴大，這就要求我國銀行業加快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步伐，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也應該遵守和實施新協議。為此，必須準確、全面地把握新協議的宗旨與要求，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環境、順應國際金融業發展潮流，與時俱進，不斷改進監管的方法和手段，更新監管理念與知識，完善監管法規與制度，吸收和培養專業監管人才，努力提高銀行業監管水平。具體而言，一是要盡快提高銀監會的監管水平。監管人員的素質和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金融監管工作的水平，監管者具有良好的職業素養和高超的協調能力是進行有效銀行監管的重要條件。當前，隨著我國加入WTO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和金融形勢的變化，對監管人員的思想品德、業務素質、知識結構、分析能力及政策水平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在金融監管中存在的監管理念保守、監管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監管手段有限和監管人手不足的情況嚴重制約了我國金融監管作用的發揮。基于此，作為一種臨時性的措施，銀監會可在現有監管部門和金融工委的基礎上，將人民銀行縣支行的一線監管人員上收，并吸收部分優秀的商業銀行人員，以充實自身的監管隊伍。在此基礎上，從長計議，還必須建立起有效的監管人員資格認定制度、系統性的教育和培訓制度、激勵性的工資和人事制度，從多方面來提高監管人員的監管素質。當然，為了防止責任不對等和激勵不對稱的發生，還必須逐步建立和完善責任追究制度。與此密切相關的還涉及到一個對監管者的“再監管”問題。到目前為止，我國對監管者的再監管還沒有一套嚴格的指標體系來衡量其監管業績，從而無法評價監管者的監管成效。因此，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約束機制，包括對銀行監管的問責制度和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銀監會應定期對銀行監管的重大戰略、舉措和效果做出負責任的報告和說明。另外，由于監管者最易成為被監管者“捕獲”的對象，為了擺脫現有地方高級監管人員與地方過于緊密的聯系，可以考慮高級監管人員之間的跨地區任命和流動。二是要盡快建立銀監會與相關方面的協調機制。銀監會成立后，中央銀行將享有充分的貨幣政策信息和不完備的銀行監管信息。從信息溝通的渠道上看，微觀的銀行監管方面的信息有助于中央銀行更深入地了解金融機構的情況，從而憑此更好地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而分立后部分有用的微觀銀行監管信息的無可避免的流失，將會影響貨幣政策宏觀決策的制定和實施。從另一方面來看，分立后的銀監會將享有充分的銀行監管信息和不完備的貨幣政策信息。這電使得銀行監管缺乏以往所擁有的央行宏觀面的金融信息作為監管決策參考，而且，單純的銀行監管機構沒有能力提供流動性職能，在金融機構出現流動性危機時，仍需要中央銀行以最后貸款人的身份向陷入流動性困境的機構提供資金支持。這都將削弱央行最后貸款人作用的發揮，對防范金融危機或治理通貨膨脹不利。為此，在貨幣當局與監管當局之間做出明確的制度安排，以保證兩者之間既相互獨立，又能信息共享和有效協調是十分必要的。要盡快建立統一的金融信息中心，形成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來源；在央行與銀監會之間要建立高級管理人員相互交流、定期磋商的制度安排，定期公開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運行情況，以加強兩者之間的協凋。很顯然，現階段的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的監管格局，使得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自成系統，工作中各司其職、條塊分割、溝通不足、信息難共享，這些因素影響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隨著我國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混業經營正在我國悄然展開，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從而使得一些金融業務領域難免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這就要求新成立的銀監會積極參與現有的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的聯席會議，加強相互之間的信息溝通。同時，銀監會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職責應界定明確，以免留下監管真空。各金融監管當局應設計出合理的政策框架，處理好各個層次上的監管沖突，既防止監管不足，又避免監管過度。三是要盡快實行銀行監管重心的轉移。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對銀行業實行機構性監管，金融監管著重于一般性行政檢查和管理，重在對市場準入、業務經營范圍和行為的監管，如審批管理、業務范圍的核定以及專項現場檢查和行政處罰等。其中的問題突出表現在：重市場準入管理、輕持續性監管，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對金融創新工具的監管尤為不足，而且，機構性監管措施滯后于市場發展，不能及時發現和處理有問題銀行，缺乏與國內其他監管當局的協調配合，監管過度與監管不足同時并存，從而不能進行有效的金融監管。從世界發展趨勢來看，金融監管正在從機構監管為主轉向功能監管為主。功能性金融監管可以實施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凋，從而克服了多個監管機構所造成的重復和交叉管理。銀行業監管目標是維護銀行業的安全穩定、競爭高效，建立及時、準確、真實、有用的信息披露系統，向公眾提供明了、全面、實用的信息，保護客戶的合法權益。銀監會成立后，將專司銀行業監督管理之職，真正有效地依法對銀行及其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維護銀行業的安全、穩健運行。因此，銀監會應實行監管重心的轉變，把監管重點放在加強商業銀行的自我約束機制和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和落實方面，盡快制定和建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損益等經營管理業績的綜合考核和評價體系，借以控制經營風險，提高經營效益；督促國有商業銀行按照降低不良貸款比例和增盈減虧的目標制定經營計劃，建立經營管理目標責任制，嚴格考核國有商業銀行資產質量；打破現有的銀行業壟斷，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實現銀行運作機制的轉換；推進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等。三、成立銀監會不是一種臨時的制度安排近年來，由于金融創新、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金融混業經營趨勢的增強，許多國家的金融監管結構發生了或正在發生著明顯的變化金融監管從分業監管向統一監管轉變、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轉變越來越成為一種潮流。也正是基于此，有人認為我國新設立的銀監會是一種臨時的、短期的、帶有過渡性質的制度安排。客觀地說，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是一國金融健康運行的必要前提，也是更好地保護投資者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一國選擇何種金融監管體系模式或金融監管體系變遷的路徑則取決于其經濟、金融運行的內外部環境。從世界范圍來看，從1997年英國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負責對整個金融活動進行統一監管的綜合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以來，韓國（1998年4月）、澳大利亞（1998年7月）、盧森堡（1999年1月）、匈牙利（2000年4月）、日本（2000年7月）、奧地利（2002年4月）等國也先后進行了類似的改革，逐步實行統一監管。還有一些國家盡管沒有實現完全的統一監管，但也已經開始實行銀行業與保險業的結合監管、銀行業與證券業的結合監管、保險業與證券業的結合監管。與此同時，我們電看到，還有相當多的國家并未實行金融統一監管。有關研究成果顯示，通過對159個國家和地區數據的分析，截止2001年9月，在159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央銀行參與銀行監管的國家共有117個，占總數的74，其中在29個OECD國家中，中央銀行參與銀行監管的國家13個，占總數的45；在130個非OECD國家中，中央銀行參與銀行監管的國家有104個，占總數的80（見下表）。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則普遍傾向于由中央銀行來負責銀行監管。這樣一種格局說明，迄今為止，一個國家究竟是實行金融的統一監管還是分業監管，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完全是依國家的實際情況而定。OECD國家和非OECD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的設置OECD非OECD國家總數由中央銀行監管銀行、證券和保險2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