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消解“主流”：多元的傳播學術圖像摘要本文對阿芒馬特拉和米歇爾，馬特拉的傳播學簡史主體內容及其在傳播學中的意義進行了概括和分析。關鍵詞傳播學研究范式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尤其在美國學者的意識中，美國傳播學研究是世界的中心或主流，是全球傳播學者的標桿。羅杰斯的傳播學史就是一個宣言：現代意義上的傳播學就是美國傳播學，或者說。美國傳播學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傳播學。然而，阿芒馬特拉和米歇爾馬特拉卻不認可美國傳播研究范式的唯一性，在他們的傳播學簡史中，不僅明確對工具化、行政化的美國傳播研究提出了批判，而且似乎要努力消解傳播學研究的美國“主流”觀。一阿芒馬特拉和米歇爾馬特拉的傳播學簡史(以下簡稱“簡史”)一書篇幅很小，譯成漢語后不過12萬字左右。但視野寬廣，內容豐富，不論在敘述還是闡釋上都很有特色。歐美許多大學的“傳播學理論”或“傳播學史”課程都將它列入必讀書目。該書的法文原版書名是傳播理論(HistoiredestheoriesdcIacommunication，EditionsLaDcouverte,Paris，1995)，譯成英文后書名改為傳播理論簡要(TheoriesofCommunication：AShortIntroduction，London：SAGE，1998)。作者在“導言”指出，該書只是“簡略地描述了”傳播學的各種“學派、潮流和趨勢的發展順序，著重描述它們發展路徑的環行態勢”，因此，英譯本的書名加“簡要”，中譯本改為“簡史”，都是有一定依據的。簡史深入淺出地概述了傳播理論和方法，對各種流派和學派出現的背景和原因做了簡要的解釋。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呈現了理論和思想的多元性，包括與主流的“大眾傳播研究”理論和方法不同的學派。如芝加哥學派、無形學派(帕洛阿爾托學派)，以及晚些的結構主義和民族志方法等，還涉及與語言學、新的接受理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經濟學有關的傳播思想。該書主體部分七個章節基本上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第一章“社會有機體”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與傳播理論的出現：18世紀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概念是傳播理論發展的第一步”，19世紀“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描述”中包含著“最初的傳播理論”，而19世紀后期的都市化背景下關于新型社會中個體和群體管理、社會控制的研究包含了重要的傳播學思想。第二章“新大陸的經驗主義”概述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傳播理論和研究，從活躍在頭30年的芝加哥學派到2050年代形成的經驗學派。再到50年代米爾斯的另類(非實證的)傳播研究。第三章“信息理論”介紹了30-40年代的信息理論、系統論和控制論，以及它們對傳播研究的影響，介紹了反對線性通訊模式并嘗試將系統功能理論應用于傳播研究的“無形學派”(帕洛阿爾托學派)的互動傳播模式。第四章“文化工業、意識形態和權力”闡述了4070年代歐洲的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傳播思想。第五章“政治經濟學”概述了6070年代興起的各種與政治經濟學相關的傳播研究。第六章“回歸日常生活”介紹了60年代至90年代初各種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基礎的傳播理論和方法，包括常人方法論”、符號互動理論、傳播儀式觀、言語行為理論、交往行為理論、解釋美學、民族志方法、“使用與滿足”說、“選擇”說、“有限效果論”等。第七章“支配性傳播”討論了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甚至對立的傳播思想。其中包含著第一作者在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思想與戰略的歷史所表述的思想。根據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發展，作者作出“結論”：在線性進步的理性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今天。傳播研究轉向日常生活趨勢具有思想和方法上的意義認識結構和系統盼同時也重新認識主體，關注量的同時重新關注質、分析制度的同時也分析生活經驗，從而使人文和社會科學更接近“普通主體”，而理性主義支配下的行政化、工具化的美國式傳播研究則違逆這一趨勢。簡史沒有嚴格按時間順序，也沒有簡單套用“經驗學派”、“批判學派”、“文化學派”、“政治經濟學派”等闡述傳播理論，它更關注各種傳播思想理論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與對立，如通訊理論與效果研究主導的大眾傳播理論、系統論與大眾傳播研究的系統模式、符號互動論和解釋社會學與常人方法論和互動學派、言語行為理論與常人方法論、接受美學與“有限效果論”、文化霸權理論與接受理論之間的聯系，創新擴散理論與傳播網絡理論、交往行為理論與自生理論、文化霸權理論與文化多元性理論之間的對立，同時，它試圖從近百年各種傳播理論的產生和變化中尋找傳播學的發展趨勢。簡史體現出作者對傳播學理論的深刻理解和宏觀把握。簡史的“點到為止”筆法，使得寬廣的學科領域與有限的篇幅之間形成了強烈反差：正文(漢譯本，含“導言”)才，125頁，其中“譯者注”還占了約17頁版面，而參考文獻卻有29頁，所列文獻387項，正文與參考文獻的篇幅為4：1。這使簡史具有各種傳播理論“索引”的功能。它不是一本普及性讀物，更適合于有傳播研究興趣的學者和研究生，幫助他們從“共時”關系和“歷時”發展兩條軸上去認識和把握各種傳播思想、理論和學派。二傳播理論“簡要”或“簡史”應該寫什么?怎么寫?前者是要確定敘述對象，關涉學術“邊界”，也關涉傳播學術觀：后者是要確定內容組織方式，不僅涉及體例問題，更涉及學術評價問題。簡史在這兩方面都顯示出鮮明的個性。首先，透過該書各章的標題和內容，我們似乎看出一條貫穿全書的脈絡，那就是傳播理論與“社會工程”的聯系性，仔細閱讀該書的“導言”和“結論”，可以體會到這一宏觀性主題。正是這種傳播學術觀，決定了內容的取舍和編排。作者顯然繼承了批判學派的特質，將傳播(學)的發展和結構因素與寬廣的社會背景聯系起來。該書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是“對立，沖突”的傳播學發展觀，即對立與沖突是傳播理論發展的動因。作者在“導言”聲明，他們將嘗試“在物質與非物質網絡、生物學和社會學范式、自然和文化、技術設備和言語、經濟和文化、微觀和宏觀、村落與全球、個體與系統、自由意志論和社會決定論之間，把握學科發展的張力”，“清理這個領域的各個派別及其差異”。在他們看來，“傳播學的歷史可以說就是這些詞語之間的沖突的記錄，是各種嘗試關聯或分離這些詞語的記錄”。這樣，不同學派或流派的差異就可以從這些二元對立的“關鍵詞”去把握和辨析。這體現了作者的結構主義思想：不僅把目前“共時”存在的多元化的傳播理論現實看作是對立和沖突的結果，而且把這些傳播理論看作是系統中各具自身價值的部分。根據這些“關鍵詞”作為二元對立(+或一、是或否)的指標(indicator)，可以確定各種傳播理論的“區別性特征”(distinctivefeature)?；谶@種對立，沖突的發展觀和結構主義思想，各傳播理論或派別之間沒有什么主次、高下之分，傳播理論不存在什么“主流”或“典范”，而是一種多元并存的狀態。多元化或多樣性是阿芒馬特拉的傳播學術觀，也是他的社會發展觀。該書給人強烈的印象是，作者要竭力消解傳播學界的美國經驗研究“主流”觀，將傳播學去美國化。在篇幅上(漢譯本)，信息理論11頁，批評學派的傳播理論29頁，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傳播理論13頁，日常生活取向的傳播理論17頁，而美國的傳播理論也只占20頁(其中有5頁是關于芝加哥學派和米爾斯)，并沒有特殊的青睞。這與羅杰斯傳播學術觀形成強烈的反差，厚厚一本傳播學史中只用五六頁來闡述非美國的和非經驗的傳播學。傳播學史所列參考文獻共834項，簡史為387項，傳播學史有16位學者超過4項，簡史有17位超過3項，具體為：傳播學史中，除了達爾文、弗洛伊德等，基本是清一色美國學者，而簡史中，美國學者的文獻數與歐洲學者的基本均衡，“四大奠基人”和施拉姆的文獻數與艾柯、雷蒙，威廉斯、羅蘭巴特、加納姆、哈貝馬斯、麥克盧漢等非美國學者的差不多；羅杰斯不感興趣的美國學者，如非典型的經驗研究的米爾斯、赫伯特席勒以及達拉斯，斯邁思等，在簡史中占據重要位置。如果說傳播學史固化了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意識，那么簡史是要努力地消解這種“主流”意識。這是兩本書對不同傳播研究的價值認同的差異。不僅如此，簡史對美國主流傳播學研究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除了“使用與滿足”理論、“選擇理論”外，美國的經驗，實證傳播研究已經被權力和資本徹底工具化了，成為政府和企業控制和操縱大眾的“共謀”，這樣的傳播研究與民主和自由思想背道而馳。作者認為，“政治自由現在不能簡單地歸之于一個人實現愿望的權利，它還包括一個人控制自己愿望生成過程的權利”(第123頁)。這就是說，真正的民主自由不僅是“非壓制”的，而且是“非控制”的。而美國主流傳播研究卻是為“控制”提供服務。筆者更愿意將簡史看做是一篇論文，它融“敘”、“釋”、“議”為一體，字里行間透露出作者的態度、立場和觀點，包含著對傳播學的深刻理解。三簡短的簡史難以深入闡述這么大的主題，但它的“輪廓”啟發人們深入思考一些根本性問題：傳播學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傳播學的對象、目的是什么?怎樣進行傳播研究?施拉姆認為。傳播研究只是人類研究的一個“領域”，不是“學科”，而這個“領域”處在各種學科的交叉路口上，不同學科的人可以來到這里，用他們自身學科的方法和視角進行傳播研究。簡史也有類似的表述“傳播學位于多學科的交叉點上”(導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有著相同的傳播觀。施拉姆所謂的“各種學科”，主要限于社會學、心理學(包括認知科學)、政治學、人類學等經驗研究主導的學科，施拉姆的設想中，這些學科連同傳播學可以歸人行為科學的“統一體”中。兩位馬特拉的視野則要寬得多，不論是社會學的、心理學、政治學的，還是哲學的、歷史學的、文化研究的、地理學的、經濟學的、生物學的、信息科學的，不論是社會科學的、人文科學的，還是自然科學。是經驗研究的還是非經驗研究的，是關于大眾的還是人際的，是關于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只要關于傳播的思想理論，都在“傳播學理論”名義下集中起來，將它們納入這個“交叉點”。簡史拓展了傳播概念的外延和傳播研究的覆蓋面，回答的是廣義的“傳播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傳播研究的對象當然是傳播活動，它可以著眼于宏觀層面，也可以著眼于微觀層面。宏觀研究把傳播活動看作是一種社會實踐，研究它與外部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問題，如傳播與社會發展、傳播與政治民主、傳播與權力、傳播與技術、傳播與文化等問題的理論性探討；微觀層面則研究傳播活動本身，研究它的結構要素、過程，以及這些要素、過程與外部因素的聯系性。以此來衡量各種學派或方法，批判學派、文化學派、政治經濟學派以及芝加哥學派側重宏觀層面。而經驗，實證學派、常人方法、互動學派以及信息認知，解釋研究等則更多美涉微觀層面。拉斯韋爾的傳播“5W說”基本上與通信理論的傳播模式相一致，它的“單向性”多為人詬病?！?W”是傳播活動的基本構成要素，是微觀層面的概念。確實，它揭示的只是一種單向性的傳播模型，而且是抽象的模型，抽去了傳播活動、傳播內容、傳播語境、傳者、受者、傳者與受者關系、傳播后果的社會性等。但是，這一單向的抽象的模型，為傳播研究構筑了非常簡明的核心框架。各種復雜的傳播活動，其基本單元就是一次單向的傳播行為，“反饋”性傳播行為本身也是一次“單向”的傳播行為，只是原先的受者轉變為了傳者，對先前的傳播行為進行回應。因此，由傳者與受者交替轉換角色的單向傳播行為“串”構成的互動性傳播活動，也可以用這一模型進行分析研究。如果說“5W”有什么缺陷的話，那就是它忽視了傳播活動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即語境傳播活動及其效果所處的具體情景和社會環境。傳播活動的進行依賴于各種語境因素：傳者與受者的社會屬性及其彼此關系、雙方關于特定信息的預設、雙方的背景知識、社會主流價值等等，以及霍爾的“高語境”、“低語境”，都會對傳播活動、解碼和編碼、傳播效果產生影響。簡史闡述的“主體間性”思想、互動思想、常人方法論、接受理論、無形學派的情景分析，都關涉傳播的語境問題。詹姆斯凱瑞區分了傳播的“傳遞觀”和“儀式觀”，前者“基本上把傳播視為一種為控制的目的傳遞遠處訊息的過程”，后者則“把傳播看作是創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而主導美國傳播研究的是“傳遞觀”。有人認為拉斯韋爾的“5W說”及其研究實踐強化了傳播“傳遞觀”，把美國傳播研究的注意力導向了傳播效果。其實，“5W說”是中性的，不論是傳遞觀主導還是儀式觀主導下的傳播研究都無法回避這“5W”，脫離了“5W”，傳播研究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同樣，效果問題也是傳播研究不得不面對的，即使“儀式觀”指導下的傳播研究，也必然要追究傳播的效果共享信仰、社會維系方面的效果。凱瑞倡導的傳播“儀式觀”中，我們可以看到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芝加哥學派注重的恰恰是傳播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而批判學派同樣也著眼于傳播效果問題，只是研究視角和研究目的不同于經驗學派。詹姆斯凱瑞認為，傳播研究的傳遞觀模式源于商業擴散和宗教擴張活動，而且經歷了“一個日漸世俗化和科學化的過程”。關于傳播思想起源，兩位馬特拉也有類似的認識。他們也認為傳播概念與資本主義工商業有著聯系，但他們認為“傳播”是“作為人類社會整合因素的概念”出現的，與“勞動分工”和“社會有機體”思想聯系在一起。這意味著“傳播”概念一開始倒是與凱瑞的“儀式觀”思想相一致的。關于美國傳播研究的問題，兩位馬特拉的認識不同于詹姆斯凱瑞的“傳遞觀”和“世俗化和科學化”說法，他們認為美國主流傳播研究的最大問題是“行政化”和“工具化”。兩位馬特拉看得更準，擊中了美國傳播研究的要害?！靶姓焙汀肮ぞ呋钡膫鞑パ芯繛楣ぞ呃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