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學論文-探析自由視角下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發展觀隨著現代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越來越關注復雜的經濟指數計算和完美的經濟模型構建，這使得經濟學背離了它的原初動機面向人類的生活和現實。阿馬蒂亞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的倫理不涉現象已經成為主流，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其實，經濟學有兩個根源一個是與紛繁復雜的計算和模型相關聯的“工程學”方面的內容，另一個則是與人類現實生活和幸福相關聯的“倫理學”方面的內容，而當今，無論是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都表現出了傾向于第一個方面內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肩負的“經世濟民”使命。“現代經濟學的不自然的無倫理特征與現代經濟學是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之間存在著矛盾”。從傳統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那兒，我們看到了經濟學與倫理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姻聯，而如今，隨著實證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和鞏固，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走的越來越遠，森嘆息到：“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隔閡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這的確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疏遠使這兩門學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對“人”的界定也出現了分裂，由此，“經濟人”和“道德人”成為了毫不相容甚至對立的兩種人性。在經濟學的假設前提中，人被定義為永遠只做理性選擇的“經濟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經濟學理論在這個“經濟人”的假設前提下進行各種經濟模型的構建和研究。在森看來，對“經濟人”的理性假設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但問題在于，這種遵循“選擇的內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經濟學本來意義上所要表達的經濟人，森說，經濟學上對人的理性的狹隘規定其實是對斯密理論的曲解所造成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喜歡引用斯密關于肉商、釀酒商和面包商的論述來說明人類行為的“自利”本質。其實，當我們重新審視斯密關于理性人的思想時就會發現，斯密要說的恰恰是不能滿足于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一種單一的動機上。滲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為一個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體情感與旁觀者情感的統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個人牢固地放在周邊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屬的社會之中。一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行動都顧及別人的存在，個人并不是與公眾隔離的”。一個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慮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慮整個社會正義的道德人。在這樣的意義上，“經濟人”與“道德人”本質上應該是統一的，然而，現代經濟學則完全撇開了“道德人”這一方面，對“經濟人”給予了狹隘的理性定義，這使得人類從此患現代經濟學對單純的工具性價值的追求，而忘記了追求財富與利益的最終目的，使得經濟學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嚴重分離。經濟學只做著研究怎樣獲取理論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著指數計算精確的技術性工作，只做著讓模型的變量越來越多而其本身越來越完滿的工作。數字和模型擺在人們面前，但卻很難改善人們現實的生活。其實，人的生活不僅僅是追求物質財富和自身利益，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似乎更關心“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這個廣泛的價值問題。森把它稱為“倫理相關的動機觀”。森認為，現代經濟學直接假設了人類的目標，“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分離讓經濟學的研究變成了單向的坐標，也使許多經濟理論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其實，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的更有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不僅對經濟學，也對倫理學來說，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現代經濟學會出現倫理不涉，遠離原點的“貧困”現象？為什么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經濟現象只引起了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財富和單純的數字方面去研究它們？為什么哲學家、倫理學家進入不了主流經濟學領域，獲得一席之地，擁有發言權？種種疑問揭示出一個重要的問題視角。正是由于經濟學分析視角的單一，才使得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得出結論的偏狹。22.1在森的經濟學理論框架內，自由是個很重要的概念，森所界定的自由概念，和亞里士多德對生活質量的論述以及亞當斯密關于生活必需品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處。而森在論述他的自由觀時，又強調了“可行能力”這一概念。在森看來，自由是一種實質意義上的自由，即享受人們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這里，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組合。”而所謂“功能性活動”則來源于亞里士多德，它“反映了一個人認為值得去做或達到的多種多樣的事情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