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學論文-性別與傳播內容提要本文介紹了“性別傳播”研究這一傳播學“邊緣”學科的歷史興起、研究領域及其對傳統學科的挑戰。它70年代興起于西方，有三個最主要的研究領域女性傳播者、傳播內容、女性受眾。需要強調的是“性別”一詞特指社會性別(gender)，而非生物性別(sex)。性別研究進入傳播學研究的時間雖不長，關鍵詞性別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傳播學的興起是在二戰結束后；從60年代起，女性主義運動在西方風起云涌，對“社會性別”的研究逐漸成為女性研究的重點；傳播學與性別研究的結合出現在70年代末，從那時起到現在只有二十多年。因為它歷史短，加上整個女性主義話語在80年代的中國處于“知名度很高而能見度很低的位置(馮媛，1998)”，“性別與傳播”這一課題并沒有在中國傳播學界引起太大的注意，或者說，它處于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邊緣”位置。“在60年代以后，女性在大眾傳播中的角色和形象才被認為是重要的問題。女性挑戰業已存在的媒介，尋求更積極的媒介圖景和更平等的工作條件”(JohnA.Lent,1991)。70年代以前，當時的新聞業務刊物和學術刊物并沒有把“性別與傳播”當成是值得研究的一個題目。19世紀曾經出現過關于女性與新聞的書，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也零星出現過諸如女性消息來源與廣播之類的論文，但這些文章不僅數量少、內容不系統，而且，即使一些文章涉及到了性別因素，也往往強調男性而忽略女性，從研究中剔除性別差異因素的影響，比如青少年報紙頭版研究：11份日報如何表現他們(黑體字是本文作者所加)這樣的論文題目女性運動走向高潮的六、七十年代，眾多學術刊物并未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而對女性與大眾傳播的關系問題展開詳細的討論，這一點從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看出。1977年之前，傳播季刊每年只有一兩篇有關女性的論文；1977那一年總共出現了8篇相關論文，同年，在該刊物的年度索引中才有了“少數群體(miniorities)”這一分類，女性、黑人、亞裔等等都歸入此類別。其他大眾傳播期刊也忽略了這個題目。報紙(Gazette)在1967至1981年之間沒有一篇有關女性的論文；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從1961年(創刊)至1971年十年間只有10篇文章是關于女性與新聞的研究，1971至1977年間共有71978年被一些學者認為是美國“性別與傳播”研究發展歷史上的重要一年。在這一年，美國傳播學女研究者蓋爾塔奇曼與他人主編出版了爐床與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論文集，該文集是多位學者研究成果的匯編。該書為美國女性傳播研究奠定了基礎，它的出版標志著“性別與傳播”研究浮出水面，正式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在此之前的關于女性與新聞的研究只能算做研究的早期階段。這本書建議研究女性與傳播應該探討：1.女性在媒介中如何被描繪：2.在這些媒介中工作的女性。經過二十多年扎扎實實的研究，“性別與傳播”研究在西方已經相當成熟，它是從性別(gender)角度及性別觀點出發研究傳播中的現象及其本質的學科，包括所有大眾媒介，如廣播、電視、電影、雜志、報紙、錄像、圖書、網絡、以及廣告、公共關系、有線電視等等。它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兩個女性學和傳播學；有三個最主要的研究領域女性傳播者(從業人員)、傳播內容(女性形象問題)和女性受眾。雖然“性別”(sex)包括女性和男性，但是“性別與傳播”研究主要關心女性，因為在目前傳播現實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女性視角1.對媒介制作的女性主義研究主要關注各種新聞媒體里女記者的工作。但是在全世界媒介工業普遍地由男性統治，在西方社會里尤其由白人男性統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一份報告比較了加拿大、厄瓜多爾、埃及、印度和尼日利亞五國的情況后，得出結論：“在每一個國家中，女性在男性的媒體世界里都是絕對少數”(Unesco,1987)近年來，西方國家里，女性進入新聞院校學習的人數越來越多(我國也出現了這一趨勢)，有人稱之為“性別轉向”，公共關系和廣告界內的女性如此之多，以至于出現“粉領”或“紫領”這樣的稱呼。這股趨勢說明女性能夠更容易地進入媒介制作的某些領域，但是女性從業人數的增加并不能表明媒介工業內的性別歧視就會自然減少，受組織、結構、社會及專業等因素制約，媒介組織內的性別歧視并未消失，反而以一種更隱蔽的形式運作。比如，在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里，廣播聽眾已經轉向電視，廣播失去了昔日榮耀的地位，在電臺工作自然也就缺乏競爭性、收入不高，于是男性不愿去電臺工作，由女性來填補這些空缺。與此同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廣播仍舊是最普及的電子媒介，電臺工作在這些國家里收入不錯，因而男性都愿意來電臺工作，比如在厄瓜多爾的廣播電臺里，90%的工作人員是男性。所以，西方國家的電臺里，女性工作人員數量的增多并不意味著女性地位的上升，相反，是男性地位的上升和女性相對地位的下降。而且，即使整個媒介組織內女性工作絕對人數增多，但是如果認真分析一下女性所在的部門，就會發現女性要么是從事行政工作，要么是在那些被認為是她們所肩負家庭責任的延伸的領域內工作，如兒童、教育、消費、家庭節目，這些領域符合女性作為妻子和母親私人角色的特點，而在政治、外交、經濟新聞和突發性事件報道等“一次對美國記者收入的調查發現，在同等規模的媒介內做同樣的工作、有著相同年限工作經驗的女性收入比男性低。同樣的調查結果在瑞典等西方國家也存在，于是有人總結說“媒介制作領域內女性的增多并不意味著女性權力增加或影響增大，相反，它意味著在該領域內女性收入和地位的下降。”這一研究領域內的另一個問題是：女記者們怎么看待她們的工作和職業角色?女記者們會碰到比男同事更多的問題：女記者們為了工作而對家庭、丈夫和孩子的照顧有所減少，于是被認為失去了“女人味”；“溫柔、依賴、和藹”這些“女性特點”與人們頭腦中認為記者應具有的懷疑、尖銳和直接相左；更有甚者，女記者們在日常工作中必須像“一個真正的女人”，否則就不會被男同事接納。女人身份和記者職業理念之間存在的沖突，使許多女記者在實際工作中陷入困境：如果要堅持女性特點，那么不能享有和男同事相同的待遇，努力工作也得不到認可；如果堅持記者的職業理念和行規，那么女記者又會失掉自身獨特的立場和觀點，變成男同事的附屬物，從而必然失去女性在整個新聞界的地位。性別并不是影響記者職業表現的充分因素，但這些沖突表明了性別與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環境之間有著密不2.對媒介內容進行女性主義研究就是要揭露媒介文本中被編碼的性別涵義，即媒介文本怎樣表現女性、表現了什么樣的女性形象?媒介文本不僅限于文字報道，還針對媒介內容中的性別歧視，塔奇曼提出了“貶抑”(ANNIHILATION)(1978)的概念，認為女性在媒介報道中受到貶低、歪曲或根本不被呈現。媒介的報道很少針對女性的工作、成就、需要而展開；當女性涉及某種行動而跨出其傳統角色時，媒介通常予以扭曲嘲笑；新聞報道的“事件取向”與新聞搜集中的“路線結構”使得女性很少被報道，即使被報道，也被媒介以“瑣碎化”或扭曲的方式報道。女性主義者發現，女性及女性相關議題在媒體里出現的比例偏低，而且憎愛分明的報道強化性別固定成見(STEREOTYPE)和傳統性別角色，媒介報道的女性要么是男人的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要么是向男人推銷商品的性對象，總之女性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男人存在的。媒介告訴女性如何做一個完美的母親、情人、妻子、家庭主婦、秘書一個優雅的附屬品這一切都最大程度地滿足了父權社會的需要，一旦做不了“快樂的女英雄式的家庭主婦”，女性就會變得特別沮喪和失望。大量的研究發現，媒介報道的固定成見只是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內有程度上的差別，卻并未根除。例如，對美國時代、讀者文摘、紐約客和新聞周刊四本雜志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內容進行比較研究，發現盡管有關女性在家庭以外的領域中工作的報道數量上升了，但此類報道的數量占女性工作報道總數量的比例沒有超過25%，即上升的數字30年來沒有超過25%；如果女性不工作，那么她多半是承擔家庭責任，而如果男性不工作，那么他多半是在休閑或進行體育活動；面向女性推銷的廣告商品主要跟她們的家庭責任(如清潔用品、家用電器等)和美麗外表(如化妝品、香水、服飾等)在所有的媒介形式中，廣告把女性作為社會交易品的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把女性視為消費訴求的目標，而且在廣告信息中利用父權社會已固定化的女性特點，將商品附加在女性身上，凸顯其商品性。所以女性主義者大多關注廣告的性別傾向和對女性的貶抑。廣告中的女性主要是傳統固定成見的形象，如父權制下跟家務活、購物相關的家庭主婦，即使出現了職業女性，也多半會強調父權制對女性的共識：年輕貌美、需要男人照顧、以男性為權威專家等等，女性受到了角色限定、生存空間限定和不合理的貶低。而且，當女性在某些廣告中的身份角色難確定時，女性往往憑自己符合父權社會審美觀點的外表吸引觀眾，成為男性欲約翰伯格在看的方法一書中針對廣告中的女性提出了“被看的女人”這一觀點。“男人看女人。女人看著她們自己被看。這不僅決定了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系，而且決定了女人和她們自己的關系。女性自身的鑒定者是男性：被鑒定的女性。這樣她就成為一個對象主要是一個視覺對象：一道風景”。(BERGER,1972:47)“被看”是女人的命運，“看”的動作歸于男人，即使女人看女人，她們也不是用自己的眼光、而是用男人的眼光去看。因此才有了對著攝像機鏡頭做出各種展示姿勢的女模特，或清純玉女，或扮性感尤物進行挑逗，這些女性所期待的就是被男性觀看、得到男性鑒定者的肯定。在父權制和商業性的合3.對媒介接收的女性主義研究關注大眾文化肥皂劇、羅曼蒂克小說及女性期刊等對女性的影響，將女性的體驗放在核心地位，使女性體驗本身的價值合法對女性受眾的研究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如果我們關心當代社會里大眾文化的涵義和重要性，關心文化形式如何在意識形態層面和政治層面上起作用，那么我們就需要理解文化產品(或文本)在受眾那里是怎樣被理解的”，大眾文化的涵義只有在了解了受眾的闡釋、使用和體驗后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另一個更迫切的原因是許多研究者都在批評媒介性別歧視內容的同時，把自己擺在了教導者的位置上，向女性受眾指出什么內容對于她們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但是女性受眾在接收媒體時并未因其中性別歧視內容而不快，相反，她們從中得到了享受和愉悅、喜歡這樣的內容，這樣就在研究者和受眾之間筑起了一道深深的鴻，研究者要跨越這條鴻溝，就需要了解受眾的想法和觀點：許多女性在接收媒介內容時得到了享受和愉悅，這一事實如何從女性主義觀點來評價?究竟這樣的媒介形式對女性受眾意味著什么?是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性別歧視的內容，還是促生出了新的反抗性別歧視的意識?或者說，媒介中性別歧視內容對女性產生的消極影響是否沒有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嚴重?所以，問題不僅僅是女性為什么和怎么樣接收、闡釋媒介，而且也包括媒介文本與受眾間的互動如何影響了性別話語的80年代，肥皂劇達拉斯曾風靡美國、歐洲、拉美等地，安對該劇的女性觀眾進行調查，發現盡管女觀眾們承認劇中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和超豪華的環境是非現實的，但她們仍舊接受劇中人物情緒化的表演，認為劇中的吵鬧、陰謀、快樂和痛苦都是“現實的”。于是安得出結論：被認為是現實的并不是那些有關世界的知識，而是主體對世界的體驗：一種“情感的建構”(Ang,1984:45)。此后的有關研究也都發現肥皂劇觀眾的立場在批判和接受之間搖擺不定。Hobson(1990)對英國工人婦女收看肥皂劇進行研究，發現在一些女性工作團體里，肥皂劇是日常的一個話題，人們以兩種方式談論肥皂劇：女觀眾們用自己的話來延續劇情和人物發展，也就是說，她們描述自己所認為“真正的”劇情故事發展，比如“她要死了，因為我從報上看到這個女演員想離開這個劇組”或者“他們不可能找到兇手，否則下星期就沒故事了”等等；另一種方式是女觀眾高度涉入了肥皂劇，用它來思考和談論自己的生活，比如“我可跟那個女主角不一樣”或者“那個男主角特別像我的老板”等等。通過后一種方式，女性可以談論在平時生活中可能很少談及的個人和情感方面的話題，還可以談一談“如果我是她，我會怎么做”這類問題，可見，看肥皂劇不是一個被動消極的收視行為，相反，劇情和人物常常能成為分開討論的話題，這樣，傳播的后果就遠遠超出了收視當時那段時間和空間。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肥皂劇對女性觀眾的影響不僅在她們談話的內容上，而且肥皂劇的時間安排適應了家庭主婦的工作時間安排，主婦們用肥皂劇區分了工作和休閑，就跟男性按單位作息時間表工作和休息一樣，母親可以按肥皂劇播出時間給孩子定時喂奶，這種從肥皂劇中得到的“愉悅”跟性別意識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所以，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種形式，肥皂劇在性受眾中間的流行有其復雜的原因，并非簡單的批判就能了事，只有從女性受眾的實際立場出發才能全面了解。1.“性別與傳播”研究是跨學科的，它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除了量化的內容分析、社會調查外，它更偏重使用質化的深度訪談、群體訪談、參與觀察、女性主義者認為，傳統的量化研究方法強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持中立超然的態度不適合性別研究的需要，相反，“不是通過統計程序或其他量化方法得到結果”的質化研究需要研究者積極地高度涉入，才是性別研究所要求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