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城鄉統籌視閾下現行農地使用制度的效應分析摘要：農地使用制度改革是我國城鄉統籌的重要內容之一，農地產權結構的變化、農地使用權的流轉、農地使用制度的創新和逐步完善等，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經濟組織和經營模式創新、城鄉體制一體化產生了一定的正效應。現行農地使用制度中存在的農地使用權流轉體系不健全、失地農民收益評估補償機制不完善、農地保障功能過強等缺陷，對農地資源合理配置、農民城市化能力、農村人口城市化遷移產生了負效應。城鄉統籌視閾下,筆者對現行農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建議有三點：一是完善農地使用權流轉體系，推進農地流轉市場化進程；二是規范農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補償辦法；三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維護農民農地Abstract:Thereformoffarminglandusepolicyconstitutesanimportantpartoftheoverallplansforurbanandruralareas.Positiveeffectsontheurbanizationofruralpopulation,thecreativityofeconomic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andtheconsistencyofurbanandruralpolicieshavebeenbroughtbythechangeinfarminglandspropertyrightanduseright,andthecreativityandimprovementoflandusepolicy.Meanwhile,thedefectsincurrentfarminglandusepolicyhavesomenegativeeffectsonlandresourcesdistribution,urbanizationcapacityofruralareasandtransferenceofruralpopulation.Suggestionsareputforwardtoreformcurrentfarminglandusepolicy:improvethetransferencesystemtopromotemarketizationprocessofrurallands,regulatethelandconfiscationsystemtoreformcompensatingmeans,andadvancefarmerorganizationstoensuretheirrurallanduseright.Keywords:overallplanforurbanandruralarea；farminglandusepolicy；effect城鄉統籌是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針對二元結構提出的重要理論命題和現實選擇。農地使用制度是農村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農地使用制度與城鄉統籌是相互推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城鄉統籌可以為農地使用制度改革提供有利的大環境，農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城鄉統籌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城鄉統籌的推力。理論界對城鄉統籌和農地使用制度改革提出了大量觀點、思路和主張，但總體來看，將農地使用制度與城鄉統籌結合起來研究的現有理論成果并不多見。本文著重探討現行農地使用制度對城鄉統籌的正負效應，為農地使用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提供參考。一、城鄉統籌視閾下現行農地使用制度的正效應現行農地使用制度是以家庭承包制為框架，近二十多年來制度變遷涌現出的多種創新形態的總和，包括規模經營、土地股份合作制、“四荒”使用權拍賣等典型形態，也包括股田制、土地換社保、征地年薪制等其他形式。現行農地使用制度的創新，是適應經濟進步、城鄉統籌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又有力地促進了農地產權結構即農地的權項構成以及各種權項之間的相互關系，農地產權結構不是一成不變的。家庭承包制的推行使農地實現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農民因為擁有了農地使用權而增加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同時，由于家庭經營的決策方式靈活，使生產方式減少了很多監督成本，農村剩余勞動力顯性化。農民在開拓和創造非農就業機會以提高自身經濟收入的激勵之下，興辦副業，創辦鄉鎮企業、個私企業，更有廣大農村剩余勞動力離開農村、離開土地到城鎮尋找新的非農就業機會，形成了“農民工”經濟現象，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轉移。1978年，全國農村非農產業從業人員僅23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7.5%；到1998年，農村非農產業從業人員猛增到1.58億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9.4%，201.35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現行農地使用制度的不斷創新，近年來，農地產權進一步變化，出現了“三權分離”的趨勢。所有權雖居支配地位，但使用權地位日益突顯且權能在不斷拓展。承包占有權和經營使用權進一步分離，農民可以在保留承包權的情況下，將經營使用權流轉。規模經營包括“反租倒包”、“異地承包”等形式，適度的規模經營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土地股份合作制重建了集體的土地產權關系，土地處置權歸集體，但土地收益權則通過分紅一部分歸集體、一部分歸農民。土地使用權入股等于確認了農戶對土地的承包權，貨幣化的股權不影響社區對土地的支配和處置的權利，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現行農地使用制度中的其他形態也都朝著“明晰所有權、強化使用權、活化經營權”在農地使用權主體流轉需要和農業規模經營、農業產業化、城鄉非農建設需求的共同推進下，近年來，農地流轉出現了地域擴大化、流轉主體多元化、流轉規模增大化、流轉形式多樣化的趨勢。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土地流轉規模越大。土地中介組織是適應土地流轉需要而出現的。土地儲備、信托、流轉中心等組織的主要作用是經常發布土地供求信息；接受農戶委托，將農戶不愿耕種和無力耕種的土地經營權集中，統一對外租賃或招商引資發展效益農業，而承包權仍與農地有關的股份合作制有兩種形式：一是滿足建設用地和農業規模經營需求而發展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將土地折股分配給農民，社區實行土地統一規劃和統一開發利用，農民憑借“股權”參與年底分紅；二是社區股份合作社，不僅經營和管理土地，而且運營和管理村集體的其他資產和資本。滿足農業生產社會化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還出現了諸如“公司+農戶”型的產業鏈組織、企業化農場、公司農業等適應農業產業化需求的農村經濟組織和經營模式；出現了工中介組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的發展壯大和城鄉結合的經營模式的創新，使農民組織化程度提高、市場競爭力增強；生產要素得到優化組合；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完善了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改善和加強了政府對農村經濟的管理和調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推行的初期，產生了明顯的制度績效，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家庭承包制的制度缺陷日益凸顯。二十多年來，圍繞農地使用制度安排的辯論一直就沒有停止，但總體趨勢是在家庭承包制的普適框架下，各地結合本地實際不斷創新，使農地使用制度逐步完善。創新的主要形式是：“規模經營與農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安排多集中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以及大中城市郊區；四荒地使用權拍賣則出現于西北、西南等山地、丘陵地區和欠發達地區。”1家庭承包制的完善過程沿著如下方向進行：“土地的使用權日漸穩定，轉讓權從無到有，收益權的獨享性得到增強。”2不同地區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因各地在自然、經濟和社會條件上的差異而形成的，經濟發達地區農地使用制度創新強農地使用制度的逐步完善，體現在農地政策的不斷推出和法律法規不斷制訂、修訂。1982年以來，黨中央關于“三農”問題的8個1號文件、中央歷年有關農村工作會議，對我國農地使用政策安排作了部署；而現行憲法及其修訂、1986年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