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構建和諧社會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摘要】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就是要保證資源配置的嚴格公平。文章通過分析我國社會中存在的幾個利益集團的成因及現狀，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期能夠更加接近于資源配置的嚴格公平狀態，實現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的目標。【關鍵詞】和諧社會；嚴格公平；利益集團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和諧社會主要包括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諧。我們知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和諧，即從經濟學角度上講的資源配置最優狀態，只要滿足帕累托最優的三個條件就可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另一核心要素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就是要保證資源配置的嚴格公平。為界定資源嚴格公平配置。首先要給出經濟學中嫉妒的定義。如果與自己擁有的消費組合相比，經濟主體A嚴格偏好于另外一個經濟主體B所擁有的消費組合，那么就稱A嫉妒B。通俗地講，嫉妒指經濟主體想用自己所擁有的消費組合與B進行交換，以使自己的福利得到嚴格的提高。如果在一種資源配置下沒有任何一個經濟主體嫉妒任何一個其他經濟主體，那么該資源配置就是公平的。嚴格公平配置是一個比公平配置更強的概念，它是指在該配置下任何一個經濟主體A不能通過用自己的消費組合與任何自己所不隸屬集團C中成員的平均消費組合進行交換，而獲得嚴格的福利改進。此時稱在該配置下任何經濟主體不嫉妒任何其他集團。從公平配置和嚴格公平配置的定義可知，嚴格公平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反之并不一定成立。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資源的平均配置一定是公平配置，但資源的公平配置并不必然是資源平均配置。經濟主體的偏好不同。只要B的消費組合中的所有商品數量不是嚴格大于A消費組合中商品的數量，即使兩個消費組合中的商品數量不同，雙方都可能互相不嫉妒對方。消費組合中的商品不見得都是能給經濟主體帶來正效用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給經濟主體帶來負效用的商品，如勞動。因此即使B所擁有的消費組合中的除勞動之外的商品數量都嚴格大于A所擁有消費組合中商品的數量。但如果B擁有消費組合中的勞動比較A消費組合中的勞動大，A也有可能不嫉妒B。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財富都是合法、合理付出勞動且正當手段所得，大家也都能平和的接受，人與人之間關系是和諧的，社會也安定和諧。而現在的情況是收入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這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而是我國體制轉軌時期所特有的現象。下面，從我國存在的利益集團的角度來分析。本文中，我們傾向采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李強教授的劃分方式：“特殊獲利者集團，普通獲利者集團，利益相對受損集團和社會底層集團”。特殊獲利集團，有時也被稱為既得利益集團，對于其構成，說法不一，本文將這個集團定義為掌握國家權利和資源并通過這些為己牟利的權利集團，和隨著多種所有制形式發展而形成的，或多或少依附于權利集團的資本集團。之所以用“特殊”來形容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在改革開放中，都憑借他們各自的“優勢”，為自己獲得了超出一般水準的利益。這個集團的組成主要包括：掌握公共權力并將之“收益化”的部分政府官僚；與這些官僚相勾結，進行“權錢交易”的商界群體；由各個壟斷行業組成的群體，他們憑借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對資源的壟斷性占有，獲取高額壟斷收益，并已經產生了維護并實現本集團利益最大化的意識。由于這部分特殊獲利集團獲得了相當規模的利益，因此這些集團無一例外地表現出極端忠于本集團利益的傾向，這就使其在很多時候充當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阻撓者的角色。該集團的成因有兩條：（1）從黨建的角度來看，某些地方，某些領域的黨組織和領導者治黨不嚴，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疏于教育，管理，督導。這些做法無疑助長了既得利益者的囂張氣焰，加速了他們向既得利益集團的轉化。（2）從制度的角度來看，由于我國還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代，法律制度上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些漏洞和不協調，這就給這些特殊獲利者以生存的土壤。比如，職業官員制度的建立，保證了官員的長期穩定性，但由于權利的監督機制不健全，造成了官員中較為普遍的維利心態，客觀上助長了官僚利益集團的形成。又如中國證券市場，由于相關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一批股市暴利集團大行其道，甚至當國家開始調整改革證券行業時，遇到了這個集團的強大阻力。特殊獲利集團對社會心理的影響是極具破壞性的。其主要表現在：社會轉軌期間，由于缺乏足夠的渠道和能力來監督制約權力，造成了比較嚴重的“權力資本”參與收入分配。并由此產生了許多尋租行為，權錢交易，腐敗滋生等。這些丑惡現象所帶來的影響難以估計，結果是“造就”了一批暴富者。這些人的存在，直接或間接影響著社會收入分配過程，使得正常的收入分配不能體現人們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們的實際能力差異，對社會心理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仍有一些行業憑借其在傳統體制下獲得的壟斷地位，利用不公平價格和政府背景，獲得了該行業的壟斷地位并獲取了高額的壟斷收益。如電信、電力行業。這部分行業對收入差距擴大有著直接的影響。由于利益相對受損集團與社會底層集團在利益訴求和社會地位上日漸趨同。這里，我們把這兩部分群體合起來探討。這兩部分群體中包含了當前中國社會大多數“弱勢群體”，如：農民工，被征地農民，城市下崗工人等等。而目前社會上許多群體性事件，也多發生于他們身上。從一方面來看，他們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而從另一方面看，他們又是這個社會里最應該被同情和救助的對象。造成這對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下面兩個：第一，社會保障機制的落后，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套能覆蓋整個群體的社保機制，加上這部分群體普遍教育水平不高，組織程度較低，缺乏相關的維權意識，而地位的巨大落差往往又使其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這也恰恰是這些年來很多悲慘惡性事件的誘因所在。第二，對于這個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乃至話語權均處于弱勢的群體，社會缺乏一套有效的利益訴求機制，造成了這個集團中群體性的有苦無處訴的現狀。這樣，這個在數量上占優勢的群體，反而逐漸被社會邊緣化，為所謂的主流聲音所忽視甚至鄙視。這就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即強勢者愈發強勢，弱勢者無可抗拒的繼續弱勢，長此以往，勢必為社會埋下不安定的種子。資源配置嚴格公平保證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也就是說，只有當資源嚴格公平配置時，和諧社會才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那么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政策改善現實社會環境，保證資源的嚴格公平配置。下面，在當前社會轉型條件下，提出幾條政策性建議：第一，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干預初次分配。包括兩方面：其一，對教育機會均等的干預，即通過立法進行義務初等教育，普及高等教育，增加財政預算比例使學費下降，實施專門的培訓計劃等，使得處于弱勢的群體能有更多的機會提高勞動能力，獲得增加收入的機會；其二，對財產占有機會均等的干預，即通過征收高額遺產稅，對非勞動收入即各種財產收入征收高額稅，防止財產在不同利益集團分配不公的現象走向惡化的趨勢。第二，政府應發展健全的社會保障體制進行二次分配。政府利用社保體制進行轉移支付，這種轉移支付不僅包括失業救濟，還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在內的一攬子支付，它在平均收入分配方面具有很大的直接調節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健全的社保制度一定是覆蓋全面的。而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覆蓋面不廣，大量城市集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職工、自由職業者、個體工商戶和進城農民仍未納入社會保障范圍。第三，發揮“三次分配”的作用。所謂“三次分配”，指個人出于自愿，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出來的分配方式。很多人質疑它的可行性。但是，只要我們稍微借鑒一下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就不難看出，隨著收入的增加和文化道德觀念的提升；慈善事業就會成為調節貧富差別的重要平衡器。比如在美國，貧富差距同樣嚴重，但美國的富裕階層的企業和個人，每年通過各類基金會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億美圓。通過第三次分配的財富，占到了美國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