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其它相關論文-“中國慈善傳統的繼承問題”專家談中華慈善總會(CCF)研究與交流委員會于4月巧日召開了“關于中國慈善傳統的繼承問題”的座談會。崔乃夫會長及一些有關專家、學者出席了座談會并就有關問題展開熱烈討論。中華慈善總會研究與交流委員會主席朱傳一先生提出四個問題:1.中國的傳統慈善行為是否具有由近及遠、由律己到及人的特征?2.在中國古代社會和慈善行為中，政府和民間關系有哪些方面可資借鑒?3.從中國傳統慈善行為的內容與項目中可得到些什么啟示?4.如何繼承傳統與借鑒國際經驗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現代化?在發言中，他提出，可否認為西方慈善事業的發展與宗教密不可分；而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則與宗族與宗親的關系密不可分。他認為，如果能緊緊抓住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慈善資源”，就有可能使中國的慈善工作深人人心。他還從中國的“倉儲”和“開倉放糧”制度的歷史演變，即從“官辦”到“民辦公助”以至于“民辦”的過程中，說明濟貧事業由“官”到“民”是一種社會進步。他說，中國的慈善事業正處在有可能大發展時期，我們完全有必要從先賢論述中、從歷代慈善行為中、從其實踐內容中獲取教益。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拭先生認為慈善事業理論的出發點應是“幫助景況不好的人”，方法有二:一是使富人的小部分錢和擁有的一部分資產轉移出來幫助窮人，效用極大化；二是使普通人(或許也窮)以豐富的同情心來幫助他人。他說，政府救濟這一轉移資助的形式并不利于增加社會總產值和效益極大化。因此通過政府助人的人并不真正心甘情愿，而受助的人又常并不思感激，所以開展慈善行為有理由充分發揮人們的同情心。其總方向應是開展社會服務即非政府服務(但不是否定政府服務)。他認為，我們應通過民間行為鼓勵做好事，而且提倡做好事要留名，讓每個人都知道，即便我今天沒有貧困到受助的地步，但希望如果有那一天也會有人來幫助我。這樣才能發揚互助互利的社會道德，才能維系社會的和諧。北京大學教授樸明讀先生認為慈善與基本信仰有關，文化的基本信仰是社會福利的源泉。西方慈善的來源與宗教有關。如西方宗教稱之為“原罪”，助人是洗脫罪惡的一個方法。中國人講和諧，中國儒家哲學提倡“樂觀人生”，中國人慈善行為的基本動力是否可從此挖掘。他提出“民為幫本”是中國慈善事業出發點，諸如會館、同鄉會等，是否也應屬于一種慈善組織?名山文化公司黃事長章立凡先生從“慈善”一詞的溯源看中國慈善的內涵。中國先賢都論述過慈和善，但慈善兩字合用恐怕是近代的事情，慈用于縱向的人際關系，如父慈子孝；善則用于橫向的關系，如與人為善。(論語有“孝慈為忠”；孔子又講“仁”，“仁者，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儒家也有功利的一面，如孟子日“有恒產則有恒心”，然后才講“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所以從儒家觀點出發，中國傳統的慈善行為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施予，即政府、富人施舍或救助老百姓。而平民化的互助行為或許源于佛教的慈悲思想，“同等為慈、同體為悲”、“自立立他、自覺覺人”，有慈悲之心才能覺悟。現代慈善是一種信念和責任，是一種智慧，平衡社會失衡問題，同時是一種教化，使社會從無序到有序。北京大學教授誰方先生認為慈善事業也是一種社會工作，慈善與中國傳統思想有關。慈指仁慈，善指善事。佛家推崇慈，人應有惻隱之心，鼓勵民間興辦福利事業，主張布施和助人；儒家從人性的角度教化人(西方從上帝的角度教化人)，以民本為核心，形成中國社會的道德基礎，中國慈善事業的基礎也建于此，其發展是在慈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政府行為如開倉濟貧等，從儒家民本思想看稱之為政府的責任或曰仁政；非政府行為和民間互助應是慈善。民政學院副教授王青山先生強調，在社會轉軌時期，討論慈善問題應首先給慈善正名。歷史上人性善惡爭論千年，而今天不應把人性善惡對立起來，發展慈善事業就要鼓勵揚善。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要繼承。當前，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宣傳競爭是必要的，但過于講競爭也是片面的，要講競爭也要講互助，如此社會才能和諧。互助只是現代慈善的一方面，而現代人應有現代意識，社會責任感也是重要方面。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秘書長商玉生先生認為早期基金會是從做慈善事業發展而來，現代基金會不僅僅限于做慈善事業，這是基金會進步的標志，也是慈善事業發展的保障。中國近代民間基金會是吸收國外基金會模式發展而來，解放后有組織的基金會曾處于空白，改革后有所發展并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還需要立法保證、政府的鼓勵措施和完善的組織管理辦法。慈善型的基金發展是慈善事業的保證，我們應加強理論研究，探索中國慈善發展的方向，促進全社會發展慈善的局面形成。南開大學副教授吳信平先生認為慈善和互助還有所不同。他認為慈善是個人行為，而慈善事業是指有組織的活動，民間的慈善不具備明確的責任和義務。慈善觀念歷史悠久，但慈善事業卻是近代的事情。他說，為什么慈善事業在這一世紀大發展起來?其原因源于社會的需要，在西方，起作用的關鍵是宗教組織和其人員；社會主義制度是通過保障體系來完成福利功能的，今天由于政府不能包攬一切，民間慈善才有空間得以發展。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楊體仁先生提出研究中國慈善傳統應從需要出發，現代化需從國外借鑒，但首先應從傳統中吸收教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大部分問題是靠營利機構解決的，必然有缺陷；政府應解決市場機制解決不了的問題，但政府并非萬能，這就需要非營利機構來協助解決，因而慈善事業在市場經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慈善?要看中國的資源，西方基督教資源并不適合中國，因而要從中國傳統中發掘。民政部社研所社會保障研究室主任庵鈞先生認為慈善事業是社會工作的一個方面，是非政府行為。它有兩個層次:一是主要立足于濟貧，二是函需適應社會發展。慈善資源是多元的，有慈善思想，才有慈善行為。它是社會互助的一種形式，有兩方面含義:一是以富人的錢幫助窮人，二是民間互助(拿出錢的并不一定是富人)。西方有基金會儲金，中國有糧倉儲糧。中國民間出來的東西，沒過多久就會被政府接管，這一現象值得研究。慈善行為也有功利的傾向。既要利用又要控制，只有健全法規、評估和審計機構，慈善事業才會有更大發展。愛德基金會顧問沈佩容女士就解放前親自參與慈善工作談了切身感受。她說明愛德基金會同基督教青年會都不是宗教團體，以自養、自立、自力更生為主，利用外援為輔，明確扶貧為其主要工作內容。是應社會需要而進行慈善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孫炳難先生認為慈善組織對援助方和受助方起中介作用。說中國慈善的傳統方式是鄰里互助；現代慈善則除需方和供方外，出現了中介性組織機構。如現代保險機構的出現，使過去工會實行職工互助金的形式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因而，與其說慈善的性質是互助，倒不如另辟溪徑來探討慈善機構的性質。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何摧寧先生認為，應該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待慈善事業，這有利于慈善事業平民化。他說，市場是靠“利”的驅使來運轉，慈善事業的平民化則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同時，政府組織與非營利機構有此消彼長的趨勢，慈善組織對社會結構轉變的作用比其救助作用還要大些。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崔乃夫先生在會上就慈善事業的性質及定位問題做了全面闡述。他認為中國的慈善事業歷史悠久，發展特征是斷斷續續的。慈善是民間行為而非政府行為，政府行為主要是販災、救濟、荒政等。1994年中華慈善總會正式成立，重新舉起慈善的旗幟，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因為中斷的時間很長，起步很晚，探討慈善問題關系到中國人如何認識慈善。首先，必須搞清楚慈善的歷史沿革，才能進而對其精髓是什么、我們應繼承什么進行深人研究；其次，國外慈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