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路徑研究：回顧與反思 我要評論2016 年 03 月 18 日 11:28:21 來源： 理論月刊 2015 年第 10 期 我有話要說(0 人參與) 評論 0打印字大字小摘要：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路徑問題，其實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原有行政性社會工作與外來專業性社會工作之間關系的問題。“嵌入說”主張專業社會工作嵌入當前的行政體制謀求發展；“轉型說”既包括行政社會工作向專業方向的轉變，也包括專業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分立說”認為兩類社會工作在價值理念、方法技術等方面存在本質差異，二者難以協調。幾種觀點各有利弊，需要通過大量的實踐活動來驗證其可行性。隨著兩類社會工作的長期碰撞、交流，二者會相互學習和建構，最終走向共融共存。具體而言，這種融合的趨勢包括理論融合、價值融合、方法融合，其最終的目標是構建兼具本土特色和專業理念的社會工作模式。關鍵字：社會工作；發展路徑；嵌入說；轉型說；分立說；融合說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作為社會“安全閥”制度組成部分的社會工作日益受到政府的接納和認同，社會工作逐步進入當前的政治話語體系。在政府的強勢建構和社工界的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社會工作在近幾年的時間里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制度化、職業化和專業化進程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我們需要清醒的認識到當下一路高歌猛進的社會工作所面臨的重重困境，如專業化水平滯后、社會認同度低、區域發展不平衡、制度保障不完善等，尤其是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工作如何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落地生根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同時，在社會工作被引進之前，中國社會便已經存在依靠政府部門和行政手段進行的助人服務制度，即王思斌所說的行政性社會工作或本土性社會工作。那么，專業社會工作與行政社會工作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二者之間是合作與競爭還是矛盾與沖突，這是當前中國社會工作不得不反思的一個核心議題。因為它直接影響到社會工作的自身定位、未來發展方向等發展路徑問題，如未來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格局中，是行政主導、專業主導、還是二者的合作建構。關于兩類社會工作的關系，當前學術界的最有影響力的觀點是王思斌的“嵌入說”。事實上還有“轉型說”、“分立說”等觀點。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些觀點進行系統梳理，在分析其利弊的基礎上，反思中國社會工作未來的發展路徑。1.嵌入說：專業向行政的單向移植“嵌入說 ”由王思斌提出，它是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路徑最有影響力的觀點。在中國社會工作的嵌入性發展一文中，王思斌通過“理論的遷移”，引入經濟學中的“嵌入”概念來分析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和格局。簡單而言，“嵌入”是指“專業社會工作是嵌入原來的社會服務領域之中并謀求發展的”，1 或者“專業社會工作實際上是進入本土社會工作實踐的原有領地，前者嵌入后者之中”。2這里所說的“原來的社會服務領域”和“本土社會工作實踐”屬于同一所指，即行政性、非專業的社會工作，“專業社會工作的嵌入指的是它必須進入行政性社會工作占主導地位或基本覆蓋的社會空間發揮作用”。王思斌重點分析了社會工作嵌入的基本格局。他認為社會工作恢復重建以來經歷了一個“政府主導下的專業弱自主性嵌入”到“政府專業合作的深度嵌入”。“社會工作恢復重建以來，它基本上是一個由政府支持的實際社會服務為主導、同時專業社會工作又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淺嵌入格局”。4 在這種格局下，政府幾乎對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實現了“包攬包辦”，同時體現出了重管理、輕服務和單一治理主體的特點。專業社會工作被邊緣化，游離于政府工作之外，生存空間狹小。后來，隨著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專業社會工作功能的凸顯，社會工作的嵌入格局逐步發生變化，政府的執政理念逐步實現了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服務的轉變，對專業社會工作的認同度和接納度提高，社會工作進而獲得了更多的讓渡空間進入原本由政府部門負責的社會服務領域，二者的合作領域逐步擴大，形成政府部門的行政工作與專業社會工作合作的深度嵌入格局。“嵌入式 ”的觀點提出后，在社會工作界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幾近于形成了一種學術思潮”。5 2014 年 11 月初在北京舉辦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成立二十周年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專門對“嵌入式”的觀點進行了討論。張友琴通過自己的實踐項目，發現專業社會工作與行政社會工作之間是相互融入對方而非嵌入的關系。張昱認為，在討論“嵌入”之前，我們需要首先反思一個基本問題，即社會工作是“舶來品”嗎？如果不是便不存在嵌入之說。因為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社會工作在中國自古便有之。同時，他認為，對社會工作進行專業行政的二分法，帶來的一個現實問題是二者之間的對抗。如在當前的社區服務過程中，便出現了原有的居委會工作人員與進駐社區的專業社工之間的利益沖突。徐選國進一步拓展了“嵌入”的內涵，他提出了“雙向嵌入”的概念，即嵌入既包括專業社會工作向行政體制的嵌入，也包括行政工作向專業社會工作領域的嵌入。“嵌入” 的優勢是專業社會工作可以得到政府的合法性認同、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和體制內資源的支持，在短期內實現快速發展。但是，嵌入之后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在中國當前“大政府小社會”或“強政府弱社會”的社會格局下，專業社會工作進入政治體制之后，可能會因為原有體制“路徑依賴”等因素影響，難以保證其獨立性、自主性和專業性地位，缺乏自己的話語權，有可能會淪為政府強化社會控制的工具，進而背離其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專業使命。“嵌入式發展定位有其積極意義，然而其根本弊端在于，面臨重組和轉型的政治經濟體制，社會工作如一味地強調嵌入，勢必成為現行社會制度的功能性護手。而不是制度轉變的推手”。6 朱健剛通過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個案分析，發現專業社工嵌入街道權力網絡的過程中產生了外部服務行政化、內部治理官僚化和專業建制化的現象，進而逐漸式微、失去影響力。7 陳立周認為“嵌入”會限制“社會工作的想象力”。2.轉型說：行政向專業的內在轉變“轉型說 ”提出的基本背景是中國社會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入了快速轉型期，除了轉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其廣度、深度和難度都空前未有”。9這種轉型給社會工作帶來的挑戰是：“一方面，政府決策和行政能力趨于弱化另一方面，伴隨我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引發了眾多的社會問題，呈現出社會問題叢生的局面”。10在這種背景下，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依賴行政體制的社會工作模式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發展要求，進而開始了向專業社會工作的過渡和轉變。王思斌也對行政社會工作的轉型背景和前提進行了論述。“如果從社會轉型將進一步加速，市場經濟體制將進一步確立，社會管理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將不斷深入，社會的價值觀將更加多元化，民眾的社會權利意識不斷增長和世代繼替的角度來看，傳統的行政性社會工作就要做重要的適應性改變”。最早提出 “轉型說” 的是李迎生和方舒。李迎生等認為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工作呈現出了政府包攬單位承辦、職業身份為標準的差序格局和非專業性的特征。這種社會工作模式與王思斌所講的行政性社會工作含義類似。而轉型中的社會工作模式表現為行政社會工作和專業社會工作并存、行政社會工作向專業領域的過渡、區域發展不平衡和民間組織發育不良等特征。同時他認為，中國社會工作的未來發展趨勢是“借鑒社會工作發展的國際通則，緊密結合中國實際，推動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職業化和本土化進程，逐步從單一政府主體轉向包括民間組織在內的多元主體，逐步擴大社會工作的覆蓋對象，逐步形成以政府購買服務為主要形式的運作機制，逐步形成一套科學的工作程序和實務方法，逐步實現專業理念與中國特定文化價值體系的契合”。前文曾提及張昱對社會工作是“舶來品” 這一說法的質疑。在他看來，在西方社會工作被引入之前，中國傳統社會中就已經存在社會工作的相關理念，而且在 20 世紀初期中國社會工作就得到了發展。新中國成立后民政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類似于社會工作助人服務的功能。那么，“以此來看，社會工作在我國的發展就不是嵌入的問題了，而是社會福利制度適應社會轉型的需要而產生的內在轉型。這樣，社會工作的發展就既是政府現有相關機構適應社會轉型需要而轉型，也是現有工作人員的轉型，還是政府相關部門在新進人員時有意識地用專業社會工作者替代傳統工作者的轉型，更是在社會建設中社會相關部門的轉型。”13所以，在張昱看來，社會工作的轉型是一個社會工作的相關系統的轉型，包括社會福利制度、政府相關部門、相關行政工作人員等。這一說法拓寬了社會工作轉型的概念。“轉型說 ”強調傳統行政社會工作為適應社會轉型需要而發生的向專業社會工作靠攏的過程。筆者認為，社會工作的轉型是雙向的，既包括行政向專業的轉型，也包括專業向本土實踐的轉型。對于行政社會工作來說，這種轉型是引入專業要素、吸收專業的價值理念和方法技術，向專業社會工作靠攏的過程；而對于專業社會工作來說，則是逐步適應本土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融入本土的社會環境，開展具體的社會服務，即本土化的過程。“從專業社會工作的角度來看，社會工作學界通過實習、參與社區建設和社會服務實踐、參與政府的政策咨詢活動，越來越深入地了解國情，特別是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具體情況，了解實際工作者的經驗，從而對來自西方的專業社會工作進行反思，不斷深化對中國社會工作的認識，已經走出了拿來主義的階段，正在進行移植變換”。14王思斌這里所說的“移植變換”便是專業社會工作融入中國特殊社會環境的“本土化”過程。3.分立說：專業與行政的分殊演進分立說的基本觀點是專業社會工作與行政社會工作在起源發展、價值理念、方法技術、運作邏輯等方面存在本質差異，二者很難進行有效的對話和調試，如同兩條平行線一樣沿著不同的軌跡進行發展演變。例如，郭偉和通過比較中國本土的大學生村官計劃和國際援助的社區發展項目兩個案例，從制度的角度分析了體制內演進的行政農村社會工作和體制外發育的專業農村社會工作之間的沖突和對立。通過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他發現“體制內演進和體制外發育各自都有自己的路徑依賴，二者之間的協調卻不容易達到”，15即二者之間存在不可共約性的差異。為保證專業社會工作的獨立性、專業性和自主性，這種觀點主張社會工作必須減少甚至脫離對政府的依賴，即“社會工作社會辦”。由于過分強調社會或民間力量對于社會工作發展的作用，這種觀點被稱為“社會中心主義”。16 它一方面借鑒了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軌跡，即自下而上、先社會化后專業化、制度化，“西方走的是一條由社會內生到政府與社會合作的自下而上的路徑，即先社會化后制度化”。17 具體來說，西方社會工作首先從慈善事業和濟貧活動的實務工作開始，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逐步總結和提煉，通過教育實現了專業化，最后政府部門通過立法、注冊制度將其合法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在此過程中，政府只是引導和協助，社會工作發展的中堅力量是各類社會組織和機構、宗教團體、基金會、行業協會等社會力量。另一方面，這種主張源于對政府強勢建構的擔憂。一些學者認為，政府對于社會工作發展的“功利化導向”使得社會工作可能淪為政府進行社會管理和控制的工具，而非進行社會服務的專業和職業。“在政府強勢建構背景下，我國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受到質疑，專業化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哈欽斯（Hutchings ）與泰勒（Taylor）等西方學者對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下社會工作能否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西方意義上）的專業社會工作表示質疑”，18 因為它“有可能導致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背離西方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的專業目標和使命”。從社會工作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專業使命出發，這樣的質疑和擔憂不無理論依據。例如，“作為一個社會化的專業和職業，為了得到公眾的認同與支持，社會工作必須依賴政府的立法和注冊制度，這是從事社工職業者獲取社會地位、專業權威和利益的途徑”。20但是注冊制度的潛在危機不容忽視，“因為社會工作的需求受政府資源分配的決定性影響，故此，政府可使用注冊制度來做資源分流的工具”。21這一點可以解釋事實上，為什么很多發達國家，以依賴政府資源為生的社會工作專業，逐漸地變成所謂的“臨床”性的專業工作，而遠離了推動社會改變的傳統專業使命，成為“墮落的天使”。但是，在任何國家，社會工作的發展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框架下進行的，區別僅僅在于對福利體制依賴程度的高低，而社會福利的推行者毫無疑問是政府部門。同時，即便是西方國家的社會工作，也并非全都是由社會力量所推動。如作為社會工作發源地的英國便是如此，“英國社會工作專業化模式是一種行政依賴型的社會工作專業化模式，社會工作專業自身在專業化過程中表現得比較消極和被動這可能與英國社會工作被納入國家福利體制、直接向政府部門尋求合法性有關”。23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工作是一種政治實踐，甚至直接被稱為政治社會工作（politicalsocialwork ），如何處理與政府之間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4.未來展望：走向專業與行政的相互融合圖 1 是筆者對前文所述觀點制作的簡單示意。在圖 1 中，“分立說”過分強調兩類社會工作之間的差異和分歧，忽略了二者進行建構的可能，專業社會工作的嵌入和行政社會工作的轉型都可以促進兩類社會工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前文已對嵌入論和轉型論進行了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在“嵌入說”中，專業社會工作向行政社會工作的單向嵌入突出了行政社會工作的主體地位；與此相反，“轉型說”中，行政社會工作向專業社會工作單向轉型則凸顯了專業社會工作的主體地位，它們都將兩類社會工作置于不平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