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物貿易對人民幣“雙循環”的影響機制分析綜述目錄TOC\o"1-3"\h\u18192中國貨物貿易對人民幣“雙循環”的影響機制分析綜述 15619（一）貨物貿易總額通過境外人民幣儲備影響外循環 14420（二）貨物貿易差額通過人民幣匯率影響內循環 131643（三）貨物貿易領域通過人民幣結算影響外循環 311047（四）貨物貿易主體通過人民幣計價話語權影響外循環 4（一）貨物貿易總額通過境外人民幣儲備影響外循環在國際貿易中，貿易規模越大，貿易總額越多，同時產生的貿易順差越多，人民幣則升值，一方面部分境外貿易主體出于盈利性和安全性考慮，增加人民幣的儲備規模，另一方面部分境外人民幣持有者基于人民幣升值預期從中套利，所以增強了部分境外人民幣持有者對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動機。這兩方面都促進了人民幣“外循環”。[4]2020年我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在貨物貿易領域實現貿易總額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進出口額達295088.435萬億元，2021年進出口額穩中有升，達386174.487萬億元，同比增長接近30%，這鞏固了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第一大國的貿易地位，同是增強了全球各國各地區把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意愿，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數據，2020年境外人民幣儲備規模為1.83萬億元，占表明幣種構成外匯儲備總額的2.5％，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位居第5，2021年境外投資者增持境內的債券達到11萬億元，人民幣日益成為外資增加配額的重要資產。境外持人民幣儲備的狀況不僅可以直觀的綜合反應我國人民幣流動，還反映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情況[2]，貨物貿易之所以可通過境外人民幣儲備影響人民幣“外循環”是因為：在貿易往來中，貿易規模越大，產生的貿易順差越多，進口方出于盈利性和安全性儲備人民幣資產的意愿越來越強，境外人民幣儲備是人民幣在境外沉淀的“外循環”表現。同時，境外人民幣持有者利用持有的人民幣投資我國離岸市場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可使人民幣在境外盤活促進“外循環”，而投資國內以及購買人民幣債券等可使人民幣流回境內進行“內循環”，最終促進人民幣“雙循環”。（二）貨物貿易差額通過人民幣匯率影響內循環貨物貿易差額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人民幣離岸市場，人民幣離岸市場是人民幣得以回流的重要渠道，一方面當離岸市場人民幣有較大規模的存款量規模并且存款金額持續快速增加，同時離岸市場的人民幣金融投資產品創新不高，大多收益較低的人民幣存款占離岸市場的主要部分時，引導人民幣回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回流后的人民幣在境內“內循環”。另一方面當離岸市場的投資渠道不斷開放，可以有效增加境外人民幣持有者的投資收益，從而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意愿和信心，這對我國人民幣“外循環”產生一些影響。兩方面共同促進人民幣“雙循環”。當我國的貨物出口總額大于進口總額使，貿易順差態勢顯著，出現較大順差時，我國的貨幣需求隨之增加后，則會導致流入我國的外匯日益增加，從而造成匯率下降，人民幣升值，則拉動了離岸市場對人民幣的存款需求，增加了離岸市場的存款量。反之，人民幣匯率上升，人民幣貶值，離岸人民幣對人民幣存款的需求較小，離岸市場的存款量可能也較少，所以減少貿易差額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人民幣匯率大幅度的波動，處于穩定勢態的人民幣匯率有助于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健康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健康發展一方面可以使離岸市場的存款需求較大時，境內人民幣能有節奏有規模的流入離岸市場進行“外循環”，另一方當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款過多時又得以順利、順暢、有序回流到境內進行“內循環”，助力國內經濟。反之，人民幣不能順利回流，如在2015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后，中國香港等人民幣離岸市場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后呈現出規模逐漸收縮的態勢，其中，境外持人民幣者可投資的金融產品有限，人民幣回流渠道的功能變弱，人民幣難以回流。在這種情況上，完善人民幣離岸市場尤為重要。若人民幣市場不夠完善，說明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計價金融產品創新較緩慢以及離岸人民幣的資金池難以容納巨額的人民幣存款，而當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差日益擴大時，離岸市場對人民幣的存款需求日益增加，需求拉動離岸人民幣的存款量，從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可知，2020年的離岸人民幣存款穩中有升，2020年末，主要離岸市場人民幣存款余額接近1.5萬億元。其中，中國香港在各個主要的離岸市場排名中位居第一，中國香港的人民幣存款余額超7000億元，同比增長14％，占中國香港全部存款余額的六成，由此可見，人民幣存款需求拉進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在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創新較緩慢以及離岸市場的人民幣存量過多的情況下，需要引導人民幣回流。綜上所述，貿易差額通過人民幣匯率對人民幣回流渠道的影響，接著進一步影響人民幣“內循環”,在離岸人民幣回流渠道有多種人民幣回流方式[5]，其一是投資人民幣債卷和RQFII，巨額的人民幣債卷和RAFII發行量使人民幣回流越來越高效；其二是引導境外人民幣存款通過離岸市場人民幣清算行合理、有序、順利的回流到境內。無論是哪種人民幣回流方式都是在完善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基礎上完成的，回流到境內的人民幣對國內經濟和就業、物價、消費水平等經濟變量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人民幣“內循環”起促進作用，最終影響人民幣“雙循環”。（三）貨物貿易領域通過人民幣結算影響外循環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越多，越能促進人民幣“外循環”，但跨境貿易人民幣失衡對人民幣“外循環”產生不同的影響，若跨境貿易人民幣收小于支，人民幣走出去的規模較多，則增加了人民幣走出去進行“外循環”的機會，反之，人民幣走出去進行“外循環”的機會較少，以下從貿易方式和SICT分類里進出口商品的進口金額和占比分析貿易領域對人民幣結算規模的影響，然后進一步分析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以及跨境貿易人民幣失衡對“外循環”的一些影響。從貿易方式分析貿易領域分析人民幣結算，其中貿易方式主要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雖然加工貿易的占比不比一般貿易大，但加工貿易在跨境貿易結算中也有成果，其中，一般貿易結算規模平穩增長，但進料加工貿易波動較大，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2021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2020年中國對世界的一般貿易結算量為3.02萬億元，占2020年所有貨物貿易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的63.2%，2020年我國對世界的進料加工貿易人民幣結算為7625.14億元，而2012年至2021年進料加工貿易人民幣結算收支比為2.91：1，表現為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失衡。從進出口商品類型分析貿易領域的，2020年我國出口礦物燃料較少、依賴進口較多，主要原因是我國對大部分礦物燃料具有較大需求，但我國的礦物燃料具有稀缺性，不足以滿足我國的需求，所以導致我國礦物燃料的出口規模大，進口規模小，主要出口一些具有國際影響力并且世界市場具有需求的礦物燃料，主要進口我國稀缺并需求較大的礦物燃料，從圖3中可以看出，2016-2020年的進口商品中，礦物燃料的進口金額和占比都較大，礦物燃料長期持續是我國排名前三里的進口商品，但在出口商品中，礦物燃料的出口金額和占比不大，位居第五位，進出口礦物燃料規模的不同甚至差距懸殊會造成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失衡。綜上所述，無論從貿易方式還是從進出口貿易商品類型分析人民幣結算都存在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失衡，所謂跨境貿易人民幣就是跨境貿易人民幣收付存在非結構性，出口貿易人民幣結算份額與進口人民幣結算份額的不對稱，從貿易方式和進出口貿易商品類型分析其原因：一是可能我國進口加工貿易和礦物燃料商品進出口規模不同并且差距懸殊導致它們的的出口人民幣結算份額與進口人民幣結算份額呈現非對稱性結構;二是在我國礦物燃料進出口中，可能還存在沒有完全把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情況。若在礦物燃料貿易中提高礦物燃料使用人民幣結算的規模，尤其是在不斷增加的礦物燃料進口貿易規模中把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將使人民幣結算功能得以大范圍的執行，這促進了人民幣“外循環”。跨境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增多還可以使凈流入的外匯減少，從而抑制貨幣超發、在有效防止人民幣上貶值的基礎上穩定人民幣幣值，這也促進了人民幣“外循環”，跨境貿易結算促進的人民幣“外循環”主要表現為人民幣在海外得以盤活沉淀，其中，一是跨境人民幣存款規模得以增加；二是境外人民幣債券的發展得以推動，三是人民幣外匯交易的頻率日益增加，這些“外循環”表現是人民幣“雙循環”的重要部分，對促進人民幣“雙循環”舉足輕重。（四）貨物貿易主體通過人民幣計價話語權影響外循環貿易主體主要由經營主體和消費主體組成，雙方在外貿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貿易主體使商品能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轉移[2]，在這過程里，貿易主體是否選擇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是影響人民幣“外循環的”因素之一，以下從貿易主體中的國外貿企業和國家這兩層面分析人民幣計價話語權對人民幣“外循環”的影響。隨著中國經濟的的不斷發展，貿易便利化得以提高，越來越多的多的外貿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應運而生，這其中有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國有企業，它們共同助力我國外貿，其中，對我國外貿影響最大的當屬民營企業，它對我國外貿的貢獻超50%，其次是外資企業和國有企業，由于國際貿易合同簽訂期與結算時間之間經常存在時間差，在匯率變動的情況下，企業選擇不同的計價貨幣產生不同的收益，受此影響，企業作為出口商時傾向于使用趨于升值的貨幣進行計價，它們可以容忍貨幣匯率較大的波動，而進口商與出口商不同，企業作為進口商時更傾向于使用趨于貶值的貨幣進行計價，它們對計價貨幣波動的容忍度較小[6]。根據中國人民幣銀行《2021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調查結果可知，2020年我國有20.5%的受訪境內企業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幣報價，這一比例較2019年上升不大但有小幅度上升，與2015年相比，堅持使用人民幣報價的受訪企業占比上升4個百分點。通過國外學者的企業利潤最大化模型可知[3]，企業利潤函數和匯率函數都會影響企業對于貿易計價結算貨幣的選擇，企業往往傾向選擇匯率波動相對穩定的本幣進行計價結算，反之，則選擇對方國家的貨幣進行計價結算，所以國內企業的越來越傾向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可能使基于預期人民幣升值降低貿易成本，以及自身愛國情懷等等因素。在貿易國中，2021年中國排名前十的最大伙伴國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占一半，其中，排名第一的貿易伙伴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根據“Grassman”法則可知[7]，在國際貿易中，出口國和進口國的國家類別影響計價結算貨幣的選擇，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貿易交易時，它們更傾向選擇出口國貨幣進行計價結算；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交易時，它們更傾向選擇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