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建構主義扎根理論為方法論基礎，探究武術運動員競技身份的建構過程及其競技身份消解和認同轉向的成因。經過4輪編碼，建構武術運動員身份建構及認同轉向理論模型。研究表明武術技藝精進、競技目標驅動、社會環境塑造、文化符號構建4個因素共同建構武術運動員的競技身份。隨著競技生涯過渡與結束，身份認同在職業與場域的影響下呈現不同程度的演變。其中，受到外部因素文化傳統召喚、競技環境挑戰、群體理念沖突，以及個體因素傳統哲學內化、武術價值再審視的影響，競技身份逐漸消解，轉向對傳統武術認同的回歸。基于此理論模型，提出未來發展路徑：守正固本，德技雙修；和合共生，認同共塑；承古啟新，因時而進。關"鍵"詞：扎根理論；競技武術；武術運動員；競技身份；身份認同；認同轉向隨著武術運動的普及和發展，武術價值逐漸被挖掘和傳播，武術群體身份的建構與認同也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議題。在社會結構變遷下，武術價值導向的差異使群體身份認同的沖突及矛盾日益尖銳。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武術為適應競技體育的發展，競技武術應運而生。自此武術的“競技”與“傳統”之辯（又或是“傳統”與“現代”之辯）也拉開序幕[1-2]。相較傳統武術根植于中華本土“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競技武術是適應時代的產物，其文化精神集中體現于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競爭”[3]。這樣以獲取優異成績為目的導向，“高、難、美、新”為價值追求的競技武術，被認為在“體育化”“競技化”的進程中走向西方體育的“異化”形態，片面地側重武術的體育屬性[4]，而“恰恰忽視了最能體現中國武術核心價值的、最能代表中國身份的文化指紋”[5]。武術運動員往往被局限在競技武術固態的形態概念下，而非考慮到以“人”為核心對身份建構及認同的動態發展。這樣不但會使運動員處于矛盾且尷尬的境地，引發消極情感，同時也不利于武術全面和諧發展。綜上，本研究通過建構主義扎根理論，旨在探究以“人”為核心的武術運動員競技身份的建構，以及競技身份消解和認同轉向的成因，進而深刻理解武術運動員運動生涯不同階段的心理認同變化，反映出武術發展的現存矛盾及挑戰，有利于促進中國武術群體的和諧發展，以更多元、包容的心態看待武術不同形態的價值功能。1"研究設計1.1"研究方法及范式研究以卡茲曼[6]提出的建構主義扎根理論作為方法論基礎。建構主義扎根理論在格拉澤和施特勞斯[7]最初提出的扎根理論框架上進一步發展，根植于解釋學傳統，認為“任何理論的呈現都是提供了對研究世界的解釋性描述，而不是它的真實畫面”[8]30。同時建構主義扎根理論強調研究者在數據分析與理論建構中的重要性，將研究者自身與研究實踐的互動視為不可忽視的部分。因此，在研究者反思研究對象解釋的同時，也研究他們自己的解釋。研究目的是探討武術運動員身份建構及認同轉向的主觀解釋，同時研究者自身長期工作于相關領域，因此認為擇取建構主義的視角是合適的。通過建構主義扎根理論方法揭示身份建構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以及認同轉向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和動力，最終建構理論模型。1.2"理論抽樣與數據收集研究采用半結構訪談的方法收集數據資料，并分為5個階段進行理論抽樣，最終確定訪談對象21人。理論抽樣過程：第1階段，由于對競技身份形成感知與認同需要具有一定競技經歷及競技水平，因此抽取7名競技武術運動員（編號標識為A1～A7），并遵循以下標準：曾接受過競技武術專業訓練，并具有6年以上運動生涯；運動等級為一級運動員及以上。初步的數據分析顯示了在競技生涯后期或結束時期，運動員對武術身份出現顯著認同差異與轉向。第2階段在初始標準上，抽取6名競技生涯已經結束的武術運動員（編號標識為TA1～TA6）。第3階段，考慮到武術身份的認同是動態的過程，因此需要回到運動員競技生涯現役階段，探索武術運動員競技身份的認同初期是如何建構的，在這一階段選取5名現役競技武術運動員進行訪談（編號標識為AA1～AA5）。第4階段，基于以上對運動員訪談數據的分析中，考慮到外部宏觀環境與政策影響，例如，規則、學術、輿論等方面，采訪3名武術科研與行政管理人員（編號標識為CL1～CL3），提升理論的深度和豐富性。第5階段，擇取了研究初期的5位關鍵參與者，以最新修訂的訪談內容為基礎進行回訪，旨在對理論細節進行反饋和補充，確保最終形成理論準確且完善。1.3"數據分析建構主義扎根理論在編碼步驟給予研究者更大自由度，認為在編碼策略的應用上，取決于“研究者的主題和忍受模糊狀態的能力”[7]267。在這里采用卡姿曼建議的4種編碼策略[7]201-291，即初始編碼、聚焦編碼、軸心編碼、主題編碼。此外，使用Nvivo14質性分析軟件輔助對數據資料進行自下而上的分析，確保分析過程系統性和可追溯性。1）初始編碼。在初始編碼階段使用“本土概念”[9]，以簡潔、生動且具分析性的代碼對數據進行逐句編碼。共生成513個初始代碼（見表1），部分示例見表2。2）聚焦編碼。聚焦編碼階段，對513個初始編碼進行精簡和篩選，識別數據中頻繁出現且最有意義的代碼或概念。共生成57個聚焦代碼（見表3）。3）軸心編碼。在軸心編碼階段，從聚焦代碼中自下而上的逐步提取與整合類屬，并采用施特勞斯提出的“條件、行動或互動、結果”結構框架來建立類屬之間的聯系[10]。聚焦編碼在最初提供描述性數據（如FC4、FC17等編碼）。在此基礎上通過對聚焦編碼的篩選精煉為若干亞類屬，并進一步探討類屬之間的關系。最終，識別出“競技身份認同建構”及“身份認同轉向”2個核心類屬，以及9個與之緊密相關的亞類屬。其中，揭示個體的競技身份認同是如何構建的，例如“武術技藝精進”和“競技目標驅動”協同影響著運動員的身份構建過程。同時，引入內外因素，解釋了競技身份消解及認同轉向的動因。外因如“競技環境挑戰”和“群體理念沖突”是外部環境對身份認同的影響，而內因“哲學認知內化”與“武術價值再審視”則揭示個體內部的心理和認知轉變（見表4）。4）理論編碼。在理論編碼中，借鑒格拉澤提出的24個理論代碼的家族系列對數據進一步整合[11]。最終在回顧備忘錄的基礎上，對初始編碼、聚焦編碼和軸心編碼的代碼集合進行反復比較和迭代的整合分析，建構武術運動員身份建構及認同轉向理論模型（見圖1）。理論模型呈現競技武術運動員身份的建構及認同轉向的過程與成因，解釋武術運動員對于自我身份的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隨著競技生涯的進程不斷的建構、消解及轉向。其中，武術技藝精進、競技目標驅動、社會環境塑造、文化符號構建4個關鍵因素共同塑造了武術運動員的競技身份，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建構身份認同。隨著競技生涯過渡與結束，競技身份受到職業與場域的影響呈現不同程度的演變。從事競技領域相關工作或未脫離競技場域時，競技身份的認同會得到延續。另一方面，受到外部（文化傳統召喚、競技環境挑戰、群體理念沖突）及內部（傳統哲學內化、武術價值再審視）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會致使對于競技身份的認同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并且逐漸轉向對傳統的回歸。1.4"質量評估評估過程分為3部分。（1）遵循卡曼姿提出的建構主義理論評價標準的4個類別對研究過程進行反思和評估：可信性、原創性、共鳴、有用性[7]610-613。例如：在可信性評估下，檢驗數據所包含的觀察達到的范圍、數量和深度，并且不斷將類屬之間系統的進行比較。（2）為警惕自我評估階段的個人偏見，接下來在數據分析中使用研究者三角互證的方法，邀請了同一領域的學者對同一組數據進行分析，盡可能減少因為研究者單一角度對研究質量產生的影響。（3）在研究過程中始終保持“成員反思”[12]提升研究的可信度，在每一次訪談結束后，將錄音文稿轉錄為文字，通過郵件的形式反饋給受訪者確認。對同一受訪者進行重復訪談時，復習往期訪談內容并確保受訪者知曉初期數據的處理結果。在理論抽樣最終環節，對關鍵參與者進行回訪以獲得反饋，確保相關參與者能夠理解扎根理論模型。2"武術運動員身份建構及認同轉向理論模型的闡釋2.1"競技身份的建構及認同塑造因素1）武術技藝精進。武術運動員競技生涯對技藝的追求，通常專注于技術動作的磨練，例如，動作美觀、節奏、難度等。AA3在描述自己訓練時說：“我們主要就是動作和難度，動作就是身法和速度，不斷對著鏡子練幾十遍幾百遍。”在技藝不斷精進的過程中逐漸構建起自信，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此外，正是由于武術自身獨特的技術結構作為載體附著，才能使武術與其他武技類項目相比呈現多元的價值功能[13]。拳種及器械的多樣性，形成風格迥異、多姿多彩的武術風貌。通臂拳運動員A3說：“我就很喜歡這種舒展、快、猛的拳，放長擊遠，賽場也很有氣氛。”太極運動員AA4說：“太極就是需要不斷打磨和體悟，比如，掩手弘錘、裹鞭炮這種發力動作，能做到松而不散、緊而不僵還是不容易的。”拳種獨特性賦予運動員對自我身份的定義，并在技藝精進的過程中不斷建構認同。2）競技目標驅動。競技目標是武術運動員追求卓越和成就的核心動力。在競技武術發展的導向下，以競賽規則為根本，“高、難、美、新”為目標，激發著運動員對自我的不斷挑戰和突破。在談到運動生涯中所重視的目標時，AA1說“最看重的肯定是成績了，只不過說從省級比賽到全國賽、世界賽，一個個階段的突破。”在競技目標的驅動下，武術運動員的自我認同是不斷建構的過程，AA5說：“要說認同還是要給自己一個理由，隊里就是看成績，最開始你在哪個難度上實現突破啊，能不能在場上穩定的發揮，接著就是什么級別賽事上拿到成績啊。”在這個過程中競技目標與自我實現是一個雙向互動的作用，競技目標的完成實現自我價值，自我價值的實現孕育新的目標。競技身份的認同隨著競技生涯的過渡也呈現不同水平，一位競技水平成熟的運動員（AA6）談到了在競技生涯后期的認同，“最重要的就是熬，咬住牙熬出來，就好了，輕舟已過萬重山，在我們這個階段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變化，難度也好、動作風格也好、名次也好。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就或者說高度吧，之后維持就是最重要的。”揭示當運動員的競技能力達到成熟和穩定時，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認同也達到高水平。競技目標不僅是武術運動員追求成就的驅動力，也是他們實現自我價值和構建身份認同的關鍵。通過不斷的挑戰和突破，運動員在技藝精湛和成就追求的過程中逐步塑造自己的競技身份，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個人的成長和發展。3）社會環境塑造。社會環境對武術運動員的塑造作用是多方面的。競技體育的特性，加之家庭與社會對武術的積極觀念，為武術運動員帶來正向的反饋和激勵。TA3說：“練武對一個人的精氣神特別重視，身型體態都會比較正氣的感覺。”另一方面，在我國競技體育人才培養體系中，對高水平運動隊的關注度與支持力度正逐步增強。這種重視塑造優秀運動員對自我能力的認同，AA6說：“省隊不僅是一個省的頂尖人才，也是全國的一流水平。”但同時由于競技環境的塑造和局限，也導致了對武術認識的偏差，從而在“我優他劣”的價值觀中塑造對競技身份的認同，TA4說：“因為當時像那種動作都編好了，規定的拳，其實從小沒接觸太多的這些傳統拳術。當時一度認為，那所謂的那些傳統拳術很雜，就是很不入流，當時有這種想法。”4）文化符號構建。武術符號的獨特性構建了運動員的身份，進而產生自豪的情感，TA2認為相較于其他項目，武術“本身就具有咱們自己文化的標簽”。在符號特征的加持下，構建了武術運動員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同貫穿了運動員武術生涯。在最初的習武動機上，AA2的表述揭示武術外在魅力對初學者的吸引力，“一開始就是覺得武術很帥，也很喜歡那些兵器”。隨著對武術更深層次的認知，這種認同感逐漸內化為一種持久且穩定的情感聯系，“無論是我們所說的‘止戈’，還是尊師重道的這種禮儀，即便不去刻意強調，還是會潛移默化的塑造我們德性”（A6）。武術文化符號在塑造武術群體的身份認同的同時，也受到多種因素的構建，決定其影響的深度。例如，在談到對武術的興趣時，“八九十年代那會兒的武打片，真的是很有中國武術特色的，那段時間的經典電影現在也經常看”（TA6）。過渡到視覺文化時代，圖像和視頻可以迅速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使信息傳播更加迅速和廣泛，武術的傳統審美文化體系也隨之向著現代轉型[14]。經典武術作品不僅激發人們對武術的興趣，也成為武術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建構了正向的武術符號。武術運動員的競技身份以武術符號為根基，在此之上通過武術符號的正向引領作用，不斷建構和深化著武術運動員的身份認同。2.2"競技身份的消解及認同轉向外部歸因1）競技環境挑戰。在武術運動員對自我競技身份認知的過程中，競技環境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其中競賽規則代表著競技武術的走向，但由于武術項目的特點，規則的量化和客觀性仍是挑戰。正如CL2所表示：“規則沒法純粹量化，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演練水平的主觀因素。”并且規則發展的停滯也引起武術群體的擔憂，A1：“在2002年試行，2012年版規則出臺后，到現在都沒有更新，前年的新規則（2022試行）剛剛推出，現在又被否了。”此外，即便試行新規則提倡套路多元化，也放開了難度分數限制，自由選編。但是由于競技性的局限，規定動作限制再加動作選編的“性價比”，仍很難避免同質化傾向。基于這一點，A2說：“一個頂尖的能打全國和世界級比賽的運動員，還做扣腿平衡這么簡單的一個平衡難度的話，這對于這個競技二字來講，他真的是競技嗎？”另一方面，學術導向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運動員競技身份的認同，A7說：“我們現在聽最多的就是‘受西方競技體育改造的競技武術’，再加上很多談競技武術都會拿中國文化、傳統武術作比較，你就會覺得這個東西雖然看起來中立，但實際還是貶義的。”社會的輿論和學術的導向塑造著對競技武術的認知，對競技武術的批判與爭議使運動員逐漸產生偏見，進而消解了競技身份的認同。2）群體理念沖突。根據社會認同觀[15]，武術群體的認同是對自己所在群體有歸屬感，并且認同所屬群體的價值觀、規范和行為標準。武術作為一種多元價值的文化實踐，服務于廣泛的習練群體，但同時也會由于不同的價值觀念與目的導向而產生矛盾與沖突。A4說：“現在的武術圈，搞理論研究的有些是拜了個名師，技術實在慘不忍睹，有時候提出來的建議一言難盡；而還有一批就是各大省隊出來的，擁有著精細的技術，但理論欠缺，這兩邊是相互鄙視的。”同時，民間武術執著于武術“打”的群體，以古時軍事戰爭中形成的武術技擊特征衡量當今的武術競賽。A5表示：“還有那些套路的比賽視頻，總有人不懂亂說，說什么花拳繡腿，能不能打，怎么打。”雖然武術的形態受到不同時代下社會環境的塑造，二者本就不可同日而語。但質疑與爭議無疑影響著競技武術群體的認同，也恰恰反映出競技武術呈現出的樣貌難以獲得廣泛認可。另一方面，對于如何傳承武術的傳統，一直是對武術關注的焦點。TA5在回憶大學訓練課時提到：“每個老師教的都不太一樣，同一個動作有的說大開大合，有的說短促有力。還有傳統的老師喜歡用動作技擊教動作，說實話之前在隊里很少聽技擊性。”當運動員離開競技場域，不以優異競賽成績作為唯一追求目標時，技擊性、美觀性、標準性等對武術衡量取向的差異，使武術運動員處于矛盾且尷尬境地。3）文化傳統召喚。武術深深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其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與傳統文化緊密相連。然而，運動員在以西方競技體育精神為核心的場域中，未能充分重視武術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系。A7表達了對武術認識的演變：“以前對武術沒什么區分概念，說傳統就是傳統拳和傳統比賽，現在接觸的多了，傳統武術是一個更廣的武術形式。”隨著競技生涯的過渡和武術場域的擴展，中國傳統文化不同程度地影響著運動員對武術的認知。TA4談到對傳統武術的認識：“它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像一些甚至能跟所謂的醫學啊、那些哲學的東西進行一個結合。它不單單就是一個所謂的固定的套路技術。對！它其實很廣泛。”在深入挖掘武術內涵，從不同視角審視武術的過程中，文化傳統為武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根基。通過文化傳統的召喚，運動員得以超越競技的局限，探索武術在個人修養、身心健康以及文化傳承方面的深層價值。2.3"競技身份的消解及認同轉向個體內因1）哲學認知內化。武術運動員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加深，進而將相關哲學傳統不斷內化為自身對武術的理解，并且體現在武術的實踐之中。A6表示：“咱們練形意拳，金木水火土，劈崩鉆炮橫，你會發現可以根據這個五行理論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關系，來指導練的動作。”對武術內涵認識的深化使運動員能夠從多角度理解武術，加深對武術的理解的同時，幫助運動員更深入地指導實踐。同時，傳統哲學理論的指引會讓運動員關注到武術對自我的修煉，體現武術核心的為己性特征[16]。TA1表示：“太極和八段錦這些養生功法，你在教的時候需要通過經絡學說、陰陽理論去解釋動作原理，引導對自我的關注，反而會更有效果。”區別于西方身心二元認知觀，“天人合一”等中國哲學理論，引導了聯系過程中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觀，進而達到內觀反視的效果，讓習練者體會到武術對內在的修煉，做到“外化于形、內化于心、以身釋意”的物我合一境界[17]。哲學認知的內化對武術價值的深化與擴展起到關鍵作用，在豐富武術實踐的同時，加深對武術文化和哲學的理解。2）武術價值再審視。武術的價值是運動員習武的動機來源，同時塑造著對武術的認同。隨著運動員在武術生涯中的過渡，競技帶來的價值可能會逐漸弱化，甚至發生遷移。基于這一點，A4說：“當時拿的那些全國名次和獎項，已經作為一個入場券用掉了，現在來說沒什么用了，以后也只能說是個標簽。”這反映了運動員在生涯后期對競技成就的重新評估，以及對武術價值的再認識。A3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當時難度穩很重要啊，得難度者得天下，每天連接難度都數不清打了多少，現在也不練這些了。”競技功能的弱化使武術運動員對武術的價值進行了重構。TA2表示：“然后隨著這個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慢慢的就會弱化，你像競技武術‘高’‘難’就這兩點，就很難完成了。你在身邊你就會發現還有一種拳，他不用跳那么高，也不用那么難，就是指難度那個難。然后你還能練，而且他的身法各個東西，他并不亞于競技武術。”在不同的運動生涯階段，運動員會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動機審視武術能“帶來什么”，對于健康的重視可能會引導他們關注傳統武術的養生健身功能，從而轉向對武術“修身養性”終身價值的回歸。同時，倘若武術運動員繼續從事競技相關職業或接觸競技場域，競技的功能及其價值也會隨之延續。例如，從事教練員職業的武術運動員，會繼續維持對競技身份的認同，并在競技身份中轉向“輸出者”的角色。A3表示：“我喜歡帶專業隊的小朋友，一批一批看他們成長，帶他們打出成績。”隨著生涯階段的變化，運動員可能會重新評估武術的價值，并根據個人的需求和動機進行調整。無論是轉向傳統武術的養生健身功能，還是繼續在競技領域發揮作用，運動員的身份認同都在不斷建構和重構。3"討論3.1"守正固本，德技雙修：筑牢武術身份的建構及認同武術蘊含的文化精神是武術人建構身份的“根”和“魂”。然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加之競技體育對“外向性”技術訓練的極致追求，武術運動員往往受到競爭壓力和功利性目標的驅使，逐漸轉向對短期成績和個人利益的追逐，而忽視了武術人更深層次“內于己、外于人、合于眾”的武德修養[18]。但這并不意味著任何的外向訓練就與文化德性修養形成絕對的二元對立。相反，“武德”與“技術”理應是逐步深入、相輔相成的關系，且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深化塑造著武術人的身份及自我認同。武術根植于中華文化且經過長期的發展與傳承，其技術理論以及思想內涵本就對德性具有潛在的塑造作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在對武術運動員的文化以及武德的探討，也不應該是“有”與“無”的問題，而應屬“淺”與“深”的問題。如《舊唐書·列傳第十六》所述“兵惡不戢，武貴止戈”，“止戈”理念從多個層面詮釋著武術實踐的準則，以“暴力規訓”的角度區別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暴力特點，構成了中華武德的本體依據與意義根源[19]。眾多武術運動員受到影視作品以及諸如“止戈”一類武術思想的影響，投身于武術運動之中。但對這些文化元素的認知往往局限于表層話語，無法得到進一步的深入，也因而難以將其完全內化為個人的道德準則和文化觀念。進而言之，建構身份的認同感，就要彰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理念與精神，通過民族性、文化性和本土化屬性對“武術身份”進行詮釋[20]。在今天，理應將具有中國獨特價值的核心思想理念浸潤到武術人的德性修養中。要實現武術運動員身份認同的穩定與持續，就要在“守正固本”的基礎上，將武術的精神文化核心與現代訓練相結合，進而使運動員在不斷深化對武術文化認知的過程中增強歸屬，夯實對武術身份的認同感。3.2"和合共生，認同共塑：協調群體認同的多元價值觀中國武術受到競技體育文化沖擊后的身份塑造，不應該被理解為單一的對本土文化的壓制，而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自武術走上競技化的道路，“競技”與“傳統”之爭便遲遲未有消退。然而，對競技武術的批判卻逐漸異化為舍棄時代特征與內涵價值的純粹形態上的批判。事實上，隨著對競技武術主導地位“壓縮了傳統武術的生存空間”[21]的理性反思，已經使得民間傳統武術的生命活力在當今時代逐漸顯現。因此，應當注重挖掘不同時代特征下武術的現代價值所屬，而不是通過此消彼長的價值理念加劇沖突。需要進一步闡明的是，此處對于武術形態理性審視的倡議，絕不是對競技武術不加思索的追捧，而是警惕由于武術“現代”“競技”“傳統”爭論的持續，所形成的固化認知觀念。這種武術形態上的爭論勢必會演化成對于群體的偏見，給習武群體潛移默化的貼上身份標簽，戴上“有色眼鏡”，嚴重影響武術整體的穩態發展。競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