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悟社會支持、積極心理資本、生命意義感與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研究目錄1、文獻綜述 摘要：為了考察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以及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領悟社會支持量表、生命意義感量表、積極心理資本量表和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問卷對海南省海口市某所學校高中部的578名高中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1）男性和女性學生在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上存在顯著差異，表現為男性高于女性；2）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可負向預測網絡偏差行為，領悟社會支持可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生命意義感可正向預測積極心理資本；3）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中介作用顯著，生命意義感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中介作用不顯著。領悟社會支持通過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影響網絡偏差行為的鏈式中介效應顯著，且表現為抑制效應，即存在遮掩現象，抑制領悟社會支持對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負向影響。這些發現對了解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具有一定作用。關鍵詞：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網絡偏差行為；影響機制文獻綜述1.1網絡偏差行為綜述1.1.1網絡偏差行為的概念和測量網絡偏差行為主要是指個體在使用網絡時表現出不遵守和破壞網絡行為規范的行為（朱黎君，2020），具體包括網上過激行為、網上色情行為和網上欺詐行為（金童林，陸桂芝等，2016）。李冬梅于2008年開發的青少年網上偏差行為量表(SAID)常被使用于目前的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研究。該量表涵蓋以下幾個維度：網絡過激、網絡欺騙和網絡色情。由35條目組成，使用五點評分法，得分越高，網絡偏差行為就越顯著。后來，2009年鄒泓帶領社會適應小組對其進行了修訂，最終發布了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量表（SAID）的修訂版。問卷仍然包含先前的三個維度，條目從35變為為14。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表明，所有的因子負荷都大于0,45。因此，本研究采用了本問卷。1.1.2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相關研究目前，影響網絡偏差行為發生的因素是其研究的重心。首先，互聯網的監管性和匿名性較低(Barlett&Kowalewski,2018)。在網絡環境中，青少年可以輕易地了解世界并訪問大量信息，不同種類信息的沖擊使得他們易受到有害信息的影響，從而更易于在網上表現異常行為（白雪靜，2019）。與此同時，由于網絡匿名性導致個體得道德感、自我約束力和法律標準降低，以及自我發展的不平衡，青少年更易出現異常的網絡行為，如網絡過激、網絡欺詐和其他威脅社會的行為（金燦燦，鄒泓，2013）。其次，個體生理和心理因素會影響青少年網絡異常行為，如自控力、情緒等因素。研究結果表明，青少年對學校的依戀對他們在網絡上的越軌色情行為具有負向預測作用，愉悅的情緒感知與表達可以緩解偏差行為的發生（Mesch,2009)。反之，產生負面情緒的個體無法正確自我調節，會導致非適應性的行為，如網癮、攻擊行為。相關研究表明，抑郁和社交焦慮等負面情緒水平越高，青少年在網絡上出現異常行為的可能性就越高（朱黎君，葉寶娟等，2020）。最后，環境因素也會影響個體的網絡偏差行為，如親子關系、相互關系和社會支持。相關研究的結果表明，網絡偏差行為與社會支持存在顯著負相關，感知到更多社會支持的人發生偏差行為的概率較小（田金哲，宋麗娟，2021）。1.2領悟社會支持綜述1.2.1領悟社會支持的概念和測量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主觀感受到被家人和重要他人所支持和理解的感知與滿足，與客觀的社會支持不同，其可以對心理健康產生有益的影響（Sarason.et.al.,1991）。由于對個人社會支持的認知不同，國內外學者開發的量表各具有針對性。關于領悟社會支持，Zimet等人（1988）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SSS）由12個條目組成。姜乾金等1999年對其進行了修訂，中國版《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在測量青年群體對社會支持的理解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本研究使用該量表來衡量青少年對社會支持的感知水平。1.2.2領悟社會支持相關研究基于相關文獻和理論研究，Brissette（2002）建立了一個行為機制的概念模型，以社會支持為自變量。社會支持影響機制模型主要有主效應、緩沖效應和動態效應。其中，動態效應考慮了另外兩者的不足性，指出社會支持和身心健康存在相互聯系和影響，而不僅僅是線性關系，不過基于動態模型的研究文獻并不多見。與主效應機制有關的研究文獻認為社會支持在個體身心發展與社會適應中其主要作用。如，嚴標賓等人（2006）的研究顯示，領悟社會支持在大學生積極和消極情感之間的聯系上存在顯著相關；胡義秋等人（2013）的研究顯示，留守人口的領悟社會支持能夠預測其積極情感體驗與表達；Anju(2020)對初中生的研究顯示，領悟社會支持對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預測作用，領悟社會支持能夠推動個體身心健康積極地發展。因此，主效應模型有助于人們理解社會支持，對個人的身心發展有促進和催化作用。當人們在壓力下獲得高度的社會支持時，他們的幸福感、滿足感、樂觀和其他積極情緒會增加，對其心理資源的發展起到良好的在增益作用。緩沖模型認為，社會支持對遭遇壓力事件的個體有至關重要的緩沖作用，可以維持個體的身心健康。相關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證明：葉俊杰（2006）調查顯示，能夠感知社會支持是個體在面臨壓力或壓力事件時表現出的彈性資源，可以有效地預防負面情緒對身心健康的進一步損害。葉寶娟等人（2018）的研究顯示，領悟社會支持可被視為一種保護因子，緩沖學生因為感知壓力而引發抑郁的風險。張敏婷等人（2018）等的跟蹤調查顯示，在大學期間學生對社會支持的感知在他們心理健康中起著持續調節作用。這些研究成果都證明了領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狀況之間存在一定聯系。1.3積極心理資本綜述1.3.1積極心理資本的概念和測量積極心理資本是指一個人普遍的、積極的心理狀態或能力，由自我效能、樂觀、堅韌、希望等積極的心理品質組成，是影響一個人成長發展過程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積極心理資本進行了研究，并在個體理解的基礎上發展了各種測量方法。Luthans于2005年編制的《積極心理狀態量表》；余鵬飛、杜杰、龍立群等（2013）國內研究者開發的面向小學教師、高中生和公司員工的積極心理資本問卷；2010年，張闊開發了一份能夠測量青年的積極心理資本狀況的《青年積極心理資本問卷》，共26個題目，分為四個維度。因此，本研究選擇該問卷對高中生進行測試。1.3.2積極心理資本相關研究近年來，隨著對積極心理資本的深入研究，人們開始著重研究學生的積極心理資本及其關系。研究表明，學生的積極心理資本與主觀幸福感、心理健康、情緒調節策略、情緒智力和適應能力顯著相關。同時，學生的積極心理資本水平與社會適應密切相關，可以積極預測他們的社會適應水平（穆俊廷，2015）。此外，學生積極心理資本與自尊也有正相關關系，且情緒智力、社會適應、自尊和心理資本之間存在鏈式中介（李歡，2015）。現有研究表明，積極心理資本對學生的學業壓力、心理健康水平和攻擊性行為等各方面具有深遠的影響。積極心理資本中的希望和樂觀成分對中學生的成績和期末成績存在顯著影響(Snyder,2002)。積極的心理資本可以緩解學業壓力，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幫助個體更好的應對學習挑戰與困境。學生的積極心理資本不僅有助預防和抵抗各種精神疾病，也為其學業成績提供了積極的支持與幫助(Aveyetal.,2010)。1.4生命意義感1.4.1生命意義的概念和測量生命意義感是指個體對生命具有完整性、目的性和重要性的感知，明白自身生活的方向與目標，體會到生活的價值，包含有意義體驗(意義存在)和意義尋求兩個維度(Stegeretal.,2006)。在研究生命意義感時，國內外發了各類特色功能的量表。國內研究主要采用宋秋蓉修訂的青少年意義量表（PIL）對生命意義進行評估。生命意義感量表(MLQ)由Steger等人（2006）進行開發，由兩個維度組成：“擁有有意義”和“尋求意義”。其由10個問題構成，以7點計分進行評估。由于其良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中國學者對其進行了本地化修訂。王鑫強（2013）修訂了適用于中國學生的、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生命意義感量表（MLQ），保留了原有的兩個維度，共有10個問題，7點計分。因本研究將高中生作為被試群體，因此采用王鑫強（2013）修訂的生命意義感量表（MLQ）為研究工具。1.4.2生命意義感的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生命意義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緒、幸福感和自殺意念三個維度。研究表明，生命意義和情感體驗對人類心理健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不僅能夠促進積極心理體驗的增加，而且有助于減少消極的心理體驗（張潮等,2021）。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與積極情緒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性，具有高度生命意義感的人有助于促進積極情緒的發展。關于生命意義感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可以顯著預測主觀幸福感，這意味著個體的生命意義感越強，他的幸福感就越高；若其生命意義感較低，那么他的幸福感也較低，提高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可以促進其主觀幸福感(沈清清，蔣索，2013)。研究表明，生活中無意義感的個體可能會經歷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甚至引發自殺意念和行為(靳宇倡等,2016)。Kleiman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生命意義感對自殺意念的發展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即個體在生活中的感受越強烈，產生自殺念頭的可能性就越小。一個人的人生目標越清晰，對未來越有希望，對生活的感受和理解就越積極樂觀，他們能夠更勇敢地應對生活中的不同挑戰，越有助于減少自殺意念的產生。除此之外，生命意義感在學業領域中的影響效應也得到重視。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不僅能影響著個體的心理健康，也影響著與學習相關的心理機能，如學習倦怠)、自我效能感、學習動機、學習投入等。提高學生的生命意義感有助于提其學習動機和行為，進而提高學業成就。1.5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研究現有研究證實，領悟社會支持能夠負向預測社交網絡成癮（姚宇，蘇艷青，2023），當個體感受到更多的社會支持，感受到他人對自身的理解與支持時，將會減少向網絡世界尋求支持與需求滿足的行為，進而盡可能減少網絡不良行為的出現。與此同時，領悟社會支持與個體的網絡利他行為具有顯著正相關（謝園梅，2023），個體在網上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他們因反饋心理而表現出的無私行為就越多，從而降低了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一項調查青少年領悟社會支持與責任關系的研究發現，青少年領悟社會支持和積極心理資本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預測青少年的積極心理資本，青少年對社會支持的感知可以預測顯著的積極心理資本(謝威士，吳思惠，2021）。因此，擁有或感知得到更多社會支持的個體才能更好地發展積極心理資本。同時，自我效能感、韌性和希望較低的人在遇到困難時更容易失去生活目標和發展方向。因此受到外部刺激的騷擾或損害，互聯網強大的功能往往成為導致個體對互聯網產生依賴的有力誘惑因素，增大了網絡偏差行為的出現的可能性。相關研究表明，在現實生活中個體從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那里感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他們的生命意義感就越強烈，他們就越了解生活的真正意義，也就越不容易引起抑郁和焦慮等有害心理癥狀（劉連龍，2015）。Krause(2007)一項調查研究發現，個體得到的社會支持能預測其生命意義感，個體擁有的客觀社會支持數量越多，感受到的主觀支持越多,其生命意義水平越高(陳秋婷,李小青,2015)。同時，相關的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不但能夠負向預測青少年網絡成癮，還能正向預測個體的網絡利他行為(陳李雙等，2019)。國外學者Wong(2008)提出的意義管理理論,認為通過經營自己的內心世界，人們能夠發現生活的樂趣和希望。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有一種滿足感和意義感，并用積極的態度來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而積極心理資本包括希望、韌性、自我效能感和樂觀,這些是個體意義管理的重要內容和組成,與個體生命意義感是有一定關系。我國學者周芳潔等人(2015)的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大學生群體中存在正向相關。同時，相關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可以正向預測積極心理資本，如果個體擁有良好的生命意義感，他的積極心理資本水平，包括韌性和希望在內，一定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和提升（劉軒，2017）。問題提出2.1研究目的社會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網絡技術迅速發展與普及。青少年成為網絡的主要使用者之一，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青少年在網絡用戶中占據著七分之一的比例，因此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網絡是格外重要的。網絡具有良好的匿名性，相較于現實生活，個體在使用網絡時更易肆無忌憚而出現偏差行為（牛更楓等，2015）。由于青少年正處于身心發展不成熟、內心敏感脆弱和缺乏良好思維模式與溝通方式的階段，其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出現偏差行為的概率大大增加。隨著互聯網的出現，網絡偏差行為對青少年的影響越來越普遍。一項基于中國學生群體的分析顯示，網絡偏差行為在青少年中普遍發生（田金哲，宋麗娟，2021）。根據“補償損失”假說，個體的成癮行為可能源于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障礙，該障礙表現為一種補償手段。若個體的社會支持水平較低，無法感知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么互聯網由于其強大的補償功能，有可能引發一種病理性的補償機制，進而導致社交網絡中成癮行為的發展。因此，本文假設領悟社會支持可能對個體的網絡偏差行為具有負面預測作用。增強個體的領悟社會支持有助于減少網絡中異常行為的發生，從而促進身心健康發展。當個體感知到更高的社會支持時，其積極心理資本水平就更高，感知到的社會支持越強，越能體會到愛與歸屬的需要，因此獲得更好社會支持的人能夠更好地發展積極的心理資本（謝威士，2017）。同時，具有更高水平積極心理資本的人具有良好的自信心，面對壓力事件具有很強的韌性，在實現目標時感受到更強的成就感和價值感，有助于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率。因而綜上,領悟社會支持通過積極心理資本對個體的網絡偏差行為產生影響。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預測生命意義感，個體在現實中感知到社會支持的力量越多，其體驗到的生命意義感就會越強（劉連龍，2015）。生命意義感作為一種積極的心理資源，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對生活缺少長期意義感的人，其心理需求在現實中不易得到滿足，缺乏追求生命意義的內在目標和動力，生活空虛且沒有價值感（張潮,靳星星等，2021），其更可能通過過度使用互聯網得到“病理性補償”,從而導致網絡成癮，增加網絡偏差行為發生的概率。因而綜上,領悟社會支持通過生命意義感可以對個體的網絡偏差行為產生影響。生命意義感和積極的心理資本作為內在的心理因素，深刻影響著青少年網絡越軌行為。積極心理資本中樂觀、希望這兩個維度可以維持個體積極的認知與情緒體驗(周芳潔,2015)。同時,生命意義對個人的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緒產生積極預測作用(Brassai,2011)。所以，對于個體來說,如果具有良好的生命意義感,包括韌性和希望等在內的積極心理資本水平也肯定是會得到一定發展和促進。生命意義感可以提高個體對生活中壓力事件的控制感和積極心理體驗,引導個體使用正向情緒來適應不良環境,從而增強其心理韌性水平,生命意義感和心理韌性是個體重要心理資源。網絡偏差行為的出現是由于遠端因素（不良壓力事件）和近端因素（不良認知）共同影響的（陳秋珠，2006）。良好的生命意義感可以幫助個體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提高個體的韌性，增強心理資本，進而改善不良認知，緩解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綜上所述，本研究以高中生為研究對象，結合相關研究構建了四個變量關系的一個鏈式中介模型（圖1），旨在探討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以及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其中的序列中介作用機制。圖SEQ圖\*ARABIC1鏈式中介作用模型圖2.2研究假設選擇高中生為被試，基于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領悟社會支持的理解，研究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對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為預防與干預網絡偏差行為提供決策依據。本研究進行如下假設：假設一、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在性別和是否獨生子女上存在差異假設二、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對網絡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領悟社會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生命意義感可以顯著的正向預測積極心理資本。假設三、積極心理資本是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的中介變量。假設四、生命意義感是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的中介變量。假設五、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影響網絡偏差行為的過程中發揮鏈式中介作用。2.3研究意義2.3.1理論意義本研究通過對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之間關系的探討，揭示四個變量在高中生群體中的作用機制和現狀。豐富國內關于領悟社會支持和網絡偏差行為的研究內容，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減少學生網絡偏差行為的有效方法。2.3.2實踐意義網絡偏差行為會導致青少年產生諸多的心理與生理問題,如焦慮、抑郁、低自尊、自殺傾向以及頭痛、失眠等身心障礙。本研究通過以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探究領悟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有助于對減少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提供合理的干預建議，為高中生心理生理的健康成長做出貢獻。3、研究方法3.1被試采用方便抽樣選取海南省海口市某學校高中部12個班級的578名學生作為被試者進行了問卷調查，其中有效被500名，年齡在15至18之間，男生有241人，女生有259人。3.2測量工具3.2.1青少年網上偏差行為量表（SAID）本研究采用由李冬梅編制、經鄒泓于2009年修訂的青少年網上偏差行為量表，該問卷由三個維度構成：網絡的過激行為、欺詐行為和色情行為，共14個問題。采用從＂1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的5點計分，得分越高，個體的網絡偏差行為愈為嚴重。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3。3.2.2領悟社會支持量表采用姜乾金等人于1999年修訂的中文版領悟社會支持量表，以評估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領悟程度。該量表共有12個問題，采用7分制進行評估，從＂1極不同意＂到＂7極同意＂，被試的得分越高，說明其對社會支持感知的能力越強。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3生命意義感量表為了評估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水平，本研究采用王鑫強于2013年針對我國學生群體修訂的生命意義感量表(MLQ)。這個量表涵蓋了“擁有意義”和“尋求意義”兩個維度，共10個問題。它采用了從“1完全不同意”到“7完全同意”的7點計分法。一個人的得分越高，他的生命意義感越強。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07，內部一致性良好。3.2.3積極心理資本問卷本研究采用張闊在2010年針對中國青少年精心編制的《青少年積極心理資本問卷》，問卷共有26問題，旨在全面評估青少年的積極心理資本狀況。該問卷分為四個維度：自我效能、樂觀、希望和韌性。問卷采用7點計分，從“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受試者的得分越高，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本就越高。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3，表明了其高度的可靠性和穩定性。3.3施測過程與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紙質問卷，學生現場進行測試和收集問卷。除78份無效問卷，共500份有效問卷，有效率約為86.5%。在正式測試之前，導師審查問卷的內容，進行相應的修改，以便學生理解問題的含義并認真回答。在測試過程中，主試與學生講解指導語，解釋測試目的、要求和學生保密原則，指導其根據實際情況填寫問卷。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答卷，測試結束后，主試在現場收集問卷。為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嚴格剔除漏填條目、作管未完成和有規律亂答的問卷。最終將500分問卷錄入SPSS進行統計分析。本次研究使用SPSS23.0對數據進行深入的分析處理。首先，為檢驗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對各變量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次，進行描述性統計對數據進行全面了解，再運用獨立樣本t檢驗分析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在性別與獨生子女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最后，使用皮爾遜積差相關驗證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的相關關系。然后使用PROCESS模型6檢驗生命意義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關系。4、研究結果4.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源于研究數據是在同一環境下發放問卷由同一被試作答后收集而來，且結果會受到被試的理解、心境和社會期望等自身因素的影響。因此，需要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對四個問卷的所有條目來驗證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結果表明，共有11個特征值是超過1,基于對首個主因子的相關分析,其中其變異量僅有24.66%,顯著低于40%的臨界值標準。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此次研究的過程中不存在顯著的共同方法偏差。4.2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的描述性統計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的描述性統計如下表1所示，問卷條目分數范圍在1-7分。表1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的描述性統計（N=500）變量MinMaxMSD領悟社會支持1.007.005.471.04生命意義感1.607.004.930.89積極心理資本1.006.924.610.91網絡偏差行為1.004.431.830.95由表1結果顯示,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的平均得分相對較高，反映出對個體對感知社會支持的認知較高。換而言之，得分越高，個體越能感知到家人、朋友和重要他人的支持、理解和幫助；相反，就表明個體對社會支持的感知相對較低。同時，高中生生命意義感的平均得分顯示個體生命意義感的水平很高，表明個體對整個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有很好的理解，大多數高中生對于生命都具有高度意義感。此外，高中生在積極心理資本方面的平均得分較高，表明高中生具有良好的積極心理資本。值得注意的是，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均分偏低,這表明高中生不存在嚴重的網絡偏差行為，擁有健康的網絡行為。以上結果共同體現了高中生積極的心理特征和健康的網絡行為趨勢。4.3各研究變量在不同人口學變量上的差異分析4.3.1各變量在性別上的差異分析對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的總體水平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來比較不同的性別對個體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所產生的不同影響,詳情可看下方表格2。表2各變量在性別上的差異檢驗變量性別男M±SD女M±SDtsig領悟社會支持5.43±1.045.52±1.05-0.960.34生命意義感5.03±0.884.84±0.882.430.015積極心理資本4.85±0.854.39±0.915.830.000網絡偏差行為1.81±0.641.84±0.55-0.530.59由表格數據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性別對個體領悟社會支持水平的影響很小，男孩和女孩在領悟社會支持上沒有體現顯著差異（p>0.05）；性別在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水平上具有顯著影響，男孩和女孩在生命意義上有著顯著差異（p<0.05）；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本呈現著顯著的性別差異（p<0.05），男生的積極心理資本得分顯著高于女生；在網絡偏差的總體水平上，性別對其無顯著的影響，男孩和女孩的網絡偏差行為方面沒有呈現顯著差異（p>0.05）。4.3.2各變量在獨生子女上的差異分析對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的總體水平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來比較獨生子女是否對個體領悟社會支持產生的不同影響,詳情可看下方表格3。表3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在獨生子女上的差異檢驗變量獨生子女是M±SD否M±SDtsig領悟社會支持5.51±1.105.46±1.020.500.62生命意義感5.00±0.904.90±0.881.220.22積極心理資本4.71±0.954.56±0.891.530.13網絡偏差行為1.91±0.651.79±0.571.860.06由表格數據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在本研究中個體是否為獨生子女對其領悟社會支持的得分影響較小，獨生子女在領悟社會支持方面沒有呈現顯著差異（P>0.05）；是否為獨生子女對個體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的得分影響較為有限，獨生子女在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水平上沒有顯著差異（P>0.05）；是否為獨生子女對個體整體的網絡偏差行為水平無顯著影響，獨生子女在網絡偏差行為沒有顯著差異（p>0.05）。4.4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與積極心理資本的相關分析對高中學生的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進行皮爾遜相關分析,得出結論,如表4。表4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生命意義感與積極心理資本的相關矩陣變量12341、領悟社會支持12、生命意義感0.319**13、積極心理資本0.451**0.591**14、網絡偏差行為-0.113*-0.180**-0.266**1注：***p<0.001，**p<0.01，*p<0.05由表4的數據結果得,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生命意義感與領悟社會支持、積極心理資本呈現顯著正相關,與網絡偏差行為呈現顯著負相關。積極心理資本與網絡偏差行為得分存在顯著負相關,與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得分存在顯著正相關。4.5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檢驗使用Hayes(2013)設計的Process4.0程序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將四個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以領悟社會支持為自變量,網絡偏差行為作為因變量(控制性別、獨生子女)進行回歸分析,接著采用SPSS系統中的宏程序PROCESS插件,選取模型6(序列中介模型)。在控制性別、獨生子女的條件下,將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作為中介變量納入模型，檢驗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表5中介模型中變量關系的回歸分析回歸方程整體擬合指數回歸系數顯著性結果變量預測變量RR2Fβt生命意義感0.340.1222.12***性別-0.24-2.81*獨生子女-0.08-0.88領悟社會支持0.327.65***積極心理資本0.690.47110.80***性別-0.43-6.47***續表5結果變量預測變量RR2Fβt積極心理資本獨生子女-0.04-0.54領悟社會支持0.318.98***生命意義感0.4713.47***網絡偏差行為0.290.088.98***性別-0.08-0.900獨生子女-0.22-2.295*領悟社會支持0.020.42積極心理資本-0.27-4.56***生命意義感-0.04-0.69網絡偏差行為0.150.023.60*性別0.070.81獨生子女-0.20-1.98*領悟社會支持-0.12-2.61**注:***p<0.001，**p<0.01，*p<0.05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總體上，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β=-0.12,p<0.01)。其次,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納入回歸方程后,領悟社會支持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積極心理資本(β=0.31,p<0.001),也能夠顯著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32,p<0.001);生命意義感可以顯著正向預測積極心理資本(β=0.47,p<0.001),但不能顯著預測網絡偏差行為(β=-0.04,p>0.05)，假設四不成立;積極心理資本能夠負向預測網絡偏差行為(β=-0.27,p<0.001),此時領悟社會支持未能顯著預測網絡偏差行為(β=0.02,p>0.05)。其中總效應顯著(β=-0.12,p<0.01)，直接效應不顯著(β=0.02,p>0.05)，并且直接效應為正，間接效應為負，兩者異號，說明存在遮掩效應，即總效應會遮蔽本來存在的中介效應。表6鏈式中介效應Bootstrap檢驗和效應值路徑效應值95%置信區間中介效應量下限上限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網絡偏差行為-0.01-0.050.028.3%領悟社會支持->積極心理資本->網絡偏差行為-0.08-0.13-0.0566.7%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網絡偏差行為-0.04-0.07-0.0233.3%領悟社會支持->網絡偏差行為0.02-0.080.1216.7%續表6總效應-0.12-0.20-0.031圖SEQ圖\*ARABIC2鏈式中介效應模型圖間接效應Bootstrap檢驗如表6和圖2所示,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不是單一的路徑。其中,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通過積極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影響網絡偏差行為，效應值為-0.08(CI=[-0.13,-0.05]),中介效應值占比66.7%;領悟社會支持還可以通過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效應進一步影響網絡偏差行為，效應值為-0.04(CI=[-0.07,-0.02]),中介效應值占比為33.3%。但鏈式中介效應和直接效應符號相異，這表明其中的中介作用存在遮掩現象，即一種抑制效應。換句話說，高中生的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起到了某種程度的緩沖作用，削弱了領悟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負向影響。即高中生的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的鏈式中介作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削弱了領悟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負向影響。5、討論5.1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準備和網絡偏差行為在人口統計學變量上的差異本次研究中，我們發現本次取樣的高中生在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上存在性別差異，表現為男性均高于女性。同已往研究結果相一致，男生的生命意義感均分高于女生，可能是因為高中階段的男生更加的自信成熟，大方活潑，性格外向，對自身發展目標持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女生可能相對敏感脆弱，大多運用感性思維解決問題，可能影響對客觀事實的判斷，因而影響所擁有的目標與方向。同時，男生積極心理資本的發展顯著優于女生，原因可能是女孩的性格特征。女生表現出感性思維，情緒波動大，性格比較敏感。處理事情的方式更感性，易受環境影響，對挫折的抵抗力較小。而在我國的社會文化中，男子長期保持著堅毅、勇敢和有能力的形象，在此類社會期望的影響下，男性個體對自身能力與韌性的發展持有較大的希望，面對和承受挫折的能力較強。本次研究中，我們發現本次取樣的高中生在領悟社會支持和網絡偏差行為上不存在性別差異。同已有的研究相一致，高中時期男生和女生在社會認知、社會適應和社會支持等方面的需求具有相似性;同時由于社會文化的發展，男女平等觀念深入人心,社會、學校和家庭對于男生和女生都賦予同樣的期望與要求。對于該階段的個體來說,不論性別,他們想要的或感受到的社會支持是相似的,因此在領悟社會支持上無顯著的差異性。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男生與女生能夠接觸到網絡的機會是均等的；同時該階段的學生大多將生活的重心放在學習上，又因他們同處于心理和生理的發育期，因此男生和女生在網絡偏差行為上無顯著差異。本次研究中，我們發現本次取樣的高中生在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本和網絡偏差行為上不存在是否獨生子的差異。同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論家里有幾個孩子，現在的父母大多擁有著良好的物質基礎和關心愛護去提供給每一個孩子，是否為獨生子女都能得到父母和重要他人的幫助與理解，不存在顯著差異。高中生大多時間在學校生活和學習,處在相同的校園環境，接受著相同的知識教育和文化熏陶。因此是否為獨生子女都不會引發他們在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發展上的差異。同時，是否為獨生子女都一樣能夠接觸網絡，都能夠接觸到許多同類的信息與娛樂項目，因此是否為獨生子女在網絡偏差行為上無顯著差異。5.2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本研究結果顯示，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進一步回歸分析顯示，領悟社會支持顯著負向預測網絡偏差行為。這一研究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過往研究發現，社會支持是網絡偏差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愛與歸屬的缺乏，以及缺乏重要他人的理解和幫助都有可能引發個體的偏差行為，符合人際關系理論的觀點。個體中若出現偏差行為是因為要補償不足的心理需要而引發的消極體驗，支持＂補償＂假說的觀點。因此，現實生活中若個體領悟社會支持的水平不高，就會使得個體的歸屬感和心理發展受到阻礙，就此依賴于從網絡上獲得滿足感、社會聯結和歸屬的需要，以此彌補自身的心理需求。個體將尋求一種能夠獲得自我滿足的方式(朱黎君等，2020),于是他們通過一系列脫離現實的網絡偏差行為彌補現實中的需要缺失，緩解負性情緒，獲取安全感(金童林等，2016)。同時，個體也會把生活中不被理解和支持的負面情緒帶到線上，在線上的交流信息也會相對負面，因而增加個體出現網絡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因而綜上所述假設一成立。5.3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之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發現，領悟社會支持與積極心理資本之間呈現顯著的正向關聯，積極心理資本與網絡偏差行為存在顯著的負向關系。領悟社會支持不僅能夠直接負向預測高中生的網絡偏差行為，還可以通過積極心理資本的中介效應，間接地影響著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相契合。根據社會支持緩沖模型的理論，如果個體擁有較高領悟社會支持的能力，其能夠有效緩解抑郁和焦慮等負面心理癥狀對個體身心健康的消極影響。領悟社會支持在心理學上可被視為一種心理保護因子，有助于緩解外界壓力對個體心理韌性的沖擊，且隨著領悟社會支持水平的提高，個體心理韌性的下降的速度會相應減緩（葉寶娟,朱黎君等，2018）。同時，提升個體的社會支持水平，不僅能夠增強其自我效能感，還有助于積極心理資本的積累與發展。通過增加社會互動和支持，個體能夠在應對挑戰時更加自信和有動力，進而促進積極心理資本的形成與增長。擁有較高積極心理資本水平的個體，就意味著其擁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樂觀和希望，滿足著個體的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于曉琳,王姝嫻，2023）。高層次需要得以滿足的個體能夠降低自身不適當認知癥狀（焦慮、低自尊和自我懷疑等）出現的概率，而不適當認知癥狀是引發網絡偏差行為的關鍵，當個體對自身持有消極觀念時，網絡就成為一條安全的途徑向他人獲取積極的反應，以滿足自身心理需要。因此，增強個體領悟社會支持的感知，有利于發展個體的積極心理資本，緩解自身不適當的認知癥狀，降低網絡偏差行為發生的概率。因而綜上所述假設三成立。5.4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本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與積極心理資本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個體生命意義感的增強有助于提升其積極心理資本。同時，研究發現生命意義感與網絡偏差行為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以上研究結果同過往研究相契合。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間具有鏈式中介作用，假設五成立。根據病理性的網絡使用認知——行為模式，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是由遠端必要原因與近端充分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領悟社會支持使個體感知到家人和重要他人對自身的理解和幫助，能夠增加個體對自我價值和存在意義的評價，保持積極的生命態度,增強生命意義感(胡明慧,陳珝,2020)。積極心理資本作為一種心理保護資源，自身的積極力量能夠很好地抑制或消除消極力量，進而抑制或消除相應的消極行為。良好的生命意義感可以幫助個體積極應對生活中的壓力事件（遠端必要原因），增強韌性和自我效能感，培育積極心理資本，進而降低不適當癥狀的出現（近端充分原因）。此外，個體在生活中若較少感知到他人的理解與支持，便會體驗到無助與焦慮等消極情緒，進而選擇網絡逃避現實情境、發泄不良情緒。此時，由于青少年既缺乏明確生活方向和積極的心理資源，又渴望通過某種途徑訊速提高自身地位來彌補現實生活缺失的心理需求，因此就會引發非適應性認知偏差，做出網絡過激、色情、欺騙等偏差行為。在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作用機制中，直接效應和鏈式中介效應兩者符號相反，推測出現了抑制效應（溫忠麟，2014）。在傳統的中間效應測試過程中，應假設自變量對因變量有顯著影響，系數為c，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有顯著相關性。然后引入并驗證第三方變量對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影響。然而，當出現抑制效應時，中介模型的建模邏輯就變成為什么X對Y的作用沒有預期那么大（即總效應受怎樣的抑制）。本研究中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之比為|-0.04/0.02|，如引入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這兩個中介變量，領悟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將會減弱，即產生了抑制效應。這表明，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兩者之間起到了重要的緩沖作用，有效削弱了領悟社會支持對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深入探討這些中介變量的作用機制，以更好地理解網絡偏差行為的發生和發展過程。6、研究總結6.1研究結論通過對500名高中生的調查，我們發現：1）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存在性別上的差異，男性高于女性，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不存在性別差異；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在是否獨生子女上不存在差異。2）高中生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與網絡偏差行為之間有顯著負相關，而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3）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中介效應顯著，生命意義感在領悟社會支持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中介效應不顯著。領悟社會支持通過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影響網絡偏差行為的鏈式中介作用顯著，表現為抑制效應，即存在遮掩現象，抑制領悟社會支持對高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直接負向影響。6.2研究不足與展望本次研究對高中生的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和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論證和分析，但由于數據收集的過程以及數據結果會受到被試的合作態度的影響，時間空間的限制等，整個研究的過程依舊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主要存在以下幾個不足的方面：首先，可以增加樣本量，當前研究因人力、物力及財力的不足，僅收集了海南省海口市某高中學生的500份樣本數量，其代表性僅局限于該地區的高中生群體。因此，研究結果的適用性有待進一步驗證。往后的研究應擴大樣本范圍，增加海南各市區、城鎮乃至內地的學生，以提升樣本的多樣性，減少誤差，增強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其次，本研究使用問卷法，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試主觀看法的影響，缺乏客觀的評價標準。被試的作答可能受到社會期望的影響而隱藏真實意愿，或按慣性作答，導致數據存在偏差。因此，在后續研究中，可考慮引入家人和重要他人的評價和訪談，以彌補問卷法的不足，提高數據的準確性、科學性和可靠性最后，關于作用機制的探討，雖在研究中證實了生命意義感和積極心理資本在領悟社會支持和網絡偏差行為之間的鏈式中介效應，但還需進一步研究其他可能的調節機制和中介變量。例如，領悟社會支持和網絡偏差行為之間是否還存在其他未知的影響因素？其他變量能否調節生命意義感？這些都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方向。未來研究應該運用多種方法，大膽假設，引入更多第三方變量，以完善對網絡偏差行為作用機制的理解綜上所述，本研究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仍然存在諸多的不足。未來的研究應該關注樣本的廣泛性和多樣性、研究方法的改進以及作用機制的深入挖掘，希望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高中生的領悟社會支持、生命意義感、積極心理資本與網絡偏差行為間的關系。參考文獻羅伏生,張珊明,沈丹,等.大學生網絡偏差行為與人格特征及應對方式的關系[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1,19(04):492-493.DOI:10.16128/ki.1005-3611.2011.04.041.牛更楓,周宗奎,孫曉軍,等.網絡匿名性和同伴網絡偏差行為對大學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自我控制的調節作用[J].中國特殊教育,2015,(11):73-78.王苗苗,相青,常瑞華&宋玉萍.(2016).中學生生活事件?自我控制與現實?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06),936-939.doi:10.13342/ki.cjhp.2016.06.038.李昳,陸桂芝,李麗紅,等.大學生自我關注和關系型自我構念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8,32(10):883-885.梁曉燕,劉曉飛.父母心理控制與中職生網上偏差行為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中國特殊教育,2017,(03):71-77.雷靂,李冬梅.青少年網上偏差行為的研究[J].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08,(10):5-11.陳穎,張野,韓娜,等.校園排斥對初中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相對剝奪感與自我控制的序列中介作用[J].心理發展與教育,2023,39(06):887-894.DOI:10.16187/ki.issn1001-4918.2023.06.15.石常秀,代晨輝,馬華維,等.網絡社會排斥對大學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效應[J].應用心理學,2023,29(03):224-230.DOI:10.20058/ki.cjap.021175.周雅頌,陳沛,王國棟,等.道德認同與大學生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C]//中國心理學會.第二十四屆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摘要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州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青少年心理與行為研究中心;,2022:2.DOI:10.26914/kihy.2022.071500.田金哲,宋麗娟.網絡偏差行為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基于中國學生群體的元分析[J].教育生物學雜志,2021,9(04):313-319.朱黎君,葉寶娟,倪林英.社會排斥對大學生網絡偏差行為的影響:社交焦慮的中介作用與網絡消極情緒體驗的調節作用[J].中國特殊教育,2020,(01):79-83+96.白雪靜.青少年網絡偏差行為的產生與矯治策略[J].新媒體研究,2019,5(09):5-7+12.DOI:10.16604/ki.issn2096-0360.2019.09.002.金燦燦,鄒泓.犯罪和普通青少年的生活事件?同伴積極影響與問題行為的關系:雙重調節效應[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5,23(01):88-92.DOI:10.16128/ki.1005-3611.2015.01.020.范永紅,王航宇,葛可可,等.生命意義感與青少年非自殺性自傷: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4,32(01):125-130.DOI:10.13342/ki.cjhp.2024.01.023.賀婧,肖佳,胡春光,等.兒童期情感忽視對青少年生命意義感的影響: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3,31(04):994-997.DOI:10.16128/ki.1005-3611.2023.04.045.韓建濤,錢俊妮,張婕妤,等.創造力與大學生生命意義感:積極情緒和創造性自我效能感的作用[J].心理發展與教育,2024,40(02):187-195.DOI:10.16187/ki.issn1001-4918.2024.02.05.沈清清,蔣索.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與幸福感[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3,27(08):634-640.于曉琳,杜婷淑.生命意義感對青少年學業拖延的影響:自我控制和時間管理傾向的鏈式中介作用[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3,31(01):135-141.DOI:10.13342/ki.cjhp.2023.01.024.陳超男,肖崇好,王苑芮.兒童期虐待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2,30(07):1053-1059.DOI:10.13342/ki.cjhp.2022.07.020.陳曉燕,陳毅文,張玉婷.主動性社交網站使用對生命意義感的影響:有調節的中介模型[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1,29(02):236-241.DOI:10.16128/ki.1005-3611.2021.02.004.謝園梅,鄭顯亮.生命意義感與網絡利他行為:一個鏈式中介效應[J].心理研究,2021,14(01):89-94.張潮,靳星星,陳泓逸,等.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關系的元分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1,29(06):821-825.DOI:10.13342/ki.cjhp.2021.06.005.麻超,劉亞飛.逆境中如何激發學生學習投入?孤獨感和生命意義感的中介作用[J].心理技術與應用,2023,11(02):107-116.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23.02.004.麻超&劉亞飛.(2023).劉雨佳,盛靚,徐柳青,等.無聊傾向與初中生學習倦怠的關系:生命意義感和心理韌性的鏈式中介作用[J].心理技術與應用,2023,11(07):430-439.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23.07.006.于曉琳,王姝嫻.自我同一性對高中生生命意義感的影響:積極心理資本與生涯適應力的鏈式中介作用[J].心理技術與應用,2023,11(05):291-300.DOI:10.16842/ki.issn2095-5588.2023.05.004.楊明.初中流動兒童家庭親密度?適應性與社會文化適應的關系——積極心理資本的中介作用[J].中國健康教育,2018,34(10):908-911.DOI:10.16168/ki.issn.1002-9982.2018.10.011.張榮偉,李丹,PualT.P.Wong.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自我概念對生命意義的影響[J].心理科學,2020,43(06):1506-1513.DOI:10.16719/ki.1671-6981.20200632..上官晨雨,王霞,盧家楣.情緒表達靈活性與生活滿意度:領悟社會支持和積極應對的鏈式中介作用[J].校園心理,2023,21(04):229-234.DOI:10.19521/ki.1673-1662.2023.04.001.謝園梅.師范生移動網絡交往與網絡利他行為:領悟社會支持和自尊的作用[J].心理月刊,2023,18(11):96-98+148.DOI:10.19738/ki.psy.2023.11.025.張潮,靳星星,陳泓逸,等.生命意義感與心理健康關系的元分析[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21,29(06):821-825.DOI:10.13342/ki.cjhp.2021.06.005.陳琳,占坤明,周祥森,等.壓力性生活事件與網絡偏差行為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模型[C]//中國心理學會.第二十四屆全國心理學學術會議摘要集.贛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022:2.DOI:10.26914/kihy.2022.071499.金童林,烏云特娜,張璐,等.網絡社會排斥對大學生網絡攻擊行為的影響:敵意認知的中介作用和領悟社會支持的調節作用[J].社區心理學研究,2023,15(01):271-285.袁文萍,馬磊,陳晶,等.學校歸屬感對高等職業院校學生網絡成癮的影響:積極心理品質和主觀幸福感的鏈式中介作用[J].教育生物學雜志,2021,9(04):296-302.姚宇,蘇艷青,張在懷,等.疫情背景下大學生同伴關系與網絡成癮:孤獨感和領悟社會支持的鏈式中介作用[J].心理月刊,2023,18(01):45-49.DOI:10.19738/ki.psy.2023.01.013.劉連龍,田夢瑤,胡明利.生命意義?社會支持對老年人心理資本的影響[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5,35(22):6556-6559.陳秋婷,李小青.大學生生命意義與社會支持?心理控制源及主觀幸福感[J].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2015,23(01):96-99.DOI:10.13342/ki.cjhp.2015.01.027.張榮偉,李丹.如何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基于生命意義理論模型的整合[J].心理科學進展,2018,26(04):744-760.張榮偉&李丹.(2018).姚夢萍,賈振彪,陳欣,等.大學生生命意義感在無聊感與手機依賴行為間中介作用[J].中國學校衛生,2016,37(03):453-456.DOI:10.16835/ki.1000-9817.2016.03.040.張敏婷,趙久波,張小遠,等.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與領悟社會支持的關系[J].中國學校衛生,2018,39(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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