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權的困境消解與法律保護路徑分析綜述目錄TOC\o"1-2"\h\u10858被遺忘權的困境消解與法律保護路徑分析綜述 14906（一）建立個人信息商業存儲機制和專門保護機構 131328（二）多舉措提升權利保護水平 123118（三）明確權利邊界與利益衡平限度 2（一）建立個人信息商業存儲機制和專門保護機構在當今商業大環境下，信息的生產者和控制者中間形成了極大的信息不對稱，削弱了技術的中立性特征。參見朱巍:《互聯網+對民法典編撰的影響》，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第8頁。信息的存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據控制者，就連公民尋求被遺忘權的救濟申請也要“仰其鼻息”。一方面，我們要肯定企業作為法律關系中一員的能動作用，依靠目前已經步入正軌的行業自治規范和平臺自我約束機制去強化企業自律性；另一方面，為了營造自由的通信環境，維護穩定的市場秩序，就必須建立一個商業性質的信息存儲和管理機制，以便市場參與者通過集中付費的方式來獲取和利用這些信息。這樣不僅會使市場主體順勢轉變對信息數據資產的粗放化經營模式，參見朱巍:《互聯網+對民法典編撰的影響》，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第8頁。現階段我國的信息職能部門主要職責圍繞網絡信息安全展開，缺乏對數據信息保護的行政監督，還需要建立專門性個人信息保護配套機制。通過專門機構重新審查和指導互聯網企業，承擔行政督導責任，以緩解數據控制者強勢地位的威脅。一方面賦予這一機構專業的執行權威和獨立的監管地位，比如對信息收集和處理的拒不履行行為展開違法調查、施以行政處罰等等；另一方面可以將數據保護機構的行政審查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這樣既能拓寬救濟方式和手段，還可以使我國的被遺忘權執法權責相統一，職權劃分更具科學性，執行流程更加系統化。（二）多舉措提升權利保護水平為了確保權利保護效果的充分發揮，要以科技水平、社會規范等現實情況為基本支撐，努力克服技術條件的短板，減輕義務主體的負擔。第一，著力于升級技術模式，拓寬權利可操作性。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可以先對數據的儲存賦予法定的期限和轉儲存限制，并在開放新鏈接時留下便于操作的統一后臺以備操作刪改。被遺忘權并非要求以技術手段清除全部信息，而是通過縮減社會公眾獲取渠道，增加搜索相關內容的難度，降低負面信息對個人安定生活的影響，以此實現被遺忘的效果，故而不應對信息控制者設置過高的技術壁壘和注意義務。第二，形成申請-審查的雙方互利流程。為了減輕責任主體的審查負擔，應由權利行使人提供初步證明材料，相關證明材料需要符合簡單的證明條件即可，比如說明請求刪除的理由、列出可識別的特定網址等等。AidanForde，ImplicationsoftheRighttoBeForgotten，18Tul.J.Tech.＆Intell.Prop.112,113（2015).同時，網絡服務提供者應該盡到自己的告知義務，為用戶提供便捷的申請渠道。簡化審核程序AidanForde，ImplicationsoftheRighttoBeForgotten，18Tul.J.Tech.＆Intell.Prop.112,113（2015).參見高富平：《個人信息保護:從個人控制到社會控制》，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3期，第98頁。第三，將技術強化與法律支持相結合，循序漸進地利用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推動市場主體提供更規范的權利實現環境，為被遺忘權的處理和執行流程持續提供經驗。強化國民的個人信息權利保護意識，防止權利因鮮有公民請求而被架空，讓權利主體在健全的規范環境中獲得妥善救濟，充分發揮權利的保護效果。明確權利邊界與利益衡平限度要解決權利超載現象，實現權利的協調讓渡，必須在確定權利邊界前提下，建立良性的利益衡平機制。一些研究嘗試在被遺忘權的不同適用場合進行位階排序，比如有學者提出采用場景化界定，根據不同的信息來源、對不同場景進行區分，從而闡明怎樣才能界定信息的合理流通。參見丁曉東:《被遺忘權的基本原理與場景化界定》，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6期，第105頁。這不失為一種解決思路，參見丁曉東:《被遺忘權的基本原理與場景化界定》，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6期，第105頁。最為首要的是在權利主體層面加以細化，關注公共利益對不同群體行使被遺忘權的差異化限制，增強行使主體的明晰性。參見董祥宇：《個人信息的自我控制：被遺忘權的行使與限度》，載《學習與實踐》2021年第11期，第92頁。對刑事犯罪主體這一特殊類型，應依據特別優于一般的參見董祥宇：《個人信息的自我控制：被遺忘權的行使與限度》，載《學習與實踐》2021年第11期，第92頁。根據上述分類法則明晰行使對象后，方能進一步確定被遺忘權的邊界，針對個案情況具體斟酌出最妥當的沖突結局模式。首先，當被遺忘權與公共利益沖突時，司法工作者需要基于比例原則進行利益衡量，評估公共利益隨著信息時間間隔是否產生了減損，對被遺忘權的限制是否具有合比例的關聯性，避免過度傷害公民權利。參見鄭曉劍：《比例原則在現代民法體系中的地位》，載《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104頁。GDPR第17條第3款中“出于公共公益，數據處理確有必要”也凸顯了類似的邏輯。其次，當被遺忘權與言論自由沖突時，行使被遺忘權并不意味著行為人可以完全掌控與其人格相關的新聞報道與評論，對言論自由加以無限制的干預。出于保護自由表達的需要，信息控制者可以拒絕當事人的請求，這主要表現在新聞媒體對信息主體的違法、違規和有悖于社會道德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在不超過必要限度的情況下完全可以自由批評。如果信息發布者表達的是不涉及群體法益的商業性言論，那么被遺忘權的保護就無需讓步。參見馬特：《權利沖突解決機制的整體構建》，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第55頁。再次，參見鄭曉劍：《比例原則在現代民法體系中的地位》，載《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年第6期，第104頁。參見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