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緊跟教授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政黨政治6主要內容一、黨如何建構意識形態話語？二、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三、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什么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主要是指政治意識形態，它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反映特定階級、集團意志和利益的，具有相當程度流行性的，對社會、政治做出根本性規定的思想體系和價值體系。

什么是意識形態？從廣義上講，意識形態是指與經濟基礎相對應的上層建筑中思想觀念的上層建筑，它由經濟基礎決定，并直接受政治、法律上層建筑的影響。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是指社會三大結構中的思想觀念結構。什么是意識形態？從狹義上講，意識形態是指一個社會中發揮一定政治功能的某種具體的社會意識形態什么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具有符號意義的信仰觀點的表達形式，它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來形成、動員、指導、組織和證明一定行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為模式和方式。

意識形態是高度理論化的體系，不僅要對一般的政治安排做出規定，而且要對社會普遍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以及政治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給出相應的答案什么是意識形態？一個現代社會中，可能存在若干意識形態，但是一個社會要想保持穩定，不至在各種利益與理念差異的斗爭中分裂，必須要有一個主流意識形態來整合全體社會成員。這個主流意識形態能夠包涵各種意識形態，并在解釋力上超越它們。主流意識形態可以容納社會中各派別、集團的利益與要求，能夠給他們提供價值依托和精神歸宿，從而使各種勢力都能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下達成對于社會政治的基本共識，都能從主流意識形態提供的理想社會模型中尋找到自身滿意的價值定位，看到自己和整個社會的發展希望。

什么是意識形態？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之所以成為“主流”，除了自身具備的基本要素之外，借助政權力量大力推行也是重要的原因。這就是說，意識形態需要“建設”。作為一個政治體系，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內容就是選擇代表統治階級和集團的理念、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普遍文化、心理價值的意識形態，持續完善它的基本理論和價值體系，以適應各方面的需要，并用各種途徑向社會大力推行，最終要達到使社會成員自覺認同這種意識形態，在客觀上使它真正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意識形態不是借用政權力量人為規定和強制推行的“官學”，一種意識形態都是要通過一個“建設”的過程造就廣泛的信仰，才成為名副其實的主流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首先，意識形態話語為政治系統提供合法性的源泉。任何政治系統的維持都必須以人們對官方支配權（統治權）的認可為基礎，人們對這種支配權是否認可、認可的程度如何，依賴于意識形態話語系統是否能提供充分的理由表明這種支配或統治權力的合法與否。官方的意識形態話語系統或者援引歷史，或者援引超越事實本身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證據捍衛政權的合法性。它還可以訴諸人們對遙遠未來的期待，訴諸人們對美好理想的熱情，通過將某一目標描述成是整體性質的，通過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換取人們對政治系統的支持。在這一方面，政治系統的意識形態話語結構可以有充分的發揮空間，它可以達到使人們不假思索地追隨官方意圖的程度，即“想當然”的境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其次，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調控功能。應該說，強制是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和最后的調控手段，但政治調控最常訴諸的形式是意識形態話語。這一點是由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共同利益意識和目標意識，以及崇高感和尊嚴感決定的。它一方面滿足了人們的歸宿感和超越意識，給予人們以情感的慰藉和共同的承擔，適應了人們對心理依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節省了調控所需的成本，為一些物質性調控資源不足的政治體系提供了可替換的手段。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最后，作為上述命題的延伸，意識形態話語的作用還表現在它具有“威嚇”和“阻止”功能上，即它作為一種大多數人都堅持的信仰和目標體系，對不遵守它的教條的人產生一種威懾和嚇阻作用。這種威懾和嚇阻表現在，如果系統中有成員違背正統的意識形態信條，那他就可能輕則遭到道德申斥，重則被視為“異端”，極有可能被貼上隔離性的政治標簽。意識形態話語建構意識形態話語的成功建構如否會關系到政權的合法性官方話語框架通過影響民眾關于政治精英的核心信念來強化政權的合法性，例如，重建民眾對政治精英的領導能力及其服務公共利益的決心的信念。官方話語框架化嘗試發生在一個持續性的反饋循環中，在這個過程中，針對合法性的欠缺，當局通過傳播話語框架來消除民眾的不滿。官方話語框架促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框架，這種話語框架在解釋具體政策和事件方面起指導作用，并將它們整合進一個大的圖景以賦予其意義。意識形態話語建構為了鞏固合法性，官方話語框架不僅力圖強化民眾對統治精英領導能力和他們服務公共利益的意志的信念，也提供了意識形態框架，以主導對具體政策和事件的解釋。通過將個別的框架整合進一個大的圖景，這一總體的意識形態框架，不僅確保了不同的框架之間的協調，也將它們納入了國家的集體記憶，并以此保證了它們與國家的“文化儲備”相一致。意識形態話語建構官方意識形態是一組經過整合的政治概念，它通過官方的闡釋和更新，被用來強化政治合法性。革命年代：搶占革命話語的高地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就開始建構自己的革命話語，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解釋革命年代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話語的“階級”特征和“民族”特征都還未充分呈現，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時期，中共與國民黨共享“打倒列強、除軍閥”等一套革命話語，雖已包含反帝民族主義的內容，但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還沒有自己原創性的、體現“中國”民族特征的、有關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敘述。革命年代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全面、系統地貫徹了全盤俄化的路線，已初步建構起具有俄式共產主義色彩的話語系統，這就是照抄照搬蘇聯經驗，“言必稱弗拉基米爾。列寧和約瑟夫·斯大林”，既有內容，更有形式：革命年代在黨的建設和政權的建制方面：有“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卡爾·馬克思高級黨校”；在革命軍隊和群眾武裝建制方面：有“少共國際師”、“赤衛隊”、“郝西詩紅軍大學（郝西詩為參加廣州暴動而犧牲的蘇聯駐穗副領事）”；在肅反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青少年組織方面：不僅有共青團，還有“皮安尼爾”──少年先鋒隊，凡年滿16至19歲的紅色青少年，皆可申請加入“皮安尼爾”，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表黨領導蘇區的青少年工作；在文化教育和群眾教育系統：有列寧師范、列寧小學，各單位還辟有宣傳鼓動欄──列寧角；還有“高爾基戲劇學校”，蘇維埃劇團，即藍衫劇團（十月革命后蘇聯工人業余劇團）；在群眾組織方面：有“反帝大同盟”；中央蘇區經常召開群眾大會，有時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有時紀念蘇聯紅軍節，凡開大會皆要成立主席團，甚至“皮安尼爾”開會，也要花不少時間選出會議主席團。在重要會議上，被選入主席團的經常還有外國同志：蘇聯領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爾基、日共領袖片山潛、德共領袖臺爾曼等。革命年代那是一個國際主義旗幟高高飄揚的年代，從紅色的莫斯科到紅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紅線連接著，中央蘇區的話語系統和制度框架與莫斯科沒有太大的區別，在偏僻貧困的贛南和閩西，似乎是又一個蘇式社會的翻版。革命年代1935年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回到領導中央紅軍的關鍵崗位，以后又逐漸領導了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使黨和紅軍已在陜北完全立足，晉察冀等幾個大戰略根據地在敵后也相繼開辟，革命話語已經得到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地理空間，可以依賴根據地試驗、推廣和傳播。革命年代在延安時期，毛創造了一個新的宏大的革命話語系統，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了起來。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國家的概念以及愛國主義不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無產者的團結。在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者往往不是愛國主義者，而是具有十分國際性的世界觀。而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圖存的一個武器，毛澤東發展和強化了這一傳統，1938年更具體提出馬克思主義在一切方面的中國化、中國氣派的重大命題。革命年代毛澤東抓住兩面旗幟，反帝反侵略，開展底層革命：第一面旗幟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抗日）；第二面旗幟是以平民主義（共產黨是窮人的黨），爭取底層民眾，特別是廣大農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數；又以民主主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爭取到國內知識階層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年代毛澤東的成功取決于他面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基本問題，以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對之作出了有力的回應。孫中山創建三民主義，也是“反帝反封建”，他發動反清革命和國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敗，關鍵是對底層的改造著力不夠。毛的反應則是通過對馬、列、斯的轉換，面對底層群眾和精英分子，創造出一套新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整體性的，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革命黨人提供了意義和價值，占據了近代中國的道德至高點。革命年代伴隨毛澤東的革命話語的普及、流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勝利，毛的革命話語也從延安的權威話語成了新中國的權威話語，作為一種全新的整體性的論述，它在那個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釋力和說服力。革命年代新中國成立后，延安知識分子成了全國宣傳、文化、教育領域的領導者，他們在“教育，改造”原國統區的“舊知識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過他們的努力，一大批“舊知識分子”紛紛與過去的知識體系決裂，費孝通說：知識分子接受了，認為過去的一套完全無用了，都不行了。馮友蘭、金岳霖等人也都這樣，覺得思想非變不可了。而且認為是原罪論（sin），“這個是歷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是知識體系不行了，歷史不是我們的了”，“這個覆蓋面很大，潘光旦也是這樣，認為自己也不行的。我們是文化投降，我們代表這個知識分子階層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個人的意識，也是真心誠意的”。革命年代毛對意識形態話語的主導性建構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階級話語標簽化二是黨國體制革命激情的繼續“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意識形態領域，把“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口號神圣化，變成類似于宗教教義之類的教條，從而導致思想領域的大清洗運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在當時被概括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思想領域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其核心內容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并且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國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革命激情的繼續“十年動亂”結束之后，中國急需確立國家利益至上的國家主體意識，但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面臨著強大的舊的意識形態的阻力，“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概念牢固地與“計劃經濟體制”聯系在一起，與“人民公社”和“公有制企業”經營方式聯系在一起，使現代化建設事業舉步維艱。鄧小平時代鄧小平領導的一系列“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實際上就是鄧小平以現代化、改革、開放、民主、法制、科學、自由、平等、發展等一系列口號系統為主的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建立的過程，它為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掃清了道路。

鄧小平時代為了加強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建設，鄧小平提出了國家意識形態理論的系列內容和口號系統，比如，“改革”、“開放”、“現代化”、“發展”、“民主”、“法治”、“人權”等等。鄧小平開創了從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態理論轉型到建設時期的國家意識形態理論工作。

鄧小平時代重新解釋社會主義不再爭論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改革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四項基本原則發展是硬道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鄧小平時代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統治均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認識框架的基礎，這一框架主導了對改革進程中種種問題和成就的解釋。這一框架旨在提供一種長期視角，將民族的集體歷史記憶與未來的圖景相聯，二者都將黨描述為領導中華民族走向輝煌的社會主義未來的合法權威。因而最高的公共利益和黨的領導能力也就通過與革命的歷史和中共領導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使命的聯系而得到界定。在這一背景下，重復民族主義的話語強調中國共產黨決心服務于公共利益。

鄧小平時代用朱镕基的話說，“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邁上新的輝煌征程”。他強調，“任何艱難險阻都擋不住中國人民勝利前進的步伐”。同樣，溫家寶也強調中共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斗爭的“崇高而神圣”的使命和“艱巨而光榮的責任”。他指出：“回顧五年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未來發展，催人奮進。偉大的祖國已邁上新的歷史征程，前景無限美好。讓我們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鄧小平時代朱镕基和溫家寶均致力于消除這樣一種觀念，即社會主義只是無關中國現實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遙遠的思想。他們都意識到了過去的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不再那么動人，因而急于將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切實”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的可行方式。中共強調它制定政策時的“現實和實用方法”，并許諾“使各項政策更加符合實際、經得起檢驗”。為了提醒人們注意社會主義的實際益處，溫家寶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決策高效、組織有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社會主義在這里也就被理解為具體政策措施的指導性理論基礎，它考慮到了不斷變化的環境。溫家寶還說：“我們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

鄧小平時代在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將經濟發展作為使中華民族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夢想的靈丹妙藥。通過提及鄧小平的著名路線，朱镕基指出：“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溫家寶也同樣認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科學發展。”

鄧小平時代經濟增長并不被認為是目標本身。面對著中共統治遭遇的日益加劇的挑戰，兩代領導集體都承認，不能再以革命歷史為由，將人民對黨的支持視為理所當然，相反，人民依據政府解決其急切需求和問題的能力來評價政府。為了與公共利益保持一致，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都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和黨的唯一宗旨，是滿足人民的日常需求，并增進人民的福利。鄧小平時代朱镕基在其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實現一個較為謹慎的目標，即保證“普通民眾的基本利益”，通過切實改進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證人民群眾向更加寬裕的小康生活邁進”，來實現鄧小平說的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胡錦濤執政時期又更進了一步，不僅將解決關系人民福利大局和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放在首位，而且提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應該在更大程度上造福人民。因此，溫家寶提出：“我們要牢記……一切屬于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于人民。”鄧小平時代此外，胡錦濤執政時期不僅關注人民的福利，而且關注人民的幸福。溫家寶將社會和諧的思想與幸福聯系起來，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通過和諧這一概念，儒家傳統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就被納入了黨的框架中，由此也將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儲備聯系起來。為了實現社會和諧和穩定，必須讓全體人民都分享“發展的成果”。因此溫家寶強調：“必須堅持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統一。”鄧小平時代朱镕基和溫家寶都強調，不論是復雜的國際局勢，還是自然災害和流行病之類的威脅，都沒有能使中華民族停止發展的腳步。通過幾乎將每一年都描繪為“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一年”，兩任總理都在幾乎所有的工作報告中強調，中共的成就“來之不易”。這些“克服重重困難取得的、來之不易的”巨大成就要歸功于黨的領導，因此也就凸顯了中共的獨特的執政能力，并且這種能力會隨著克服每一個障礙而獲得的實際經驗不斷得到加強。鄧小平時代中共取得的成就還要歸功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中國經濟才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率先實現回升向好”。這也就強調了中共選擇的發展道路的正確性。溫家寶提出：“這些輝煌成就，充分顯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展現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力量，極大增強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將激勵我們在新的歷史征程上奮勇前進。”鄧小平時代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所推行的官方話語框架顯示出高度的連續性。他們的主要目的都在于構建一個建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黨的歷史基礎上的、一致的頂層框架，由此凸顯中共領導中華民族完成過渡階段的獨特資質。盡管這些話語框架通過不斷被修正以適用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并符合黨的各項政策，它們仍然被嵌入了這樣一個大的話語框架中，這個總的話語框架將所有強制性的政策變化和過渡階段產生的潛在困難，都描述為黨的長期戰略的一部分，是在中共的領導下通往美好未來的必經之路。鄧小平時代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小康社會偉大復興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馬克思說過：“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意識形態的統治權往往是一個政黨或者政治組織在取得政權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識形態加諸社會群體之上。意識形態確定其統治地位并不見得是通過自由競爭，也可以通過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經濟的各種力量加諸社會群體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教育的意識形態化過程――就是這樣一種借助于權力的壟斷性力量，通過強制性的內化和外化，使臣民就范于“黨”的聲音和“黨”的意志的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黨”與“教育”完成了它們各自的異化。

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1927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訂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指出：“我們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立在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上”。為了推行“黨義”，國民黨中央又制訂了《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檢定委員會組織條例》、《檢定各級學校黨義教師條例》，從組織上規范黨義教師任教資格。【6】教科書方面，南京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圖書審查規程》，其中開列的3項政治標準是：（1）適合黨義；（2）適合國情；（3）適合時代性。1938年，該部又頒行《青年訓練大綱》和《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強調對大、中學生進行“信仰訓練”，要“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文件還規定把“黨義”列為大學必修課，內容包括：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孫文學說、民權初步、實業計劃、國民黨史及國民黨歷屆宣言……等等。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1961年中共中央批準試行的大、中、小學工作條例草案中即規定：中等以上學校要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一定的工作實踐、生產勞動的鍛煉，培養學生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使學生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革命理想，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自覺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小學學生，主要是進行以“五愛”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們熱愛集體，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在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項教學活動中，都應為實現上述要求而努力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1979年春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在全體人民和青少年中進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我國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在總的方面是在中共中央及其直屬機構――中央宣傳部統一領導下進行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具體部署和領導各個時期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區的教育領導部門協助中央宣傳部和各地黨委的宣傳、文教部門共同做好這一工作，處理有關的各項事宜，在各級各類學校，思想政治工作也都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進行。

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高等學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專職工作人員、校系的行政干部、共青團、學生會、工會、馬列主義教研室和廣大教職工共同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經常的有三條渠道，即：系統的政治理論課、時事政策教育和黨團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這三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必須分工協作，互相配合，從不同的角度來完成思想教育的任務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中國共產黨實施“黨化教育”還有一支專門隊伍，那就是自成體系的黨校系統。從中共中央黨校開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地、縣，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局、委都有自己的“黨校”。“民主黨派”則有各級“社會主義學院”擔當同樣的“黨化教育”職能。

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批判和抵御其他思潮始終弘揚主旋律不斷強化思想政治工作控制輿論宣傳黨如何開展意識形態教育1就義模式：主要以代表性的革命志士或先烈為表達對像，從正面謳歌革命先行者的視死如歸、大無畏的精神，從反面揭示出統治階級和反動派的丑陋和虛偽。其潛臺詞是“死都不怕”或“以死抗爭”。這種“壓迫—反抗”具有強烈的革命原教旨主義的指向性。代表作品有王朝聞的《劉胡蘭》、林崗的《獄中斗爭》，等等。

2，起義模式：大規模的群眾暴動，暗示著新制度的降臨和舊制度的滅亡。以領袖人物或英雄人物為中心，強調革命的波瀾壯闊。這種模式是“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的標準注解。代表作品有侯一民的《劉少奇同志與安源礦工》、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等。

3，訴苦模式：為新舊社會的改天換地提供階級斗爭模式的注解。此類題材主要以中共領導下的土地改革運動為背景，著重描敘被壓迫階級的苦難，揭露舊社會的吃人本性。此種模式的潛臺詞是“你看我有多么苦，階級敵人有多么壞”。這一類代表作品有王式廓的《血衣》、集體創作的《收租院》和文革后期完成的大型泥塑《農奴憤》等。

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規訓”是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權力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意指“規范化訓練”。福柯用這個術語指謂近代社會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機制)，規范化是這種權力技術的核心。“‘規訓’既不會等同于一種體制也不會等同于一種機構。它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術、程序、應用層次、目標。它是一種權力‘物理學’或權力‘解剖學’,一種技術學。”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當歷史產生變遷時，這種“權力-規訓機制”對新生統治者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通過規范化的訓練來支配、控制人的行動，甚至造就人的行為，這種支配和控制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從，而是通過日常生活的規范化的紀律、檢查、訓練把肉體變成權力操縱的對象和工具，以逐步達到構建規訓社會的目的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共產黨革命的終結目標并不只是建立新社會，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個在斗爭中錘煉出來的、通過思想改造所升華的、以“無私”為最根本特征的集體人格，并通過塑造“新人”去創造歷史。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共產黨塑造人性的哲學基礎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這種對人性的認識直接來自于歐洲思想傳統：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和俄國激進知識分子改造社會和人性的嘗試。在一定意義上基督教對人性的認識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和共產黨的理論也有相似性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淵遠流長。它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強調自我修養，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過自我反思和改造所達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強調道德榜樣在轉變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圣人──是全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和官紳階級的榜樣。培育德行、成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從思想入手，研讀先圣、亞圣的著述和其它儒家經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體現在這些經典中的大道來克服自己內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強迫的方法來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荀子曾把未經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經修整的木料，不但要斧鉞，也要用高溫來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狀。黨如何規訓人與社會？中共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后，“塑造新人”成了與建設新社會并行的目標。從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