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風險管理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1.1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的研究在合作社的產生原因方面，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本質是農民的集合體，通過規模經濟來減少風險和降低成本，合作社作為一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農民的代言人，不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也促進了農業產業融合。合作社把農民聚集在一起，成為一個農業聯合體，能夠產生規模經濟效益（Sexton，1988），合作社更加符合農業生產的組織屬性，克服了家庭農場有限規模經濟的弊端，相比于家庭農場而言，農業合作社更能夠降低生產成本（Valentinov，2007）。合作社成立的原因不僅有實現規模經濟、規避風險，還有增加市場力量、增加利潤、提供服務等（Valentinovetal.，2013）。在合作社的定位方面，合作社的合作不僅僅局限于農業生產上的合作，還有市場營銷、提供服務方面的合作，這些都能夠降低農民的風險，表現出合作社承擔著更加多元的角色（Bardsley，2014）。Begajo（2019）評估了研究地區咖啡生產者農民合作社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認為合作社應該開展可持續的社區發展活動，直接或間接地為社區服務，合作社的社會責任實踐應該在政府的全面監督和支持下，年度盈余應該分配社區基金合作社，合作社必須保持單獨的賬簿用來記錄合作社進行社會責任實踐的財務活動。在合作社的作用方面，合作社在種植農業、漁業、林業、物流產業和資本積累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種植農業方面，合作社可以成為農業發展的基本工具或支柱，以在農民層面實現糧食安全，蘇巴克的瓜馬合作社可以滿足市場對生產（認證種子）的需求和農民對農業投入的需求，農民從合作社的商業活動中獲得投入供應（化肥、殺蟲劑等）、信貸或貸款和集體營銷，成功地為成員提供了利潤分成（Bardsley，2014）。在漁業發展方面，合作社能夠動員農村漁業社區的成員作出更大的生產努力，農村漁民的特點是收入低、資源利用率低、漁具過時，很難集中資源以提高收入，而加入合作社的漁民成員能夠獲得更多農業生產上的支持、生活狀況得以改善，同時也減少了對漁業企業的制約因素（Onugu，2019）。在林業發展方面，在埃塞俄比亞，農民之間的合作是管理林地生產的一個關鍵因素，在桉樹林地的生產中，非正式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要素，特別是在苗圃準備、移植、鋤地、收獲和運輸等活動中，在此基礎上，建議將非正式制度正式化，實施集束種植以改善社會關系，解決與桉樹有關的土地利用沖突，并提供能力建設培訓，以提高生產者之間的合作效益意識和使用水平（Dessie，2019）。在物流產業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對合作社物流軟硬件的投入，加大對物流技術的研究力度，樹立現代物流理念，培養合作社的物流知識分子，使得日本農民合作社的物流設施在機械化、規模和技術進步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滿足了消費者的年度消費需求，使農產品正?；蔀榭赡埽═akumi，2010）。在資本積累方面，通過合作會員可以減少生產風險，實現制度化的安排，集中資源共同管理生產和銷售鏈，合作成員的顯著優勢是參與合作社可以緩沖外力的不利影響，將風險溢價降低，可以產生更大的資本積累，肯定了合作社在當地資本積累的作用（Molla，2020）。在合作社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方面，雖然合作社能夠給農戶帶來好處，農戶愿意參與到合作社中，但也存在農戶與合作社之間合作機制的偏離和合作社面臨全球化壓力的問題。在合作機制偏離方面，Edward（2020）探討了在高端咖啡市場中合作社機制能夠促進農民團結且最小化風險，大多數瑪雅農民重視合作組織，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背棄合作社，是因為“開放”市場對那些能夠種植最高品質咖啡的人給予非凡回報，一些農戶無法放棄中間商為高品質咖啡豆提供的溢價，這是一種復雜的道德和經濟狀況，單一來源的咖啡迫使生產關系發生變化，破壞了小農的合作偏好。在合作社面臨全球化壓力方面，農業市場的全球化對生產合作社施加了壓力，迫使它們投資擴大和增長，以保障其競爭力，如果農民沒有增加資本投入的動機，資本的可用性就會受到限制，投資的剩余權利、可轉讓性和增值潛力可以作為可能阻礙合作投資的問題的潛在解決方案（Alho，2018）。在合作社利益機制的類型方面，專家學者們把合作社利益機制的類型劃分為分配機制、保障機制和激勵機制（李雪松，2020；宋言東等，2012；趙彩云等，2013），根據領辦者主體的不同將利益機制劃分為政府主導型、公司主導型和農村大戶領辦型（李成主，2016），根據合作內容的不同將利益機制劃分為股份產權、資金合作、土地合作、龍頭企業帶動型、能人帶動型等（李佳興，2017）。在合作社利益聯結機制的作用方面，建立合作社與農戶間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有利于提升農戶的收入水平，實現農村脫貧（李雪松，2020），有利于推動小農戶融入新時代農業發展的現代化（詹柴，2020），落實了主體性和共享性，采用“8+3”扶貧開發方案和系列扶貧舉措，獲得了經濟社會效益（肖湘湘，2020），實現了農業產業化系統內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和互相制約，推動了新時代農業發展的現代化（彭靖航，2020）。在農業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利益聯結機制關系到多個主體，包括政府、企業、市場、農民、合作社等，多個主體的聯合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關鍵，需要保障多方利益，促進共同進步（滿海紅，2007）。在完善合作社利益聯結機制方面，需要從產權機制、利益分配及政治民主管理機制等多個角度進行完善，從農民專業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與公司的關系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社外部利益聯結機制（李成主，2016）。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存在利益機制不完善和社員盈余分配制度不健全等問題，需要建立健全合作社的治理結構和利益機制（孫亞范，2009），通過政府的介入可以有效加強農民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聯系（陳東平等，2018）。1.2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發展情況的研究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的開展是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體現，信用合作業務需要經過當地工商局的許可，以發展農業經營為目的，以農戶的信用為基礎，互助資金來源于社員農戶，并對社員農戶進行資金拆借的業務活動，體現著農戶內部互助的思想。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發展情況的研究，主要圍繞著農戶獲得農業信貸情況、信用合作產生原因、信用合作影響因素、信用合作發展存在的問題和完善信用合作運行機制五個方面展開。在農戶獲得農業信貸方面，不同國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有著各自獨特的因素影響著農戶獲得農業信貸的情況。認為尼日利亞阿南布拉州阿南布拉北部地區合作社中農民在獲得農業信貸方面存在性別差異問題，男性會員比女性會員更容易獲得更多的信用（Nduka，2020）。巴基斯坦旁遮普南部木爾坦地區農民獲得農業信貸的情況表明正規教育程度、農場規模、農業機械化水平、農場收入和土地持有規模對農民獲得農業信貸具有正向顯著影響，而年齡、距離和非農收入對農民獲得農業信貸具有負向顯著影響（Zulfiqar，2020）。哥倫比亞農村生產者的相關數據體現了集體行動與獲得農業信貸之間的關系，集體行動使個人能夠克服市場的弊端，農村生產者組織形式的集體行動增加了個人獲得農業信貸的可能性，以及在總體層面獲得信貸的可能性（Benson，2020）。孟加拉國農業信貸與農業生產率之間存在著短期和長期的關系，農業部門生產率受到通貨膨脹、利率和政府農業支出等動態變量的影響，農業信貸增長能夠促進農業生產，促進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長（Islam，2020）。在信用合作產生原因方面，信用合作業務能夠整合農村范圍內的各種社會資源，核心農戶社員的出資在合作初始成本中占大部分，為資金互助業務創造資金來源，促進了穩定信用合作網絡的形成（趙曉峰，2020）。信用合作是我國農村經濟形態變遷的產物，產生于農業發展的需要，又服務于農業發展（付瓊，2013）。信用合作是為應對資金缺口問題而產生的，農業規?；彤a業化經營都需要大量資金，農戶資金需求增加與資金供給不足的矛盾日益增加，所以農戶自發組建了資金互助社以滿足專業合作的需求（劉勇等，2013）。農戶社員擁有農業發展資金需求，所以社員要求開展信用合作（鄭有貴，2012）。信用合作是立足于農村農業發展現實的客觀選擇，因為農村抵押貸款政策不完善，農村正規金融機構資金供給嚴重缺乏（薛桂霞等，2013），難以滿足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的資金需求（徐旭初，2011）。在信用合作影響因素方面，影響合作社信用合作可持續發展的因素包括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宏觀層面包括合作社政策制度規范及正規金融機構對合作社的金融支持，微觀層面包括村社范圍內的熟人信任、合作互助意識以及合作社內核心社員的帶頭示范作用（侯詩軍，2015）。在信用合作發展存在的問題方面，國家對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法律定位不明確，合作社對信用合作風險的管理不充足（張文律，2020），互助資金運行不規范、信用合作業務過度依賴政府扶持等（楊皖寧，2020），以及普通農戶信用合作參與不足的問題，由于核心農戶在出資比例中占大部分，能夠享受更多的分紅，導致合作社的產權呈現向核心社員“漂移”的趨勢（侯詩軍，2015），這種產權過度向核心農戶社員集中的趨勢不利于合作社社員共同享受信用合作發展紅利，不利于提升農戶信用合作的粘度；此外，合作社在資金互助的運行過程中存在缺乏專業財務人員對互助資金進行嚴格把控和互助資金流程管理不善等問題（楊皖寧，2020）。1.3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風險的研究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風險的研究，主要圍繞著信用合作風險產生原因、信用合作風險類型、信用合作風險評價和信用合作風險治理四個方面展開。在信用合作風險產生原因方面，合作社缺乏清晰的法律屬性和具體的法律法規使得合作社的信用合作業務缺乏監管主體（汪小亞等，2012），農業生產面臨著自然生態環境的不確定性，難以克服不可抗力，以及沒有充足的農戶信用數據使得違約概率難以預測等（鄧漢琨，2020）。在信用合作風險類型方面，根據風險環節可以分為資金籌集環節的風險、業務經營環節的風險、資金返還環節的風險和外部突變的風險，根據風險的來源劃分為合作社經營風險、環境突變風險和農戶生產風險（劉婧，2020），其中，合作社經營風險是在資金互助業務經營過程中，因資金來源不穩定、資金流動性差、合作社經營者誠信缺失和經營管理問題導致的突發事件風險，環境突變風險是由于外部環境的突然變化造成的突變風險，主要包括價格波動、質量安全問題、謠言、政策突變，農戶生產風險是在以生產性貸款為主的資金借貸關系中，依托生產收入償還貸款的農戶，因自然災害、疫情等問題的出現，引起爆發式的農戶減產、減銷、滯銷甚至顆粒無收所導致大規模無法償還貸款的風險。具體的信用合作業務風險包括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法律風險、運營風險、操作風險、管理風險、資本風險和異化風險（劉婧，2020），或合規風險、操作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資本風險（趙美娟，2018），或自然風險、經濟風險、技術風險、經營管理風險和人員管理風險（殷婕，2020）。在信用合作風險評價方面，信用合作風險評價指標體系被劃分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三個層級（王璐等，2017；程競，2014；趙美娟，2018；于清源，2019）；常用的指標體系的建立方法有AHP法（韓麗潔，2015）、專家打分法、信息量權數法（韓檸霜，2018）、熵值法（韓檸霜，2018）和模糊數學方法（孟楠，2017）。在合作社風險分擔影響因素方面，影響社員農戶風險共擔因素分為農戶特征、合作社特征、農戶對合作社的信任度以及農戶對風險共擔的預期四個維度（陳麗，2018）。對于風險分擔影響因素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Logistic模型（陳麗，2018）、Probit模型和Fisher判別模型（盧美英，2017）等。合作社信用合作的風險是影響農戶積極參與的重要因素，風險分擔比例決定著信用合作雙方的整體收益。常用的風險分擔分析方法有問卷調查法（宋金波，2010；Mouraviev，2014）、案例分析法（周和平，2014；Ghorbani，2014；Chung，2015）、模糊數學法（Ameyaw，2016）、人工神經網絡分析法（劉暢旸，2019）和博弈論法（李妍，2017；敖慧，2019；周香連，2020；孟驚雷，2019）等。在信用合作風險治理方面，在法律制度方面，軟法能夠規范合作社業務水平，加強對信用合作業務的金融風險管理，實現互助資金的供需平衡，構建改善合作社法人治理結構，實現軟法治理與信用合作相結合（楊皖寧，2020），加快合作社法的修訂，治理信用合作業務中的問題，降低信用合作的風險（何廣文，2017）。在合規性方面，確保資金互助業務或者信用合作業務是經由工商局批準的，加強對合作社內互助資金的管理，保證只對合作社內部吸收存款和提供互助資金借款等；在資產安全性方面，嚴格控制單筆資金借款限額，嚴格控制互助資金的總規模，保證資金的安全性（王璐，2017）。在政府監管方面，應當出臺相關政策完善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制度，規范內部信用合作的形式，控制信用合作資金的規模，規模過小不能滿足農戶生產的需求，規模過大又會面臨安全性方面的風險，提高農民互助合作意識，降低違約發生的概率（張照新，2016；葛萬可，2014）。參考文獻李雪松,甄廣雯.2020.精準扶貧背景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以云南省L縣為例[J].現代商業,570(17):24-28..肖湘湘,許麗娟,陳泉.2020.“企業+合作社+農戶”扶貧模式的創新實踐研究——以L集團油茶產業為例[J].中國商論,(18):183-185.鄧漢琨.2020.農戶信用合作融資風險管理研究[J].時代金融,760(6):44-45,49.詹柴,劉亞楠,李佳丹.2020.寧波小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利益聯結機制及路徑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48(4):262-264,278.付瓊.2013.基于專業合作社的內生型農村資金互助組織研究[J].當代經濟研究,(11):70-74.高強,張照新.2016.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試點的經驗與啟示[J].農村工作通訊,(11):52-55.何廣文.2017.合作社信用合作的制度優勢及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探討[J].中國農民合作社,4:47-48.楊皖寧.2020.農民專業合作社信用合作業務風險的軟法治理[J].甘肅社會科學,(3):170-176.崔彩賢,邊麗瑾,趙曉峰.2020.農民合作社信用合作滿意度實證研究——基于內部社會資本分析視角[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42-51.趙曉峰,海莉娟.2020.合作社信用合作資金規模擴增與放貸風險防控機制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3):59-67.薛桂霞,孫煒琳.2013.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4):76-80.鄭有貴.2012.優先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J].中國農民合作社,(2):42.趙鐵橋.2015.農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理論與實踐問題[J].農村經營管理,5:10-13.張照新,曹慧,高強.2015.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實踐困境與發展前景[J].調查研究,5:75-77.張文律.2020.基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信用合作組織發展研究:溫州案例[J].甘肅金融,503(2):41-43.彭靖航,柏鋮,何凡.2020.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的利益聯結機制研究——以淮河糧食產業化聯合體為例[J].社會科學前沿,9(9):9.趙美娟.2018.農民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風險評價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陳東平,宋文華.2018.農民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利益聯結穩定性：信任的作用[J].農村經濟,(3):99-105.宋言東,蔣秀蓮,張雪峰.2012.農民專業合作社利益機制的建構——基于江蘇省85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問卷調查[J].農村經濟,(10):122-124.李成主.2016.縣域農民專業合作社利益聯結機制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趙彩云,王征兵,鄒潤玲.2013.農民專業合作社利益機制及其績效實證分析[J].農村經濟,(10):121-125.李佳興.2017.農民專業合作社與農戶利益聯結方式研究——以河北省易縣牛崗鄉合作社為例[D].河北農業大學.劉廣清.2011.河北省農民專業合作社資金互助運行機制研究[D].河北農業大學.周法法.2012.福建省農民專業合作社資金互助的障礙因素及其運行機制的研究[D].福建農林大學.侯詩軍.2014.基于產權“漂移”視角下的專業合作社可持續信用合作研究[D].安徽財經大學.范鵬輝.2019.專業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風險防控的“黃山模式”調研報告[D].安徽財經大學.劉婧,曹富.2020.農民專業合作社資金互助突發事件的風險識別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19(04):439-448.殷婕,殷玉武.2020.基于層次分析法的農民合作社經營風險識別與防控[J].江蘇農業科學,48(5):310-316．王璐,吳東立.2017.基于AHP的農民合作社信用合作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江蘇農業科學,45(20):330-334,340．徐龍．2013.安徽省土地流轉與農民家庭收入來源的關系研究［J］．青年科學，34(8):182．李先玲．2010.農村土地流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路徑［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0(19):26－27．張應良,徐亞東.2019.農村“三變”改革與集體經濟增長：理論邏輯與實踐啟示［J].農業經濟問題，(5):8-18.薛桂霞,孫煒琳.2013.對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