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政治思想的特點

何謂"法家"？中國古代社會"法"與"刑"不分，孔子"德主刑輔"，荀子的"治之經，禮與刑"，以及當時社會的"刑不上大夫"等等，都是"法"與"刑"不分，而在"法家"理論中，"法"的真正含意是"刑"，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家"與其叫"法家"，不如叫"刑家"。特別中國古代社會的所謂的"以法治國"的思想，并不是現代意義上"法制"理論，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家"與其說是"以法治國"，不如說是"以刑治國"，這種"以刑治國"的理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和獨裁理論。他是為封建專制帝王服務的，但是對于中國廣大民眾來說是則是一種殘暴的統治理論。

法家的派別，其形成不同于儒、墨，有些近似于道家。它不是由一個宗師培養出來的統一學派，然后又分化成若干分支流派。而法家的師承關系并不那么直接、明顯，如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不是受業于法家，而是荀子的弟子。雖然如此，法家，還是戰國時期、最有影響、成就最大的一個學派。從時間上看，它貫通整個戰國年代，從空間上看，它活躍在七雄并立的各國舞臺上。

戰國時期的法家，依其生活的年代，可以分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李惺、商鞅、慎到、申不害為代表，后期法家以韓非為代表。據載，李俚在魏國變法，著有《法經》，后商鞅攜此書去秦國，作為改革的重要依據。此書已佚，在前期法家中，商鞅重于刑治，申不害重于術治，慎到重于勢治。這也是法家中影響重大的幾派學說。韓非是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在繼承前期法家思想階前提下，創立了刑術勢兼用的政治理論。

法家學說的一般特點主要有以下四點：

１、強調以刑治國是法家學說的核心，嚴刑重罰，使人們不敢犯法，令行禁止，信賞必罰，達到"嚴而少恩"的地步。法家強調"刑治"與儒家強調"仁政"是不同的，儒家的"仁政"是用來對統治者進行約束的，而法家所謂"法治"則是為統治者服務的，兩者的目的不同的。

２、絕對尊君，強化獨裁。先秦備學派對君主的態度，儒、墨、法有共同點，都強調尊君，都維護專制制度。但又有不同，儒家的尊君是有條件的，即"從道不從君"，君與道比較，道高于君，也就是政治理想和原則比君更重要，行道是尊君的前提。因而，孔子主張："道不同，不相為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仕當官是為了行道，而不只是為了榮華富貴。"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墨子主張"尚同"，天下臣民一同于君主，是君之所是，非君之所非，君主的好惡就是是非的己標準。但他在"天志"中，還主張天子與各級官吏應是民選的，會參考"民意"；又提出"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強調的是君民上下的各自人格和相互關系。道家不否定君主，但不主張專制，特別是莊子倡絕對自由，敵視君主與專制。先秦諸子，影響重大的學派，唯有法家把君主說成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臣民都應當是君主進行統治的工具或材料。國君說一不二，他的譜就是法。"一斷于法"，唯君例外。他們還主張采取一切辦法加強國君的權力，大權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證君主絕對地成為國家之"主"，有效地進行專制和獨裁。

３、人性好利與以刑治民。法家把性惡論推向極端，荀子認為人性惡，需要教化，可以轉變。法家則認為人人是唯利是圖，本性不可改，包括父母子女，只能曉以利害，為我所用。慎到就說，木匠打棺材，愿意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商鞅說："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從生到死都是圍繞名利轉動。韓非的類似說話更多。這是法家的共識，因而，他們的共同主張是，對民眾的行動只能用嚴刑峻法，進行鎮壓，使之不敢妄動：用高獎重賞，以利誘導，為我役使。在精神上，只要進行"以吏為師"、"以刑為教"的教育即可，其它一切文化、道德都可以不要。在法家的心目中，君主對民的要求，只是平時用其力，戰時用其死，如此而已。對臣下，君臣間是"一日而百戰"，是不得已不用的勁敵，要警惕百倍，隨時有可能篡權，隨時有可能殺頭。人際間唯有利害，相互間有如豺狼。因而，他們認為仁義慈惠是亡國之途，唯有靠峻法威脅才能富國強兵。

二、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慎到的勢治理論

１、關于"勢"的決定作用

慎到的政治思想有兩個特點：一是他較全面地看到了刑、術、勢在治國中的作用，因而他的論述中全面涉及到法家學說的這三個基本范疇，不過在這三者之中，他更為突出了"勢"，更強調勢的作用。二是為了得到"勢"，他在倡尊君的同時，看到了法的制約作用和民的作用，這是后期法家所無的。

慎到認為，在刑、術、勢諸因素中，勢至為重要。所謂"勢"，就是地位、權勢，因而有了勢，就能指揮一切，失去勢，則只能聽命于人。對此，他說："賢而屈于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于賢者，位尊也。"譬如，當堯是老百姓的時候，對其左鄰右舍也難于調動，而稱帝以后，就能在全國今行禁止。"由此現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慎子·威德》下引只注篇名）有了權勢，缺德少才的人就能支配賢德智能之士，可見權勢決定一切。因此，他認為君主所以成為君主，主要是因為他掌握了權勢，而不是由于他道德才能多么超眾。正為此，"勢"對國君是至為重要的。

基于對于權勢重要性的認識，慎到創造出獨特的權力制衡理論。即在一元統治下的權力制衡。慎到認為，君主為保持其政治地位，必須實行獨裁統治，國家不能存在二元或多元的統治中心，"兩則爭，雜則相傷。"（《德立》）關于這一點，慎到說，國家可以多賢，但不可以多君，國家可以無賢，但不可以無君，也就是說，君主的一元化獨裁統治是絕對必要的。因此，慎到的制衡，不是指君臣之間的關系，而是指在君主握有絕對權力條件下，重臣之間的分工與制約。他說："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德立》）就是說有兩個重臣同時握有權力，出現并行權力，必然要相互爭奪，比高下，形成動亂，要避免這種情況就必須在國君的牢固控制下重臣之間各有所能，又能權力制衡。

２、關于勢治的要領

君主如何控制手中的政治權力，以實現其獨裁統治，慎到提出了以下幾點要領：

第一，君主以得民要挾臣下。君主要能有效地進行獨裁統治，鞏固權勢，就需要有力量制服群臣，如何制服，慎到提出，最重要的是設法使自己在民眾中樹立成信，通過得民，來挾制臣下。

第二，不尊賢。春秋戰國時期，尚賢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其中，儒墨兩家持之猶力。慎到則一反儒墨的觀點，認為實現君主的絕對統治，必須以否定尊賢為原則。他說："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于無君。"（《佚文》）

第三，"君無事，臣有事"的統治術。慎到認為，君主治理國家，應該盡量地發揮臣下的作用，讓臣下盡職盡責，把事情作好，君主坐收其利，做到"君逸樂而臣任勞"。

（二）申不害的術治理論

申不害，京（今河南蒙陽縣東南）人，生卒年已不可詳考。曾為鄭國大臣，后來鄭被韓國所滅，申不害歸于韓，韓昭侯時任他為相。申不害是戰國法家的一個重要流派，在政治上，申不害側重于術，同時也較為重視刑和勢的作用。關于申不害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裁有《申子》六篇，今僅存一篇，保存在《群書治要》中，名為《大體》。

１、關于術

關于術，顧名思義，即指權術。術與刑不同，用法的對象是民眾，所以法要公之于眾，使人人皆知，而用術的對象是群臣，只能由君主藏于胸中，一人操縱。

為什么君主要用術來駕馭臣下？申不害完全是為君主的利益考慮的，他認為，對君主的致命威脅主要是來自群臣。他說，國君所以要修筑牢固而高大的城墻和嚴實的門閭，就是為了防止盜賤敵寇的強盜入侵，然而，"今夫弒君而取國政，非必愈城郭之險而犯門間之閉也。"使境內臣民都成為知法守法者。

欲使臣民都能夠知法守法，必備的條件有二：一是"法令"條文本身明確易知，"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定分》）即法律條文必定是明白易知，確定名分，愚人或智者都能懂得。二是培養一批熟知"法令"的官吏宣傳法律。"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定分》）官吏的首要條件是熟悉法律條文，能夠作民眾學習法律的老師。同時，向民眾宣傳法"律又是官吏的義務，做不到這一點便是失職，有的還要問罪。

為什么要明法？商鞅認為，"法令"不同于勢，勢應為國君所獨具，而法則應為君臣所共操，公布法律，主要是為了便利民眾，使民眾能夠"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天下萬民既然知道了法律的基本內容，也就自然懂得了如何不犯法，免于刑戮，這樣民眾便在知法守法之中獲得了利益。關于這一點，商殃說，歷史上那些圣王治理天下，民沒有受刑的人，并不是他們不使用刑罰，而是在于"法令"明白易知，人民自然得福。

第四，要輕罪重罰。商軼認為，為了實現刑治，就必須使民眾對于"法令"有所畏懼，其辦法就是輕罪重罰，嚴刑苛法，商鞅說這樣做的目的是"藉刑以去刑。"（《開塞》）他說："禁好止過，莫若重刑。"（《賞刑》）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舉了歷史上一個故事。春秋時五霸之一晉文公想要修明刑罰，使百姓不犯法，以體現對百姓的愛護，于是召集諸侯大大眾\\\'自員于宮內，他的一位寵臣叫顛頷的遲到了，眾目膀膀，司法的官吏問晉文公應怎樣治顛領的罪？文公堅定他說，殺掉他！行刑的人員按指示，腰斬了顛頜，并以之示眾。于是，晉國的人都心驚膽戰，大家議論，象顛頷那樣得寵，還被腰斬示眾，輕罪重罰，何況我們！這以后不久，晉文公先后發兵攻打了曹、鄭、衛、楚等國，連戰皆勝。他的命令，號令三軍停止前進，則"止之如斬足"，號令前進，則"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賞刑》）就此他得出結論說，古代圣王設的刑法，無論是殺頭，斬足，還是黥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好止過也，故禁好止過"，莫若重刑。"（《賞刑》）相反地，他認為，重罪輕刑，人們不畏刑，則是鼓勵犯罪。所以，國家有了"法令"但犯罪的人屢見不鮮，這是由于刑罰太輕的緣故，輕刑等于無刑。

根據，"以刑去刑"的邏輯，商鞅主張，"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畫策》）顯然商鞅也認為戰爭、殺人、刑戮都不是什么好事，慪只要能用戰爭去消滅戰爭，用殺人的辦法止住殺人，用重刑得以免刑，戰、殺、重刑，都是可用的。這種主張，從邏輯上看似乎有道理，有點辯證法的意味，但是，在那種封建的專制主義制度下，這種邏輯一旦化為現實，被運用于社會政治實踐，必然要出現酷刑虐殺、殘害無辜和民無寧日的悲慘局面。事實上，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人的違法犯罪，其原因都是多方面的，特別是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戰國時代，刑輕絕不是人民犯法的主要原因，同樣，重刑也制止不了人們犯法。

在主張輕罪重罰的同時，商鞅還主張"刑于將過"。即在人們出現犯罪苗頭時就要用刑罰去制止它。他認為，刑罰加在民眾已經犯罪之后，好邪就不會斷絕，只有。：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開塞》）如果說，能防患于未然，在犯罪初露苗頭就能制止，從施法上看當然是好事，然而，"將過"畢竟不是事實，如何確定是否構成犯罪，這里大有文章，處理不當，必然形成刑罰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使更多的無辜受害。

商鞅的刑治理論，在先秦法家中很具是典型的專制思想，雖然他主張刑無等級、一斷于法，但他的刑治思想并不是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臣民在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在理論上，在專制體制下"法令"是專制君主的統治工具，他體現專制君主的意志，專制君主絕對不受法律的約束和制裁，因而，在商鞅的刑無等級的背后，又掩蓋著極大的不平等。實行商鞅刑治的結果，只能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空前殘暴；其次，在以刑治國上，商鞅片面強調的是法勝民則國治的這種反人民的一面，在這樣的理論體系中，"法令"只能用于約束人民的行為，人民對法只有服從、守法的義務，但"法令"卻不保護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個人尊嚴。商鞅刑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通過"法令"使除君主外的任何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的奴仆。再次。商鞅的刑治理論，雖然主張法令公開，執法要公正，但他同時主張刑于將過，法于未然，而"將過"卻不可能有任何明確的規定性。以有規定性的法律付之于沒有規定性的"將過"，其結果只能是使法令變成隨意迫害的工具。由執法者隨心所欲地去判定被害人的莫須有的罪名。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古代和沿續至今的法律一直只是一種統治和鎮壓民眾的工具，卻未曾出現法制保證民權的制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傳統法治理論的這些特征所決定的。

與商鞅的刑治思想相聯系，商鞅主張耕戰思想，商鞅認為，國家只有兩件事最為重要，一是耕，二是戰。國家的強盛與否，主要決定于國家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實力，而耕和戰則是政治、經濟實力的象征，只要把這兩件事抓好，國家就可以富強。他說："國侍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農戰》）"兵農怠而國弱"。《弱民》）因此，他提醒君主，要千方百計把民眾引導到耕戰的軌道上來，做到"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算地》）耕與戰在表面上雖然是互不相千的兩件事，但是，在商鞅的政治思想中，耕戰則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兩項事業。

第一，耕的目是為了養戰。商鞅認為農業生產的發展，不僅僅可以使國家富強，為戰爭提供豐富的物質基礎，更重要的是，農田生產本身就是培養武卒的學校。他說："歸心于農，則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農戰》）商鞅認為"農"總是和"樸"連在一起，"歸心于農，則樸。""屬于農則樸"，所謂"樸"，就是愚昧無知，盲目順從。有了這個"樸"，民也就好治理，易役使，不顧性命地守土作戰了。和"樸"相連的是"窮"。商鞅認為，人窮，就會不吝氣力而看輕死亡，畏怕刑罰而不怕艱苦，統治者善于利用這種特征，趨之于土地和戰場，地利就會充分得以發揮，軍隊的戰斗力也會大為發揚。因此，在商鞅看來，農民貧困并不是壞事，反而是發展耕戰事業的有利條件，這是因為貧困的農民更容易為專制國家出力賣命作工具。

第二，農戰結合，相互轉化，相互促進。商鞅認為，農業的主要作用在于"生力"，即增殖力量，而力量一旦增加到一定數量，就需要"殺力"，即消耗力量，而戰爭的作用就在于能夠"殺力"。因而，他主張農與戰相互交替是十分必要的。他說，人民的力量增強了而國家不去役使，民眾就會覺得有力無處施展，自然要謀私利，人人謀私，國家就要削弱。"故日能生力不能殺力，日自攻之國，必削。"（《說民》）也就是說，一旦民眾的生活水準和國家的財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需要發動戰爭，消耗民力與財力，從而，使民眾再處于貧困線上，這樣，民眾就得努力生產，創造財富，戰爭便起到了促進農業生產的作用。

那么，怎樣把農民統一到耕戰這條軌道上來呢？商鞅清醒地認識到，農與戰，對于農民來說是一種苦難之事。他說："夫農，民之所苦也；而戰，民之所危也。"（《算地》）如何解決？使農民能勤于耕勇于戰，他提出只有用法律作為工具，把民眾驅使到耕戰的軌道上來。具體措施有二：一是賞，二是罰。他說："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樂死。"（《弱民》）在賞與罰的驅使下，民眾就不得不力耕，不得不死戰。

實行刑治以保證耕戰事業的另一方面，則是以行政權力干預社會經濟領域，其中包括，最大限度限制商賈技巧之人的數量，提高谷物價格，禁上農業以外的一切事業，使境內絕大多數的人從事農業生產，平時釘在農日上，戰時綁在戰本上，農業生產力量與兵源相互轉化，則可收到國富兵強的成效。

商鞅的耕戰思想，就其具體主張來說，是一種反人民的思想，他的思想不僅對人民立足在殘暴的"刑治"，而且還把國家的治理和統一放在愚民和戰爭上，商鞅的這種思想是有其思想根源，他的理論與大多數"法家"一樣是立中足在反人性的的人性好利論上。商鞅認為，人性好利主要表現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他說："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算地》）由于人這種生存的需要，人在利弊的權衡中，自然取利去弊。同時，他還認為，人好利的本性，并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與生俱來的，"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算地》）人的一生，就是追逐名利的一生。而且這種好利的本性又是不可改變的，"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后止。"（《賞刑》）由于人的一生都是在計較名利，追逐權勢，因而禮義法度對于人的行為不起任何約束作用。他舉例說，盜賊搶竊，上觸犯國法，下失臣民的禮義，名聲可恥，生命危險，然而他還要干，為的是什么？"利也"。又如，古代有些士人，過著"衣不暖膚，食不滿腸"的生活，經常在"苦其意志，勞其四肢"，甚至"傷其五臟"，然而他卻胸懷廣闊，恰然自得。這不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們竟這樣做，為的是什么？"名也"。因而他說："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算地》）因此，商鞅認為，禮義法度約束限制不了人的好利本性，也改變不了這種與生具來的天性。由于人的這種天性。鞅認為，人們有這樣的欲望并非壞事，君主正可以因勢利導，充分利用人們好利的本性，用田宅和爵祿來爭取民眾，君"操名利之柄"以致功，國家通過賜田宅，賞軍功，鼓勵民眾勤干農事，勇于公戰。這樣，民眾通過務農、參戰，獲得一定的政治經濟利益，使好利的本性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而國家也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四、韓非的政治思想

據載，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學術上，韓非生活的年代，正是幾百年來的"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局面已達于鼎盛的年代，即將來臨的是焚書坑儒、以吏為師的時期，正由于韓非是百家爭鳴時期最后的一位學術界的大師，他有可能依據時代的要求，批判地吸收百家的成果。具體說，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綜合了法家的三大思想，祖述商鞅，以其法治理論為起點，吸收了慎到的勢治、申不害的術論，并把三者融為一體，創立了法術勢兼用的君主專制理論。韓非在政治思想上是戰國末期最激進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是秦統一天下的輿論準備和指導思想，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國家服務。

韓非留下了《韓非子》一書，現存五十五篇，完整地保留了韓非的政治思想。

（一）君主至上的理論

君主、國家、臣民三者間的關系，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普遍關心的問題。孟子以人性善和仁政學說為出發點，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以性惡論和隆禮學說為出發點，主張尊君愛民。而韓非則站在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的立場，認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張君權至上，國君必須是位至尊，勢無比，權最大，是一國的絕對權威，可以獨斷專行。這種君權至上說是韓非政治理論的核心。

關于君主與國家的關系，韓非說："國者，君之車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下引只注篇名）在理論上，韓非認為君主是國家的主人，國家則是君主的私有物，因此，君主的利益也就體現著國家的利益。

關于君主與臣下的關系，是韓非談論的詳盡而具體的問題，在他的論說中，雖然也強調君主應該有臣下的輔佐，認為治國霸天下，"必君臣具有力焉"，然而，在君主利益與臣下的利益孰為重要，以及如何處理君臣關系的問題上，韓非則主張一切以君主的利益為轉移，臣下的利益應該絕對服從君主的利益。他說："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外儲說右下》）國君，就是要按既定要求責成臣下盡職盡責以報效自己。而為人臣的，則必須"無有二心。……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侍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以上盡制之。"（《有度》）就是說，臣下對于君主只能是一心一意，要緊跟上面而行動，一切以君主意志為轉移，要毫無主見地聽從指揮，服從命令，不作評論。所以，有口只能為君言，有目只能為君視，排除一切為個人的東西。完全象一臺開關操在君主手中的機器。至于吏，同樣是君主藉以統治民眾的工具。君主治理好了臣下，也就治理好了萬民。因而，臣下任何時候都是為了滿足君主政治的需要而存在，一切妨害君主利益的臣下，都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清除。

關于君主和民眾的關系，韓非認為，民眾存在的價值就在于能為君主所利用，"君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六反》）民對君的用處只在于他們能出力和賣命。然而怎樣能做到這一點，韓非認為只能用利祿等手段的交易關系以取得。因而，君民之間不能同心同德，民眾只有無條件地接受君主的統治，無條件地守法是民眾的根本義務。在《韓非子》中有一段寓言：秦襄王有病，百姓為之祈禱，病愈，又殺牛禱謝神靈。襄王知道此事，命臣下查明是那個鄉里干的，并罰其里正、伍老兩付軍甲。其臣下不理解問他為何不賞反罰，襄王答道："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故遂絕愛道。"（《外儲說右下》）即民眾為我所用并非因為我對他們仁愛，而是由于我的權勢所在。所以，君主列于民眾，不能行愛道，只能用僅勢使民眾絕對服從，這之間并沒有什么仁愛恩義可言。對于民眾，韓非也認為有頭腦的人，不肯馴服他為君主所利用，只有那種愚昧厚樸，守法殉誠的民眾，才是理想的良民。

韓非的以君主利益為中心的政治理論，其核心的一點，是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說法是："欲利其身，先利其君，欲官其家，先富其國。"一切以滿足君主的利益需要為前提，是韓非提出的處理君與臣民之間關系的準則，韓非的這一思想，無疑是"民為貴，君為輕父\\\'思想的反動。韓非這種思想也是時代的產物，戰國時期，各國之間戰爭頻繁，一國存在只有靠實力，你不吃掉別國就被池國所吃掉，這就要富國強兵，全力以赴，以力競存。在一國內部，當政者之間也在篡權弒殺，內亂不已，政權逐步下移。在動亂中，不少貴族垮臺了，政權集中在一家，分權變成集權，而且要鞏固既得利益，必須加強這種集權。這樣，無論從一國內部或列國兼并的關系來看，都要加強集權，增強實力。按韓非的說法："當今爭于氣力"，是個以力競存的時代，是個強權政治的時代。因而，也就必然突出了君權，用至尊的君權，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圖生存，吞異國，混一天下。

（二）刑、術、勢相結合的政治理論

以君主利益至上為出發點，韓非主張君主應該法、術。勢兼用。在戰國前期法家中，慎到重于勢，申不害重于術，商殃重于法，而韓非則兼取三家之長，同時也指出了三家不能兼用法術勢的缺陷。韓非認為申不害"用術于上"，但"未擅其法"，評論商殃是用法于秦，但"無術以知好"。確實，韓非關于法、術、勢的理論，較之戰國前期法家，在內容的充實和深度上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在刑、術、勢三者之間，韓非認為，三者是相輔相戍的。他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難三》）"勢者，勝眾、之資也。"（《八經》）也就是說，法和求是人主統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勢則是能夠運用法和術的前提和條件。就法、術、勢之間的關系來說，戰國前期法家遠未及韓非論述的明確和周。從而，韓非也就為君主專制，如何來治國、御臣、役民提供了一整套的政論和治術。

關于法。韓非對于法的明確定義是："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難三》）從這個定義中，可以看出法有如下的特征：第一，法是設在官府，并以文字形式肯定下來的成丈法。這同習慣法的顯著差別，就是成立：法律不帶有隨意性。第二，法律的統治對象是民眾，自然"要布之于百姓者也"。第三，法律要公開，要大張旗鼓地讓人人都知道。知法是守法的前提，"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知也。"（《難三》）韓非認為，法律是全體臣民的行為規范，"一民之軌，莫如法。"（《有度》）只有在法律的約束下，全體人民才有統一的行動。其次，法律是制止社會動亂的有力工具，只有實行法治，才有可能使"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守道》）才會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欺凌、爭奪，建立起統治階級需要的社會秩序。實際上韓非的"法"，仍然只是一種針對民眾的"刑法"，因此，韓非的"法"從嚴格的意義并不只是用來鎮壓民眾的"刑法"。

基于上述認識，韓非認為，法是國君進行統治的基本手段，最重要的工具。他說："治民無常，唯治為法。《心度》）"故法者，王之本也。"（《心度》）即法是治理好國家的根本。因而，法是決定國家命運的關鍵。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怯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有度》）因此，韓非認為，治理國家必須實行法治，反對人治。因而，他反對儒、墨兩家的上賢主張，他認為治國應該"上法而不上賢。"（《忠孝》）這是因為，如果去法上賢，把治國希望只寄托在賢人身上，就沒有必要的手段制止社會的混亂，"廢常上賢，則亂。"（《忠孝》）再是離開法律，賢人也無從治國。他以形象的比喻發明，離開法術而憑主觀意向，圣明的帝堯也不能恰好國家一去掉規矩而胡猜亂想，善于造事的能人奚仲也難做成一個車輪：廢棄尺寸而鑒別短長，最巧的工匠王爾也不會臆中半數。他的結論是"使中主守治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用人》）就是說，治國最可靠的是"法術"，做工最可信的是"規矩尺寸"，有了它，乎庸的君主也能治好國家，不靈巧的工匠也能制出器物。片面地強調賢人，對治國是無益的。

關于實行法治的具體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一而固。韓非認為，法律是全體臣民的行為準則，因而，法律必須統一，全國只能有一個法律，同時，法律要有相對穩定性，"法莫如一而固。"（《五蠧》）如果法律彼，此矛盾，朝令夕改，民眾將無所適從，也就無法收到治理國家的效果。

在這個問題上，韓非總結了申不害在韓國進行改革的經驗教訓。他指出，申不害輔佐韓昭侯，善于用術，但對法在治國中的作用重視不足，以至在韓國出現，"晉（韓國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的）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今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好多故。"（《定法》）其結果是，國內犯法的事情很多，在列國間也未形成霸業。

第二，以其所重禁其所輕。韓非認為，人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任何人都不會冒生命危險而謀取輕利，因此，應該利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達到使人們奉公守法的目的。其根本途徑是運用嚴刑苛法，輕罪重罰，制止人民犯罪。

韓非說："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守道》）對此，他又舉了一個寓言，據說，殷朝時（《史記》載為商鞅時）有一條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內儲說上》）這里說的子貢、孔子都是以寓言形式假托他們的名義，實際表達的是韓非的意見。棄灰斷手，確履輕過重罰。但韓非的意見是，重罰的目的，不只是懲罰違犯者本人，更重要的是殺一儆百，使其它人都不敢以身試法。小罪不敢犯，大罪也就可避免了。這叫著"重一好之罪而止境內之邪"（《六反》）。又稱之為"籍刑以去刑"。即用嚴刑峻法，使民眾自然而然地產生對法律的畏懼心理，使人們不敢違法。這樣，便起到了制止一切好邪行為的作用，從而，就會建立起統治者所需要的社會秩序。

第三，法不阿貴。韓非認為，在法律面前，全體臣民是平等的，法律是高于一切的，任何個人都不得枉法。"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這也稱之為"法不阿（偏）貴"。法不阿貴的根本保證是官吏的公正執法。韓非指出，官吏的職守就是貫徹法令，執行法令。他假借孔子之口說："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外儲說左下》）"概"：古代平準量具的器械。這就是說，官吏執法，就要象平準平衡的量器那樣公平，不阿貴，不殉私。大臣犯法與平民同罪，匹失有功與權貴同賞，公正一律。同時"法也者，官之所師也。"（《說疑》）即官吏執法，只能因循，只能照辦，不能任意釋法，更不可離法以自行其是。

韓非主張"法不阿貴"當然有重要意義，但是在"法律"只是統治者工具的情況下，如何才能"法不阿貴"，統治者的言行就是"法律"，這樣"法不阿貴"只是一種欺騙人的口號。

韓非主張嚴刑苛法，輕罪重罰，這同樣也是一種反人性的作法，因為輕罪重罰本身就是一種把"法律"當做而戲的做法，即然又"法律"就按"法"辦事，不能忽輕忽重，這樣的"法律"還有什么不嚴肅性可言。這不是"法治"，這只是一種"人治"。

關于術。對于術，韓非繼承了申不害的思想，但他發揮得更為明確、具體而周密了。韓非的界說是："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定法》）"術者，藏上于胸中。"（《難三》）從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術"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用術的對象是群臣、百官，不同于法的對象是民眾，而是君主用來考察百官是否忠于職守、名實相符、言行一致和駕馭群臣的手段。二是君主所獨操，不能與他人所共有，除君主之外，其它人無需也不應該知道如何用術。三是術要藏在胸中，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難三》）。這同法不同，"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法要公開，而術要隱蔽。

韓非認為，對于君主來說，術，同法勢同樣重要。這是因為，對于君主的致命威脅，一半是來自外部侵略，一半是來自內部，君主的身邊。"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說疑》）他并以歷史經驗證實這一點。他說，自周宣王以來，亡國者數十，臣下弒殺君主而奪取國家政權的居多數。因此，韓非認為，圣明的君主，不在于苦心憂民，操未鋁以修田畝，也不在于躬行節儉，"不安于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重要的是要善于統治臣下。

韓非告誡君主說，君主最危險的敵人是自己身邊的近習、后妃、兄弟、顯貴、大臣。這些人無時無刻不在凱覦君主手中的權力，最有弒君篡權的可能首先是這些人。他說："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難四》）陽虎，孔子時代魯國季孫氏的家臣，發展自己的權勢，掌握了國政，后來動用武力，發動叛亂，企圖廢掉季民，自立為君，被擊敗出走。韓非認為，臣下都象陽虎一樣有犯上作亂篡權之心，暫時不動，是"備未具也"，如果時機成熟，人人都有發動叛亂、弒君奪國的可能。因此，君主對于臣下絕對不能信任，信人就是受制于人的前提，"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治于人。"（《備內》）不信人又用人，任人又要戒備，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用術控制和思弄臣下。

所謂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君主用術的秘訣，簡言之，就是神秘莫測，不可捉漠。所謂"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經》）。即君主推行法制象天一樣大公無私，而以術用人則象鬼一樣隱密難測。

關于勢。韓非對"勢"也有明確的界說。他的說法是："君執柄以處勢故今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八經》）權柄是決定生殺的大極，權勢是制服眾人的憑借。簡單說，即君主的地位、權力和威勢。韓非認為，君所以能為君，就是由于有勢，離開了權勢，就不成其為君。他說："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旦"，"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功名》）就是說，君主之所以能夠制服臣下，并不是由于君主的品行，才能高于臣下，主要是君主手中掌握著勢，因此，權力是決定社會政治地位的根本條件，道德與才能都不起作用。

韓非告誡君主說，君主一定要把臣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控例之下，一旦君主一日失勢，君主將反為臣下所制。他說："權昏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內儲說下》）又兌："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奎（阻塞、蒙蔽）主。（《內儲兌下》）即勢對君主來說，只能"獨擅"，絕不允許與人臣共有，獨有則尊，稍失則危。其思想邏輯自然得出，君主獨攬大權，專制獨裁，成為一個極端的王權主義者。

韓非認為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二柄"，他說："明主之所導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日：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二柄》）他認為，君主只有操德和刑二柄，才能制服臣下；聰明的君主，利用手中的權力，一方面以殺戮約束臣下，一方面用慶賞誘導臣下，這樣，君主的勢又適應了臣下好利的心理。

在韓非的治國理論中，刑、術、勢又是統一的，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缺一不可。勢，是基礎，刑和術都是手段，沒有勢，就談不到抱法行術。但只有勢，去法無術，也難保持勢的鞏固、持久。他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法和勢必須結合，結合則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