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憑主義源自優績主義的社會價值觀，遵循以文憑為標準認證個人能力、分配社會資源的運行邏輯。近代日本形成了文憑社會，使日本高職教育長期面臨認同危機。產業轉型發展背景下，日本高職教育文憑危機升級，進一步降低高職教育吸引力。為打破高職教育改革發展的文憑主義桎梏，日本積極采取改革措施，建設高職學位體系，提供專業能力認證；著重培養實踐能力，強化職業教育優勢；迎合社會前沿需求，培養高層次職業人才。借鑒日本的經驗，可以從減輕文憑額外價值、適應產業發展需求、培養高級職業人才三個方面應對文憑主義危機，探索提升高職教育吸引力的發展路徑。關鍵詞文憑主義；優績主義；高等職業教育；吸引力職業教育吸引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可和自主選擇程度，也表現為政府、企事業單位、各種社會團體組織或個人參與職業教育的水平和力度[2]。近年來，我國高度重視職業教育發展，但國民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低，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2024年，教育部將“增強職業教育適應力與吸引力”確定為全年的教育工作重點，以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強國建設吸引和培養大國工匠[3]。文憑主義（Credentialism）是現代學歷教育體系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社會偏見，遵循以文憑為標準認證個人能力、分配社會資源的運行邏輯[1]。因此，高職教育在文憑社會中天然處于劣勢地位，這是日本高職教育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戰后，日本高職教育在經濟騰飛、產業發展的時代風口快速發展。但是，日本高職教育看似蓬勃發展的背后，同樣面臨著吸引力欠缺的困境。文憑主義社會觀念的影響是其關鍵動因之一，制約著日本高水平職業教育體系的發展[4]。如今，在經濟持續低迷、技術高速迭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日益認識到高水平職業技能人才對產業和社會發展的意義。因此，將擺脫文憑主義困境、提高職業教育吸引力作為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題[5]。本文從文憑主義的視角分析日本高職教育提高社會吸引力的策略，以期為同樣受文憑主義困擾的中國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提供借鑒。一、文憑主義視角下日本高職教育缺乏吸引力的表征（一）文憑主義使日本高職教育長期面臨認同危機日本文部科學省高等教育入學情況統計結果顯示，日本高等職業教育入學率遠低于大學。以2022年的數據為例，該年度日本有83.8%的學生成功入學高等教育機構，其中高等職業教育的入學率僅為4.7%（其中短期大學的入學率為3.7%，高等專門學校的入學率為1%），而大學本科的入學率達56.6%，是高等職業教育學校的12倍[6]。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的社會認同基于群體帶給個人的情感和價值意義，沒有獲得滿意認同的個體會選擇離開該群體或想辦法與該群體相區分[7]，可見當下日本職業教育存在著嚴重的認同危機。究其原因，東亞儒家傳統影響的文憑主義觀念，以及文憑社會助長的分配公平問題是拉低日本高職教育認同度的關鍵動因。1.文憑主義的優績觀念引發了高職教育認同危機文憑主義源自優績主義的社會價值觀，是當代日本社會主流的選拔標準和晉升原則。所謂優績，指學業競爭后取得的高文憑，以及憑借此證明的個人才能和努力。社會推崇優績，并基于此分配社會資源[8]。日本受到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自古有著“立身出世”“立身揚名”等優績主義文化觀念，到現代社會演變為文憑主義的社會觀念[9]。職業教育因文憑層次低而處于劣勢地位，從而拉低了日本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認同度，主要表現在個人和社會兩方面。從個人角度來看，文憑主義導致高職招生難題，且高職學生自我認同度低。一方面，優績主義社會的流動渠道單一，學生為了追尋個人價值，勢必會執著于爭取更高的大學學歷而輕視職業教育，導致高職院校的招生危機；另一方面，高中畢業生進入高職院校學習是升學競爭失利后的無奈之舉。挫敗感使許多高職學生自暴自棄、不求上進，并相互影響。這種學習風氣又進一步拉低了高職教育的認同度，形成惡性循環[10]。從社會角度來看，文憑主義導致高職畢業生就業和上升渠道狹窄。一方面，表現為求職和晉升過程中的文憑偏見。文憑主義是日本社會普遍遵循的人才選拔和晉升標準。隨著日本高等教育擴張和科技性失業的加劇，在畢業生供過于求的就業寒冬期，不少企業直接將文憑作為人才篩選標準，不斷擠壓著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和上升機會[11]；另一方面，文憑主義還表現為對高職教育的專業歧視。在日本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中，高等職業教育學歷層次較普通大學低，學制也比大學教育短，多數高職畢業生經歷短暫的職業技術教育后直接進入職業生涯，從事一些僅需基礎技術或體力勞動的工作。這逐漸形成了對高職畢業生專業能力的歧視，甚至不認可其高等學歷的教育屬性[12]。2.文憑社會的資源壟斷加重了高職教育認同危機日本擁有嚴格的縱向階層制度，不同階層之間天然存在地位、資源、機會的差距，且階層相對固定，實現階層躍升一直是各級民眾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文憑主義給日本普通民眾提供了實現階層躍升的機會和希望，因此一直受到日本民眾的追捧，日本也因此形成了文憑社會。但是，在日本文憑社會中，高層次學歷者形成了對社會資源的壟斷，不僅沒能促進社會流動，反而加劇了文憑差異引發的分配公平問題。在就業方面，近代日本形成了指定校制①，一些業內享有盛名的就業單位會指定部分名校為其定向輸送人才，使高學歷畢業生壟斷了部分優質就業機會，使其在職業生涯中擁有高起點，如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優秀畢業生可通過指定校制，定向進入中央財務省工作[13]。在教育方面，日本普職教育間長期存在教育資源不平等的問題。二戰后，日本大力發展四年制大學教育，為其發展提供補助，于20世紀90年代實現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14]。與之相對，日本職業教育學制短，且經歷了長時間無官方認證、無上升渠道的發展階段，使高職畢業生發展和就業受限。由此，文憑社會為精英階層提供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和上升渠道，實際成為了精英固化自身階層的工具，這與文憑主義促進社會流動的初心背道而馳[15]。與此同時，由于這種不平等是通過透明且機會公平的文憑競爭實現的，實際上為社會精英固化自身階層提供了貌似合理合法的機制[16]，社會民眾不但沒有對此產生懷疑，反而表現出對大學教育和高文憑的熱情，進而輕視高職教育。（二）產業轉型使日本高職教育面臨“新文憑危機”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開始推進產業轉型。社會對人才的需求也隨之改變，傾向于選拔理論基礎深厚、創新能力強的人才，在日本教育體系內對應大學培養的人才，使日本高職教育面臨“新文憑危機”。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統計數據，以五年為間隔，選擇自2003年以來五個年份（分別為2003、2008、2013、2018、2023年）10月的高等教育就業率數據并求平均值，發現各類高職院校均表現出畢業生就業希望率高而就業成功率低的特點（高等專修學校畢業生的就業希望率和就業成功率均值分別為93.8%和51%；短期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希望率和就業成功率均值分別為82%和39.1%）[17]。究其原因，日本產業結構改革和高職院校綜合化改革是其關鍵動因。1.產業結構變革引發高職“新文憑危機”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爆發以來，日本進入經濟不景氣時期。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率，首先，日本政府開始大力支持和引導第三產業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對人才的理論基礎和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此時日本高職教育仍側重于傳統的基礎職業適應力培養，不適應市場對創新人才的需求，因此產業界偏愛大學畢業生而輕視高職院校畢業生，文憑主義成為產業界高效而單一的人才篩選準則。其次，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企業開始走減量經營的路線，裁撤科技含量較低的勞動力以削減支出，這進一步加劇了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危機，使其就業率持續下降[18]。另外，經濟滯脹帶來的產品價格增長導致民眾生活成本提高，也加劇了就業競爭，使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前景雪上加霜[19]。近年來，隨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科技性失業的問題日益突出，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空間被進一步壓縮。一方面，低技術技能要求的體力勞動型崗位逐漸被人工智能取代[20]，以基礎職業適應力為賣點的高職院校畢業生迅速失去了市場價值；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有限的就業崗位與就業市場對高科技精英的青睞，使眾多普通大學畢業生開始面臨文憑貶值的就業難題[21]。部分學生被迫降級就業，進一步擠占原本指向高職院校畢業生且已十分有限的就業市場[22]。2.高職綜合化改革的危機應對策略失敗嚴峻的就業形勢使日本高職教育界意識到，能否找到工作并不完全取決于高職院校畢業生掌握什么樣的職業技能，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是否順應市場的人才需求。為此，日本各類高職院校紛紛采取綜合化改革措施，在高職教育中強調普通教育功能，希望兼顧理論基礎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提高學生的理論素養與創新能力。同時還關注學生的綜合素養，在專業課程之外開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內容的通識類課程，以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適應市場對人才的需求[23]。然而，高職教育綜合化改革未能如愿提高高職畢業生的市場競爭力。究其原因，一方面，傳統文憑主義的人才篩選模式依然存在，綜合化改革因不能為高職院校畢業生提供就業市場所熱衷的大學文憑，最終未能改變勞動力市場對其的文憑偏見；另一方面，綜合化改革實際上只是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的基礎上增加了理論成分，而在學制不變的情況下，理論教育無法使高職院校畢業生擁有與大學畢業生媲美的理論修養和創新能力。同時，綜合教育壓縮了職業實踐能力培養課時，使高職畢業生的職業實踐能力下降，部分畢業生甚至需要在職后依靠在崗培訓彌補職業能力的欠缺，導致職業教育獨有的職業能力優勢也被大大削弱[24]。二、文憑主義視角下日本增強高職教育吸引力的策略在文憑社會，學生需要經歷選拔、培養、認證等一系列建制化的程序才能獲得社會精英的身份，贏得社會的認可。為此，日本在高等職業教育的認證、培養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從建立獨立的高職學位體系、打造實踐型的職業教育體系、培養高層次職業人才三個角度出發，以期將高職畢業生打造成社會認可的職業人才。（一）建設高職學位體系，提供專業能力認證在戰后日本現代學制體系建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職教育沒有獲得學位認證的機會。在文憑主義的工作世界里，沒有官方學位認證，不僅擴大了日本高職畢業生的學歷劣勢，還使他們常面臨專業能力質疑，陷入就業困境。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搭建和完善高職學位體系，以期弱化文憑主義偏見的影響。1.從稱號到學位的高職學位體系建設日本高職學位體系建設經歷了由稱號到學位的過程，使認證方式由非正式走向正式。1991年7月，日本頒布《〈學校教育法〉修正案》，邁出了高職稱號制度建設的第一步，規定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符合畢業條件的畢業生可授予專科層次的“準學士”稱號。199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頒布《關于專修學校專門課程畢業生授予“專門士”稱號的規程》，規定為滿足畢業要求的專修學校畢業生授予“專門士”稱號。2005年9月，頒布《關于對專修學校專門課程結業者授予“專門士”及“高度專門士”稱號的規程》，規定專修學校可將原有1～3年的學制延長至4年，并對4年制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層次的“高度專門士”稱號。稱號制度雖然一定程度上認可了高職畢業生的學歷，但因其欠缺標準化的認證規則，因而無法明確畢業生擁有怎樣的專業能力與知識，且不被法律和國際標準認可，社會認同度仍然有限[25]。為了使高職教育獲得法律認可的正式學位，1992年日本選取部分高水平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校中的部分專業增設專攻科，畢業生授予本科層次的專攻科學位，這是高職教育的第一個學位制度。2005年7月頒布的《〈學校教育法〉修正案》中規定，短期大學不再授予“準學士”稱號，代之以專科層次的“短期大學士”學位，使專科學生的專業能力也有機會獲得學位認證[26]。2017年，新修訂的學位規則為新開設的專門職業大學和專門職業短期大學增設了學士（專門職）和短期大學士（專門職）學位，以培養具有高水平實踐能力的職業人才為目標[27]。由此，高職教育擁有了相對完備的學位體系，擁有法律認可的學歷保障。2.以學位制度保障高職專業教育質量從稱號制度到學位制度的發展，為高職教育提供了法律認可的學位證明。同時，學位授予制度本身為規范高職教育質量提供了保障。在學位審查標準和審查制度的規范下，每位高職畢業生都必須認真完成專業學習，達到專業標準才可獲得學位。基于社會及產業發展需求制定完善的學位標準，有利于高職畢業生獲得產業界和社會需要的對口專業能力，獲得社會認可。首先，文部科學省根據產業發展需求，明確了各類高職教育的學位審查規程，明確規定了學位申請所需的條件，并以學分制細化規定了各專業領域的學習要點。以最新建立的專門職業大學為例，學生畢業申請學位需要修滿124學分，且對各類課程以及實習都有著具體且明確的學分規定，以確保對學生的培養達到學位層次標準[28]。同時，根據學習內容的不同，采用如學分審查、考試審查及畢業成果考察等多種方式，考核學生學習成果，通過考核者可申請相應學位[29]。其次，為保證高職教育質量，日本高職學位制度還設置了教育質量認證評價制度。該制度要求所有高職院校定期接受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學位授予水平檢驗。這些第三方評價機構均由文部科學省選定，獲得了權威授權。他們在綜合聽取學校自我評價、利益相關者意見的基礎上，完成高職教育實地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判斷學位授予水平，并由文部科學省督促不合格學校及時改進。同時，評價結果會定期向社會公開，使高職院校接受更廣泛的監督，有效改善了人們對高職教育的態度[30]。（二）著重培養實踐能力，強化職業教育優勢隨著科技的快速進步，日本產業界日益意識到技能型人才在產業更新進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越來越重視提高從業人員的職業實踐能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不斷縮減培訓開支，逐漸將培養人才職業實踐能力的任務轉移給了學校，尤其是以職業實踐能力培養為特色的高職院校。因此，日本高職院校在改革發展中關注企業對人才的最新需求，對應地完善課程教學，在發揮高職教育實踐優勢方面實現突破。1.關注實踐能力培養的政策指導和教學探索在政策設計層面，日本政府始終把實踐性作為高職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2008年，日本在《教育振興基本計劃》中提出了培養專業職業人才和富有實踐性與創造性技術者的目標[31]。在2011年中央教育審議會提交的《關于今后學校中職業生涯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應有狀態》的咨詢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職業人才的培養要向高層次、實踐性方向發展的戰略目標[32]。2023年，文部科學省實施職業實踐能力培養認證項目，并將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等高職院校確定為項目的主要實施者[33]。在教學探索方面，日本高職院校將產學合作作為教學改革的重要抓手。首先，在課程設計方面，積極與企業合作，基于產業發展需求，從知識、技術、技能三方面組織編制課程及教學內容。其次，在課程實施方面，高職院校與企業合作實施實踐教學。利用企業的實踐經驗和場地設備，與企業合作設計實驗、實習課程，并邀請企業一線工人擔任實踐指導教師。使實踐教學貼近實際工作，接觸到專業前沿技術需求，開拓專業視野。再次，在師資力量方面，要求高職教師積極參與由政府、學校、企業共同舉辦的教師培訓，根據產業市場的需求實時更新自身的專業能力，以便學生緊跟產業發展步伐[34]。2.建設順應“社會5.0”戰略需求的專門職業大學近年來，日本提出了“社會5.0”戰略。“社會5.0”指繼狩獵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演進后，出現的超智能社會模式。它借助尖端科技助推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35]。2019年日本產學協議會探討了“社會5.0”背景下日本產業人才的培養方向，突出強調了高水平職業實踐應用能力[36]。2019年，日本專門職業大學應運而生，在傳統職業教育的基礎上，探索高水平職業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方法[37]。在課程建設方面，立足“社會5.0”戰略目標，從理論和應用兩個角度綜合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應用方面，畢業生需要完成124學分的課程量。其中包括40學分以上的實習學習，且實習學分中必須有過半學分由崗位實踐學習完成，以保證學生接觸產業前沿技術，積累工作經驗。同時，理論知識的學習以發展實踐能力為目標組織設計。通過基礎課程、綜合課程和拓展課程的學習，培養實踐工作需要的綜合能力，以及實踐創新中必需的知識理論基礎[38]。在產學合作方面，專門職業大學設立了“教育課程合作協議會”，作為產學合作課程開發實施的平臺。在合作中，一方面，課程由企業、地方組織等多方共同開發編制，以保障高職教育在具有專業性的同時，與產業需求緊密接軌；另一方面，與企業達成合作協議，將企業實際生產環境作為實踐教學場地，允許運用企業的最新設備，為學生搭建最前沿的實踐性教學環境[39]。在師資隊伍建設方面，專門職業大學對專任教師隊伍構成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規定40%以上的教師具有五年以上企業實際工作經驗，以便使學生在學校中就可以學到行業相關的前沿知識技能和實踐經驗，這類教師稱為“實務家”教師。此外，還會聘請一線行業領袖來學校開設課程和講座，開闊學生的視野。另一方面，規定20%以上的教師需要同時具備實踐經驗與較強的研究能力，以此平衡教師教學中理論前沿與實踐經驗的傳授[40]。（三）迎合社會前沿需求，培養高層次職業人才在文憑主義視角下，學生進入高等職業院校即被判定為競爭的失敗者、次等的人才，很難在社會競爭中獲得認可。為了打破這種認知偏見，日本在制度和培養兩方面進行改革。一方面，為職業教育搭建了獨立的“中學—本科—研究生”發展路徑，使高職學生有獨立的教育發展渠道，有機會接受高層次教育；另一方面，探索緊跟日本新時期發展需求的技術人才培養策略，使高職畢業生進入社會主流賽道，提高高職教育吸引力。1.以制度建設推進高職教育高層次發展日本雖然受文憑社會的影響，長期輕視高職教育。但在“工匠精神”等文化的影響下，日本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仍受到社會的尊重和企業的重視，這為日本提高高職教育體制的社會認同度提供了思路，即努力推進高職教育向高層次發展，并提供與之相符的制度保障。首先，日本政府和產業協會積極建設職業本科制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在原高職體系內部通過延長學制，如建立專攻科等方式，搭建本科層次學位認證的途徑；二是在原高職體系之外，通過建立技術科技大學、專門職業大學等方式，謀求職業教育獨立的本科學位上升渠道；三是建立普通大學編入制度，高職學生可在獲得專科學位的前提下，通過考試申請轉入普通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進行深入學習，并最終獲得本科學位。通過以上任何一種方式獲得本科層次學位的高職畢業生，均與普通大學畢業生一樣，在就業市場上擁有本科學位認證，在升學方向上可申請進入研究生院學習，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憑主義對職業教育的限制[41]。其次，為了更精專地培養職業類高層次、研究型人才，2003年，日本正式出臺《專門職業研究生院設置標準》，標志著研究生層次職業教育的產生。專門職業研究生院依托普通大學設立，學制靈活，多為1～2年，畢業生授予修士（專門職業）學位。專門職業研究生院的產生，使職業教育體系搭建起“中—高—本—碩”相銜接的完整的職業教育升學體系，為職教學子提供了精深專業能力的獨立途徑，使他們有機會成為產業界急需的稀有“匠人型”技術人才，并獲得較好的收入和福利保障[42]。2.立足時代前沿需求培養高層次職業人才日本高職院校重視職業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需求間的關聯，深入分析新時代背景下產業發展的人才需求，并基于此設計高職人才培養策略，使高職畢業生具備社會發展需要的專業知識及技能，提高高職教育社會認可度。在培養模式上，日本高職教育日益重視綜合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養，以期適應超智能社會多元的產業結構和快速變化的產業發展需求。當今正處于烏卡時代（VUCA）②，變動的國際局勢、信息通信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跨越式發展、社會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等，都使產業的發展方式變得更加多元、變化迅速且難以預測。在職業人才培養方面，具備多元知識和研究能力的職業技能人才可以適應多變的時代需求，幫助日本占據產業發展優勢。為此，日本高職院校一方面重視綜合能力培養，強化多學科知識的教育。除職業基礎、專門課程外，還開設了綜合課程和拓展課程，以開拓職業人才的專業視野，培養人才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43]。另一方面，重視研究能力的培養。日本產業界將高職與大學并列，共同強調和推進產學研究合作，通過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等方式，強化高職教育的研究屬性[44]。在培養內容上，高職教育關注未來社會和地方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并針對性地設計教育內容。在“社會5.0”時代，日本以超智能社會為發展目標，希望以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發展為抓手，實現經濟的成長和產業樣態的快速更新發展，并最終助力于日本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45]。2020年開始，日本文部科學省委托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開發了“社會5.0型未來技術人才”培養事業。該事業面向高等專門學校學生，由關注地方產業現實需要的GEAR5.0項目（GearofEducationandAdvancedResources）和關注未來重點技術發展領域的COMPASS5.0③項目組成[46]。首先，GEAR5.0項目重視社會及地域產業在超智能社會實現過程中遇到的現實困境，邀請高職學生參與策劃相關研究課題。在這個過程中，高職學生與企業、自治團體、大學以及各高職院校相互合作，鍛煉學生解決地域實際問題的職業能力[47]。其次，COMPASS5.0項目使高職教育和研究開始介入產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包括如半導體、人工智能、機器人、網絡安全、物聯網等數字化轉型核心產業。將這些產業需求轉化為基礎技術教育課程的主題，并納入高職課程和研究體系中。不同學校的課程主題依據當地產業結構而定，以期為地域產業發展精準化培養高水平技術人才[48]。三、文憑主義視角下日本增強高職教育吸引力的啟示文憑主義是優績主義帶來的教育乃至社會弊端之一，在儒家文化傳統的加持下，困擾著東亞國家職業教育的發展。日本一直努力探索文憑主義影響下提高高職教育吸引力的策略。在數十年的探索中，日本開辟出一條高職教育專業化、高階化的發展道路，并在超智能社會建設戰略背景下，試圖從職業教育的視野重新定義成功，以提高高職教育的社會聲譽和市場價值，為突破文憑主義的倫理弊端，解決由發展渠道單一帶來的如文憑貶值、教育內卷、科技性失業等問題提供了參考。（一）政府和企業共擔責，減弱文憑的額外價值針對文憑主義對高職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日本重視清除盲目賦予文憑的額外價值。為此，日本基于崇尚權威的民族傳統，結合市場化的現代社會特點，形成了“政府支持、企業主導”的改革思路，為打破高職發展的文憑主義桎梏提供強有力支撐。一方面，政府是高職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和推動者。政府頒布的法律法規為高職教育改革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這一點充分利用了日本集體主義的社會底層邏輯。在集體主義的影響下，日本民眾會為了集體目標的實現而跟從權威的領導，為了國家的發展目標而團結努力。反之，則會被集體視為另類、自私的表現[49]。當高職教育發展與傳統文憑主義產生矛盾和沖突時，由政府出面來推進高職學位體系、高層次職業院校、產學合作體系等構建工作，并提供相應的法律法規支持，有助于高職教育獲得社會聲望。同時，政府的號召一定程度上演變為社會輿論壓力，使部分民眾為了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追求，其中就包括民眾對文憑的盲目執著，能有效促進支持高職發展的社會行動。另外，高職教育學位體系的建立也為檢驗高職畢業生的能力提供了客觀標準，較大程度破解了“文憑即能力”的困擾，維護了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企業同樣是高職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動者。企業的態度在消弭社會文憑主義偏見、提高高職教育吸引力方面有著重要意義。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是社會民眾對教育質量的重要評判標準。而職業教育相較于學術型教育具有更強的應用型特點，也就決定了其與產業界的需求有更深、更強的關聯。為消弭文憑主義偏見，日本高職教育與產業界合作，積極挖掘和利用企業的支持力量。通過產學合作的方式，邀請企業為高職教育提供指導，為高職教育提供師資、設備、實習機會等資源支持。同時，將產學合作精準對接地域企業，以培養高職學生與未來求職市場精準對口的職業實踐能力，并將之刻畫為高職畢業生的職業競爭優勢，有助于提高高職教育的社會聲譽和社會吸引力。（二）適應產業發展需求，突出職教市場價值突出區分度是日本高職教育與大學教育和諧共處、共同推進日本教育體系多元化發展的重要思路。所謂的突出區分度，指高職教育放棄盲目綜合化、普通化的培養模式，關注自身的專業特點，努力實現“職業實踐力”優勢的最大化，并將之轉化為市場競爭力。日本產業發展要求人才具有更高層次的職業實踐能力。“社會5.0”戰略中突出強調以人為本原則，即強調技術應用價值的轉化，希望科技的發展能夠切實應用于日本產業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改善[50]。但當下日本高等教育系統難以滿足產業界對人才職業實踐能力的需求。一方面，大學擴招背景下的日本大學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僅在理論素養方面難以勝任高科技產業工作，也欠缺職業實踐能力，需要通過在崗職業教育來彌補[51]。另一方面，產業發展仍欠缺地域產業對口的專業技術人才。在2014年“關于實施實踐型職業教育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制度化有識者會議”上，日本經營共創基礎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