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委托代理視角來看，我國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存在著多重委托代理關系，這使得我國高校面臨著逆向選擇與內部人控制2種典型問題，影響了我國高校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有效運行。因此，我國高校應從有效緩解代理問題和降低代理成本入手，在增強教學信息透明度的同時，通過設計激勵與約束相容的機制，以專任教師與管理層等代理人為關鍵環節，對委托代理鏈條進行優化，并通過質量文化建設營造良好氛圍，逐步使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步入閉環式循環的良性運行軌道。【關鍵詞】委托代理理論；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代理問題一、問題的提出自1999年全國高校擴招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逐步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邁進。雖然很多人實現了進入“象牙塔”深造的夢想，但是我國高校普遍面臨著師資力量薄弱、經費緊張和配套設施不足等問題。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教育部不僅發布了《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還啟動了本科教學審核評估工作，目的就是要以評促建、以評促改，通過評建結合使我國高校走上內涵式發展的道路。我國高校借助教學履行人才培養職能，而教學質量是評價高校向社會提供公共教育資源優劣的一項重要指標。2013年，在教育部印發《關于開展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審核評估的通知》后，我國高校結合本科教學審核評估方案的要求，從辦學定位、培養目標、師資隊伍、教學資源、培養過程、學生發展和自身特色等方面不斷優化教育教學人才培養流程與運行機制，并構建了內部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以促進本科教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然而目前，我國一些高校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在運行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管理人員與專任教師參與教學質量提升的積極性有待進一步提高，高校對教學質量管理權力與責任的界定不夠清晰[1]；教學督導重反饋輕整改，對存在的問題跟蹤落實不到位，教學質量改進未能建立起長效機制[2]；教學質量標準未體現學校、學科特色，重理論輕實踐、重課內輕課外[3]；等等。盡管早在21世紀初我國一些學者就關注到了高校管理中的代理問題，但是他們所探討的主要是高校內外關系的協調與處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的創新與管理等問題[4-6]，還有一些學者對高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道德風險進行了剖析[7]，很少有學者從總體上系統地對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優化問題進行探討。基于此，文章從我國高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多重委托代理關系入手，剖析各個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可能誘發的代理問題，探討其對教學質量標準和人才培養目標達成度的影響與制約，并進一步提出我國高校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優化策略。二、我國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委托代理關系的多重性（一）委托代理理論在經濟社會中，當一個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獲取需要通過委托另一部分人來實現時，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便產生了委托代理關系，其中受托的一方則被稱為代理人。由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代理人可能會利用自身所擁有的信息優勢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偏離委托人所委托實現的期望目標。為了能夠使代理人更好地履職盡責，委托人往往會給代理人授予一定的權限，而授權則會增強代理人對運營過程的掌控程度，為代理人謀求自身利益提供更多的空間與機會，進而導致內部人控制問題的發生。為了調動代理人的積極性，委托人也會給予代理人一定的獎勵，這又會加大委托人的成本支出。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代理人偏離委托人所期望實現的目標，委托人也會對代理人實施相應的約束和監督，而約束和監督又會導致代理人運營效率的降低，進而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委托代理關系中的這些現象都屬于代理問題，委托人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或遭受的損失都屬于代理成本。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委托代理關系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代理問題的產生。為了有效解決代理問題和降低代理成本，委托人應設計相應的機制盡可能使代理人的目標與自身相一致。委托人不僅應設計必要的激勵機制，以充分調動代理人的工作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還應構建必要的約束機制，以限制或制約代理人偏離委托人利益的行為。解決代理問題的最佳策略就是要構建一個激勵與約束相容的機制，尋找一個激勵與約束適度的均衡狀態。（二）我國高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所面臨的多重委托代理關系在現實生活中，委托代理關系是廣泛存在的。我國高校也不例外，其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構建了多重的委托代理關系。具體來說，我國高校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關系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我國高校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從宏觀層面來看，政府與高校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我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大量具有一定科學文化素質與專業技能的優秀人才。政府作為高校的創辦者和管理者，將人才培養、服務社會的任務委托給各個高校，而高校則根據國家和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并結合自身的學科優勢，通過教育教學手段與措施對在校學生開展培養，進而向社會上的用人單位輸送各種類型的人才。在這一層次上，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委托人，高校則是代理人。從微觀層面來看，一方面，學生家長與高校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每位學生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都期望通過學校的培養使學生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得到全面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看，學生家長將人才培養的重任委托給了高校。另一方面，社會上的用人單位與高校之間存在委托代理關系。高校教書育人等工作的實施其實就是在接受用人單位的委托，通過對學生專業技能與科學文化素質的培養來滿足用人單位需求。在與外部利益相關者所構建的委托代理關系中，我國高校承擔的是代理人的角色。2.我國高校內部的委托代理關系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高校內部的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首先，高校管理層與二級學院管理者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由于高校人才培養任務一般是由二級學院來具體實施的，因此，高校管理層將具體的教學任務委托給二級學院管理者，二級學院管理者則根據學校的辦學定位與人才培養目標，結合自身的專業與學科特點制定詳細具體的教學計劃。在這一層次上，高校管理層屬于委托人，二級學院管理者則為代理人。其次，二級學院管理者與專任教師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二級學院管理者根據自身的專業與學科特點，進行課程的設計和培養方案的制定，并進一步細化人才培養的流程與環節，然后將這些計劃與任務分解落實給各專任教師，各專任教師則負責組織實施課堂教學、專業實踐指導等任務。在這一層次上，二級學院管理者是委托人，專任教師則為代理人。最后，學生與專任教師之間也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8]。在教學過程中，專任教師或指導教師是高等教育服務的具體提供者，學生則是高等教育服務的直接消費者。學生對高等教育服務的獲取是通過雇用專任教師來實現的。專任教師對學生進行授課或專業指導，實際上也是一個委托代理過程，學生處于委托人的地位，專任教師則是接受學生委托的代理人。三、我國高校潛在的代理問題及其對教學質量保障體系運行的制約（一）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性不論是高校與外部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還是高校內部的各個委托代理關系，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與外部委托人的關系來看，作為代理人的高校是人才培養任務的承擔者，具體負責人才培養目標的制定、專業設置及教學過程的組織實施，因此，與作為委托人的政府部門、用人單位及學生家長相比，高校不僅擁有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方面的詳細信息，而且在學科建設與專業特色凝練等方面也更具信息優勢。在高校內部的各個委托代理關系中，作為代理人的二級學院管理者、專任教師，在專業知識的深度與廣度上比作為委托人的高校管理層及學生擁有更全面的信息；作為最終代理人的專任教師也比作為委托人的二級學院管理者擁有更為詳細的關于教學組織及學生課堂表現等方面的信息。（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高校面臨的典型代理問題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代理人更可能會利用自身所擁有的信息優勢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進而偏離委托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目標，導致代理問題的產生。具體來說，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會存在如下2種典型的代理問題。一是逆向選擇問題。無論是政府對高校管理層的任用，還是高校管理層對二級學院管理者的聘用，委托人總是希望將專業能力強且具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人才遴選到相應的崗位上。但是一些高素質人才出于潛心鉆研學術的考慮，以及目前我國高校管理者的崗位津貼等薪酬并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使得其從事管理工作的意愿并不強；相反，一些在專業方面并不突出的人員反而更熱衷于管理崗位的競聘。一些高校在對某些部門的管理崗位進行人員配備時往往面臨著難以遴選到專家型人才的窘境。二是內部人控制問題。作為外部委托人的用人單位和學生家長，由于缺乏時間與精力，往往很難對高校的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進行有效監督；與此同時，政府也往往會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及對專家學者的尊重，給予高校管理層及專任教師較大的辦學和教學自主權。另外，與專任教師相比，學生由于在專業知識與技能方面處于相對弱勢地位，也往往難以有效地對專任教師的教學過程進行監督與制約。內外部監督機制的弱化及人才培養專業性強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形成了內部人控制的局面。在內部人控制的條件下，作為代理人的高校管理層及專任教師，既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主觀動機，又有實施“機會主義”行為的客觀條件，更易使其以隱蔽的方式偏離委托人所期望實現的目標。因此，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有效運行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不利影響。（三）代理問題對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有效運行的影響高校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代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有效運行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具體來說，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一是影響辦學定位的準確性與人才培養目標設置的科學性。在目前高校管理層主要由政府部門來任命的情況下，高校管理層可能會更熱衷于迎合政府部門的意圖，而把人才培養與國家或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契合度放在次要位置。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出現的逆向選擇問題會使自身的辦學定位偏離國家或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人才培養往往難以凝練出鮮明的特色，進而導致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設計缺乏應有的科學性。另外，高校管理層和二級學院管理者在確定人才培養目標和制定培養方案時，也會出于減輕自身的工作壓力而存在“偷懶”的思想傾向，致使人才培養目標的達成缺乏有效的實現路徑作為支撐。二是影響教育教學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作為代理人的高校管理層可能會出于職位穩定與晉升的考慮，而去實施一些在短期內就能見效的“面子工程”，而對那些有利于學生未來發展、對學生素質提升具有深遠影響但不可能立竿見影的項目，在教育教學資源的配置上卻不夠重視，進而使得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運行出現資源保障不足的問題。比如，有的高校熱衷于與國外合作辦學，而在教學經費上的投入較少，最終導致專任教師對精品課程的打造與專業特色的建設失去熱情與信心。三是降低人才培養過程的有效性。一些高校片面地追求就業率等指標的提升，過分注重對學生專業操作技能的培養，而放松了對學生人文素養的積淀和基礎知識的鞏固；或者強化對英語四、六級通過率及考研率等量化指標的考核，而對學風、考風和師德師風建設等難以量化的定性指標重視不夠，忽視了校園文化對學生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致使校園中充斥著浮躁、功利等不良文化元素。同時，作為代理人的部分高校專任教師，為了能夠獲得更多的收入而將主要精力放在校外兼職等方面上，不能專心從事課堂教學及對學生進行指導等本職工作；有的專任教師為了能夠盡快評上職稱，在專注科研的同時放松教學工作，不能積極主動地促進科研向教學成果轉化；有的專任教師為了應付學校的考核，在對學生的考核過程中人為“放水”以提升學生考試的及格率和畢業率，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對學生高標準、嚴要求；還有些專任教師不愿意花費時間與精力對教學課程進行精心設計。以上問題致使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在運行過程中還不能徹底將“水課”淘汰出局。四是削弱教學質量改進的持續性和全面性。高校的教學督導組成員多為專任教師，但由于他們與被督導對象同為代理人，因此，在對被督導對象的授課情況進行檢查與評價時，有可能與被督導對象形成某種“共識”。有些教學督導組成員依據與被督導對象關系的親疏進行評教打分，對被督導對象的評價有失客觀公正；還有的教學督導組成員在督導的過程中存在著“偷懶”的傾向，課堂聽課走馬觀花，教學質量反饋輕描淡寫，對問題的整改及實施效果缺乏持續跟蹤。通過教學審核評估發現，教學質量的持續改進是高校普遍較為薄弱的環節。由于高校存在著內部人控制的問題，在學生難以對專任教師進行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有些高校對學生評教信息的利用不夠重視，或者為了規避對校外實踐環節監控的高成本，只注重對課堂教學質量的改進，而放松了對實踐實驗教學的督導與評價。這些代理問題的存在都會影響高校教學質量的全面提升。四、我國高校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優化策略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多重委托代理關系使其面臨著多種形式的代理問題，而代理問題已成為制約其教學質量保障體系功能發揮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政府和高校應把代理問題的解決作為切入點，通過構建激勵與約束相容的機制，切實厘清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高校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逐步得到優化，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質量也才能得到持續提升。（一）構建信息共享機制，增強高校教學信息的透明度正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代理人才能夠利用自身所擁有的信息優勢來蒙蔽委托人。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越高，代理問題往往就越嚴重。因此，政府與高校都應努力降低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的程度。一方面，政府應在宏觀層面建立高校教學質量信息平臺，定期發布所轄高校人才培養目標達成、教學組織實施、辦學特色凝練及服務社會需求等方面的情況，以便高校的外部利益相關者能及時了解高校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等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高校應建立教學信息公開制度，對于教學基本狀態數據庫的信息，除了用于自身對教學質量進行分析之外，還應以簡要報告的形式定期向社會公布，逐步形成制度化和規范化的信息披露機制。另外，高校的專任教師也應將授課的計劃安排、考核要求及教學改革的思路等情況及時向學生公布，對學生反映的問題認真逐條落實與反饋。與此同時，高校還應建立內外互動溝通機制，不僅要加強內部師生之間、教學人員與管理人員之間的信息傳遞與交流，還要積極向政府進行匯報，并對用人單位及學生家長進行回訪，增強教學信息的透明度以減少代理問題并降低代理成本。（二）強化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專任教師投身教學的積極性高校專任教師處于委托代理鏈條的末端，是負責向學生傳授知識的最終代理人。因此，高校對教學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與優化應把對專任教師的激勵作為關鍵環節。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體，自然也是教學質量的塑造者[9]。為充分調動專任教師從事教學的積極性，高校應對目前教師的薪酬體系進行改革，不僅應從總體上提高專任教師的課酬待遇，還應優化專任教師的薪酬結構，同時，在不降低其崗位工資等固定收入的情況下，還應適度提升課酬在績效總額中的比重，根據督導評分、學生評教及同行評價等情況，合理確定專任教師應享受的績效等級，并對績效等級實行動態化管理。高校在績效工資分配上應重點向一線專任教師傾斜，通過向專任教師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讓專任教師專心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同時，以合理的薪酬結構與考核辦法激發專任教師的工作熱情，引導專任教師通過推進教學改革不斷提升教學質量。（三）實時監測與定期診斷相結合，加強對各級代理人的約束高校應基于人才培養的流程采取實時監測與定期診斷相結合的方法[10]，強化對各級代理人的監督。一方面，要加強對教學運行過程的實時監測，教務處（部）應利用網絡監控、現場檢查等方式，對各個學院專任教師的課堂教學情況進行常規、持續的監控，督促各教學單位嚴格按照教學質量標準進行人才培養，確保教學工作按照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有序展開。另一方面，二級學院管理者應對實踐實驗教學及校外實習等不易監控的薄弱環節定期進行專項檢查，督促專任教師和校外實踐導師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切實強化對實踐實驗教學環節的指導。政府應定期組織專家深入高校進行現場檢查與督導，對高校的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及培養方案進行“診斷”，了解其與國家或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契合度；高校每年也應深入用人單位和學生家長進行實地調研與走訪，及時掌握畢業生就業后的工作狀況，聽取用人單位及學生家長對高校人才培養的意見與建議，綜合利用各方面的信息，對教學質量標準設定的合理性及人才培養目標的達成度進行評估。高校在對外部委托人反饋的意見進行匯總后，應認真查找自身在辦學定位、培養目標、質量標準、培養方案及教學計劃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根據人才培養的流程和教學活動的規律，對自身的教學質量保障體系不斷進行調整與優化。（四）明確委托人與代理人的權責并優化委托代理鏈條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過程中，高校管理層一般具有雙重的委托代理身份，他們在接受外部利益相關者委托的同時，又要雇用內部的其他人員來承擔具體的教育教學任務。比如，高校校長作為法人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用人單位及學生家長等雇用的代理人；另一方面，高校校長又要將具體的教育教學任務委托給二級學院管理者，而二級學院管理者還要將具體的授課任務再委托給專任教師。在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的委托代理鏈條上，具有雙重角色的高校管理層承擔著培養目標落實、教學計劃實施等教學流程的中轉傳遞功能。因此，根據委托代理鏈條對委托人與代理人的權責予以明確，是確保教育教學工作按照質量標準得以層層傳遞與貫徹落實的關鍵。高校不僅應按照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及質量標準要求，進一步構建便于對各層次代理人進行考核與評價的教學質量標準，還應授予各層次代理人與職責相匹配的權力，按照權責對等的原則對人才培養與教育教學的委托代理鏈條進行優化，努力提升教學質量保障體系運行的有效性。（五）致力于質量文化建設，打造質量保障的長效機制作為高校校園文化的一個構成元素，質量文化是人們的一種信念與思維模式，它是一種能夠超越制度層面因素的新型質量管理形式，是促進高校教學質量保障體系有效運行的內生動力[11]。從委托代理的視角來看，高校內部各層次代理人所履行的人才培養職能及對教學質量的保障，都是出于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的態度所實施的行動。國家所制定的教學質量標準是對高校的最低要求，而各項質量保障措施能否有效貫徹落實，最終還需要由各層次的代理人來身體力行。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