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肺腑第四課時一．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意義第十七回，由于寶玉跟隨賈政邊逛大觀園邊擬匾額對聯“圓滿成功”，被小廝們共了產：“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小廝們趁喜打劫，給森嚴的主仆階級關系中，增加了一些人情的、天真的、胡打亂鬧的潤滑因素與緩沖因素。)黛玉過來，不調查不研究不容寶玉答辯便判定寶玉“把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立即“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咐他沒做完的香袋兒，拿起剪子來就鉸……”雖是冤案，但沖突還是孩子氣的。這才有十九回的“靜日玉生香”，兩個孩子的說說笑笑。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天真了。二十回“林黛玉俏語謔嬌音”，不再是個別事件的誤會誤判，而是兩個人不同的處境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公共關系”狀況的矛盾了。黛玉說：“你又來做什么，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玩……”寶玉心急，上前悄悄解釋，第一次嚴正聲明確認自己與黛玉的特殊關系。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遠他(指寶釵)?我成了什么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難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嗚呼，心之相知、相和、相通，亦大矣!難矣!苦矣!心不能表達也無法表達，寶玉不會叫“親愛的”，黛玉不會去叫“我的達令!”，兩個人不能合唱“我愛你，我要你，我需要你”(這是“貓王”唱紅的一首歌曲的題目)。心不是酒，不能斟給對方“品嘗”。心不是荷包，不能饋贈又不能隨身攜帶!心又不能用一把尖刀割將出來給對方看，像此后黛玉夢中所見那樣!愛其人而又難知其心不見其心，該有多苦!黛玉其實什么都沒有，只有這一顆對寶玉的心!寶玉看起來什么都有，這種“都有”便淹沒了埋沒了寶玉對黛玉的心!這樣，就注定了兩顆年輕的心相知又無法相知，相和又不能相和，相通又終于不通!兩個人處境心境如此不同，兩個人的愛情又怎能不自始便充滿猜忌和隔膜、誤解呢?在一個不允許愛的時間和地點，愛了，不就是罪孽嗎?黛玉明明因寶玉是“打寶姐姐那里來”而生氣而冷笑而尖言刻語，卻又責備寶玉把自己看成了“什么人”了，她否認自己有疏遠寶玉寶釵關系的動機。這也是一件扯不清的話題。嫉妒是客觀的存在。但嫉妒不是目的不是本質也不是動機。嫉妒來自黛玉的愛，來自黛玉的心聲(雖然沒有吐露)要求回應。而且要求的是寶玉的全身心的回應而不是一部分地回應。確實，她要求的是寶玉對自己的心的絕對回應而不是寶玉對寶釵如何如何。站在林黛玉的立場上完全可以說她對二個寶的關系并無興趣。無興趣而又極敏感，因為她看不到抓不住寶玉的心上脈搏。寶玉又如何能明晰這一切，如何做出自己的回應呢?他能緊緊地擁抱，給她一個熱吻嗎?他能像與襲人一樣，同領那“警幻所訓之事”嗎?這不也是活活要寶玉的命嗎?底下，第二十三回，大自然的春天催發著寶玉和黛玉的青春的覺醒與萌動。古今小說戲曲，用語言賦予這種朦朦朧朧的不自在、煩悶、心事以更加鮮明的形式──自古以來文學就起這種“壞作用”，奈何!黛玉同樣也共鳴于愛情的詩文，但黛玉又害怕著這愛情的語言。寶玉初則說：“我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黛玉不但面紅耳赤而且嗔怒，斥之為“淫詞艷曲”“混賬話”，并揚言要向“上”匯報。繼則二十六回，寶玉又引用《西廂記》上的更加露骨的調情的話：“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舍得叫你疊被鋪床”，把黛玉甚至氣哭了。與此同時，黛玉自己卻私下與這些“淫詞艷曲”共鳴，為《牡丹亭》上的一些句子“如醉如癡”“眼中落淚”，甚至自己嘆息：“每日家情思睡昏昏。”不是公認黛玉率真，表里如一，不會拐彎嗎?為什么在愛情文學語言上變得人前一面、人后一面、“兩面派”起來?就因為“萬惡淫為首”的道德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對于女性的威懾力量大大地超過了其他一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準則。這種嚴格抑制愛情特別是女性的情愛的道德準則比起其他準則來更為普及，更獲得普遍的認同，更得到廣泛的乃至自發的維護。時至今日，抓“生活問題”仍是把人搞臭的捷徑。時至今日，在農村，抓奸之類的事仍然是既有吸引力刺激性又給人以道德滿足的盛事。講了那么多仁義道德，這方面的監督壓制卻成了首要核心，確實值得從生理學、心理學、倫理學、文化學各個層面予以認真分析。同時這也說明，一種非人性的規范的權威，必然造就出一大批兩面派來。不僅賈珍賈璉之流是兩面派，口頭上講仁義道德，行為上男盜女娼，而且連孤標傲世、富有叛道精神的林黛玉，也不敢公然將規范突破得太多。封建社會的人特別是女人，認為“淫”的罪惡甚至超過圖財害命，這種觀念確實十分驚人。順便提一下，在“弄權鐵檻寺”時聲明自己不相信“陰司地獄報應”，因而無所不能為的鳳姐，為什么對賈瑞的調情下如此的毒手?除了生性狠毒以外，也還因為，王熙鳳堅信自己對賈瑞的殘酷做法是正義的。賈瑞調情調到自己頭上，是最大的“禽獸”行為，也是對自己的最大侮辱(試想寶玉黛玉如此深情，但寶玉引用一句“艷詞”，仍被黛玉認為是“欺負了自己”)，所以鳳姐一經發現，立即下決心：“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里!”一日，晚飯后黛玉去看寶玉，幾個丫頭沒聽出她的聲音，沒給她開門，使她悲泣嗚咽，哭得連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鴉也不忍聽，“忒楞楞飛起遠避”。天人感應，悲得如此浪漫，如此美。黛玉對寶玉這一段情，也太脆弱了!愛得越深、越專一、越成為自己的生命和靈魂的唯一寄托與唯一奉獻，就越發要求著、期待著對方的全部注意、全部感情、全身心的契合的歡欣，這樣的要求和期待既執著又敏銳，既強烈又脆弱，也許可以說這種感情是浪漫的，這種要求是不現實的，結果，這種感情要求必然變得十分挑剔、十分多心，不能容忍不能冷靜對待哪怕是最微小的一剎冷淡和疏失。這固然是黛玉處境的脆弱所造成的，卻也是少女的癡情所注定了的。所以，情是冤孽，也是“債”啊!第二十八回，寶玉對黛玉一番掏心窩子的表白，十分感人，讀之令人淚下。寶玉先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一聽，不由站住，問“當初怎么樣?今日怎么樣?”這段對話很有戲曲舞臺風格。底下寶玉的話，一直說到“……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兒……就是死了，也是個屈死鬼……”寶玉是哭著說的，讀起來每次都令人下淚。男女之情，深摯若此，艱難若此，是至情也!寶玉也有偷雞摸狗之類的勾當，不僅對襲人對秦鐘，就是寶釵、鴛鴦的“雪白的膀子”之類也吸引過他的目光。唯獨在黛玉面前，寶玉換了另一個人，這真是愛情的凈化力量!愛情是凈化的力量，也是毀滅的力量!寶玉痛哭著掙扎著激動著說出這么一大套話，黛玉一聽，這才把“昨晚”的受阻門外的不愉快忘到了“九霄云外”。每次黛玉為寶玉要死要活，終于為寶玉而死。每次寶玉被黛玉之愛折磨個死去活來，兩個人的心靈也才有所相通相知；這樣的愛情是不能成功的，上帝是不允許這樣的愛情的，因為這樣的愛情比上帝還有力量，比生命還有力量；林黛玉淚盡而逝，淚，就是這種至情的最美的花朵了。難道能夠設想好一些的結局?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體會寶玉與黛玉的情感差距。請看寶玉進大觀園后“心滿意足……倒也十分快意”，寫出了四時即景詩。詩中雖有“盈盈燭淚因誰泣”“松影一庭唯見鶴”之類的略顯傷感和孤獨的句子，但更多地是“自是小鬟嬌懶慣”“金籠鸚鵡喚茶湯”“抱衾婢至舒金鳳”“公子金貂酒力輕”之類的充滿富貴氣、紈绔氣又有些瀟灑游戲的才子氣的句子。再看一看林黛玉的《葬花詩》吧，她悲哀得那樣徹底，那樣嚴肅，“獨把花枝偷灑淚，灑上空枝見血痕”，她的詩是泣血之作，與那個安富尊榮的怡紅快綠的公子哥兒是不同的。公子哥兒不可能深刻地體驗她的悲哀。她也無法寬容地對待諒解公子哥兒的富貴氣、紈绔氣、游戲氣。把林黛玉的悲哀僅僅說成是父母雙亡、寄人籬下、不善處世等的結果是不夠的。林黛玉的悲哀更多地是一種超驗的、原生的人的悲哀。“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這膾炙人口的兩句詩，傳達的是一種普遍的人生無常的慨嘆，是用一種陳子昂式的“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心情的女性化、少女化。“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這兩句寫得更好，深情，悲哀而又無可奈何!人生的悲哀，不就在這無可奈何四字上嗎?不但諸種人事難如人意，甚至春天的來去，自我的生命的來去，也是至也無言無聞，去也無言無聞，人不過是滄海一粟，六合中一芥子，夫何言哉!單純從詩的角度，《葬花》平平。與林黛玉的一生遭遇聯系起來讀，就令人淚下了。《葬花》之詩，絳珠之淚也。更嚴重的矛盾還在金玉之論。不知不覺，薛寶釵的地位日趨牢固，悄悄地將黛玉壓倒了，雖然寶玉講了一回“疏不間親”的理論，論述他與黛玉的姑舅表親遠勝與寶釵的兩姨表親，又講了一回先來后到論資排輩──黛玉來賈府在先而寶釵在后，更不消說，早早地寶玉就講到了自己的“心”。但此書不動聲色地、逐步升級地泄露出釵長黛消的趨向。先是二十二回，鳳姐假惺惺地向賈璉請示寶釵過生日的慶祝活動規格，賈璉不假思索地提出“那林妹妹便是例，往年怎么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樣給薛妹妹做就是了”，被鳳姐一聲冷笑駁道，“……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這樣，確定了更高的規格。底下，關于薛寶釵的祝壽活動，并無多少下文。卻原來這一段只為突出壽日規格問題上的釵盛黛衰，而且抬出了“老太太”的大旗，就有點領導意圖在里頭起作用了。鳳姐請示是假，向賈璉吹風是真，可惜賈璉未在意，作者也不想用重彩，只想輕描。輕描淡寫的一點消息，有時候并不比大吹大擂、連篇累牘的宣言更不重要。底下就更嚴重了，元妃送禮品，獨寶玉寶釵是一個規格，而黛玉和二、三、四姑娘一樣，低一格。天真的寶玉笑道：“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吧?”從小處說，確實令人不解。元妃深宮之中，怎么掌握的信息?怎么認同了老太太的意圖?怎么如此明白無誤地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和外交姿態?她要介入和引導弟弟寶玉的婚姻大事嗎?她急匆匆地一次會面就得出了取釵棄黛的結論嗎?涉及這些問題，甚至于令讀者覺得是作者故意造成的疏漏，是作者用唯心論的先驗論代替因果論與邏輯論。但也恰恰是這些費解或不可解的疏漏，強化了釵長黛消的形勢發展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超驗性質。當然，黛玉的情緒反應是強烈的。寶玉把自己從元妃處得的禮物拿給黛玉，叫黛玉撿挑，好傻的寶玉，這不是更刺激，更傷害黛玉的臉面嗎?黛玉“沒這么大福氣”，又何必要二手貨，帶著寶玉的憐憫之意的轉手貨呢?好可憐的黛玉，這時候再說不滿的話，只不過更凸現出自己處境的不妙而已!黛玉的牢騷不敢指向元妃，只得指向不會說話而又主宰著他們的命運的金和玉。逼得寶玉指天畫地地起誓。緊接著黛玉直攻金鎖的主人寶釵。在清虛觀，當寶釵談到史湘云有一個金麒麟時，黛玉率先挑釁，冷笑道“他(指寶釵)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他才是留心呢”。寶釵正因為已經有了優勢，便能表現出高姿態來，“回頭裝沒聽見”，對金玉良緣之類的暗示避退三舍，無為而勝，以無聲勝有聲。一個玉已經莫名其妙，又出來一個金鎖。一個玉加一個金鎖已經是大大的糊涂，又出來一個史湘云的金麒麟，一個玉一個金鎖一個金麒麟已經撲朔迷離亂了套，清虛觀里寶玉又得了一個大一點而同樣形質的金麒麟。玉是X。金鎖是Y。金麒麟是Z。大金麒麟是Z′。而林黛玉所有的是O。X+Y+Z+Z′又等于什么呢?X+O又等于什么呢?這是最令人稱贊之處。在曹雪芹的清明的、栩栩如生的人生圖畫的描繪之中，貫穿著一個糊涂的、愈來愈糊涂的──無解的代數式。這個命運的代數式，還要繼續膨脹和敷衍下去。也不妨這樣解釋，玉、鎖、麒麟是富貴的象征、是身外之物，又是宿命。黛玉有情，沒有物與命。寶玉有情有命有物。寶釵湘云有物有命沒有情。《紅樓夢》，這是一場情與物與命的相恃的悲劇，是一場撕裂人的身心的悲劇。在這些“物”的問題上，寶玉與黛玉的想法竟不得交流與相通。寶玉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你……反來拿這個話來堵噎我……你心里竟沒我了”，黛玉心里想的卻是：“怎么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呢，可見你心里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寶玉想的是：“我就立刻因你死了，也是情愿的，”黛玉想的是：“你好，我自然好……你只管周旋我，是你……竟叫我遠了。”寶玉又來發瘋砸玉，實在是被黛玉擠兌得緊。襲人來勸寶玉，竟使黛玉覺得寶玉還不如襲人能體貼自己。紫鵑勸黛玉，竟使寶玉覺得黛玉還不如紫鵑能體貼自己。真真是荒謬癡迷；表面上看，咄咄逼人的是黛玉，懷疑對方的是黛玉，實際上不正是因為──不依信誓旦旦為轉移──寶玉畢竟是靠不住的嗎?這樣大量地直接用××想道，××心想來寫心理活動，在中國傳統小說中絕無僅有。但再寫也是寫不完的。故作者在第二十九回跳出來說道：“看官!你道兩個人原是一個心……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說他們外面的形容。”用外面的形容來追溯他們的心，就是前面談過的寫“心理跡象”。到第三十回，寶釵借扇機帶雙敲，表面上看是寶釵還擊寶玉稱之為“富胎了些”，實際上也還擊了清虛觀中黛玉的那一箭之仇。寶釵捍衛的是禮，是自己的尊嚴，她計較的不是情，不是嫉妒的小心眼兒。所以她很大方也很克制，但一旦有關尊嚴，她不容侵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雖不言戰，戰則必勝。二．《訴肺腑》中的人物描寫高爾基稱文學為“人學”，巴爾扎克稱文學為“人心史”，馬克思也曾說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可見文藝作品的主要任務在于創造人物，在于通過人物形象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凡是成功的作品都能創造出性格鮮明的人物。《紅樓夢》的高度藝術成就即在于創造了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通過這眾多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及其繁復紛紜的生活現象。《紅樓夢》的人物眾多是古今中外文藝作品中所罕見的，其刻畫人物的技巧也達到了“鬼斧神工”的境地!它在人物創造上所以能有如此卓越的成就，不僅因為作者精通“性格的藝術描寫”(別林斯基語)，而且也在于采用了多樣化的描寫方法；正由于作者刻畫人物的方法千變萬化，才能使如此眾多的人物不致落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俗套里，才能使那些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像磁鐵一樣吸引住讀者，在讀者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久之不能遺忘。《訴肺腑》一文，是理解《紅樓夢》的一段重要文字，它對《紅樓夢》中的幾個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都作了異常細致的刻畫，這些人物的思想傾向也在這段文字中得到了極其深刻的反映。本文刻畫人物性格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有些運用正面的寫法，有些運用側面的寫法，有些則又把這兩種方法滲互使用。這幾種寫法相互配合，才把這幾個人物形象刻畫得鮮明、生動、突出、完整。所謂側面、正面的寫法，是就描寫的主要對象而言。正面描寫是作者用直接敘述的方法對人物作具體生動的描繪，或通過人物自身的語言、行動、內心活動等來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側面描寫是通過其他人物的敘述、觀察來表現另一人物的思想性格。成功的側面描寫，往往能運用很經濟的筆墨刻畫出人物的復雜性格，因而這種描寫方法在長篇文藝作品中常常被采用，作為對正面描寫的一種幫助或補充，易于取得更加感人的藝術效果。本文對寶玉、湘云、襲人，全是正面描寫，對寶釵全是側面描寫，對黛玉運用正面、側面相結合的方法。由于作者采用了各種不同的描寫方法，使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得到明確的反映。賈寶玉是封建社會中富于反抗精神的青年代表，是官僚地主家庭里具有進步思想與叛逆性格的正面典型。他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是蔑視功名利祿，鄙棄仕宦道路，渴望自由生活，追求個性解放。這些特點在“訴肺腑”一文中都作了生動具體的刻畫。寶玉丟了金麒麟，心中焦急萬分，正欲起身找尋，湘云便把拾得的金麒麟交還給他，寶玉甚是歡喜。湘云就乘機向他告誡：“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卻出乎意外地說：“道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通過這幾句簡單的對話，就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深處從來就沒有為官做宦光宗耀祖的意識，他把封建社會一般人都認為最光榮的功名富貴看得一文不值。另外作者又從他對待賈雨村的態度上對他的忤逆性格作進一步的刻畫。賈雨村是一個卑鄙無恥的貪官污吏，他為了向賈政阿諛逢迎，每到賈府就要求會見寶玉，而寶玉卻看不慣他的脅肩諂笑，聞不得他的庸俗臭味，不愿和他見面。所以當他同湘云等人正在談得興高采烈，一聽說叫他會見賈雨村，便馬上“心中好不自在”，并且抱怨著說：“有老爺和他坐著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湘云極力勸他去見，他卻一再表示厭惡：“罷罷!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并不愿和這些人來往。”可見他對這些奔走功名獵取利祿的“祿蠹之流”是如何的深惡痛絕。正由于他一向反對做官“上進”，才和這些人物的思想格格不入，對他們的“時務”“學問”也一概予以由衷的輕蔑。但是他這些與眾不同的思想并不能為別人所理解，所以當他說了那些牢騷不滿的話以后，湘云還一再勸他要改變這種態度：“你就不愿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做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后也有個正經朋友……”寶玉一聽，大覺逆耳，也不顧湘云是剛到的客，竟十分惱怒地說：“姑娘請別的姊妹屋里坐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的!”由于他極端厭惡那一套封建統治階級的“事業”，不但不愿見這一類人，甚至連這一類話也不愿聽。他平日在姊妹們面前一向都是溫和有禮，但是一勸他去立身揚名，勸他同那些官僚貴族來往，他便一反平日的態度，當面給她們以難堪。通過這樣的描寫已經將他那種鄙棄仕宦道路，輕視功名利祿的思想暴露無遺。但作者猶嫌不足，又以畫龍點睛式的補敘手法對他的思想性格作進一步的挖掘。當湘云碰了寶玉的釘子以后，襲人因怕湘云懊惱，便連忙向她解釋道：“姑娘快別說他。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不是，不說又不是……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后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原來不知賠了多少不是呢。”寶玉聽了這話卻毫不掩飾地說：“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嗎?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了!”這一段話不僅說明了寶玉對待讀書和做官的態度，而且也說明了他對待生活和愛情的態度，同時也反映出他和黛玉戀愛的思想基礎。讀書應舉、講“仕途經濟”，“終于顯親揚名”做“忠臣孝子”，本是封建社會一般青年的奮斗歷程和上進目標，而寶玉卻予以全盤否定。足見他反對的并非單純的科舉制度，而是否定一切封建傳統的規范，他具有和這種社會環境不可調和的反封建反庸俗的性格，他有著一種要求個性自由發展的善良愿望，一種渴慕幸福生活的高尚理想。在他周圍的人物，都傾向于功名利祿，和他同調的只有黛玉，他便和她互相引為知己，把他真摯純潔的情感寄托給黛玉。從寶玉對襲人的談話中已清楚地說明，他所以尊敬黛玉，把她引為知己，是因為她從來不向他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賬話”，從來不勸他去走封建統治階級所規定的道路。由此可見他們互相吸引的條件不是什么“郎才女貌”，“憐才慕色”，而是由于生活道路的一致，思想傾向的相同，他們首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才是忠貞不渝的愛侶。正因為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礎上，所以他們的相愛才顯得那樣的真摯強烈。他們既不爭取外力援助，也不向環境的壓力低頭，只是純一地在追求他們共同的生活理想。特別是寶玉還把他對黛玉那種真摯的感情明白地顯示給四周的人，甚至在黛玉的反對者面前也毫不隱諱。這種大膽純潔的戀愛的本身，就是向封建主義的挑戰。因而他們這種叛逆性的愛情就絕對不能見容于封建社會的封建家庭，就必然會遭受賈府封建勢力的一致反對而最后陷于失敗。寶玉和襲人的這一段對話，也從側面刻畫了林黛玉的性格。從他二人的談話中即可看出，凡是寶玉所反對的，也正是黛玉所反對的。正因為她渴望自由生活，要求個性解放，她才反對束縛思想和個性的科舉制度；正因為她鄙棄功名富貴，輕視封建文化，她才不勸寶玉去談講“仕途經濟”，不勸他去修養八股制藝。總之，她的人生見解、生活態度都是和寶玉不謀而合的，在反對一切封建傳統觀念上，她都對寶玉寄予無限的同情，并給他以全力的支持。本文對黛玉的思想性格不僅作了側面的描寫，又在最后一段作了正面的刻畫。從她的自我傷感中明白顯示出來，她之所以不向寶玉說“混賬話”，決非偶然的沉默，更不是為了向寶玉討好，而是她那種叛逆性格的自覺表現。作者描寫她聽了寶玉在襲人面前稱贊她從來不說“混賬話”之后，“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什么是知己呢?就是她和寶玉生活目標相同，思想性格一致。這種互為知己的關系，是由共同的叛逆思想而來的。在封建社會，這種叛逆性的戀愛是不合法的，是不被允許的。黛玉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為自己愛情的前途擔憂；因而她雖然也明明知道寶玉“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但心頭還是罩上一層冰冷的紗幕，甚至弄得更加憂傷：“所嘆者：你既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的知己，既你我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癥’。我雖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淚又下來。”從黛玉這一段感傷之中，就集中地反映出她在賈府的尷尬處境，并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對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阻力。她雖然出身“名門”，但因父母早逝，不得不寄人籬下，寄居在外祖母家；盡管名義上為賈府貴賓，實際上卻是一個孤苦伶仃的淪落者。她在賈府一身之外無長物，在別人的施舍與憐憫下過日子，終身大事也完全系于別人的片言一語，自己絲毫也沒有作主的權利。又加上她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心多口快，率性認真，既不討好籠絡，又不遷就體察，愈是處在被屈辱的境地，愈是堅持人格的尊嚴。她和周圍的人們相處日益滋長著說不出的難堪，特別是在那些封建人物的心目中印象更加不好。正由于她精神上受著沉重的壓抑，才逐漸形成她那樣悲劇的性格──多疑多忌、工愁善感──和孱弱的病體。她雖然也深知環境對自己極為不利，但也決不愿意改變自己的性格，放棄自己的人生見解去迎合那些封建統治者。她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肯向壓力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