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與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應用語言文字的應用情況除了受語言文字本身的共時特點和歷時演變規(guī)律的制約外，還強烈地受到社會、文化特點的影響。社會、文化的特點包括許多內容，主要有人口分布、經(jīng)濟形態(tài)、文化教育、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民族關系等。民族心理是民族的社會、文化等特點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包括民族自我意識、民族感情、民族特點等，是一個民族在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對語言文字的應用也起著制約的作用。建國以來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工作的實踐經(jīng)驗說明：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的特點，包括其共時特點或歷時特點，其本身特點或應用特點，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心理特點的制約，所以研究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問題，必須聯(lián)系民族心理特點。在我國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應用中，民族心理的制約和影響時常反映出以下三對矛盾關系：同與異的關系，變與不變的關系，純與不純的關系。本文試對這三對矛盾做些具體分析，力求從中認識民族心理制約和影響語言文字應用的規(guī)律和特點。一、同與異的關系同與異的關系存在于語言文字的各個方面。比如在語言上：同一民族使用相同的語言，這是同；使用不同的語言，這是異。在新詞術語的選擇上，有些語言采用同一來源的借詞，這是同；而有的語言各自使用本語固有的詞，這是異。在文字上，不同民族有的使用相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而有的則使用不同的文字或文字形式。即使是同一民族內部，有的只使用一種文字，而有的則使用幾種不同的文字。有的文字與現(xiàn)在的口語一致，而有的已經(jīng)脫節(jié)，等等。民族心理對待語言文字中的同和異，往往因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不同人群、不同時間而有不同的選擇，其不同的態(tài)度受著不同社會特點的制約。任何民族都有民族認同感，所以一般都會認為同一民族內部的不同成員在民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上應是相同或最好是相同的，而且總希望相同的成分越多越好。因而，民族心理所表現(xiàn)出的狀態(tài)往往是趨向于同，即愿意看到共同點，對共同點估計得比較充分，而不愿看到相異點，對相異點的估計往往偏少。如對待語言歸屬問題，人們往往不愿意承認同一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總想把同一民族使用的不同語言看成是方言的差別。這樣一來，受民族心理制約的感性認識與對語言的科學認識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以我國景頗族使用的語言為例：景頗族內部存在支系的差別，不同支系使用不同的語言。這些語言中，景頗語同載瓦語等語言差別較大，景頗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景頗語支，載瓦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緬語支。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詞匯上，相互間的同源詞不到1／3，一些常用的基本詞也不同源，而且同源詞的語音對應很不嚴整。其次，在語音、語法上也有一些差異。國內外研究景頗族語言的專家通過語言比較，幾乎都認為景頗語和載瓦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由于景頗語和載瓦語相差較大，原有的景頗文（創(chuàng)制于19世紀末，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難以適應說載瓦語的人們使用，客觀上需要創(chuàng)制一種適應載瓦語特點的文字。但在景頗族內部，許多人出于統(tǒng)一的民族心理，不愿承認景頗語和載瓦語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盡量強調景頗語和載瓦語的相同特點。這種心理與語言文字使用的客觀規(guī)律是不一致的，而人們決定怎樣認識景頗族語言以及怎樣解決他們的文字使用，則只能遵循語言文字演變的客觀規(guī)律。又如，對云南蒙古族使用的嘎卓語的歸屬認識，統(tǒng)一的民族心理也有過強烈的反映。嘎卓語是云南蒙古族使用的語言，它不是蒙古語，而是屬于藏緬語族彝語支的一種語言。云南蒙古族為什么使用了彝語支的語言呢？元朝忽必烈率十萬騎兵于1252年進攻云南，由于1381年明軍擊潰了忽必烈軍隊，使得這部分蒙古族官兵在今通海一帶定居下來，并與當?shù)刂饕褡逡妥宓呐油ɑ椋灾鲁霈F(xiàn)了語言轉用，由原來操用蒙古語轉為彝語。后來，他們操用的彝語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演變，發(fā)展成為一種獨立的語言——嘎卓語。但由于嘎卓人還清晰地知道其祖先是北方的蒙古族，因而與北方的蒙古族存在深厚的民族認同感。在這種認同感的支配下，他們希望自己現(xiàn)在使用的語言也是蒙古語，而不愿認為自己操用的是一種接近彝語的語言。當他們聽到有的語言工作者提出嘎卓語有蒙古語底層的見解時（后經(jīng)比較研究證明，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感到非常高興，很快就接受了這種錯誤見解。他們甚至用嘎卓語和蒙古語相同的“賓動型”語序以及某些詞偶然的語音接近，來論證二者的同源關系。后來的比較研究成果，已較有說服力地證明了嘎卓語既不是蒙古語，也沒有蒙古語的底層，而是一種屬于彝語支的語言[1]。在我們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各個民族在對待不同民族語言文字的關系上，存在著“求同”的趨向，而對待自己的語言文字，又存在“存異”的心理。所謂“求同”，就是希望各民族語言文字能增長共同成分，以利于各民族之間互相學習、互相交流。這種統(tǒng)一的心理，在1957年12月10日國務院批復的《關于少數(shù)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中作為民族語文政策得到了具體體現(xiàn)。其中包括：創(chuàng)制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少數(shù)民族文字時，“少數(shù)民族語言和漢語相同或者相近的音，盡可能用漢語拼音方案里相當?shù)淖帜副硎尽保案髅褡宓奈淖郑貏e是語言關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的形式和拼寫規(guī)則上應盡量取得一致。”經(jīng)數(shù)十年的新文字的試行和推行效果證明，這些基本原則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語言文字使用規(guī)律的，是受到各民族普遍歡迎并得到認可的。我們的國家，不同民族的相互關系十分密切，在設計新創(chuàng)文字時，若能在字母形式和用法上盡可能取得一致，對于少數(shù)民族學習漢語拼音方案或漢族學習少數(shù)民族文字，對于新創(chuàng)文字使用現(xiàn)代化手段，都會有很大的好處，必將會造福于子孫后代。當然在具體貫徹這幾項原則時應適度，不能影響文字的科學性和適用性，即不能為求“同”而“削足適履”。在我國歷史上，有不少民族仿照漢字創(chuàng)造了類似漢字的文字系統(tǒng)，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方塊壯字、方塊白文、方塊哈尼字等，這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求同心理。這些以漢字為基礎創(chuàng)制的文字，形成了一個“仿漢字”的文字系統(tǒng)，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反映了我國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的密切關系。仿照漢字創(chuàng)造文字的做法還影響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國，這些國家也以漢字為基礎創(chuàng)造了適合自己語言特點的文字。不同國家的人能夠采取相同、相似的文字形式，這與鄰近國度人們之間的求同心理有著一定的關系。原因，不能不說對文字的保守心理狀態(tài)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語言中的一些詞語，如果在造詞中所含意義不當，或后來所指對象有所變化，人們也不愿輕易加以改動，往往賦予它以新的意義繼續(xù)使用。景頗語的“中國”一詞，很早就用mi[31]附圖（即“漢人國”義）表示。現(xiàn)在看來，這個詞所包含的詞素意義不符合人們后來對“中國”的理解。所以，過去曾有人提出不用這個詞，最好改為漢語譯音詞，但遭到大多數(shù)人的反對。堅持不改的人認為，這個詞已被群眾所接受，其意義已由“漢人國”轉指整個中國。“黃狗”一詞，景頗語稱kui[31]khje[33]（即“狗”＋“紅”），因為景頗語的顏色詞系統(tǒng)在最初只有“紅”色，而無“黃”色，“黃”色用“紅”色表示，到后來才出現(xiàn)了thoi[31]“黃”一詞。但人們并不把“黃狗”改為kui[31]thoi[31]，而仍然使用kui[31]khje[33]。這就是說，某種語言形式一旦被人們長期使用，要改就比較困難。由此看來，要人為地改變語言的某一形式或意義，一定要慎之又慎。我們說民族心理對待語言文字中的變化趨于保守，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而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或處于急劇變化的時期，人們對語言文字中的變化相對會開放一些。比如在我國建國初期，各少數(shù)民族語言都在短時間內吸收了大量漢語借詞，甚至有些是本語中已有的詞也用漢語借詞代替。變革時期語言文字的變化，有時會猛一些，其中有的變得合適，也有變得不合適的。變得不合適的，在以后一段時間內還會通過語言文字的內部規(guī)律得以調整。三、純與不純的關系世界上的語言，相互間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不受別的語言影響的純語言是不存在的。不過，語言影響有大小之分，有的語言受別的語言影響大些，語言中夾雜外來成分多些；而有的語言受別的語言影響小些，語言成分相對純些。我國各民族語言之間都存在語言影響關系，特別是漢語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影響帶有普遍性，語言影響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特點的變化均起到重要的作用。怎樣對待語言影響，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時期也會產(chǎn)生不同的心理，而持什么心理也會影響到語言文字的使用。就多數(shù)情況而言，對語言成分之“純”與“不純”，民族心理一般偏向于“純”。因為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情感，都注意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看待自己的語言，自然是希望母語中固有成分越多越好，不愿被人認為母語中外來成分比重很大。“你說的是一口純正的話”，往往含有褒獎之意；而“你說的話怎么有這么多外來借詞”，常使聽者感到不悅。受外族語言影響大的語言，操這種語言的人大多不愿承認自己的語言是混合語。但是，人們又無法抵擋別的語言的影響，別的語言的詞語總會源源不斷地、不知不覺進入自己的詞匯系統(tǒng)，甚至還會夾進某些語音成分和語法成分。這就構成了民族心理的愿望與客觀實際的流向存在不一致的狀態(tài)。一種語言吸收外來語成分，總是在民族心理偏向于“純”，而客觀上則需要外來成分補充的對立矛盾中逐步進入的。雖然民族心理對待外來語成分一般偏向于“純”，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或在不同的條件下，其程度會有所不同。當一個民族受到異族侵略或歧視、處于不公正的地位時，會出現(xiàn)抵制外來語影響的情緒，即使是已進入本語的外來語成分也要設法將其“清除”出去。20世紀50年代英語外來詞難以進入漢語，包括在此之前已借入漢語的英語借詞也被漢語詞所代替，固然與漢語不易吸收外來語的特點有關，但還與這一時期中國人民反抗西方孤立中國的心理有關。新中國建立后，漢語借詞源源不斷地進入我國各少數(shù)民族語言，是與少數(shù)民族與漢族的友好關系不斷加強、少數(shù)民族日益認識到學習漢語的重要性分不開的。少數(shù)民族對待漢語借詞都有一種親切感，都愿把它當成“家人”對待。漢語詞進入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詞匯系統(tǒng)，兩種語言的詞匯交融在一起，在不同的層面上（語素、詞、詞組、句子）匯成一體。由于吸收了漢語借詞（有的語言還吸收了別的語言的借詞），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詞匯更為豐富，由相對的“純”變?yōu)椤安患儭薄h語借詞豐富了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詞匯系統(tǒng)，提高了少數(shù)民族語言詞匯的表達能力，無疑這對少數(shù)民族是有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擾，民族語文工作中大漢族主義思想有所抬頭，出現(xiàn)了不尊重少數(shù)民族語言客觀規(guī)律的傾向，使得一些民族出現(xiàn)了逆反心理，不愿接受漢語借詞，甚至還要把已在自己語言里生根的漢語借詞改為本語詞，片面追求語言的“純”。兩種心理，兩種做法，造成民族語文工作的一次反復。民族心理是一種社會范疇，又是一種歷史范疇，它是民族的社會、文化特征積累到一定時間后在人們心理上的反映。由于民族心理是民族歷史某一階段的產(chǎn)物，而又與民族的其他特征密切相關，因而它具有穩(wěn)固性的一面，不易改變。但由于民族是發(fā)展的、變化的，因而民族心理也是可變的。所以對待語言文字的民族心理具有兩重性：穩(wěn)固性和可變性。民族心理有的符合語言文字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的則只能是一種不能實現(xiàn)的（或在短時期內不能實現(xiàn)）的主觀愿望，甚至與語言文字的發(fā)展規(guī)律不一致。民族心理會隨著人們認識客觀事物的變化而變化，有可能從一種認識轉為另一種認識，由一種不符合客觀規(guī)律（或不完全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愿望轉為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愿望。所以，我們在制定民族語文政策或處理民族語文工作中出現(xiàn)的問題時，既要考慮民族心理的因素，又不能完全以民族的一時愿望做為依據(jù)。而應具體分析制約語言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