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1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動力論的溝通和融合政治經濟學從十九世紀開始在研究對象上出現了重大分化,主流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把現存的制度當作外在的、既定的或從來就有的社會秩序，強調將復雜的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象物理學那樣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繼承了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強調將生產關系作為主要的內生變量進行研究，以找出社會制度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內在規律，以此達到撥正經濟學的目的。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R·H·科斯和D·C·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不滿于新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越來越數學化、正規化，但其準確性卻越來越低"的現實，注意吸收利用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把制度視為經濟領域的一個內生變量,研究制度、制度變遷及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探討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響制度變遷的因素,作出制度安排選擇的原因,以及在制度變遷中國家行為和意識形態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等.正因為如此，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分析框架以及許多具體的觀點上都是非常相似的，是可以相互溝通的.誠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是兩個不同的理論體系，他們的研究目的、方法論和研究重點等有較大的不同,這其中有些是互相抵觸的、不可調和的，但大量的是互相補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這其中尤其是二者對制度變遷動力的闡述更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和互補性。在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結合起來，并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造，使之能用于指導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動力論馬克思主義認為，制度變遷是新制度對舊制度揚棄的過程，既有對舊制度的否定,又有對舊制度的肯定，是連續性與突變性的統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制度、制度變遷的研究可以說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而又重點突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變遷理論有兩種內涵，一是指社會根本制度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演變,即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直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演進。二是指某種具體制度的產生、演變和更替,如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工廠組織制度的變遷、公社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轉變等。以上兩種含義上的制度變遷有很多聯系,但這兩種制度變遷的原因和機制都不很相同,所以區分以上兩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為區別其見，在本文中,我們把前一種制度叫做社會制度，而把后一種制度叫做具體制度,如果沒有具體指明則是泛指各種制度。另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制度變遷還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1)它首先是指現實的社會關系，一種客觀的社會存在。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從這一方面研究制度變遷理論的。（2）是指一種客觀社會關系在人們觀念中或法律形式中的反映,表現為意識形態、道德、習俗、法律法規、章程等，這些作為觀念和法律的形式形成約束和調整人的行為的規則。如分配制度，它首先是由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決定了的人們之間的收益關系，然后才上升為法律制度和人們相互遵從的慣例;再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區分了作為生產關系的所有制概念和作為上層建筑的所有權概念，闡明了二者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他指出：“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0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區別和聯系,就為科學地研究制度變遷理論、正確地把握制度變遷規律奠定了基礎.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102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對于社會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馬克思認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1頁恩格斯也明確指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8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2）在階級社會里，推動社會制度變遷的直接推動力是階級斗爭；(3)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但不是社會制度變遷的唯一的、可以單獨起作用的影響因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1頁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8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體現在人類的一切社會經濟形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生產力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經形象地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頁人類之所以能從原始社會跨入文明社會的大門,就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分工和剩余產品的出現的結果，從使用手工工具過渡到機器生產，又是使資本主義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決定性力量，而“蒸汽、電力和自動紡機甚至是比把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郎基諸位公民更危險的革命家”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8頁正是它們最終決定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另外,在新的社會制度產生以后,都會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新的社會制度的最終取得勝利，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靠政治權力，而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生產力得到了充分發展的結果。如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后政權的完全確立，是在產業革命之后,封建勢力才最后退出政治舞臺.同樣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制度，也必須在作為這種制度基礎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時，否則，不管是運用國家政權還是意識形態的教育都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得到最終鞏固。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8頁對于具體制度變遷的原因和機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但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多處論述中我們可以把握其思想。馬克思主義認為不同層次具體制度的變遷，其主要影響因素是不同的,例如，對于法律等政治制度這種屬于上層建筑領域的具體制度,其變遷的根源在于生產方式的變化。馬克思指出：“法的關系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頁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802810頁另一方面,對于生產關系的各個側面和具體表現形式這些客觀的具體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們變遷的直接推動力是人追求自身利益的主觀努力，其根源在于生產力的發展。例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機器大工業取代工場手工業，它能夠得以實現的主觀因素是資本家要使商品更便宜、盡力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的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但是，工廠制度的這種變革之所以能夠得以實現，根本上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而這種新的勞動資料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能發生作用，這時，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是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要求。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0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08—423頁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具體制度的變遷最終也是由生產力所決定的,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試圖把每一項具體制度的變遷找到經濟上對應的原因，因為生產力對制度的決定作用要經過較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體現出來,而且各種因素在不同的制度變遷中所其的作用是有差異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所研究的領域越是遠離經濟領域，越是接近于純粹抽象的思想領域，我們在它的發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線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研究的時期愈長，研究的范圍愈廣，這個軸線就越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進."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00頁同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承認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在具體制度演變中的作用，馬克思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頁在分析各種制度變遷理論時，盡管馬克思側重于從客觀物質關系對制度變遷的決定性作用方面進行分析，但也不否認與之有關的個人、團體或階級在二者之間所扮演的積極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00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頁總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一切制度變遷，包括宏觀的社會制度和微觀的具體制度、作為客觀社會經濟關系的制度和作為上層建筑的制度變遷,其終極原因都在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它們的直接推動力是人或者由個人所組成的階級維護自己或本階級利益的活動,它們都是生產力和人的主觀意志以及其他各種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但是，各種不同的制度由于其本身的性質，受各種因素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作為客觀經濟關系的制度如所有制關系、分配關系更多的是由生產力所直接決定的，作為上層建筑角度的制度，是更高地懸浮在生產力之上的，所以它更多地是人們根據經濟基礎的要求并“通過人的意識而形成的”，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第8頁是思想的“物質附屬物"，它更多地受人的主觀意志的影響.因此，越是從長期的、宏觀的角度考察制度變遷，就越能體現生產力的決定性作用，反之，越是從短期的、微觀具體的角度考察制度變遷，就會更明顯地發現人們意志的痕跡.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第8頁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動力論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InstitutionalChanges）是研究“制度創立、變更、及隨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225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它所研究的制度被T·W·舒爾茨定義為一種行為規則，這些規則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行為.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摘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3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34舒爾茨對制度的定義被其他新制度經濟學的學者所接受，如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225—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225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摘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3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34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225—226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制度經濟學家在探詢制度變遷的動力時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從人的主觀性要求中和從客觀方面尋找制度變遷的原因和動力.從主觀上說,制度變遷的誘致因素在于主體期望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戴維斯與諾思：《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96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產物。諾思認為,由于人們認識到存在一些潛在利潤,這些潛在利潤是由規模經濟、外部性、對風險的分散和克服以及交易費用的轉移和降低所產生的，而這些潛在利潤在現存制度框架內無法得到實現,這就使人們產生了改變現存制度安排結構的要求。“如果預期的凈收益（即潛在利潤）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就會被創新."戴維斯與諾思：《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74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所以說制度變遷動力的大小決定于再締約給行為者所帶來的凈收益,這個預期凈收益越大，制度變遷的動力就越大.制度變遷的收益大于創新的成本是制度變遷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制度變遷還只是種可能性，是否發生變遷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那么，這個預期的凈收益有多大才會誘使人們進行現實的制度變遷呢?舒爾茨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找到這一點。舒爾茨把制度的供求分析方法置于均衡框架中,他認為：“制度所提供的服務與其他服務所顯示的報酬率相等時,關于這些制度的每一經濟服務的經濟就達到均衡.”戴維斯與諾思：《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96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戴維斯與諾思：《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引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74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7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制度變遷動力的客觀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家也有豐富的論述，主要的觀點是把制度變遷的客觀推動力量歸結于相對價格的變化、經濟的增長、技術的進步等。如T·W·舒爾茨認為“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摘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1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舒爾茨對制度變遷理論的開創性研究顯然對其他研究制度變遷的新制度經濟學家有很大啟發。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在其著作中也表達了和舒爾茨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制度變遷的一個主要來源是社會為將創新活動的收益內在化所作出的努力……土地租佃關系的現代化,包括從分成租佃向土地出租租佃及所有者自種（在大多數西方農業中的耕作經營體制）可以部分解釋為使單個農民的企業化創新收益內在化的產權的轉變”.速水佑次郎與拉坦：《農業發展：國際展望》第60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諾思把舒爾茨的制度變遷動力范圍加以擴大，認為制度變遷是由于相對價格和偏好的變化，這種變化通過影響再締約給行為者所帶來的收益而起作用。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1頁在各種相對價格的變化中,諾思特別強調人口因素的作用，在這方面他和舒爾茨的觀點最為接近。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諾思把西方產權制度的變遷歸因于人口持續增長對稀缺資源的壓力。而拉坦則看到了制度變遷的更為深層的原因，他說：“舒爾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摘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第251頁，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速水佑次郎與拉坦：《農業發展：國際展望》第60頁，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111頁拉坦：《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摘自《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總之，由于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松散的學派，他們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總體來說他們的制度變遷動力論是多元的.他們既探討了人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制度變遷中的推動作用，也研究了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對制度變遷的影響，這樣在客觀上使他們對制度變遷動力的研究是多層次、多角度展開的,較為完整地研究了制度變遷動力的各個不同方面,是比較全面的和豐滿的,從而避免了簡單化、教條化傾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動力論的溝通和融合從以上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遷動力論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二者是十分相似的，因而是可以溝通的。為什么要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加以溝通和融合呢？首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革命的學說而非建設的學說，他的制度變遷理論側重于社會制度的變革，而我們所進行的改革開放事業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對其具體制度和體制進行的改良,我們不能苛求馬克思對我們時代的任何問題都提供現成的答案。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側重于論述具體制度的變遷，應該說跟我們所面臨的任務性質是相同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植根于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既定前提，這跟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對立的.并且除了社會制度的差異外，西方社會在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現狀等很多方面跟我國的實際有較大不同，在西方很成熟的理論在我國可能就行不通，所以我們必須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廣泛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內核,并結合中國實際加以改造,使之為我國的改革開放服務。其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動力論是各有側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重點研究的是社會制度的變遷,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具體制度的變遷,這兩種不同而又密切聯系的制度盡管其變遷的動力有所不同，但可以將它們整合在一個大的框架中,形成包括社會制度與具體制度的統一的制度變遷動力論.那么,兩種制度變遷動力論有哪些可溝通之處呢？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1．二者都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尋求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源泉.傳統的觀點認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只看到社會經濟生活的表象，單從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出發，過分夸大人的主觀能動性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等.實際上,這是對新制度經濟學出于偏狹的思維方式的誤解或者片面理解。從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既認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在這里表現為對外在利潤的追逐是制度變遷的直接推動力,也認識到了在人的動機之后、決定人的行為方式的客觀力量,即相對價格的變化、技術的進步、經濟的增長等，并試圖研究這些客觀力量是如何影響人的動機和活動的，比如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里研究了人口的變化如何影響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和締約能力,這種地位和能力的提高又如何促成了勞動力所有權的形成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全面地論述了個人和階級的主觀能動活動對制度變遷的推動作用與生產力的發展在制度變遷中的最終決定作用，并更為明確地闡述了二者之間的辨證關系.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各有側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由于其擔當的歷史使命不同,著重論述了生產力的發展對制度變遷的決定性作用，從而得出社會制度的發展演變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必然滅亡的，由此激發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熱情；新制度經濟學雖然人數眾多，各人的觀點不盡相同，但他們主要是研究現存制度安排是如何產生、發展和完善的，找出制度變遷的規律,預測制度演變的方向，為有關制度安排的團體、政府的決策者提供理論依據，所以新制度經濟學對制度變遷產生的直接原因和機制闡述得較為具體和詳細,并側重于對個人、組織、國家這些行動團體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的研究.2．兩者的制度創新動力論關于行為主體的理論是互不排斥的,而是相互兼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認為人和由人所組成的團體和組織是推動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力.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在研究制度變遷動力的主體因素時使用了行動團體的概念,這一概念涵蓋了單個的個人和各種團體、組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論述的階級也符合行動團體的含義，它可以看作是一個大的行動團體，是行動團體的特殊形式.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假定是有限理性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這種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可能導致機會主義行為和搭便車現象,這就需要一個意識形態來克服和矯正它。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假定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對人的假定的修正，應該說這一假定是更符合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要不是以單個人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從其論述中也沒有發現與新制度經濟學假定相沖突的地方，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暗含著新制度經濟學的這種假定，沒有這種暗含的假定就不可能對資本、利潤等經濟范疇展開分析和論述。所不同的是在新制度經濟學中行為主體所追逐的利潤（利益）是“由技術變遷所釋放的新的收入流”，也就是增量利益,所以行為主體利潤的增加可能并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各階級追求的利益（利潤)主要是對存量利益(利潤）的分割，因此新制度經濟學中的行為主體之間主要是合作、共榮的關系，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各階級之間是互相對立和矛盾的。3．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動力中的一些客觀因素是包容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力之內的，而另一些則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和表現。如前所述，新制度經濟學家用諸如人口的擴張或減少(諾思）、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舒爾茨）、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拉坦）、相對價格的變化（諾思和托馬斯）作為隱藏在人的動機之后引起制度變遷的深層次動力，而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包括了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三個“硬"要素和科學技術這個通過實體要素而起作用的“軟”要素，人口的增減、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都屬于生產力發展變化的內容,而相對價格的改變和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是生產力各因素發展不平衡的結果，是生產力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表現。在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初期，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低下，勞動資料簡單，勞動對象范圍狹小，這時期土地就占有突出的地位，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物質資本取代土地成為了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起決定作用的歷史因素，在當代，人力資本的價值得到很大的提高并逐漸超過了土地和物質資本，新制度經濟學家敏銳地抓住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