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6從百年語文教育變革看語文教育的本質語文學科從它1904年獨立分科到今天也不過百余年的歷史?？墒沁@百年卻不同尋常，是人類社會，更是中國社會最為動蕩、變化最為急劇的百年。社會的重大變革、起落，必然反映在教育上，特別是語文教育上?，F代語文的百年變革打破了中國幾千年的、相對穩固的、對于封建統治來說是富有成效的封建舊教育，變革為近現代的資產階級教育，社會主義的當代教育。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一直對“語文是什么”進行著探究，但似乎直至今日也還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結果。一近代社會是中國被帝國主義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中國人民一方面不屈不撓地奮起反抗，一方面多方探求民族獨立、振興的時期。然而這又是東方大夢不得不醒的時候。我們的先驅們驚訝地發現，曾經強大的文明古國已經遠遠地被西方社會拋在了后面。西方的物質文明，科學技術令我們瞠目。他們認為，西方之所以強盛，是因為它們有先進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中國之所以衰敗，是因為中國的封建專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腐朽落后。比如梁啟超就說“中國之衰亂由于教育之未善”。認為只有向西方學習，我們才能改變落后挨打的被動局面，國家才能改變貧弱的面貌而走向強盛。他們猛烈批判封建教育的科舉、八股是“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他們興辦新學堂，創辦時務報刊，制定新學制，倡導白話文運動，培養“經世致用”人才，把教育當作治弱醫貧的武器，把興學校、開民智作文救治中國的藥方。而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具有全盤西化的觀念。判斷一個民族文化的優劣，往往是以物質文明的發達程度為準繩的。當一個國家科技發達，物質文明先進時，他的文化也被認為是進步的、優越的，而當他的科學技術落后，國家貧弱時，其文化也被認為是落后的，這似乎是無可辯駁的法則。所以我們認同西方，加速西化步伐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同時，我們這個民族在理論形態上一貫重感悟，重形象，連深邃的哲學理念都要用寓言、故事、圖像的方式呈現，而不像西方那樣，具有強大、完整的理論體系和邏輯力量。中西文化的這種巨大反差，和我們科學技術、物質文明的落后，導致了我們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否定。曾經的泱泱大國，世界的中心、主宰，頃刻間土崩瓦解，一下子變得不自信，甚至是妄自菲薄了。我們開始對西方朝圣般地亦步亦趨。當時的思想先驅們認為，要救國只有向西方學習，改變中國貧弱的地位的首要任務是改變就教育制度。更何況我們的舊教育，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弊端與腐朽，封建教育日益“阻礙了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發展”，不僅僅是缺乏生機與活力，而是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所以對它進行摧枯拉朽式的摧毀和清算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我們沒有其他參照系，在這個地球上只有西方是我們的榜樣。二1902年—1904年“壬寅—癸卯學制”就是學習西方的產物。在這一學制下，“中國文學”正式單獨設科，有了自己的學科宗旨和要求。（語文獨立之時的名稱是“中國文學”，而它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語文課，而是相對于當時設立的“外國文學”而言的一個科目?！爸袊膶W”實際上包括了“習字、文章、文學”等內容，既不純屬文學課的內容，也不同于后來的語文課內容。）但骨子里的封建內核還沒有剔除。是啊，幾千年的傳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廢止的，其頑固也好，強大也吧，它的巨大慣性也使它具有相當的生命力。辛亥革命后，在蔡元培主持下，改為“壬子—癸丑學制”，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來代替“忠君”、“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思想，完成了教育由封建性質向資本主義性質的過渡，教育性質發生了根本改變。作為獨立成科的語文，開始有了自己較為明確的任務，語文教學開始從服務他科轉向語文本身，即“通解普通語言文字，略解高深文字”，“作簡易實用之文”，“能自由發表思想”，語文教育開始注重“應用”，語文的應用工具性作用成為這個時期的語文觀。而且學制、班級授課等一系列改革都是西化的結果。在急劇的政治思想和社會斗爭中，資產階級的啟蒙者們為了開啟民智，更廣泛地宣傳新思想，急切需要更廣泛地普及教育，而普及教育的障礙就是文言。文化思想運動的領袖們認為擯棄文言，采用白話文是當務之急，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應運而生。政治和思想運動影響著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宗旨的發展變化，也制約和影響著教科書的編寫。教育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或者說不是中立的，任何時代的教育都是統治集團意志的體現，都要從屬于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文化，而語文學科就更直接地體現了這一點。如果說舊教育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話，那么，近代資產階級教育也是為其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本主義統治服務的，它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從屬于其統治目的的。同樣，社會主義時期的教育同樣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培養適合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人才。正因為如此，改革一定首先從教育入手，而最直接體現統治者教育理念和培養什么人的問題，最鮮明地體現在了語文學科上。當時的白話文運動，其實是資產階級向民眾宣傳自己的主張，以喚醒民眾，救亡圖存的目的相呼應的。中國漢字難識認，言文相分離，若沒有接受過專門的教育是難以讀懂的。而當時能受教育讀懂古文言的人數量及其有限，這是資產階級啟迪民智、喚醒民眾的嚴重障礙，因而必須進行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推行言文一致的“新文體”。這個浪潮一直延續到了新中國成立。語文這個時候是啟蒙心智的工具。但是有些在當時是保守的觀點，今天回味一下可能會有異樣：比如張之洞說：“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于不通西學者矣?！碧貏e是《奏定學務綱要》規定：“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便讀古來經典。”“必能為各體中國文辭，然后能通解經史古書，傳述圣賢精理。文學既廢，則經籍無人能讀矣?！薄秾W務綱要》：“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中國文學”的設科目的，一是為“學習中國文辭，以讀古來經籍”，二是為學會寫作通達明曉的古文，以備晉官、升學、應世之用。從當時革新派的眼光看，具有抱殘守缺的保守性，有點死抱著老祖宗這根稻草不放的嫌疑，無疑與當時“打倒孔家店”的改革進步的潮流是想悖的。而且從本質上說，其宗旨是為維護正統的封建統治的，與我們今天繼承民族文化精華的出發點和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但拋開其保守性目的，站在今天中華民族文化煥發新的活力與生機的背景下解讀，似乎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三在新中國成立后的50多年中，我國的語文教學又有過大大小小多次改革，其動力主要來自于時代、政治和社會思潮的變化所帶來的對語文學科性質認識的變化。如果說近現代的語文教育歷程是西化，那么建國初期的的主要特征是“全盤蘇化”。凱洛夫的五教學環節、五級計分法被廣泛采用，并學習蘇聯，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從1950年到1977年。這一階段的主要傾向是強調語文學科的思想性和語文課思想教育功能。“文革”十年浩劫時期，語文課的思想性、政治性被強調到極端。這一階段的偏頗一是在于對語文思想教育功能的過分強調，甚至把語文課上成了政治課；二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狹隘理解，只注意政治而忽視了思想品德，最終把語文隱沒、消融了。而從1978年到2000年，是我國的第二次國門的打開。這次的國門是我們主動打開，向西方學習的。建國以來我們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斥、攻擊，新生的共和國不被承認。意識形態的嚴重差異使得我們只有蘇聯一個老大哥和貧窮的非洲小兄弟。五十年代后期，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又與我們關系破裂，我們完全處在了孤立封閉的狀態下。這是政治斗爭所導致的“冷戰”局面。改革開放之后，我們主動擁抱世界。這時候，我們又一次對外面的世界感到震撼。在我們進行政治斗爭，經濟幾乎垮掉的幾十年間，西方的科學技術卻是日新月異地飛速發展。這個時候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同五四時期與這些國家的差距是明顯地加大了。我們又一次地重蹈“五四”西化之轍，瘋狂向西方學習，外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圓。這一階段的主要傾向是強調語文學科的科學性（工具性）。在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一切都可以冠以科學的名目。在科學萬能的時代背景下，語文也納入到科學體系下，定量、定性地把語文拆解為若干知識點，采取科學系統的方法，試題的擬制也學習托福等形式。在這10多年中，全國的語文教育工作者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教學改革，涌現了眾多的教學流派，創造了許多好的教學方法，諸如于漪的情感教學、錢夢龍的“三主”教學和魏書生的“知識樹”以及與之相應的學生自主學習。其主要傾向是強調了語文學科的科學性，（很多人認為是工具性，其實是科學性），注重了人類語言的共同性，而忽視了漢語的特殊性，語文學科的獨特性。這個時期下西方的學習是即時的，迅捷，西方刮什么風，我們這邊就下什么雨，而且是囫圇吞棗式的。由于未加以咀嚼消化，西方的牛肉、面包，不適合我們的身體基因，因而導致我們嚴重的消化不良。然而若沒有這樣一個惡性西化的膨脹過程，沒有將問題充分劇烈地暴露出來，或許我們還不清醒。1998年，以教育科學出版社的《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一書的出版為標志，人們對1978年以來的語文教學改革進行了反思。認識到了科學主義、西化的危害，把語文教育的高耗低效歸罪于科學主義、工具性，張揚人文主義大旗，以期找到語文教育的病因。倒向了語文的人文主義。由此，語文教學改革進入了第三個階段。2001年9月《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標準》）的頒布是這一階段的正式開始。到這個時候，人類邁入了21世紀，語文也度過了她的百年華誕，人們似乎有理由對現代百年語文做一個總結性評價了。而這個時候的中國，結果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力逐漸強盛，民族的自信也又一點點的找回。特別是當西方文化越來越走入困境而向東方文化尋求出路的時候，我們才驀然回首，發現我們傳統的文化是具有無限生命力和現代價值的。如果不是西方人重視中國文化，發現了我們的價值，我們可能至今還在妄自菲薄。但畢竟國力的強盛使得我們終于可以建立起一定的自信，不那么快的緊跟西方的步伐了，而且開始回顧傳統了。但把語文界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似乎差強人意。建國之初，葉圣陶先生把語文界定為口語、書面語的結合，50年代強調語文的思想性，把語文上成了政治課，60年代撥亂反正強調語文的工具性，80年代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把工具性演變成科學性，90年代開始又向人文性邁進，2001年頒布的新課程標準，把語文的性質界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無論怎樣的界定和描繪，還是對語文把脈不準?？陬^語包括人類交際的所有方面，而且非聾啞人都具有用母語交際的能力，不需要通過專門的學校教育。這樣的口頭語是語文的內容與任務嗎？再有，各個學科的成果許多也是通過書面語來呈現的，比如歷史、哲學、經濟等等，但這些內容顯然不是語文的范疇。我們知道語言是人類思維交際的工具，而不是語文。課標里把語文的性質界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的表述是偷換概念，或者就是把語文等同于語言。同時，具有人文性的學科不止語文。工具性與人文性不是一組對應的概念。工具性與目的性相對應，人文性與科學性相對應。把語文界定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把不同層面、性質的東西強行捏合在一起。語文既能等同于語言學，也不能等同于文學，但又與語言、文學密不可分。語文從它獨立之日起，“我是誰”這個問題就是模糊的。語文獨立之時的名稱是“中國文學”，而它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語文課，而是相對于當時設立的“外國文學”而言的一個科目。“中國文學”實際上包括了“習字、文章、文學”等內容，既不純屬文學課的內容，也不同于后來的語文課內容。如果無法說明語文是什么，就無法界定它的性質。把語文獨立出來要確立它的學科屬性和性質，是費力不討好的。語文的分科是人類社會近代科技發展的產物，也是西化的必然。近代社會的顯著特點就是社會分工、學科分類越來越細，細到我們生了病不知道該上哪個科室去治療。而且條分縷析是西方文化的特點?？墒且岩粋€處于綜合、整體運行的事物剝離出來，讓其具有獨立的生命，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這是西方的思維方式，而且他們是特點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哪有病變壞死就切除掉，他們更愿意孤立地看問題。而中國的文化則一向關注整體，眼睛的問題可能與肝臟有關，而皮膚的問題很可能是脾臟問題，人的身體各部分之間有著協調一致的特點。語文從它獨立之日起就沒有準確的定位，就不清楚“它是誰”，就難怪百年來一直對它的本質性質爭論不休，對它的改革翻云覆雨。語文學科的性質問題是語文教學的最根本問題，語文教學的目標、內容、方法等無一不是由語文學科的性質決定的。其實語文無論其是否獨立分科，其工具應用的性質是始終無法改變的，這是語文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語文獨立前，它是作為尊孔、讀經、表情達意的手段存在的。因為語言是人類思維和交際的工作，是人類文化思想的重要載體。如果不能讀懂文獻經典，就無法實現思想的交際、傳達。古人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要把自己的思想記錄下來流傳下去，就不僅要用語言把它表達出來，而且還得表達得準確、生動，否則“行而不遠”，而能不能表達，和表達得好不好，都與語文有關?？梢哉f，語文就像我們要到達彼岸的船，船是我們必須要借助的工具，不是目的，彼岸才是目的，但沒有船，就無法達到彼岸。所以古人說“得意而忘言”，“得魚而忘筌”。但是由于語言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意義捆綁在一起的，特別是中國的漢字。所以語文出來不像數學那樣單純，它總是一定思想情感的載體。所以當我們學習語言文字時，同時就收獲了意義，這如同硬幣的兩面，無法割棄。一切典籍文獻都是用文字寫成的，所以古代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語文，語文歸根結底就是手段、工具。這是語文工具性的第一個層面。語文工具性的更高一個層面是語文是統治階級為其統治服務的工具。封建時代語文為封建統治服務，體現封建正統意志；近現代成為資產階級啟迪民眾的工具，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人權，社會主義時代語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甚至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既是事實，又是對語文的誤解，因為近現代語文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文學（包括表達一定主張、見解、思想、情感的文章）。而文學無疑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自然語文也就隨行就市具有了同樣的屬性。如果說傳統的私塾教育是手工業小作坊的話，班級授課制就是現代工業的規模化生產。語文是一種基礎性工具學科，是每個人終身發展的基礎。我國的語文教學一直進行著改革，但一直沒能找到真正的治病良方，社會對語文的批評不絕于耳，甚至發出了“誤盡蒼生是語文的”責難。呂叔湘先生在1964年就指出：“在今天的中學和小學里，語文課的教學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現在有一個相當普遍的意見，認為多數青年人在學校里沒把語文課學好，使用語文的能力差，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語文教師、校長，以及學生家長，都很著急，都希望改變這一情況。”到了1978年，呂先生又在《人民日報》上大聲疾呼：“十年的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是不是應該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用較少的時間取得較好的成績？”呂叔湘.當前語文教學中兩個迫切問題.人民日報，1978.3.16但是，如果進行深入全面的考察，就會發現，目前我國中學語文教學改革的形勢還不能令人非常樂觀。三十年過去了，語文教學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教學質量已有較大提高，但中學生的語文水平從總體上說還比較低下，特別是在提高語文教學效率方面還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這是為什么？今后又怎樣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語文教學改革的目標？歸根結底還是對語文課程的性質認識不清。對此，呂先生認為首先要轉變教育思想，退一步在根本問題上重新思索，更容易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他說：“對于語文教學首先得有兩點基本認識：（1）語文的性質，主要是語言和文字的關系；（2）人們學會一種語文的過程。”呂叔湘.語文教育問題.鄒賢敏∥王晨主編.重讀呂叔湘·走進新課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68-69.關于語文性質的認識，30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致使語文教學走了不少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