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權形態看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所有權形態看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所有權形態看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 所有權形態看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

摘要:中英中古早期歷史發展所形成的私有制基礎和土地所有制的現實條件導致了“低度私有”的所有權形態。而同為“低度私有”,對中國和英國賦稅基本理論卻造成了不同影響。在英國,在“低度私有”的形態下,土地所有權因多層分割而變得模糊不清,從而使土地稅的征收難以實施;相反,國民對動產以及人們習慣區分于動產的工商之入的所有卻清晰而且牢固,不存在土地關系中的分層與阻隔,所以征收是可能的。在中國,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古老理論,征收土地稅和人頭稅不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這樣,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依據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將它們設定為不同歷史階段賦稅征收的主要項目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鍵詞: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土地所有制;低度私有;賦稅項目

賦稅基本理論是筆者在歐美同行的啟迪下提出的一個關于中西中古稅制比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從深層次上認識中古稅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總總的賦稅項目是怎樣起源、設定并實施征收的。而所有權形態是認識中西中古社會賦稅基本理論不同類型的重要基礎,賦稅基本理論正是在它的影響或制約下才設定了稅項并實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會所有權形態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權形態是如何影響賦稅基本理論的?怎樣通過稅項的設定看待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差異?本文擬就這些問題作一論述,以就教于史學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權形態

在中英中古賦稅基本理論的形成中,財產所有權都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而中古時代具有怎樣的所有權形態與這種所有權具有怎樣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密切相關。這個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應處于中古社會發軔時期,在中國約為春秋戰國時代,在英國則在諾曼征服之前。那么,處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和英國,財產所有權狀況如何呢?

先看英國。所謂歷史基礎,是指從羅馬統治以迄諾曼征服期間的所有權發展狀況。這一時期,是不列顛私有制萌生的關鍵時期。也正是這一時期,不列顛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長期的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分別是公元前1世紀中葉的羅馬人、公元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公元8世紀的丹麥人,以及1066年諾曼人的入侵和統治。這些入侵無論積極與否都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和丹麥人的入侵,打斷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產生表現出斷續坎坷、步履維艱的特點,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與羅馬軍隊撤離而基督教人傳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顛并建立了統治。從社會發展進程看,盎格魯·撒克遜人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這使在一定程度上業已羅馬化的不列顛受到消極影響,社會發展受阻,并出現倒退現象。作為這種現象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他們將土地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在那些羅馬化程度較高已獲長足發展的地區重演了農村公社的歷史。《伊尼法典》反映了農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況[3](P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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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紀中葉,國王賜地之事即不斷發生。賜地所立文書,皆由來自大陸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術語,多襲自羅馬法,由此羅馬法原則再度影響英格蘭的經濟關系。遺存下來的國王賜地文書約千余件,所賜對象包括教俗兩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團體居多。但資料證明,這時不列顛土地可分兩種,一是書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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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謂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國王封賜的土地一一書田。而書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屬農村公社所有。所以綜合看來,羅馬私有制的影響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這樣一株纖弱的根苗,在丹麥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躪。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期間,丹麥人曾多次大規模入侵不列顛,歷時300年之久,對不列顛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嚴重影響。與已經發展了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相比,這些丹麥人大體處于民族遷徙時盎格魯·薩克遜人的水平。作為落后民族,他們的入侵給不列顛帶來了巨大破壞。基督教會和修道院受到嚴重沖擊,教堂等建筑設施多成斷壁殘垣,而基督教會不僅代表不列顛的最高文明,且擔負著文明傳播的歷史使命。因此,對基督教的破壞必然帶來歷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麥人處在原始社會末期,他們對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人那樣按農村公社的原則進行分配,從而使不列顛特別是丹麥法區又一次展現了農村公社的歷史景觀。受此影響,業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復歸公有。例如,上層的賜地由私有恢復了馬克公社的公有性質。私有制的發展再次受到遏制,歷史進程再次中斷甚至倒退。

丹麥人的喧囂剛剛沉寂,諾曼人的入侵又復開始。不過,這次入侵與前兩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進,而是以先進征服落后。這種征服當然也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對不列顛文明來說,總體看來是利大弊小。如羅馬征服一樣,諾曼人帶來了大陸先進的文明,從而改變了在原始社會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顛的發展。

外族的頻頻入侵,農村公社的反復展現,不僅嚴重干擾了不列顛本土的私有化進程,而且削弱了外來積極因素如羅馬法的正常作用。賦稅理論所賴以形成的現實條件,正是接受了這樣一種歷史基礎。

所謂現實條件,主要指諾曼底公爵從大陸法國輸入的封建原則。英國賦稅理論正是在這種原則的影響下形成的。1066年前后,諾曼底公爵領地同法國其他地區一樣,封建化早已完成,封建秩序已經定型,封建階梯也相應形成。在這一階梯中,除國王外,各級封建主所占土地皆領自上一級封君。通過土地的領有,封建主一方面榨取農奴的剩余勞動,一方面享受封臣提供的協助金與其他封建義務。而由于一定范圍內的各級封建主都從同一土地上獲得收益,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也就在這些封建主中分割開來,封建主所獲收益從而視為他所分享部分所有權的表現。因為對封君來說,土地一經分出,便在封建法的保護下受到封臣的有力控制而難以收回,這意味著他對他所享有的部分所有權的喪失。而就封臣而言,因土地領自封君,必須按封建法設定的條件承擔協助金與其他義務,所以也不享有這塊土地的全部所有權。而當我們將這一封建關系置于整個封建階梯中觀察的時候,便必然發現,任何一級封建主包括國王在內,都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而只是享有它的一部分。威廉所輸入的正是這種封建原則,馬克思稱之為“導入的封建主義”。馬克思所謂“導入”的涵義之一,是說英國的封建制度與法國的封建制度相比沒有變化或很少變化,即將英國封建主義視為法國的同類。從這種意義上講,英國便難以形成發達的私有制。因為在法國,既然土地所有權在各級封建主中分割,無論哪一級封建主,便都不會擁有土地的完全私有。而土地是當時社會的主要財富,土地非私有條件下的財產私有絕不是一種發達的私有。而且不止如此,“導入”一詞并沒有將英國封建制度建立的特征準確地表達出來。在“導入”過程中,威廉并沒有完全照搬法國的模式,而是在“導入”的基礎上予以改造,例如在索爾茲伯里盟誓時特別強調了國王的權力,從而使不列顛封建制度在其建立時即克服了不利于集權的一些因素,使英國形成了相對強大的王權。這樣,僅就現實條件來說,英國只能形成低于而不會等同更不會高出法國的私有制。這種私有制由于王權相對強大,封臣對土地的控制或處分受到限制因而土地制度向國有或王有方面傾斜。

為便于討論問題,這里引進一個“低度私有”的概念,以概括處在一定參照系中的英國中古私有制的發展狀況。所謂“低度私有”,首先指中世紀私有制自身的發展狀況。如果把這時英國的所有制視為一個整體,那么,構成這個整體主要部分的土地并非私有,或者不如說為貴族公有或共享[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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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私有的部分主要是動產和少量不動產如住宅等。而就一般家庭來說,這些私有財產的價值要遠低于地產的價值。也就是說,私有制的發展過程尚處在較低的程度,所以稱之為“低度私有”。另外,英國的“低度私有”還可以置于幾個參照中予以認識。例如與羅馬相比,羅馬的私有制是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而且在羅馬法的保護下發展得相當完備。這種私有制及其在法權上反映的私有權對中世紀的西歐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于英國私有制形成了自然的比照。與同時期的法國相比,這種私有制也處于較低水平。因為法國直接繼承了羅馬私有制的基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