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黃宗羲“風雷之文”詩學思想內涵淺析摘要：作為明遺民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黃宗羲提出了契合時代精神的“風雷之文”詩學思想學說。他認為，“風雷之文”的產生是一種客觀規律，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產物，具有特定內涵：創作主體方面，應具備強烈的愛國精神、愛民仁民的高尚道德、匡時救世的精神、敢于創新的勇氣、追求真理的毅力、戰勝困難的精神等。文本方面，內容上，風雷之文說強調詩人應注重表現真歷史、真感情；形式上，風雷之文說推崇詩人因遭遇亂世產生的情感所表現出來的詩歌的奔放、剛烈、直露的陽剛美和悲憤、孤冷、壓抑的感傷美的風格。詩歌功能方面，風雷之文說強調詩歌的社會批評功能，尤其突出“史”的作用。

關鍵詞：黃宗羲風雷之文詩學思想內涵

明末清初偉大的思想家、學問家黃宗羲，是一位堅定的明遺民代表人物，明清交替之際的生活經歷和時代背景，使他形成了獨特的思想價值觀，在詩學領域，他提出了獨具時代特色的“風雷之文”說。

一、“風雷之文”詩學思想的提出

在《縮齋文集序》中，黃宗羲借助評論其弟黃宗會文章之機，提出了“風雷之文”說：

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于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于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圣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于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于大隧，風落山為盅，末幾而散矣[1]13。

黃宗羲指出，陽剛的文風，遇到盛世，以陽對陽，則感染力不強；陰柔的文風，遇到盛世，陰陽激而為風，但時間不長即散去，影響不遠。唯獨陽剛之文，遇到亂世，才具有極強的感染力。這里的所謂“陽氣”，實際上是民族的普遍的心理精神愿望和需要。在易代之際，這種愿望和需要遭到禁錮，受到壓抑，一旦迸發，“留于天地”，則“搏而為風”、“擊而為雷”，“發為迅雷”之文。

在黃宗羲看來，遺民的使命就在于在民族危亡之際，燃燒自己以把民族精神的心靈之光和民族文化的智慧之火傳給后人。誠如他在《萬履安先生詩序》中所講的那樣：“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史于是而亡矣。猶幸野制謠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于爛紙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后詩作乎？”[1]49

黃宗羲認為，遺民應自覺地承擔起傳承中華文明的神圣使命，當然，這種傳承方式應該是多樣的，在殘酷的鐵蹄蹂躪下，在血與火的現實前，要么挺身浴血，要么逃跡山野，不是抗爭，就是沉默。但即使是沉默，也是憤苦之火的內焚形態，依然是一種勵志自守式的抗爭。

作為一位有著洞穿古今，瞻視未來的高遠眼光和淑世熱腸的遺民，黃宗羲無法忍受異族統治的黑暗現實，他要抗爭，除了直接組織兵力，參加武裝斗爭之外，還訴諸另一種斗爭形勢――文學。“詩在明亡之后，不啻士人的一種生存方式”[2]。

從這個角度，或許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詩學理論，特別是“風雷之文”說。

遺民，是特定時代急劇的政治風云變換中形成的一個特殊群體，黃宗羲作為一個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的明季遺民的代表者，易代的痛苦體驗使他作為一個詩論家，特別重視詩與時代的關系。他著眼于闡述詩對時代的依附和作用于時代的關系，最終形成了“風雷之文”的詩學思想。

二、“風雷之文”詩學思想的基本內涵

黃宗羲把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現象作為規律揭示了出來。我們可以得出其“風雷之文”詩學思想理論的基本內涵。

從創作的主體上看，黃宗羲認為，遺民是以“不寄于眾而寄于獨，不寄于繁華而寄于岑寂”[1]108的形式而存在，他們“獨”且“岑寂”，正所謂“天生豪杰，為斯世所必不可無之人”[1]681。但他們是“天地之元氣”，是“豪杰”，這種“天地之元氣”的豪杰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種精神品格：

一是強烈的愛國精神。“蓋忠義者天地之元氣，當無事之日，則韜為道術，發為事功，漠然不可見。及事變之來，則郁勃迫隘，流動而四出，賢士大夫H起收之，甚之為碧血窮，次之為土室牛車，此皆氣之所憑依也”[1]520。這種愛國的“忠義”精神平時可以“韜為道術，發為事功”，當家國巨變時，則“郁勃迫隘，流動而四出”，表現為激烈的斗爭或隱居生活。當然，后者是黃宗羲所不贊同的，是“次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盡管錢謙益詩歌藝術水平很高，二人又私交甚篤，錢謙益臨終前委托黃宗羲為其撰寫墓志銘，但黃宗羲終究沒有動筆，其原因蓋出于錢謙益為貳臣之故。

二是愛民仁民的高尚道德。“仁者愛人”是儒家基本的民本思想，作為深受儒家精神浸染的士人，更當親身實踐之。易代之際，生靈慘遭涂炭，更需要這種精神。黃宗羲從“志仁者從民生起見”的認識出發[1]146，指出豪杰應當從天下民眾的生存出發，而不應當“從一己之見”，否則的話，利己害民，成為“小人”或者“暴君”。特別是后者，危害更大，是“寇仇”、“獨夫”，因為他們“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1]2，所以黃宗羲強調，“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1]5，豪杰就應當終其一生追求這種“愛民仁民”的高尚品德。

三是以匡時救世為旨歸。在《破邪論?從祀》中，黃宗羲把那些在現實中實踐了儒家匡時救世精神的人與創始了理學系統的人并舉于同等地位，突出匡時救世的重要性。“上下千古，如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為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孔子曰：‘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彼周、程、張、朱，不當事任，其行未大光，然由其言，而其行可信也。七公有其行矣，反不可信其人乎？七公不過學孔子之學，以有其行，豈別有所授受出于孔子之外，而自立一門戶乎？抑孔子之學，逗}拘謹，止于自為，不與治亂相關，凡古今震動之豪杰，一概溝而出之歟？”[1]193在理論方面，諸葛亮等七人雖沒有周、程諸人的功勞大，但同樣以天下為己任，“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于疾風狂濤之中”，這些“古今震動之豪杰”，無不愛民親民，講求仁義，而仁義與事功是相結合的。在《國勛倪君墓志銘》里，黃宗羲指出：“古今無事功之仁義，亦無不本仁義之事功。”[1]498再結合上文分析的他所堅持的經世致用的遺民觀，我們就不難理解他為什么要強調匡時救世的精神。畢竟“儒者之學，經緯天地”，那種“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云霧”[1]433者是“腐儒”、“俗儒”，不是勇于重任、建功立業的豪杰。

四是要敢于創新。黃宗羲認為，人具有能動性，身外之物都是我們的認識對象，如果墨守成規，則不可能獲得“元氣”，成為豪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宛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1]6黃宗羲深刻指出：“學莫先于立志，立志則為豪杰，不立志則為凡民。凡民之后興者，草上之風必偃耳。吾因而有概。如洛閩大儒之門下，碌碌無所表見，僅以問答傳注，依樣葫蘆，依大儒以成名者，是皆凡民之類也。故吾讀宋之文集，遇此等便不欲觀，無奈世眼易欺，不敢置可否于其間，使此學日流于膚淺耳。”[1]151這就是說，具有“元氣”的豪杰與“凡民”的最大區別就是創新精神，因為立志于創新，豪杰便生機勃勃，卓然超眾，因為沒有創新，凡民便庸庸碌碌，暮氣沉沉。

五是要有追求真理的毅力。黃宗羲強調：“蓋道非一家之私，圣賢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于道者也。”[1]351圣賢所闡發的根本道理，為各家各派所發揚，“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1]48“有至有不至”，這就需要我們去鑒別，去探索，但這探索的過程是漫長的。“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1]48黃宗羲不僅這樣說，而且這樣做。“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于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于書無所不喟者。”[1]3他用實踐證明了認識真理的艱巨性和復雜性。

六是要有戰勝困難的精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對具有豪杰精神的遺民來說，尤其如此。“古來多少豪賢士，遭亂流利只茍全”，[3]政治上，遺民們不斷受到清廷的打壓，經濟上，近乎赤貧的困頓，生存環境的惡劣，使他們無法保持道德的高揚。黃宗羲痛心疾首地指出：“余觀今世之為遺老退士者，大抵齷p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1]341這樣“齷p治生”、“丐貸江湖”、“拈香嗣法”，還談何“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充其量只能是一個不仕新朝的遺民空殼。

在《張元岵先生墓志銘》里，黃宗羲記述了遺民沈繼震做學問的艱辛：“矮幾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為何物。”[1]402黃宗羲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在《吾悔集題辭》中，他訴說了自己為“米鹽俗事”所困的窘局。在《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志銘》里，黃宗羲又強調了遺民“生”的不易：“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1]284面對這樣的困境，黃宗羲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了很好的回答。“天移地轉，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1]4。憑著這樣一種不畏艱難的精神，黃宗羲最終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在《靳熊封詩序》中，黃宗羲說：

從來豪杰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茍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郁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為之動色，而況于其他乎？[1]62

在論述中，黃宗羲指出，詩歌與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是杰出人物“一生之精神所寓”，這種“精神”是作家的理想和愿望。反映遺民詩人理想和愿望的詩文，不會為當權者所容，無人敢傳播張揚，但這并不能使遺民詩文被消滅掉而不存于人間，因為它代表的是時代的精神，是民族的愿望。高揚的天地正氣，“坌憤激訐”，終究要“溢而四出”，流傳后世。這樣的作品就是豪杰理想人格的生動體現。

正是具有了上述品格，黃宗羲才最終能成為一代豪杰，在詩學等領域他用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后代人，所以錢鐘書先生把他和顧炎武、王夫之等比較后指出：“顧王不過沿襲明人風格，獨梨洲欲另辟途徑，殊為豪杰之士也。”[4]

從文本的特征來看，內容上，“風雷之文”說強調詩人應注重表現一個字――真，即真歷史、真感情。

真歷史方面，反映晚明政治腐敗、官吏貪暴、民生艱難；記錄明清戰爭，揭露清兵殘酷暴行；歌頌民族忠烈、抗清志士等是風雷之文創作的主要內容。如錢秉鐙的“狂賊昔猖獗，諸蕃皆炭T”[5]374，反映了晚明士風日下，民生艱難的事實。“可憐佳麗地，士女成炭T”[5]380，揭露了清兵瘋狂殺戮的“揚州十日”的史實。黃宗羲也寫下了《卓烈婦》一首，贊揚了揚州陷于清兵鐵蹄下的普通婦女的忠義行為，“兵戈南下日為昏，匪石寒松聚一門。痛殺懷中三歲子，也隨阿母作忠魂”[5]288。

此外，對民族英雄史可法、陳子龍、張煌言等人的歌頌，在遺民詩人的筆下均可成為風雷之文。黃宗羲曾指出：“中土時文之士，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孤老遺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蕩為冷風野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1]111可見，他的目的就是激揚社會正氣，讓后來者通過閱讀遺民的歷史事實，感受遺民崇高的精神品格。所謂“讀者追想其風慨，累噓而不能已”[1]519。

就表現的真性情來說，緬懷故國，志在恢復之前；流連山水，寄托襟懷之情；暢談友情、親情，激勵志節之情等都是可以入詩的。黃宗羲認為：“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1]669風雷之文更是如此，是否具有真感情是其取舍標準，特別是對于遺民來說，淺斟低唱，無以表達其內心的亡國之痛，只有那些包含了真情的正氣沖天的風雷之文才足以“感天地動鬼神”[1]48。

就形式而言，黃宗羲指出：“古來論詩者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之詩由學力所成，詩人之詩從鍛煉而得。”[1]8在這段話里，他把詩歌分為兩種，即“文人之詩”和“詩人之詩”，“文人之詩”是“學力”的凝聚，是“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1]204，“詩人之詩”是“鍛煉”的結果，“刻畫于篇章字句間，求其形似而已”[1]58，是遠離真情的。風雷之文說推崇詩人因遭遇亂世產生的情感所表現出來的詩歌的奔放、剛烈、直露的陽剛美和悲憤、孤冷、壓抑的感傷美的風格。就黃宗羲個人創作而言，有學者指出，他的詩歌具有下字重拙、造語生新、取境荒寒、句法拗折、以俗為雅等藝術特色[6]，始終讓人感到一種悲憤與感傷。這可以說是他內心真實世界的外在表現，唯其如此，詩人的那種遺民情操和愛國精神才能力透紙背，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

從詩文的功能來看，風雷之文說強調詩歌的社會批評功能，尤其突出“史”的作用，即真實地記錄遺民的抗清史實。陳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國維時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7]對于黃宗羲來說，這話同樣適用。“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于獸，獸不可雜于人也”[1]12。面對清朝入侵，民族文化即將覆滅的可能，他發出“國可滅，史不可滅”[1]309的吶喊。在《朱人遠墓志銘》中，他說：“至于學道之君子，其凄楚蘊結，往往出于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1]484強調詩人在現實世界的不平遭遇要通過詩歌反映出來。在這種民族矛盾尖銳時期，特別是清朝政府已經建立的時局下，那些為抗清斗爭而努力的愛國志士，為保持節操而堅守民族文化的遺民尤其需要大書特書，以補正史之闕。在《南雷文定凡例四則》里，黃宗羲說：“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于此可考見。然牧庵、明善皆在廓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氏之缺文一也。”[1]83在《海外慟哭記》中黃宗羲就記載了明代遺民林化熙的“吾頭戴吾發，吾發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1]216的誓死宣言。從這層意義上看，風雷之文的文學創作可以說是抗清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所表現出的鮮明的反清思想，強烈的民族情感是為當朝所不容的。這就不難理解當時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所謂的“內集”，即不公開流傳的作品集。全祖望在為以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甬上詩社的李杲堂詩文集作序時便指出：“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于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泄，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其秘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