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傳染病的流行是影響我國牛業高效發展、食品安全和公共衛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養牛規模化集約化水平提高、國內外貿易日益增加等各種自然和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國內牛傳染病的流行和防控負擔不斷增加。認清疫病流行現狀、挑戰和發展趨勢是有效防控牛重要傳染病的前提。我國牛傳染病的流行現狀我國牛重要傳染病一般是指列入農業農村部《一、二、三類動物疫病病種名錄》(簡稱《名錄》)中的病種。與2008年版相比，2022年發布的新修訂名錄對牛重要疫病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包括：8種疾病由二類疫病降級到三類，刪除了3種病，新增了14種三類病，2種病進行更名。《名錄》中，牛傳染病有49種，其中多種動物共患病33種。4種一類共患病中，只有口蹄疫在局部流行，牛瘟和牛傳染性胸膜肺炎在我國已消滅，牛海綿狀腦病從未發生過;二類病中，布魯氏菌病(簡稱“布病”)、牛結核病、炭疽等是重要人畜共患病。牛結節性皮膚病是2019年首次暴發的新發傳染病，牛白血病曾經得到控制，但呈再現趨勢。牛重要傳染病的流行現狀根據農業農村部《獸醫公報》公布數據，2016～2021年間，排序前4位的牛重要傳染病是布病、結核病、牛結節性皮膚病和口蹄疫。根據《國家布魯氏菌病防治計劃(2016-2020年)》，我國布病采取分區防控策略，一類區采取“免疫-檢疫-撲殺”策略，二類區和海南省采取“檢疫-撲殺”策略，同時種畜不免疫，奶畜原則上不免疫。2022年農業農村部發布《國家動物疫病強制免疫指導意見(2022-2025)》和《畜間布魯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動方案(2022-2026年)》，畜間布病防控策略采取“因地制宜，綜合施策”和“一地一策”。免疫區免疫密度常年保持在90%以上，免疫建檔率100%，免疫奶牛場備案率100%，免疫評價工作開展率100%。新政策一方面給布病免疫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同時對免疫動物的管理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我國各地牛結核病的具體流行率不完全清楚。據《獸醫公報》數據，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報道了疫情，陜西、新疆、內蒙是報告疫情數較多省份，整體趨勢表現為北方地區顯著高于其他地區，與養牛優勢區分布基本一致。我國牛口蹄疫整體表現為散在點發，但也可能在局部流行。據《獸醫公報》統計數據，2016年1月至2021年9月間共有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布了疫情，流行的口蹄疫病毒主要為〇型。2009年以來未報告過亞洲I型口蹄疫疫情，2018年以來未報告過A型口蹄疫疫情。口蹄疫病毒還表現出遺傳和地理上不同的進化譜系，各譜系之間可能沒有完全的交叉保護，這可能是臨床上免疫失敗的原因之一。春季是牛口蹄疫流行的主要季節，新疆和西藏是口蹄疫的高發區，可能與邊境地區放牧，易受到鄰國感染動物和非法跨境運輸帶毒動物的影響有關。牛新發傳染病的流行現狀隨著國際、國內活牛及其產品的貿易量逐年遞增，病原微生物從境外輸入的風險不斷加大。同時，藥物、疫苗和體內外環境壓力可能導致已有病原體出現變異，包括毒力變異、宿主嗜性、棲息地和耐藥性改變等，共同促使新發病的不斷出現。牛結節性皮膚病(LSD)最早起源于非洲贊比亞，逐漸向東歐、西亞和中亞蔓延;2018年，沿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邊界向東接近我國新疆邊境地區;2019年8月，伊犁地區首次暴發該病，截至2021年9月國內共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布了牛結節性皮膚病疫情，包括臺灣地區及廣東、海南和內蒙古等邊遠省份。LSD的發病率為5%～85%，病死率在5.0%左右，嚴重時可達20%。牛遠距離貿易交流頻繁、缺乏對新發病的認知和防疫意識淡薄導致外銷或引入發病牛、外購牛未隔離檢疫即并群、未能及時向政府主管部門報告疑似疫情并積極采取隔離封鎖措施等，都是導致該病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我國曾于1983年從乳腺炎牛乳中分離到牛支原體，但直到2008年才首次報道牛支原體肺炎，發病率為50%～100%，病死率平均約10%，嚴重時可達50%以上，給養牛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隨后證實牛支原體是肉牛運輸應激綜合癥和牛呼吸疾病綜合征(BRD)的主要病原之一。我國與國際上牛支原體所致牛呼吸疾病綜合征都是養牛業走向規模化、集約化和專門化導致的結果，一方面長途運輸成為肉牛業異地育肥的必需環節，運輸應激誘發了以牛支原體肺炎為主的運輸應激綜合征。另一方面，新分娩牛的支原體乳腺炎導致了新生犢牛的牛支原體肺炎。此外，牛支原體感染還可導致關節炎、結膜炎、中耳炎等多種疾病癥狀。常發傳染病的流行現狀牛的常發病中，牛呼吸疾病綜合征和腹瀉病發生率占比最高，具有多病原混合感染、難診斷、難治療、難預防等特征。國內外報道的牛呼吸疾病綜合征相關的病原體已超過10種。國際上關于BRD的經典病原譜與我國類似，包括牛呼吸道合胞體病毒、牛冠狀病毒、牛傳染性鼻氣管炎病毒、牛副流感病毒3型、牛病毒性腹瀉病毒、溶血性曼氏桿菌、多殺性巴氏桿菌、睡眠嗜組織菌和牛支原體等，但不同時空和畜群間，病原體種類及其混合感染的病原體組合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病原體種類在不斷增加，各病原體的優勢序位也在不斷改變，其中牛支原體的排序明顯前移。犢牛腹瀉是影響犢牛存活率的最主要病種，大腸桿菌、輪狀病毒、牛病毒性腹瀉病毒、牛冠狀病毒等都是主要病原體，同時混合感染率達85.53%，其中星狀病毒與輪狀病毒共感染占70.77%。混合感染增加腹瀉發病風險，如犢牛單純感染輪狀病毒和星狀病毒發生腹瀉的風險較不感染高1.96倍和2.15倍;但星狀病毒與輪狀病毒混合感染發生腹瀉的風險較星狀病毒和其他病毒感染高8.14倍;而星狀病毒、輪狀病毒和Kobu病毒混合感染導致腹瀉的風險較星狀病毒與其他病毒混合感染高14.82倍。多病原混合感染導致臨床上疾病的診斷和治療難度增大，進一步促發了牛病流行，并加大了危害程度。部分曾控制的傳染病的再流行我國已經消滅了牛肺疫和牛瘟。牛瘟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消滅，但牛肺疫在非洲國家尚有流行，有再度傳入我國的風險。牛布病曾在20世紀80～90年代被基本控制，1992年人和畜間布病也降到較低水平，但自1996年以來，牛布病在我國的發病率呈持續上升趨勢，至2020年后一直維持在高位。牛白血病是由牛白血病病毒所引起的是一種以淋巴細胞異常增生為特征的致死性惡性腫瘤性傳染病。在1985年之前我國牛白血病流行率高，為38.5%，1986～1990年為4.3%，2001～2010年流行率降至0%。但2016年之后又升至9.3%，甚至可高達49.11%，基因型主要是4、6和11型，大有卷土重來的趨勢。因此，應盡早采取“檢疫-淘汰”措施凈化牛白血病隱性感染，防止該病再度危害我國養牛業。我國牛傳染病防控面臨的挑戰牛傳染病的防控是一個系統工程，來自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外部因素和牛業自身特點、牛傳染病防控技術進展等方面的內部因素均會影響牛傳染病防控，形成各種挑戰。外部挑戰當前我國養殖業及整個經濟社會已邁入綠色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階段，政府層面對動物疫病防控的頂層設計、重大和重要傳染病的防控規劃、監測計劃、防控產品的行政審批、貿易和消費行為等，都不同程度地影響牛傳染病的有效防控。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挑戰。非洲豬瘟自2018年8月傳入我國至今，給我國養豬業造成了巨大損失。政府、企業、各技術研究與推廣單位等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抗擊非洲豬瘟，勢必在政策支持上和資源分配上一定程度地影響牛重要傳染病的防控。此外，對牛口蹄疫、布病和結核病、結節性皮膚病等重大和重要病的重視及傾斜，也影響到對其他牛傳染病的防控投入和重視。基層獸醫機構力量減弱。自2018年以來，全國農業農村系統在持續推進新一輪改革，撤并了畜牧獸醫行政管理機構，已經形成的獸醫垂直管理脈絡發生改變，基層獸醫防疫體系不完善，甚至在獸醫衛生監督等方面出現“網斷”“人散”局面，基層獸醫防疫隊伍規模和能力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同時，養牛業面臨的生物安全壓力越來越大。2021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將“防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動植物疫情”列于八大生物安全活動之首，標志著國家對動物疫病防控的要求越來越高，牛傳染病流行是動物疫情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牛結核病、布病一直是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只有“堅持人病獸防、關口前移，從源頭前端阻斷人獸共患病的傳播路徑”，才能有效控制這些疾病。然而，養牛場生物安全水平相對較低，一般處于開放狀態，生產區與外周環境直接相通;陸地野生動物和犬等流浪動物以及飛禽可直接進入牛場，與牛只接觸或污染水源和飼料;相當比例人員的生物安全意識較差，場區消毒設施水平較低，進入場區的人、車、物的消毒和隔離措施執行較差，導致傳染性病原傳播風險大。牛傳染病防治產品研發和產業化也面臨著重大挑戰。農業農村部為規范新獸藥研發活動管理和提高新獸藥產品的質量和創新性，推動實施《獸藥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簡稱“獸藥GCP”)和《獸藥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簡稱“獸藥GLP”)，對研究單位的臨床試驗資質進行了嚴格規定。由于牛為大型反芻動物，實驗室需要較大的飼養面積，并應配備秸稈類粗飼料等供應條件，當前只有少數單位獲批牛用新獸藥研發的GCP/GLP資質，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牛用新獸藥的整體研發速度。此外，國家對部分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實施限制或禁止政策(農業農村部公告第194號)也一定程度地導致了牛病流行，如飼料中停止添加莫能菌素(又稱“瘤胃素”)后，牛腹瀉等發病率明顯增加。活牛貿易的挑戰。牛產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牛貿易的發展，“買全國、賣全國”的大范圍運輸導致牛傳染病遠距離傳播的風險加大，現場檢疫難以做到精準和全面，是牛傳染病發生和傳播的重要原因，其主要機制包括：運輸應激和反復調運導致牛體抵抗力降低和病原微生物增殖傳播，現有檢測和鑒別診斷技術及其產品不能滿足市場快速通關的需求，潛伏期、隱性感染和康復帶毒牛難以臨床甄別，可追溯體系不健全導致溯源困難等。屠宰檢疫和線上消費的挑戰。定點屠宰、檢疫和可追溯是牛傳染病有效控制的重要手段。但受整體飼養量小和規模化程度低等影響，我國尚未實施牛定點屠宰，私屠濫宰現象嚴重，給牛傳染病傳播帶來隱患。同時，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網購、直銷和直播帶貨等新型消費形式日益普及，范圍可遠至跨省跨國。線上直銷符合人們對新鮮和低價農產品的需求，但卻可能是市場檢疫的盲區，增加了病原體的傳播風險。內部挑戰牛重要傳染病流行病學家底不清，缺藥、少醫是新時期牛病防控面臨的內部挑戰。疾病流行病學家底不清楚。一方面，我國養牛業規模化集約化程度較低，養殖模式差異大，重要病種多，流行范圍廣，病原體多亞型、多毒株共同存在，混合感染普遍，給牛傳染病確診帶來不便，也嚴重影響了流行病學的調查統計。另一方面，相關各方對牛重要傳染病的疫情透明化顧忌較多，如管理層面涉及問責、業主層面考慮政府補償額度遠低于市場價格等，也是我國重要牛傳染病流行病學家底不清的重要原因。此外，管理部門對牛病，尤其是新發病缺乏認知、防疫意識淡薄，不能第一時間向政府報告疑似疫情等，也是因素之一。牛病防治技術和產品少。雖然針對牛常見疫病的流行特點的各種新型診斷方法、試劑盒和設備正在逐步研發、產業轉化和應用，但長期以來投入少，底子薄，牛體試驗成本大，試驗要求高，過程慢，獲新獸藥注冊的產品很少。我國在牛傳染病診斷、預防和治療等方面的技術和產品相當缺乏，遠不能滿足防控需要。此外，牛病檢測、診斷、治療和預防是專業性強、經驗和時效性要求高的工作，需要職業獸醫進行服務。但整體說來，我國獸醫服務社會化尚不呈體系，水平較低，與牛病防治的行業需求差距較大。我國牛傳染病防控趨勢和建議政府層面，將進一步推動養牛重要病種如牛布病和結核病的凈化、區域凈化以及無疫小區和無疫區建設。新發布的《全國畜間人獸共患病防治規劃(2022-2030年)》，列出了24種主要畜間人畜共患病，其中布病、牛結核、炭疽、日本血吸蟲病、包蟲病、牛海綿狀腦病等均是重要牛病。并且針對種畜場(站)和規模奶畜場，提出了2025年和2030年的凈化或無疫的階段目標。同時，“管大放小”趨勢越來越明顯，給予地方和養殖業主更大的自主權，進一步體現養殖業主在獸醫防疫中的主體責任，如：監測任務實施第三方檢測機構委托服務，取消政府采招疫苗，改為企業或養殖場自行采購、先打后補;在撲殺補替上，鼓勵保險、風險基金等社會資金參與。此外，獸醫服務社會化體系將進一步完善，其構成更加多樣化，服務更加全面和系統，如一些第三方檢測服務實驗室已開始建立檢測、診斷、用藥、預防等“一站式”技術服務，獸藥產品生產銷售企業也在嘗試產品銷售和獸醫服務“一體化”模式，以體溫監測為核心技術的疾病預警技術進一步完善了這種“一體化”服務模式，養殖企業與第三方服務檢測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闡明牛重要傳染病的流行本底是有效防控的前提。因此，政府和養殖業主都有必要重視并深入、系統和持續地開展牛重要傳染病的獸醫流行病學研究，以獲得較為清晰的流行現狀和防控數據，對可能新發和再現的牛傳染病進行動態的風險因子評估和預警，以制定防控預案;跟蹤優勢病原體的遺傳進化規律，建立病原學數據庫，為牛病防控提供參考資料和決策依據。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牛傳染病防控仍將面臨缺醫少藥的局面，各部門都應積極支持和盡力促進新型疫苗和藥物的研發和產業化。進一步完善產學研聯合機制，整合資源促進新型疫苗和藥物研發。在疫苗方面，積極推進針對牛呼吸疾病綜合征和牛腹瀉疾病綜合征為代表的牛常見重要病疫苗的“一針防多病”的高效多聯多價苗;加大提高現有疫苗如布魯氏菌病疫苗的安全性和保護力研發;加大急需短缺疫苗的研發，如可區分自然感染和人工免疫的標記疫苗。在藥物方面，由于化學藥物研發成本高、周期長，一方面需更加關注中獸藥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