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在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問題及解決建議社區防控在疫情防控中無疑起著基礎性作用。城市社區體量大、流動性強、社區情況復雜，相比而言，基層社區防疫力量十分薄弱，城市社區治理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真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城市社區在疫情中暴露的問題1、社區基層組織懸浮，居委會行政化色彩過濃。城市社區基層組織力量薄弱并非僅僅源于社區人手不夠，還有更主要的兩方面原因：一是基層社區作為治理體系末梢，需要應對自上而下的不同部門各個條線的大量檢查、督查、評估，不僅要承擔各種自上而下的目標任務考核壓力，還有各種評比、創建活動，基層干部在應付各種檢查、做表格、想方設法搞特色、搞活動以及辦事留痕方面就要耗費大量精力。另一方面，城市社區面對大量陌生、流動的社區居民，熟悉群眾就比較困難，更別談動員群眾，從而致使社區工作日常時期疏于聯系群眾，乃至放棄群眾路線。平時沒積累群眾資源、治理資源，非常時期自然就更加無法識別群眾、發動群眾，導致關鍵時刻社區工作無抓手。在當下抗疫關鍵時期，遇到諸如社區干部填填表格，做做樣子；社區群眾擺架子，提要求，也就不足為怪了。只有確保日常工作做到位，關鍵時刻才能有抓手。2、群眾缺乏參與意識，居民自治難以激活。防疫抗疫不能僅指望社區基層工作人員，關鍵在于能否將居民組織。居民自治一直是社區基層工作的難點，也是社區基層改革一直力圖突破的地方，但實際來看，改革多年還是不得要領。在這種關鍵時期，如果城市社區居民自治還是難以激活，那么居民自治將是一紙空談。就不少社區現狀來看，疫情當前社區居委會還是傾向于包辦一切，而事實上又力不從心，于是引來各種罵聲。激活居民自治的關鍵還是在于改變防疫抗疫的方向和思路，具體來說，還是要從群眾生活的小事、細節出發，想方設法將社區群眾組織起來。以小區送快遞為例，不少小區自從社區禁止快遞員送貨上門后，快遞員全部將快遞放于一個集中點，每次找快遞都是翻半天，不少快遞錯拿遺失。這是不少社區居民面臨的普遍問題，居委會光接居民投訴一天就幾十個，社區完全可以借此跟樓棟長或居民協商，在每棟居民樓或每幾棟居民樓之間設一個臨時快遞點，或采取其它方法來解決快遞問題。再比如，防疫抗疫期間的買菜送菜問題也是居民普遍面臨的問題，社區平臺卻搞一些離實際生活大多數人很遠的噱頭，就筆者所看到的一個老舊小區，社區平臺這時候還是掛著年前社區請了某服飾專家講了服飾禮儀之類的新聞，而事實上這個老舊小區很多高齡老人群體。在社區工作的常態時期，我們也經常看到社區為調動居民參與積極性，在增加社區參與途徑上做足了文章，搞各種看似豐富多彩的活動，而實際參與的都是些固定群體，都是些老面孔，這些社區參與專業戶不少都是為了活動的物質獎勵來的。這種活動辦得再多，也無法提高社區治理效果，反而適得其反，造成居民對居委會和表面積極分子的反感，甚至造成一些居民的被排斥感。另外，識別群眾教育群眾也非常關鍵，前幾日，有記者就報道在疫情肆虐，國家的防控政策愈加嚴格的情況下，武漢某社區還有確診病例不服上級要求堅持要在家自行隔離，拒不接受入院診治，因患者是老人，社區無法強行對其隔離，社區工作人員近似哀求其入院隔離都不行，最后還是其他業主和業委會發現后施加壓力，鄰居們無奈輪流打電話報警才最終將病人送入方艙醫院，而此后其家屬依然乘坐小區公用電梯下樓扔垃圾。不僅要讓居民有參與意識，有參與途徑，懂得爭取權利，更要懂得承擔責任和義務。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基礎是群眾有真正的公民意識，在一個不懂得承擔責任和義務的社會提高自治能力幾乎是不可能的。總之，群眾有需求就有很多深入群眾的契機，社區工作不去抓住這些群眾的實際需求，識別群眾、教育群眾、發動群眾，總是搞一些形式主義的東西，只會讓居民自治越走越遠，愈發偏離自治方向。3、社區物業管理服務能力滯后，社區物業參差不齊。當前，城市社區的基本運轉主要由物業公司維持。一些開發商較好的商品房小區，物業管理及服務能力都還好，不過，物業服務的范疇主要限于公共環境及基本公共設施的管理維護上。物業公司很難直接對接社區居民日常生活的細碎小事，諸如小區居民亂停車、擺椅子凳子亂占停車位這種常見的事情，物業公司管理人員通常避之不及，這是社區居民自己的事情，他們不可能愿意為公與居民發生矛盾或口角沖突。協調不好的情況下，物業、居委相互推諉也時有發生。一些老舊小區、安置房小區，物業費收繳困難，物業公司難以為繼，不少老舊小區物業又外包，甚至有些老舊小區工作人員僅有1個，人員結構極其不穩定。防疫抗疫特殊時期，一些老舊小區物業難以發揮最基本的作用。武漢一些社區物業管理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工作卻被居民指手畫腳，社區工作人員累死累活卻不被理解，出現“社區干、群眾看”或“物業干、群眾看”的吊詭局面，這些都不是哪一個方面的原因，而在于長期以來的社區治理方向有偏差，社區治理機制沒有理順。近日，雖疫情形勢趨于下降，但物業管理跟不上，消毒、防護、隔離措施不到位，社區防疫把關不嚴，伴隨復工潮到來，疫情反彈風險增加。4、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長期存在偏差，社會組織關鍵時刻掉鏈子。當政府直接供給服務無法調動社區居民參與時，就交給社會組織服務。政府購買服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社區治理的時尚，只要有項目資金，交給專業的社會組織供給服務，政府省心，服務又專業，似乎是兩全其美的事。而事實上，這些所謂的專業社會組織真正能做到為民服務的少之又少，不乏一些社會組織就是為了套取各種項目資金。以某街道一個養老社會組織來說，又稱為某某養老合作社，主要服務高齡老人，因為能動的低齡老人的基本都不會去合作社，而去的老人通常是住在附近的幾個老人，因而該社會組織真正服務的老人其實只有幾個。但卻占了幾層樓的面積，樓上是高大上的常年關門的老人活動中心和閱覽室，使用頻率主要視上級檢查頻度和外來人員參觀頻率而定。同時該組織還雇傭了幾個工作人員，負責做飯、打掃等等，還有若干名社工。其實該養老組織主要不是提供養老服務，而是應付檢查和接待各種外來的參觀人員，領導主要負責包裝各種項目，從各種途徑搞項目。據一社工透露，一年的運轉經費達幾百萬，申請的項目經費當然也不計其數。項目越多，打造的點越高大上，視察參觀的人也越多。設想如果由居委會出面協調調動社區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或許是另一番景象。如果說這個社會組織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話，還有很多社會組織都是具有明顯的企業化色彩，而其所謂人性化、個性化、特殊化的服務本身就是一種標榜，與普通居民的大多數需求相距甚遠，甚至毫無關系。這些社會組織套取了政府的大量資源，政府調用大量資源通過這些社會組織為居民提供服務，而到了諸如防疫抗疫的這種關鍵時期，這些社會組織鮮有能夠伸出援助之手，也幾乎不可能派上用場。5、過度依賴技術治理，社區網格面廣而內空。正是在居委會、物業、居民自治、社會組織都存在某種程度失靈的情況下，技術治理被各方推崇，都指望新型治理手段能夠化解問題于萬一。在流動性較大的城市陌生人社區，技術治理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社區APP、微信平臺、社區網格等等，在問題查找、信息統計、民意反饋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果過分依賴這些技術手段，甚至試圖從這些技術手段上不斷創新尋求新意，社區治理效果恐怕就不盡如人意。就筆者在多地調研的經驗來看，不少城市社區網格僅發揮搜集問題、發現問題、上報問題的有限作用，一些網格員為完成工作量制造問題，反而造成居民的反感心理，產生的治理效果與網格投入完全不成比例。能把社區網格做到實處的通常是利用了社區本身存在的熟人社會網絡，如我們所調研的蘇州吳中區的郭巷街道，街道層面成立社區聯動中心，聯動中心主任由街道一把手兼任，將樓棟長、老黨員、拆村之前的小組長、退休干部、婦女主任、居委、物業等等都納入網格，以縱向層級關系填充橫向網格，實現上下互動和多方聯動，增加了社區治理的能動性和主動性。簡而言之，當前城市社區防疫面臨的問題，都是城市社區治理長期以來積累下來的問題，根源在于城市社區治理的方向存在問題，只是在常態時期沒有暴露出來。單純進行資源輸入、組織輸入容易，真正困難的在于社會動員能力和群眾認識水平的提升，基本制度保障建設和調動群眾參與熱情、群眾自組織建設才是城市社區治理的難點和重點，也是需要長期堅持才能見效的常態治理機制。二、意見建議城市社區治理在此次疫情中暴露的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城市社區防疫抗疫工作要做好要做得讓群眾滿意，不可能僅僅指望幾個社區工作人員，還是要動員群眾，激活社區自治，構建城市社區防疫抗疫常態化工作機制。短期來看，一是要自上而下用力，鼓勵、組織機關干部下基層，不僅可以讓機關干部帶頭走群眾路線，也能夠充實基層工作隊伍。社區基層工作人員人手緊張，疫情排查、社區防疫辦法制定、防疫知識宣傳、防疫法律、特殊時期的矛盾糾紛協調處理等等都離不開上級有關部門的指導。機關干部下基層絕不可以擺領導干部的架子，反復視察、督查，只會給基層增加壓力、負擔，引起反感，要深刻認識到過度督查評估是形式主義泛濫的根源之一，對基層一線工作人員要給予充分信任，合理引導，并肩作戰。二是要自下而上發力，發現、培育社區積極分子和社區內生自組織，以社區內生自組織充實社區基層工作隊。具體而言，可從社區內部遴選樓棟長、片長、男女小組長等，充分發掘社區熱心分子、退休老黨員、老干部、年輕大學生、社區閑賦在家的寶媽等等，把工作做在日常，積累群眾基礎，關鍵時期才能調動群眾發動群眾。疫情防控時期可以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微信群、qq群等線上組織將分散的社區居民組織起來，居委會可引導居民對具體事情展開討論，共同議事、表達需求、出謀劃策，力爭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三是加強黨建引領，將黨建工作夯實抓牢。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社區黨支部、物業黨支部、業委會黨組織及居民黨員在社區黨建中的引領作用。總之，要上下聯動，充實社區基層組織，以加強城市社區治理確保防疫抗疫工作順利開展，通過防疫抗疫促進城市社區治理落到實處。長遠來看，要改變思路，糾偏方向，理順城市社區治理體制機制。一是要切實將自治權下沉，直接賦權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