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律原則的適用一、引言法律原則的性質與地位為何一直是二十世紀法理學長期爭論的熱點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作出突破性貢獻的首先是美國學者羅納德·德沃金，他指出，法律原則是法規范之一種，與法律規則同屬法規范的下位規范，接著是羅伯特·阿列克西豐富了和發展了這一研究結論，創立了法律論證理論。目前，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同屬法規范已成為法理學及法教義學學者所普遍接受的說法。然而雖同屬法規范，但由于法律原則在邏輯結構上與法律規則迥然相異，因而二者在法律適用方式上亦有重大不同。對法律原則適用問題的認真而深入的研究不僅對法學理論的豐富，更對司法實踐具有重大意義，這在目前的中國尤其如此。二、正文在邏輯結構上，不似法律規則有具體的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及明確的法律后果，法律原則常常并不預設具體的假定條件和明確的法律后果，更不設定具體的可操作的行為模式，它只是對行為及裁判設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標準，為判決指示一定的方向，從而授權法官在具體個案中依價值判斷[s1]進行法益衡量予以適用。因此，阿列克西正確地將原則稱之為“盡力實現之誡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滿足。”然而，如果不想讓法官的價值判斷、法益衡量墜入“法感情”，成為法官個人的恣意擅斷，就必須為法律原則的適用提供一套符合事實的、他人可以理解的、便于事后審查的方法，以保證法律原則之適用仍為法律適用之品格，而不是法官操縱法律之工具。本文擬從法律原則適用的特點及其在法律適用中的功能兩方面來探討法律原則適用的方法問題。（一）法律原則的適用特點1．依價值判斷予以具體化。由規范邏輯結構特點所決定，法律原則無一例外地須依價值判斷予以具體化才得以適用。為當今各法治國所共認之權力區分原則要求，立法機關享有優先的立法權，司法機關享有法律的補充權。這種補充權具備兩個特征，即它是“候補的”與“針對個案的”。這對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同樣適用。亦即當立法機關已將法律原則之內容具體化為法律規則時，司法機關必須首先適用此種規則，而不得越過已具體化的規則直接訴求于法律原則，這在法律方法上被稱作“禁止逃向一般條款”。是故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已予具體化的部分應予尊重，只有對未具體化之部分或未充分具體化之部分，方可本其所受之具體化的委托針對個案依價值判斷予以具體化。具體化的價值判斷應參酌社會上可探知、認識的客觀倫理秩序及公平正義原則，期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及道德價值觀念的變遷。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務必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法官于價值判斷時，應依據客觀標準。此一客觀標準既非法官個人的法律感情，也非一般群眾的輿論要求，而是社會上可探知之客觀倫理秩序、價值、規范及公平正義原則。惟由于現代社會之多元，在諸多領域難以達成共識，因此客觀倫理標準為何經常難以確定。因此法官又經常須求助于法秩序，依據“特定的法律評價標準及許多它自己發展出來的基準，來具體化‘社會倫理’。”[1]（二）法官于價值判斷時，必須盡充分說理義務。法官將概括條款予以具體化，并非為同類案件確定一個具體的標準，而是應casebycase，隨各個具體案件，依照法律的精神、立法目的，針對社會的情形和需要予以具體化，以求實質的公平與妥當。[2]因此，法官必須將其具體化過程中所考慮的諸因素在判決理由中充分表明。在法律原則的具體化問題上，最大的問題顯然是如何保證法官的價值判斷符合某種客觀秩序與公平正義原則，而不致流于法官個人的主觀任意。使法官負充分說理義務無疑是重要的，但更關鍵的是將依法律原則而具體化的個別案例進行分析、整理，加以歸類，建立類型，以期作為其他正待處理案例之比較基礎。“法院裁判的事件愈多，提供比較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大；因此，作出確實可靠的裁判之機會也隨之增加，而殘留的——必須作不那么確定的裁判之——判斷空間也將隨之縮小。”[3]如此，方能最大程度地保證原則適用的客觀性和統一性。王澤鑒先生曾對誠信原則的適用案例進行歸類，建立類型，并指出，就概括條款或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具體化、類型化，對法律適用的安定性及法律的進步與發展，助益甚巨，實為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4]2．依法益衡量解決原則沖突不同于規則有明確的假定條件、適用范圍，原則的界限始終無法自始確定，而毋寧多少是開放的、流動的，其彼此特別容易發生沖突，因此法官在個案中必須一再面對確定原則適用范圍的問題。一旦沖突發生，為重建法律和平狀態，或者一種原則必須向另一種原則讓步，或者兩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須各自讓步。于此，司法裁判根據它在具體情況下賦予各該法益的重要性（weight），來從事法益衡量（weigh）。這在關涉憲法基本權的案件中表現尤為明顯。由于缺乏一種由法益或法價值所構成的確定的階層秩序，我們無法如讀圖表一般讀出結論，因此，法益衡量并非如數學計算一樣，可得測量，而總是一種取向于當下情況的評價行為。如前所述，這里最為重要的仍然是將已有案例分析、整理、歸類，建立類型，作為其他正待處理案件的比較基礎。當所積案例越多，建立的類型越細密完備，則法益衡量的評價結果確定性越大，法律適用越安定和公平。于此，再次顯出學說參與實務之重要性。二、法律原則在法律適用中的功能1．監督、解釋、補充法律之功能（1）監督法律之功能：憲法原則對法律妥當性的監督——惡法非法現代法治國家一般都承認“惡法非法”之觀念。整個法律制度都應臣屬于正義，法律的目的恰是將正義實現于人間生活。惟現代法治國已將正義或法理念具體化為憲法原則，并設立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監督憲法實施，審查其他法律、法規是否抵觸憲法，抵觸者無效。此為各國所普遍確立之違憲審查制度。這便使“惡法非法”有了制度性的保障。惟應注意的是，只有專門的憲法監督機構才有權宣布違憲法律、法規無效，而普通法院雖因有體系違反審查權而自然享有違憲審查權，但只可對違憲法律不予適用，卻不能宣布違憲法律、法令無效。（2）解釋法律之功能：客觀目的解釋與合憲性解釋法官的法律解釋活動通常會運用的解釋方法（或曰標準、因素）主要有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立法目的解釋、客觀目的解釋、合憲性解釋等。其中尤以客觀目的解釋地位最為顯著，這主要是由于在法律解釋中，文義、體系解釋方法作用比較有限，常常須求助于目的解釋，而現代法治國在解釋的目標上更傾向于客觀目的而非主觀目的，重在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標準含義，而非歷史上的立法者的心理意愿。法律原則為客觀目的的解釋標準之一，只有借助這些原則才能掌握并且表達出規整與法理念間的意義關聯。而之所以稱之為客觀目的標準，因為立法者立法時是否意識到它們的意義并不重要。法律原則對法律解釋之功能還體現在解釋方法中的合憲性解釋上。作為解釋準則的許多法律原則中，其享有憲法位階者更顯重要，這尤以憲法基本權部分中之原則為然。所謂合憲性解釋即合憲法原則之解釋，是指在多數可能的解釋中，應始終優先適用最能符合憲法原則者，只有在一項規定無法作“合憲性解釋”時，始能認其為違憲并因此無效。因此，黃茂榮先生正確地將合憲性解釋稱作法律解釋的控制性因素。法治國原則、平等原則、人性尊嚴原則等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固然都是直接有效的現行法，但作為“原則”它們是須填補的準則。于此，立法者依憲法享有具體化的優先特權。這意味著，原則如有不同之具體化可能性時，法院應受立法者選擇之可能性的拘束。只有而且只要當立法者的規整根本抵觸憲法原則，換言之，根本算不上具體化的可能方式時，法律即因違憲而歸于無效。（3）補充法律之功能：類推適用及目的論限縮等法律解釋與法律續造并非本質截然不同之事，毋寧應視其為同一思考過程的不同階段。法續造中必然包含法官的創意性成份，而單純的法解釋中亦有創意成份，其間僅有程度上的不同。因此，解釋幾乎可以不間斷地進入漏洞填補階段。所以，解釋之際發生作用的標準對于法律漏洞的填補，亦具有重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