遞增階梯電價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研究嵌入分時電價更有效嗎（下）

(二)動態分析由杭州峰谷階梯電價的特征(如表1所示)可知，谷時狀態的階梯價格明顯低于峰時狀態(谷時的最高價低于峰時最高價)。比較表1與表4所示結果顯示，在谷時狀態下用階梯電價替代統一電價所致的價格差，也大于峰時狀態。結合杭州市的分時電價數據，表10得出峰谷分時的兩類效率成本值結果。表10家庭效率成本2009—2011年份時變化表項目收入(萬元)—峰時谷時年份—200920102011200920102011電量＜0.8電量(千瓦時)101.7111.7114.693.2100.2101.60.8～1.5電量(千瓦時)109.3123.6129.5100.6110.6117.3＞1.5電量(千瓦時)135139.516097.3102.1120.2人均＜0.8再分配效應(元)0.3790.3180.1680.5150.4860.288無謂效率損失(元)0.4880.5850.6220.6550.8210.8260.8～1.5再分配效應(元)0.5330.5260.3090.7090.7140.591無謂效率損失(元)0.5150.6280.6830.6940.890.928＞1.5再分配效應(元)0.8850.4871.2470.226-0.0430.65無謂效率損失(元)0.5960.680.7940.6770.8340.947所有家庭總效率成本(元)0.9911.020.9811.2311.371.309再分配效應(元)0.4830.4110.320.5590.5220.434無謂效率損失(元)0.5080.6090.6610.6720.8480.875總效率成本占電費比(%)1.561.451.334.174.263.87總計＜0.8月總效率成本(萬元)100.379105.11892.459135.44395.65130.44月總效率成本(萬元)83.16692.38980.284111.42571.252123.0080.8～1.5月總效率成本(萬元)29.84123.35341.28818.19916.69232.301月總效率成本(萬元)213.385220.86214.03265.067296.562285.748＞1.5再分配效應(萬元)104.00188.93769.845120.432112.96894.735無謂效率損失(萬元)109.385131.923144.186144.635183.594191.014所有家庭再分配效應百分比(%)48.7540.2732.6346.3438.0933.15無謂效率損失百分比(%)51.2559.7367.3753.6661.9166.85—峰/谷時總效率成本占比(%)46.3444.0542.4453.6655.9557.56由表10中2009—2011年三年間的峰谷電量變化情況可知，分時電價“削峰填谷”功能在各收入組家庭間的效果差異明顯。首先，低、中、高收入組家庭在峰時狀態下的電量每年都依次增加，增長幅度在7.4%～23.5%之間。但是在谷時狀態下，電量消費并未呈現出隨著收入增加而增加的趨勢，由于高收入家庭將峰時電量轉向谷時狀態下的電量轉移量較小，中等收入家庭在2009—2010年的戶均電量均超過高收入家庭3.4%與8.3%。到2011年，隨著分時電價與階梯電價的深入實施，谷時狀態下的電量也呈現出按照收入逐次遞增的情況。對于再分配效應，與理論分析一致，低、中兩個收入組家庭在谷時狀態下所實現的再分配效應比峰時更大，低、中收入家庭在谷時的再分配額比峰時高26.4%與24.8%；且低、中收入家庭谷時的再分配額占總效率成本的比例也比峰時高1%～7.8%。即谷時為實現同樣額度的收入再分配額需要付出的無謂損失較之峰時更小。但對高收入家庭的實證結論與理論分析不符，高收入組谷時的再分配額嚴重低于峰時，谷時最大的再分配額也低于峰時2009年的再分配額26.7%，并在三年間出現劇烈波動。這與電量分析的結論一致，由于分時電價削峰填谷的政策目標在高收入家庭中未能有效體現，高收入組的谷時電量與中、低收入組差異明顯，導致高收入組谷時的再分配效應呈現出較大波動，甚至出現了2010年谷時的再分配值為-0.043元，也就是說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得益更大。到2011年，隨著用電量與收入的匹配，谷時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逐步符合公平原則，但谷時高收入組的再分配效應仍然低于峰時。對無謂損失的分析顯示，無論是峰時還是谷時，2009—2011年所有收入組的無謂損失均呈現出逐漸上升的趨勢。對于所有家庭平均而言，效率總成本占電費比顯示，谷時的效率總成本占谷時電費比例為峰時的2.67倍～2.93倍，同時，谷時總效率成本值比峰時總效率成本值高7.3～15.1%，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谷時的再分配強度要大于峰時。雖然在這3年間社會效率總成本的變化不大，但結構卻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峰時還是谷時，總效率成本占電費的比例逐年下降，但對再分配值與無謂損失占總電費比例的分解顯示，再分配效應占電費比例下降，而無謂效率損失占電費比例上升。在峰時狀態下，再分配目的所致的直接效率成本與其無謂效率損失的比值，由2009年的近1：1，變為2011年的1：2。該比值在谷時狀態下的變化態勢類似，只是變動強度稍小。這些數據說明，無論是在峰時狀態還是谷時狀態下，為實現1元的再分配額度需要付出的無謂效率損失，在3年間增加了近1倍。總體上，谷時狀態下的再分配效應更強些。六、結論及政策建議本文不僅研究了遞增階梯電價在實現收入再分配和最大化經濟效率之間的兩難問題及其嚴重性程度，還初步探討了在遞增階梯電價基礎上嵌入分時電價對階梯電價功效的影響。理論模型揭示了用遞增階梯電價取代統一電價過程中必然存在實現收入再分配和最大化經濟效率間的兩難困境，即追求再分配目的必然導致福利效率的損失。為了數量刻畫這個兩難問題的嚴重程度，本文利用工具變量法，利用QUAIDS模型得出需求價格彈性，在此基礎上估計了杭州市用電家庭和全市為追求再分配目標所承受的效率損失的大小。對不同收入組的再分配效應和無謂效率損失進行了靜態與動態分析，并分析了嵌入分時定價后對階梯定價政策目標及其成本的影響。由此得出本文的結論和政策建議為：首先，遞增階梯電價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收入再分配目的，但對于不同收入組家庭再分配額及無謂損失值差異明顯，需加強對消費者使用階梯電價等復雜電價方式的宣傳普及。階梯電價對低、中、高家庭的收入再分配額為9.17，14.06和14.08元，再分配效應在中、低收入組間差異明顯且符合公平原則，但在中、高收入組間差異不大；隨著收入的增加，兩類效率成本變化趨勢不一，再分配效應逐漸下降，無謂損失呈現出增長趨勢，為實現再分配效應需要的成本逐漸增加。為實現1元的再分配效應，低、中、高家庭需要付出的無謂損失值依次為1.45，0.80和0.30元，為低收入家庭實現同樣的再分配效應需要付出更高的無謂損失。這需要促使各收入組家庭加深對階梯電價的認識和理解，減少各收入組家庭(尤其是低收入組家庭)進行電量消費決策時系統性地偏離最優原則的現象的發生。其次，收入再分配目標在各收入組家庭間的實現程度不一，需根據不同收入組家庭的用電習慣差異，制定更合理的分檔電量，以有效識別不同類型家庭。表1～表3的杭州用戶電量消費特征顯示，杭州市當前居民用電的分布不甚合理，用電大量集中在第二階梯，而未向第一與第三階梯散布。因此，對各階梯的分檔，應根據各收入組家庭的具體消費特征制定。通過設計有效的遞增階梯電價機制，使得收入和支付意愿越高的消費者家庭落入邊際價格越高的消費檔中。這樣不僅讓落入高消費檔的富裕家庭承擔交叉補貼落入第一檔的貧困家庭的責任，也讓有浪費性消費的能力和傾向的富裕家庭節約用電。再次，遞增階梯電價的再分配效應較小，要實現較強的再分配效應，需要采取與階梯定價相關的配套措施。杭州市電費收入占居民總收入的比例僅為0.5%～2.5%，低、中、高三類家庭的年均效率成本為9元～14元間，再分配效應占電費總支出的比例為0.8%～1.1%，社會總效率總成本約為5000萬元，再分配額與無謂損失各占近一半。杭州市的三級遞增階梯電價的再分配功效有限，這主要是由于階梯間價差較小、電價相對較低等原因，增強再分配效應可通過擴大價差、提升高階梯上的邊際價格等方式。最后，在遞增階梯電價基礎上嵌入峰谷分時電價有利于促進中、低收入組家庭實現再分配目的，但谷時電價并未實現讓高收入組家庭承受更多的電費負擔，為促進公平，應謹慎使用分時電價。分析結果顯示，分時電價使得中等收入組家庭在谷時狀態下的再分配額最大，而不是高收入組家庭。這可能是因為不同電價機制間存在目標沖突，在遞增階梯電價中嵌入分時電價削弱了再分配效應。因此，可考慮根據峰谷下不同收入家庭的消費特征，采取價格動態調整措施，逐步由分時定價轉向實時定價。隨著全國各地陸續實施遞增階梯電價和水價，充足的微觀數據不斷獲得，有助于進一步估算各地用遞增階梯電價追求再分配和節約環保等目的所要付出的效率損失程度。這也有利于判斷本文所得結論是否具有一般性，或者在何種意義上具有一般性。此外，在需求模型部分為了估計的便利性做了幾項限定性處理，這些限定在電力消費領域的穩健性問題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在規制者對有關家庭收入、家庭規模和構成等信息的掌握不充分的情況下，如何通過精細化和科學化階梯電價機制來提升政策的效力，也是值得學術界研究的。對這些潛在的研究方向和主題的探索，有利于為將來的遞增階梯電價、水價和氣價等政策的系統評估和參數校準做好充分的理論與實證準備。感謝匿名評審人提出的修改建議，筆者已做了相應修改，本文文責自負。注釋：①以下簡稱階梯定價，本文中所稱的階梯定價均是指遞增階梯定價(IncreasingBlockPricing，IBP)。②需要說明的是，我國的分時定價是進行日分割，即將一天內的時間分為峰時與谷時兩個時段，我國當前有9個省份實施了分時與階梯相結合的定價方式，包括江西、江蘇、上海、安徽、浙江、福建、四川、廣東、甘肅。而國外的分時定價更多的是根據季節(雨季與旱季，或一年四季)來進行年分割，將一年分為峰時與谷時兩個時段。如美國紐約長島電力公司實施了分季節的分時定價與按照電器分類的階梯定價相結合的方式。③這是一種最簡單的IBP設定，可以使用更多階梯的形式，但并不影響研究結論。④在多級(n≥3)階梯定價下，是位于PU下方的(多個)長方形面積與位于PU上方的(多個)長方形面積之差。如果再分配效應為正，表明階梯定價比統一定價下多支出的電費額，此時該消費者福利損失；如果再分配效應為負，表明階梯定價相對于統一定價下的電費支出節約，此時該消費者福利得益。⑤Marshall價格彈性是確保消費者的收入在商品價格變化前后保持不變時，能使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所得的價格彈性。而Hicks價格彈性是給定消費者效用和各種商品價格，能使消費者實現支出最少化所得的價格彈性，它剔除了商品價格變化引起的收入效應。對于正常品來說，eiju的絕對值大于eijc。本文為分析統一定價轉換為階梯定價后的消費行為，因此使用Marshall價格彈性。⑥QUAIDS模型滿足可加性齊次和斯勒斯基對稱性(γij=γji)。⑦在統一的(月收入)預算約束下，可將峰時與谷時的電力消費視作兩種不同的商品，而它們屬于獨立的純階梯定價系統。并且，本文分析的是峰時內的階梯定價與谷時內的階梯定價收入再分配效應的總和，即使存在峰谷間的替代效應[11]，只是會影響收入再分配效應在峰谷間的轉移，并不影響本文對總的再分配效應的計算。⑧通過對工具變量的內生性檢驗及弱工具變量檢驗顯示，拒絕價格是外生變量的假設，以及拒絕弱工具變量的假設，限于篇幅，本文在正文中略去檢驗步驟與結果。參考文獻：[1]SMOlmstead,W.M.Hanemann,R.N.Stavins.WaterDemandunderAlternativePriceStructur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7,54(2).[2]M.Bo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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