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共體和美國與韓國關于酒稅的糾紛案例分析案例內容

按韓國酒稅法，韓國對國內的燒酒征收35%的稅，而進口蒸餾酒（威士忌等）的稅率是100%。歐共體和美國提出，韓國的酒稅法對伏特加的稅率高于對燒酒的稅率，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條第２款第１句；給予國產酒燒酒的待遇比給予某些進口蒸餾酒（包括威士忌、白蘭地、法國白蘭地、餐后酒、伏特加、金酒、朗姆酒、特基拉酒和“臨時混合酒”）的待遇優惠，不符合ＧAＴＴ第３條第２款第２句。1997年4月2日，歐共體要求和韓國協商解決酒稅問題。5月23日，美國要求和韓國協商解決酒稅問題。9月1日協商失敗。歐共體和美國分別要求世貿組織成立專家組解決這兩個案子。韓國的酒稅法韓國１９４９年酒稅法和１９８２年教育稅法。韓國的酒稅法根據酒的銷售價征稅，而教育稅法則根據每種酒繳納酒稅的一定比例征收附加稅。對進口酒計算稅賦的基礎是商品的價格加保險費和運費（即國際貿易中的ＣＩＦ價格）加關稅；對國產酒計算稅賦的基礎是其生產成本加銷售費用（包括廣告費）、額外支出和利潤。酒稅法把酒分成11類，包括：燒酒（soju）、威士忌、白蘭地、一般蒸餾酒（包括伏特加、金酒、朗姆酒和特基拉酒等）、餐后酒和其他酒，有些類別再細分為小類。酒稅法規定了各類酒的定義。燒酒的稅率是３５％到５０％，而其他酒的稅率一般是８０％到１００％（酒精含量在２５％以下的稅率是７０％）。對酒稅率在８０％以上的，加征酒稅的３０％教育附加稅，而對酒稅率在８０％以下的教育附加稅率為１０％。除了進口的日本燒酒，其他進口酒的實際稅率都在８０％以上，因此都要加征３０％的教育附加稅。在１９８０年底以前，韓國對酒類進

口規定配額，而且征收１５０％—００％的關稅，１９９１年，韓國取消了配額，降低了關稅。但歐共體和美國指出，韓國１９９０年修改了教育稅法，對酒類銷售征收附加稅，抵消了上述自由化措施的作用。關于案情的爭議點（1）產品的專有性。韓國認為，歐共體和美國沒有明確提出此案中針對的是哪種酒只列出了威士忌等幾種品種，而韓國的法律涵蓋所有蒸餾酒。（2）相同產品的界定問題。即便是在確定了產品專有性的情況下，本案關鍵是威士忌等蒸餾酒和韓國的傳統燒酒是否為相同產品。因為根據GATT第三條第2款，只有在對相同產品征稅高于國內產品的情況下才可以援引此款。（3）對國內產品的保護問題。即便是確定了威士忌等進口酒和韓國的燒酒是相同產品，WTO作出裁定還必須依賴調查韓國的酒稅差別是否真正造成對本國產業的保護。GATT第三條第2款的第2句要求認定稅收差異是否造成對本國產品的保護。爭端雙方的陳述韓國認為，威士忌比燒酒不是相同產品，首先，在價格上前者比后者要貴12倍，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規定，存在如此巨大價格差距的兩種產品是不構成競爭性和替代性的，所以，兩者不是相同產品。其次，就消費傾向來看，人們對威士忌和燒酒的消費傾向是不同的，以臺灣為例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以歐共體出版的《向韓國出品食品導讀》中一書中講到了威士忌和韓國燒酒的不同為理論依據證明兩者的不同。歐共體和盟國認定，兩類酒是相同產品，其主要依據是兩類酒的具有相同的成分。從而認為韓國違反了GATT的有關款項。專家組首先要解決程序問題專家組要分析的第一個問題:是歐共體和美國的訴請是否具體（specific）的問題。韓國提出，歐共體成立專家組的請求中只提到燒酒和ＨS2２０８類的其他酒，甚至在其提交的材料中也沒有指明爭議具體包括哪些酒；美國成立專家組的請求也不夠具體，在提到其他蒸餾酒時只列出了威士忌、白蘭地、伏特加、金酒、朗姆酒和“臨時混合酒（ad-mixture）”。韓國提出，ＨS2２０８包括許多不同種類的酒，申訴方含糊的措辭影響了它的抗辯，而抗辯是作為DＳＵ一般原則的正當程序的體現；ＤＳＵ要求申訴方指明爭議的措施，歐共體和美國的含糊措辭違反了這一規定。韓國要求專家組作出裁定，限制爭議產品的范圍。專家組指出，ＤＳＵ第６條第２款規定“設立專家組的請求應當以書面提出，它應當闡明是否已經進行了磋商，確認爭議的各項具體措施，并提出一份簡要概述，足以明確說明作出該項訴請的法律依據。”申訴方請求是否符合第６條第

２款的要求是個案決定的，本案專家組要確定的是，歐共體和美國在成立專家組請求中的訴請是否能讓韓國了解它需要抗辯的范圍。在歐共體香蕉案中，上訴庭分析了為什么成立專家組的請求必須具體：請求是專家組職權范圍的基礎，也是被申訴方和其他第三方了解爭議的法律依據。韓國提出涉及爭議的每種酒必須在請求中指明，而申訴

方提出進口產品指所有蒸餾酒。專家組認為，對產品作比較在本案是重要的，但這是需要根據證據來確定的問題，不宜在程序階段決定。在日本酒稅案中，上訴庭認為受到歧視的是所有進口產品。雖然該案的決定對本案沒有任何效力，但申訴方參照該案的決定提出本案的請求也未嘗不可。在某些情況下，申訴方的訴請太籠統、太含糊，被申訴方確實無法了解爭議涉及的產品范圍，但在本案中申訴方明確提出了稅目號，考慮到上訴庭在最近審結的歐共體電腦設備關稅稅目案件中確認，指明一組產品就滿足了ＤＳＵ第６條第２款的要求，專家組確認，歐共體和美國請求的具體程度滿足了第６條第２

款的要求。第二個程序問題:是磋商是否符合ＤＳＵ規定。韓國提出，申訴方磋商時并沒有想通過磋商達成解決糾紛的一致意見，缺乏誠意，把磋商程序變成了提問，這違反了ＤＳＵ第３條第３款第７款和第４條第５款。專家組注意到，截止專家組作出報告時，ＷＴO沒有任何一個案件討論磋商是否充分的問題。只要申訴方提出了磋商的要求，從要求磋商之日到提出成立專家組的請求間隔了６０天以上，就符合ＤＳＵ在這方面的要求。至于磋商期間發生的具體情況，專家組是不需要了解的。專家組指出，磋商是解決爭端的重要步驟，但專家組無權調查磋商是否充分，因為磋商完全是爭議雙方的事，ＤＳＢ、專家組或秘書處都不介入。第三個程序問題:是違反保密義務問題。韓國提出，申訴方提交的材料中引用了韓國在磋商時提供的資料，這違反了ＤＳＵ第４條第６款。歐共體指出，韓國對第４條第６款的理解是不正確的。這一款指的是不得將磋商泄露給任何其他成員方或一般公眾，而不是指爭議各方。美國則提出，即使韓國的理解正確，這個問題也不屬于專家組的職權范圍。專家組認為，ＤＳＵ第４條第６款對爭議雙方進

行磋商是很重要的，其保密要求是指參與磋商的各方不得將資料泄露給磋商以外的任何人，專家組程序本身是保密的，因此在程序中披露從磋商中獲得的資料不違反保密義務。專家組認為，磋商的目的就是要使各方能夠收集準確的資料，以促成雙方協商解決問題，在無法協商解決時，則可以向專家組提供準確的資料。專家組認為，本案申訴方沒有違反保密義務。第四個程序問題:是提交材料的時間問題。韓國在第一次會晤時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作為對此研究報告的回應，歐共體在第二次會晤時提交了一份市場研究。專家組給韓國一周時間對此市場研究作出評論和答復。韓國認為給它的時間太短，侵犯了它答辯的權利。專家組認為韓國的權利沒有被侵犯。市場研究并不復雜，韓國答辯的時間足夠，而且研究報告不是申訴方的關鍵證據，是對已經提交材料的補充。如果這份材料真的是關鍵證據，專家組是會同意韓國延長時間的請求的。各方都希望給自己的答辯時間越長越好，但專家組從實際出發必須規定期限。專家組認為，根據該證據的重要性和給予韓國的時間，其權利沒有被侵犯。第五個程序問題:是允許律師參加專家組程序的問題。韓國提出要律師參加專家組程序，并引用了上訴庭在歐共體香蕉案中的意見，說各成員方有權利決定其代表團的構成。歐共體同意韓國的要求，而美國反對，主要理由是：ＷＴＯ是國際組織，ＧＡＴＴ一貫不允許律師參加國際糾紛的解決。專家組考慮到讓韓國有充分的為自己抗辯的機會，同意讓律師參加，同意的前提是：這些律師作為韓國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是政府雇傭的，愿意遵守一切保密義務，韓國對他們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本案的實體問題只有一個：韓國的做法是否違反了ＧＡＴＴ第３條第２款上訴庭最終結論（１）維持專家組對GATT第３條第２款第二句話中“直接競爭或可替代產品”的解釋；（２）維持專家組適用ＧＡＴＴ第３條第１款對第３條第２款第二句話中“提供保護”的解釋；（３）維持專家組關于舉證責任的做法；（４）確認專家組在根據DSＵ第１１條對事項作客觀判斷方面沒有錯誤；（５）確認專家組在作出結論和建議時并不是沒有提出理由。上訴庭建議ＤＳＢ要求韓國修改其酒稅法和教育稅法，使其符合韓國根據ＧＡＴＴ承擔的義務。上訴庭和專家組報告通過之后，歐共體與韓國、美國與韓國就執行期限問題分別舉行會談。由于未能達成一致意見，１９９９年４月９日，歐共體和美國要求通過仲裁決

定執行期限。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三方同意由Claus-DieterＥhlermann任仲裁員。韓國要求１５個月的執行期，理由是國內立法修改至少需要那么長時間。歐共體和美國都提出給６個月，說ＤＳＵ規定的１５個月并不是強制性的，每個案件的執行期應當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根據韓國的立法體制和實踐，修改立法并不復雜，６個月的時間已經夠了。仲裁員認為，雖然合理期間指成員方應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執行ＤSB決議，但這不是要求一個成員用極端的立法程序，它只要求利用普通立法程序。考慮到韓國提出的國會開會和提出議案的時間，仲裁員決定給１１個月零兩周的時間，即從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７日到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０日。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韓國通知SB，它已經修改了酒稅和教育附加稅法，對蒸餾酒一律征收７２％的稅和３０％的附加稅，對進口酒和國產酒不再有差別待遇。韓國認為它已經達到了專家組報告的要求。案例評析關稅是一國推行其外貿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是進口或出口的商品貨物和物品通過一國關境時由政府設置的海關向本國進口商或出口商征的一種稅收。關稅的高低直接影響各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商品價格的變化又直接對國外市場商品的需求產生影響，進而對國內外的生產、交換、消費與分配等再生產有關方面產生影響。就積極方面看，關稅可以增加一國的財政收入，可以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防止發達國家商品傾銷或轉嫁危機。就消極方面看，關稅也容易惡化與貿易伙伴之間的友好關系，影響整個世界貿易的發展。由于關稅的上述效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尤其30年代的大危機后，世界貿易環境惡化，保護主義盛行，世界貿易量驟減。第二次世界大戰又使得這一狀況雪上加霜，二戰結束前由美國發起建立了現稱的世界經濟貿易組織，這是一個以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為基礎、為削減關稅、消除貿易壁壘而締結的政府間多邊貿易協定。但是，入世的國家在關稅正效應的驅使下，相互之間的關稅爭端并沒有停止，而且糾紛更加廣泛與復